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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8月24日那个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的这一天，新兴市场股市今年已下跌了15%，多个国家货币兑美元创多年来新低，货币贬值幅度在3%以上的新兴经济体多达17个。过去两个月，A股指数下跌了32%，恒指下跌了21%。而此前一周，上证指数和深证综指均跌近12%。
继亚洲股指遭遇重挫后，欧美股市也遭抛售。欧美股市于此前一周跌逾5%，其中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全周跌幅达5.8%，标普还跌破了2000点大关。此前被看好的欧股也陷入困局——泛欧绩优FTSEurofirst300指数8月21日大幅收低3.40%，报1427.13点，是2011年11月来表现最差的一日，周跌幅创4年之最。英国富时100指数上周下跌超过10%，打破4月27日以来的7103.98点收盘的纪录。
美银美林8月21日表示，过去一周，全球股市资金流出规模高达83亿美元，为15周以来的最大规模。
石油及大宗商品也受到很大冲击。原油合约在连续8周走低后，8月的第三周继续下跌3.5%。这是自1986年原油价格连续10周下跌以来，下滑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跟踪22种大宗商品价格的彭博社全球商品指数跌至本世纪初曾出现的水平。基准铁矿石价格已经跌至每吨56美元，还不到2014年1月曾达到的每吨140美元的一半。
至今，尽管股市有回升也收复了部分失地，但参与者明白，一段时间后还会有再次下跌的风险，搞不好下跌的幅度会更大。这种事态在意料之中，是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尽情推QE救市，大举注入流动性导致了全球资金过剩，这些资金不断寻求投资领域。在低利率时期，使得金融资源被大规模投入到各种资产中，且往往首先是投入到股市中，引发它们的价格不合理增长和市场过热。要知道，美联储为期6年三轮的QE，美国三大股指涨了近3倍;日经指数也因为QQE一路狂飙，直到今年突破了2万点大关。股市的泡沫由此产生，危机也因此孕育。市场参与者投机获利的欲望进而促使积极地利用贷款杠杆，这体现在所谓保证金债务的日益增长上。金融体系内的泡沫因此越吹越大。
早在去年10月，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目前美股价格已经过高，CAPE（周期调整市盈率）指标之高令人担忧”。席勒当时指出，CAPE已达25倍，而20世纪均值仅为15.21倍。自1881年以来，仅有三个时期的CAPE超过25倍——上世纪20年代晚期，即1929年股市崩盘前夕;上世纪90年代末期，即网络泡沫化之前;2007年10月前，次贷危机随即暴发。需要强调的是，美国股市的一系列指标当前正在超出历史预示的危机过热水平。
泡沫堆积越来越大还表现在有很大可能动摇金融体系的一个危险指标，即衍生品金融工具水平过高。现在，对于美国前五大银行来讲，衍生品与资产之比超过30倍，这几乎超出预示危机的顶峰时期（2007年）近30%。同时，25家大银行的衍生品与资产规模之比达到22倍，比预示危机的水平高出45%。个别银行的这一比例往往超过50倍，这使其资产负债的稳定性大幅下降，金融体系的风险成倍提升。沃伦·巴菲特就曾指出，衍生品是定时炸弹，是金融界的大规模杀伤武器。
美银美林称，过去七年，推动股市上涨的一直就是央行货币宽松政策，而非企业表现。2015年第二季度，美国企业每股收益同比下降5.3%，欧洲企业下降3.1%，新兴市场下降5.8%，日本增长15.8%。流动性过剩导致了2015年市场出现超额回报，而接续的只能是动荡与调整。而这一轮全球动荡正是市场对2008年危机后遗症的集中暴发。量化宽松已走到了尽头，再怎么加大“剂量”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都不大了;与此同时，当货币政策失效时，由于债务杠杆率太高，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失灵了。当量化宽松政策失效，财政政策行不通时，习惯了过度依赖政府的市场失去自我调节能力后，需要新的发展方向。完全靠政府，靠货币政策、财政赤字来支撑市场，市场业已疲惫和麻痹了。
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股市对银行体系的影响有限，对实体经济影响更有限。经济的基本面和现实股市价格并不相符。
数据显示，7月份PPI季调环比下降了0.5%，在6月份季调后环比下降0.1%的基础上进一步下跌。至此，PPI涨幅已连续41个月为负，创本轮PPI通缩周期的最低水平。尽管CPI通胀率也在最近数月有所回升，仍然低于政府公布的3%的目标水平，如果扣除猪肉价格和服务业价格上升等因素，CPI还要低一些。按通常的定义，因为CPI在上升，中国并未处于通缩状态。但是，从通货收缩导致企业实际债务上升，从而对经济形成下行压力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中国经济可以说已经处在通缩中。
1997年那次开始的通货收缩持续到2002年，经过5年的去产能和关并停转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经济才最终走出通缩。2012年之后，中国的产能过剩比1997～2002年期间更为严重。当年有房地产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作为经济引擎，现在虽然可以寄希望于创新产业，但按定义，创新产业是否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同当年比，银行不良债权状况要好很多（但可能恶化），但企业债务问题却严重得多。企业杠杆率过高，就会出现银行惜贷、企业惜借的现象，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就难以解决。发展股市是缓解企业债务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但不能操之过急，况且目前的股市还正处在震荡与调整之中。股市出现大幅度下跌系市场前期过快上涨的调整，是自身运行规律的结果。中国本轮股市下跌，并没有证据证明银行体系受到严重影响，更遑论实体经济。股灾涉及场外配资、两融等问题，因而对银行体系肯定会有影响，但没有证据证明，股价的下跌会通过这些渠道导致银行危机，故股灾会引发系统性危险是将问题看得太过严重。
综上可见，这一轮全球性经济震荡，现在还称不上危机，但世界经济亮起了“黄灯”，如果调整不当，应对不力，便会走向危机，亮起“红灯”。
未来的关键还是中国与美国的政策走向。
继亚洲股指遭遇重挫后，欧美股市也遭抛售。欧美股市于此前一周跌逾5%，其中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全周跌幅达5.8%，标普还跌破了2000点大关。此前被看好的欧股也陷入困局——泛欧绩优FTSEurofirst300指数8月21日大幅收低3.40%，报1427.13点，是2011年11月来表现最差的一日，周跌幅创4年之最。英国富时100指数上周下跌超过10%，打破4月27日以来的7103.98点收盘的纪录。
美银美林8月21日表示，过去一周，全球股市资金流出规模高达83亿美元，为15周以来的最大规模。
石油及大宗商品也受到很大冲击。原油合约在连续8周走低后，8月的第三周继续下跌3.5%。这是自1986年原油价格连续10周下跌以来，下滑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跟踪22种大宗商品价格的彭博社全球商品指数跌至本世纪初曾出现的水平。基准铁矿石价格已经跌至每吨56美元，还不到2014年1月曾达到的每吨140美元的一半。
至今，尽管股市有回升也收复了部分失地，但参与者明白，一段时间后还会有再次下跌的风险，搞不好下跌的幅度会更大。这种事态在意料之中，是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尽情推QE救市，大举注入流动性导致了全球资金过剩，这些资金不断寻求投资领域。在低利率时期，使得金融资源被大规模投入到各种资产中，且往往首先是投入到股市中，引发它们的价格不合理增长和市场过热。要知道，美联储为期6年三轮的QE，美国三大股指涨了近3倍;日经指数也因为QQE一路狂飙，直到今年突破了2万点大关。股市的泡沫由此产生，危机也因此孕育。市场参与者投机获利的欲望进而促使积极地利用贷款杠杆，这体现在所谓保证金债务的日益增长上。金融体系内的泡沫因此越吹越大。
早在去年10月，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目前美股价格已经过高，CAPE（周期调整市盈率）指标之高令人担忧”。席勒当时指出，CAPE已达25倍，而20世纪均值仅为15.21倍。自1881年以来，仅有三个时期的CAPE超过25倍——上世纪20年代晚期，即1929年股市崩盘前夕;上世纪90年代末期，即网络泡沫化之前;2007年10月前，次贷危机随即暴发。需要强调的是，美国股市的一系列指标当前正在超出历史预示的危机过热水平。
泡沫堆积越来越大还表现在有很大可能动摇金融体系的一个危险指标，即衍生品金融工具水平过高。现在，对于美国前五大银行来讲，衍生品与资产之比超过30倍，这几乎超出预示危机的顶峰时期（2007年）近30%。同时，25家大银行的衍生品与资产规模之比达到22倍，比预示危机的水平高出45%。个别银行的这一比例往往超过50倍，这使其资产负债的稳定性大幅下降，金融体系的风险成倍提升。沃伦·巴菲特就曾指出，衍生品是定时炸弹，是金融界的大规模杀伤武器。
美银美林称，过去七年，推动股市上涨的一直就是央行货币宽松政策，而非企业表现。2015年第二季度，美国企业每股收益同比下降5.3%，欧洲企业下降3.1%，新兴市场下降5.8%，日本增长15.8%。流动性过剩导致了2015年市场出现超额回报，而接续的只能是动荡与调整。而这一轮全球动荡正是市场对2008年危机后遗症的集中暴发。量化宽松已走到了尽头，再怎么加大“剂量”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都不大了;与此同时，当货币政策失效时，由于债务杠杆率太高，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失灵了。当量化宽松政策失效，财政政策行不通时，习惯了过度依赖政府的市场失去自我调节能力后，需要新的发展方向。完全靠政府，靠货币政策、财政赤字来支撑市场，市场业已疲惫和麻痹了。
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股市对银行体系的影响有限，对实体经济影响更有限。经济的基本面和现实股市价格并不相符。
数据显示，7月份PPI季调环比下降了0.5%，在6月份季调后环比下降0.1%的基础上进一步下跌。至此，PPI涨幅已连续41个月为负，创本轮PPI通缩周期的最低水平。尽管CPI通胀率也在最近数月有所回升，仍然低于政府公布的3%的目标水平，如果扣除猪肉价格和服务业价格上升等因素，CPI还要低一些。按通常的定义，因为CPI在上升，中国并未处于通缩状态。但是，从通货收缩导致企业实际债务上升，从而对经济形成下行压力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中国经济可以说已经处在通缩中。
1997年那次开始的通货收缩持续到2002年，经过5年的去产能和关并停转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经济才最终走出通缩。2012年之后，中国的产能过剩比1997～2002年期间更为严重。当年有房地产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作为经济引擎，现在虽然可以寄希望于创新产业，但按定义，创新产业是否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同当年比，银行不良债权状况要好很多（但可能恶化），但企业债务问题却严重得多。企业杠杆率过高，就会出现银行惜贷、企业惜借的现象，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就难以解决。发展股市是缓解企业债务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但不能操之过急，况且目前的股市还正处在震荡与调整之中。股市出现大幅度下跌系市场前期过快上涨的调整，是自身运行规律的结果。中国本轮股市下跌，并没有证据证明银行体系受到严重影响，更遑论实体经济。股灾涉及场外配资、两融等问题，因而对银行体系肯定会有影响，但没有证据证明，股价的下跌会通过这些渠道导致银行危机，故股灾会引发系统性危险是将问题看得太过严重。
综上可见，这一轮全球性经济震荡，现在还称不上危机，但世界经济亮起了“黄灯”，如果调整不当，应对不力，便会走向危机，亮起“红灯”。
未来的关键还是中国与美国的政策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