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道德之纠缠始终是一种争议纷纭的话题，谈者皆有其理由，高下难分。然而当我在文字中浮沉数年以后，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记得英国人王尔德说过一句话：“文学就是撒谎。”王尔德可能是文学史上第一个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公然宣称文学就是撒谎的大作家。他提出这一观点，我猜想是有一个目的：告诫人们不要从道德角度来评判文学，因为撒谎是恶德，根本无须讨论。文学作品固然有好坏，但好坏不在于是否善，也不在于是否真，而仅仅在于是否美。
　　以艺术的眼光而不是以道德的眼光来打量文学作品，这一观念在目前之文坛仍然不是主流。倘若不信，可以看看前几年对“美女作家”的种种非议。许多文化人大骂卫慧、棉棉的小说，说她们的小说是“新买办文学”、“用身体写作的文学”。但我将她们的小说翻阅了一遍后，意外地发现《上海宝贝》与《糖》写得都还不错，然而批评者又为什么骂得那样道貌岸然呢?我知道文坛上有许多比卫慧、棉棉写得差的作品出版时却没有受到这般的谩骂，刚开始没想明白，直到最近重读王小波的随笔，才知道批评者是以一种“道德”的眼光来看待卫慧、棉棉的小说，而不是文学、艺术的眼光。
　　极具自由主义思想的王小波对“争论与道德”深有体会。王小波说，在中国，一切问题最后都要归结为道德问题，争论的不是对错真伪，而是谁好谁坏，好人一切皆好，坏人一切皆坏。王小波嘲弄说：“在文化界，赌的是人品、爱国心、羞耻心。照我看来，这有点像赌命，甚至比赌命还严重。假如文化领域里的一切争论都是道德之争、神圣之争，那么争论的结果就该是出人命。”对照某些小说的命运，王小波之语仿佛寓言一样。在道德上下判断，比在文学艺术上下判断要简捷省事多了，而且容易掩饰自己对艺术的无从把握。
　　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的小说写到了性，但古典名著《金瓶梅》、《肉蒲团》又何尝没有赤裸裸地写性呢?陈忠实的《白鹿原》也有大量的性描写，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小说成为经典之作。文学作品可以反映道德问题，但不能仅以道德之名来审视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反映的世界是立体的、多元化的、复杂的。文学烛照现实世界而又超脱于现实世界，它提供了一个充满想象的空间，这种空间为世界打开了另一扇窗口。从这扇窗口看过去，假如仅仅看到了道德批判，那我就无话可说。
　　从小说文本来分析这些“美女作家”的作品，自有其不足之处，绝非什么完美作品，但流露出的创作才华已经不容置疑。《上海宝贝》等小说是彻底的都市文学，卫慧、棉棉已抛弃了前辈作家的沉重与感伤，革命以及与革命有关的意识形态在她们描写的都市风景里消失殆尽，那一切好像从未发生。当然革命以及与革命有关的意识形态决没有在现实的都市风景中消失。但卫慧、棉棉的小说把这一层干净彻底地剥离出去了，没有任何负担地轻松剥离，你可以说她们缺乏历史的厚重，但你不能否认她们存在的合理性。
　　《上海宝贝》写入写景简洁敏锐，干净利索，有情却不酸，有节制而不造作，有见识但不往深里走。《上海宝贝》为中国“新人类”们摹了幅精致、潇洒、洋气的肖像。你可以不赞成“新人类”的生活，但你无法否定“新人类”的存在。棉棉的《糖》不如《上海宝贝》出色，但《糖》里面的下层经验更野，情感更真。可以说棉棉笔下的人物更像真“另类”。当然在语言上结构上这些小说还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以道德的角度来评论这些小说，对于批评来说是一种悲哀。《上海宝贝》、《糖》不是中国最好的小说，但这些小说却向我们提供了现实生活的另一面，真实而传神。当我们不再用道德的眼光打量小说中的人与事时，才会有阅读的收获。
　　骂派批评的底线应该是锋芒毕露的文学鉴赏能力而不是泼妇骂街式的无理取闹。只有在批评剥去道德的外衣以后，文学才能有大发展，才能有百花齐放的将来。文学应该展现我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喜怒哀乐，同时保持形式上的多样性与探索性。从这种角度上，我对这些小说深怀敬意。我并不否认文学中的道德关怀，但这种道德关怀应该以艺术、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努力提升阅读者的精神向度，而不是恶意攻击写作者的道德水准。从某一种角度上来说，写作者、批评者都需要启蒙，摆脱在思想上的“被保护状态”。不被道德意识所局限，写出真相，写出理想。
　　
　　(来源：网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