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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嵇康、郭璞是魏晋时期的著名诗人，受政治环境和文化思潮的影响，寄情仙境，向往自由，是其诗文创作的主要内容，也成为他们显著的外相特征。而另一方面，两位诗人都关注现实，忧怀世事，这又成为他们重要的内在生命特征。这种对传统的叛逆和依恋，对现实的超越与忧惠，济世弘道与走向世俗，构成了其双重的生命特征。
关键词：嵇康；郭璞；双重生命特征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1)02-0130-05
嵇康、郭璞是魏晋时期著名诗人，虽人生经历和个性特征不同，但在民族文化浸润下，却表现出许多相似的生命特征。受政治环境和文化思潮的影响，二人都寓情仙境，向往自由，追求自然畅达的理想人生，同时又关注现实，忧怀世事、不畏强权，这种对传统的叛逆和依恋，对现实的超越与忧患，济世弘道与走向世俗，构成了其双重的生命特征。今天，我们将两位诗人放在一起，探究其悲剧中所体现的民族文化的遵从性和民族情感模式的共同性，重新审视他们在深重的人生苦难和生存困惑中，所表现出的刚毅健勇、忧怀世事、虚静正定、高邈超迈的独立品格与浩然正气。穿越浩渺的时空，他们深厚的生命意识和情感活力，深邃的思想，敏锐的目光，勇于批判，善于思辨，真诚率真、通脱雅致的生命境界，必将对匆促、浮躁的现代人有所启迪。
一、才高命蹇，生不逢时
嵇康(224—263)，谯郡锤(今安徽宿州)人，字叔夜。是魏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黄庭坚称嵇康诗“豪壮清丽，无一点尘俗气”。方廷琏言：“读叔夜诗，能消去胸中一切宿物，由天资高妙，故出口如脱，在魏、晋间，另是一种手笔。”郭璞(276—323)，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字景纯，西晋末、东晋初的杰出的文学家，著名的训诂学家，精于历算和术数之学，善于卜筮。作品有后人所辑的《郭弘农集》。他创作的《游仙诗》尤为有名，钟嵘称其诗为“中兴第一”，《晋书》本传说他“词赋为中兴之冠”。
两位诗人都才气超人，志向远大。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生活在魏晋政治剧烈变动的时期，此时战乱频仍，祸乱繁生、政权交替频繁。
二者不同的是嵇康生活在正始时期，此时司马氏与曹氏两大势力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政权争夺，最终司马氏取得了政权。为巩固篡逆夺来的政权，统治者一面拉拢名士，一面疯狂地剪除异己，戮杀名族，受此牵连的士人几乎无一幸免。追求自由闲适生活的嵇康对该政权有着近乎本能的拒斥，故受诬下狱，被当局所杀。郭璞比嵇康晚半个多世纪，在他生命的47年里，经历了八王之乱、西晋灭亡、司马氏东迁、东晋初建等几个动荡的历史时期。虽幼习儒业，有匡正之心。但此时政局混乱，准的无依，门阀当权，再有东晋统治者的偏安、享乐心理，故寒素出身的郭璞始终不被重用。后因劝阻军阀王敦图逆，被其杀害。可见，嵇康、郭璞短暂的一生都是在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浪中度过的。他们才高命蹇，生不逢时。虽残酷的政治斗争使之与建安士人有了很大差别。但可贵的是两位诗人在浑浑尘世，没有迷茫，没有沉沦，而是清醒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无论是嵇康的远离政权，还是郭璞的济世不得。为维护自身尊严与人格独立，他们拒斥黑暗，超迈绝尘，求仙访道，寄情诗酒，彰显了魏晋风度，谱写了高邈的人生乐章，给后世以标榜。
二、寄情仙境，鄙弃现实
在魏晋险恶的社会环境下，士人话语中居主导地位的不再是君权和功名，而是个体生命的存在与精神的自由。“不是人的外在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作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此时的诗风也由建安时慷慨悲凉变为词旨隽永、寄托遥深，蕴含深刻的哲思和痛彻的人生悲哀。尽管二人性情不同，嵇康越教任心、傲世蔑俗，执着峻急，优雅高爽；郭璞狂放纵诞，鄙弃荣华，讥嘲虚伪，直言谏诤。但其性格中都有一种天然的追求自由的素质。为抗拒黑暗的现实，他们都将自由的仙境作为自己的理想之所：
双鸾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唏阳振羽仪，长鸣戏云中，时下息兰池，自谓绝尘埃，终始永不亏。(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同上)
逝将离群侣，杖策追洪崖。焦鹏振六翮，罗者安所羁。(嵇康《述志诗》其一)
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郭璞《游仙诗》三)
淮海变微禽，吾生独不化。虽欲腾丹溪，云螭非我驾。(郭璞《游仙诗》四)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郭璞《游仙诗》五)
诗中的意象都蕴含远大理想和美好品格，是自南和光明的化身。它们轩翥低昂，凌空奋飞，逍遥自适，高翔天外，表达了诗人内心对自南和光明的热烈向往。此外，二人笔下还经常出现仙人意象和隐士意象：
遥望山上松，隆冬郁青葱。自遇一何高，独立边无丛。愿想游其下，蹊路绝不通。王乔弃我去，乘云驾六龙。飘飘戏玄圃，黄老路相逢。(嵇康《游仙诗》)
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嵇康《五言诗》其三)
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郭璞《游仙诗》二)
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郭璞《游仙诗》三)
事实上，游仙也好，隐逸也好，都是诗人无可奈何的选择，它并不意味着其政治意念的完全消解，而是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对世俗的鄙弃，对自我人格的坚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权变，但其精神上的抑郁苦闷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二者的不同之处，嵇康诗歌清峻玄远，高蹈遗世，豪壮清丽；郭璞诗歌则艳逸俊美，形象生动，仙人合一。嵇康游仙的目的是拒斥现实，抒发自己超世拔俗的强烈愿望和对优游闲适生活的热烈渴望。郭璞则是用游仙诗这种隐晦曲折的形式来抒发自己难言的坎壕之怀和对现实的失望与愤慨，展现自己理想的社会图景和情志抱负。陈祚明言嵇康：“轻世肆志，所托不群，非真欲仙也，所愿长与俗人别耳。”评郭璞：“景纯本以仙姿游于方内，其超越恒情，乃在造语奇杰，非关命意。《游仙》之作，明属寄托之词，如以‘列仙之趣’求之，非其本旨矣。”钟嵘在《诗品》中也说郭璞：“但《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壕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可见，两位诗人都是借游仙内容的诗歌来抒发内在之心绪和自由之精神，并以此反衬现实社会的黑暗和自己的高亮人格。按精神分析学，这是嵇康、郭璞内在之心绪在被压抑之后的转移和升华。
三、身处边缘。心存社稷
嵇康、郭璞在某种意义上以可以说是身处边缘的士人的代表。所不同的是嵇康是自我边缘化，而郭璞则是被边缘化。嵇康因其与曹魏的关系，有了一个中散大夫的头衔，但这只是一个闲职，并无什么实权，不需到朝廷办事，曾隐居山阳二十年之久；又 由于在司马氏时期，嵇康蔑弃统治者以名教来掩饰自己虚伪残暴的丑恶行径，便以决绝的态度，回绝了山涛的举荐和统治者的拉拢利用，希冀于远离世俗，弹琴饮酒，教养子女，与亲旧叙阔的闲适生活。如此，他实则是一个主动远离政治权利中心而义非真正隐士的“边缘人”。而郭璞在重门阀，重出身，“上晶无寒士，下品无世族”的时代，尽管饱读诗啪，有济世之忐，以满腔的热情积极上疏晋元帝实施良策，以正视听。但由于元帝平庸并贪图享乐，对其政间置若罔闻，义r11于郭璞寒素出身，且“妙于阴阳算历”，故存统治者眼中，仅是个方术之士，属社会末流，故一直未得重用。在这个意义上郭璞是被边缘化了。
刘熙载《艺概》论：“嵇叔夜、郭景纯皆亮节之士，虽《秋胡行》贵玄默之致，《游仙诗》假栖遁之青，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乃知识曲寅听其真也。”一即无论是游心玄远，清虚自守，还是寄情仙境，崇尚自由，都是其双重人格中的一面，超然飘逸的气质与刚肠嫉恶、忧怀世事的情怀，才是其思想的完整内核。尽管嵇康的弹琴、饮酒、作诗、养生等生活巾的一切均成为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的乐章，是他玄美人生的融然远寄；也尽管郭璞性格率易，不修威仪，嗜酒过度，浪漫自由。我们认为这都只是其外相生命特征，而其内在的生命特征则是关怀世事、沉郁忧患。
嵇康、郭璞都家世儒学，白幼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胸怀大志，意欲有所作为。这是他们思想的实质和基本倾向。嵇康在《卜疑集》中全面阐述了自己政治观点和处世态度，其积极国事、献身济世的精神贯穿全篇；《太师箴》中强调当权者不要“肆于骄淫”，要“唯贤是授”。在《家诫》中强调立志、守志之重要，充满着儒家积极人世的精神。他的一系列玄学论文，都具有一种清思峻骨的风格，凸现出他的高亮人格。对司马氏集刚的钟会造访，他锻而不辍，目不旁视。对山涛的举荐，他愤而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在吕安事件中，他伸张正义，为吕安辨诬，因 此下狱。在司马氏政权称汤武、周公以除却异己之时，他作《管蔡论》，说其“未为至譬”，并撰写《释私沦》抨击伪君子。
同嵇康一样，郭璞又曾何时忘怀过世事。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时代的不清明促使他更加积极地关心世事，直言谏诤，而这正是儒家的济世思想。《晋书·郭璞传》说他“好经术”，潜心研究儒家经典。其立身行事也始终接近儒家，学术著作也是儒家类多于道家类。按《晋书》记载他的一些奏疏，持论都是以儒家经典为本。儒家的使命意识羽悲悯情怀，必然带来对天下、对社会、埘黎无的忧思忧虑。我们看郭璞在游仙诗中的环境捕写，与以往游仙诗不同，涛巾的仙境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的。这种对环境描写的变化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了诗人在仙境徜徉时，也未能忘却现实，反映了他对现实世界的热切关注。另外他在游仙诗中抒发了自己强烈的忧国患民思想，最后也是因忠于晋室阻止王敦叛乱而被杀害。
由此我们看到，嵇康、郭璞虽身处边缘，却胸怀天下，心存社稷，忧国患民。高尔泰认为，“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音乐由之而生的肥沃的土壤。”
四、忧时贵生，舍生取义
魏晋时期战乱频繁，政权迭替，瘟疫横行，生死无常。《晋书·阮籍传》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故而“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全晋文》卷三三)是魏晋士人的普遍感受。但同时这又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人们比任何时期都更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生死问题也被提到了一个空前重要的位置。“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朱，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肖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巾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
同魏晋士人一样，嵇康、郭璞也有着极强的生命意识，他们对生命十分的珍爱，这种珍爱之情就表现在追慕神仙、自然适性和悉心养生上。
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寿；思欲登仙，以济不朽。(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
清虚静泰，少私寡欲。……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唏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若此以往，庶可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嵇康《养生论》)
帝台之水，饮蠲心病。灵府是涤，和神养性。食可逍遥，濯发浴泳。(郭璞《中山经图赞·帝台浆》)
有人爰处，员丘之上。赤泉驻年，神木养命。禀此遐龄，悠悠无竞。(郭璞《海外南经图赞·不死国》)
采药游名山，将以救年颓。呼吸玉滋液，妙气盈胸怀。(郭璞《游仙诗》九)
珍惜时光、钟爱生命、超脱世事、少私寡欲，平和养性。活着，健康地活着，适性地活着，是嵇康的一种理想，一种寄托。在实际生活巾他也是情趣高邈，恬静寡欲，自然适性，而不像竹林诸贤，土木形骸，饮酒过差，纵诞放浪。嵇康养生的目的固然在于求得长生，但最高境界还是精神的超脱及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魏晋时期很多人服食仙药或修炼内丹，以达到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目的。而郭璞所述养生长寿术多为神话式而非现实的，是他贵己重生思想的一种反映。与嵇康不同，郭璞在生活中纵性放浪，嗜酒好色，时或过度。这种悖反既是当时颓废风气的影n向，也是他对社会压迫和坎壤人生的一种痛苦而消极的反抗。
我们知道，道家在生死观上强调的是生命的自然之理。儒家的生命观是现实而理性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它尊重生命的规律，但也不惧怕自然的死亡，所谓“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孟子·尽心》)在生命价值的认识上儒家强调的是服从社会的伦理价值原则。《礼记·儒行》：“爱其死以有待，养其身以有为。”孑L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所以儒家要“成仁”、“弘毅”、“取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到孟子则发展为著名的“舍生取义”说。荀子承继此说：“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
很鲜明，嵇康和郭璞在生死观上既有道家的尊重生命的自然规律，注重体任自然的养生方式和生死一体、无有哀乐等思想，又有儒家的不仅尊重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更注重生命存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思想。最后，珍爱生命的两位诗人，舍生取义，慷慨而死。尽管死之因由不同，一个是因与当权者司马氏的坚决不合作态度，受诬被害；一个是为晋室朝廷尽忠而被逆反之贼杀害，但都是为着心中的“正义”。面对死亡，他们从容镇定，有着一种悲剧的崇高；他们既珍爱生命，又超越了生命，既重视生，也不畏惧死，体现了魏晋风度所蕴涵的生命底蕴，诠释了儒家舍生取义生死观的深刻内涵。
综上所述，嵇康、郭璞儒道双修，但就本质而言，他们是儒家思想的殉道者，实践者。两人均欲有所作为，但乱世纷扰，不给他们以机会，于是他们转而托玄言以寄情，借奇行而避世，欲保全性命于乱世；但关注现实、忧怀世事的本性，终使他们卷入了乱世的纷争之中。且根深蒂固的儒家观念又促使其终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结果殉身于乱世之中。出世而不得，人世而不能，他们面临的矛盾与冲突不仅仅是其个人内心的矛盾和冲突，更是中国士子在民族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中都要面对的两难选择。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嵇康和郭璞，从寄情仙境，鄙弃现实到身处边缘，心存社稷，从忧时贵生到舍生取义慷慨而死，他们双重悖反的生命特征给历史留下了太多的感慨和无奈，也给今天的我们以太多的启示。余秋雨存《遥远的绝响》一文中深刻地解析“为什么这个时代这批人物，这些绝响，老是让我们割舍不下?我想，这些在生命的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做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力求网通而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在他们的血统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传代者。但中国的审美文化从他们的精神酷刑中开始屹然自立。”千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两位诗人刚健峻侠，淡薄名利，任性随情，清虚坦荡的人格精神，体悟他们虽经受艰难的人生遭际，却始终以坚强的心理支撑，去描绘心中美好理想的高迈的生命境界，以使我们去浮躁以平和，予喧嚣以宁静，务本存真，平实坚守，建塑人生。
关键词：嵇康；郭璞；双重生命特征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1)02-0130-05
嵇康、郭璞是魏晋时期著名诗人，虽人生经历和个性特征不同，但在民族文化浸润下，却表现出许多相似的生命特征。受政治环境和文化思潮的影响，二人都寓情仙境，向往自由，追求自然畅达的理想人生，同时又关注现实，忧怀世事、不畏强权，这种对传统的叛逆和依恋，对现实的超越与忧患，济世弘道与走向世俗，构成了其双重的生命特征。今天，我们将两位诗人放在一起，探究其悲剧中所体现的民族文化的遵从性和民族情感模式的共同性，重新审视他们在深重的人生苦难和生存困惑中，所表现出的刚毅健勇、忧怀世事、虚静正定、高邈超迈的独立品格与浩然正气。穿越浩渺的时空，他们深厚的生命意识和情感活力，深邃的思想，敏锐的目光，勇于批判，善于思辨，真诚率真、通脱雅致的生命境界，必将对匆促、浮躁的现代人有所启迪。
一、才高命蹇，生不逢时
嵇康(224—263)，谯郡锤(今安徽宿州)人，字叔夜。是魏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黄庭坚称嵇康诗“豪壮清丽，无一点尘俗气”。方廷琏言：“读叔夜诗，能消去胸中一切宿物，由天资高妙，故出口如脱，在魏、晋间，另是一种手笔。”郭璞(276—323)，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字景纯，西晋末、东晋初的杰出的文学家，著名的训诂学家，精于历算和术数之学，善于卜筮。作品有后人所辑的《郭弘农集》。他创作的《游仙诗》尤为有名，钟嵘称其诗为“中兴第一”，《晋书》本传说他“词赋为中兴之冠”。
两位诗人都才气超人，志向远大。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生活在魏晋政治剧烈变动的时期，此时战乱频仍，祸乱繁生、政权交替频繁。
二者不同的是嵇康生活在正始时期，此时司马氏与曹氏两大势力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政权争夺，最终司马氏取得了政权。为巩固篡逆夺来的政权，统治者一面拉拢名士，一面疯狂地剪除异己，戮杀名族，受此牵连的士人几乎无一幸免。追求自由闲适生活的嵇康对该政权有着近乎本能的拒斥，故受诬下狱，被当局所杀。郭璞比嵇康晚半个多世纪，在他生命的47年里，经历了八王之乱、西晋灭亡、司马氏东迁、东晋初建等几个动荡的历史时期。虽幼习儒业，有匡正之心。但此时政局混乱，准的无依，门阀当权，再有东晋统治者的偏安、享乐心理，故寒素出身的郭璞始终不被重用。后因劝阻军阀王敦图逆，被其杀害。可见，嵇康、郭璞短暂的一生都是在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浪中度过的。他们才高命蹇，生不逢时。虽残酷的政治斗争使之与建安士人有了很大差别。但可贵的是两位诗人在浑浑尘世，没有迷茫，没有沉沦，而是清醒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无论是嵇康的远离政权，还是郭璞的济世不得。为维护自身尊严与人格独立，他们拒斥黑暗，超迈绝尘，求仙访道，寄情诗酒，彰显了魏晋风度，谱写了高邈的人生乐章，给后世以标榜。
二、寄情仙境，鄙弃现实
在魏晋险恶的社会环境下，士人话语中居主导地位的不再是君权和功名，而是个体生命的存在与精神的自由。“不是人的外在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作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此时的诗风也由建安时慷慨悲凉变为词旨隽永、寄托遥深，蕴含深刻的哲思和痛彻的人生悲哀。尽管二人性情不同，嵇康越教任心、傲世蔑俗，执着峻急，优雅高爽；郭璞狂放纵诞，鄙弃荣华，讥嘲虚伪，直言谏诤。但其性格中都有一种天然的追求自由的素质。为抗拒黑暗的现实，他们都将自由的仙境作为自己的理想之所：
双鸾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唏阳振羽仪，长鸣戏云中，时下息兰池，自谓绝尘埃，终始永不亏。(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同上)
逝将离群侣，杖策追洪崖。焦鹏振六翮，罗者安所羁。(嵇康《述志诗》其一)
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郭璞《游仙诗》三)
淮海变微禽，吾生独不化。虽欲腾丹溪，云螭非我驾。(郭璞《游仙诗》四)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郭璞《游仙诗》五)
诗中的意象都蕴含远大理想和美好品格，是自南和光明的化身。它们轩翥低昂，凌空奋飞，逍遥自适，高翔天外，表达了诗人内心对自南和光明的热烈向往。此外，二人笔下还经常出现仙人意象和隐士意象：
遥望山上松，隆冬郁青葱。自遇一何高，独立边无丛。愿想游其下，蹊路绝不通。王乔弃我去，乘云驾六龙。飘飘戏玄圃，黄老路相逢。(嵇康《游仙诗》)
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嵇康《五言诗》其三)
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郭璞《游仙诗》二)
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郭璞《游仙诗》三)
事实上，游仙也好，隐逸也好，都是诗人无可奈何的选择，它并不意味着其政治意念的完全消解，而是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对世俗的鄙弃，对自我人格的坚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权变，但其精神上的抑郁苦闷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二者的不同之处，嵇康诗歌清峻玄远，高蹈遗世，豪壮清丽；郭璞诗歌则艳逸俊美，形象生动，仙人合一。嵇康游仙的目的是拒斥现实，抒发自己超世拔俗的强烈愿望和对优游闲适生活的热烈渴望。郭璞则是用游仙诗这种隐晦曲折的形式来抒发自己难言的坎壕之怀和对现实的失望与愤慨，展现自己理想的社会图景和情志抱负。陈祚明言嵇康：“轻世肆志，所托不群，非真欲仙也，所愿长与俗人别耳。”评郭璞：“景纯本以仙姿游于方内，其超越恒情，乃在造语奇杰，非关命意。《游仙》之作，明属寄托之词，如以‘列仙之趣’求之，非其本旨矣。”钟嵘在《诗品》中也说郭璞：“但《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壕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可见，两位诗人都是借游仙内容的诗歌来抒发内在之心绪和自由之精神，并以此反衬现实社会的黑暗和自己的高亮人格。按精神分析学，这是嵇康、郭璞内在之心绪在被压抑之后的转移和升华。
三、身处边缘。心存社稷
嵇康、郭璞在某种意义上以可以说是身处边缘的士人的代表。所不同的是嵇康是自我边缘化，而郭璞则是被边缘化。嵇康因其与曹魏的关系，有了一个中散大夫的头衔，但这只是一个闲职，并无什么实权，不需到朝廷办事，曾隐居山阳二十年之久；又 由于在司马氏时期，嵇康蔑弃统治者以名教来掩饰自己虚伪残暴的丑恶行径，便以决绝的态度，回绝了山涛的举荐和统治者的拉拢利用，希冀于远离世俗，弹琴饮酒，教养子女，与亲旧叙阔的闲适生活。如此，他实则是一个主动远离政治权利中心而义非真正隐士的“边缘人”。而郭璞在重门阀，重出身，“上晶无寒士，下品无世族”的时代，尽管饱读诗啪，有济世之忐，以满腔的热情积极上疏晋元帝实施良策，以正视听。但由于元帝平庸并贪图享乐，对其政间置若罔闻，义r11于郭璞寒素出身，且“妙于阴阳算历”，故存统治者眼中，仅是个方术之士，属社会末流，故一直未得重用。在这个意义上郭璞是被边缘化了。
刘熙载《艺概》论：“嵇叔夜、郭景纯皆亮节之士，虽《秋胡行》贵玄默之致，《游仙诗》假栖遁之青，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乃知识曲寅听其真也。”一即无论是游心玄远，清虚自守，还是寄情仙境，崇尚自由，都是其双重人格中的一面，超然飘逸的气质与刚肠嫉恶、忧怀世事的情怀，才是其思想的完整内核。尽管嵇康的弹琴、饮酒、作诗、养生等生活巾的一切均成为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的乐章，是他玄美人生的融然远寄；也尽管郭璞性格率易，不修威仪，嗜酒过度，浪漫自由。我们认为这都只是其外相生命特征，而其内在的生命特征则是关怀世事、沉郁忧患。
嵇康、郭璞都家世儒学，白幼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胸怀大志，意欲有所作为。这是他们思想的实质和基本倾向。嵇康在《卜疑集》中全面阐述了自己政治观点和处世态度，其积极国事、献身济世的精神贯穿全篇；《太师箴》中强调当权者不要“肆于骄淫”，要“唯贤是授”。在《家诫》中强调立志、守志之重要，充满着儒家积极人世的精神。他的一系列玄学论文，都具有一种清思峻骨的风格，凸现出他的高亮人格。对司马氏集刚的钟会造访，他锻而不辍，目不旁视。对山涛的举荐，他愤而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在吕安事件中，他伸张正义，为吕安辨诬，因 此下狱。在司马氏政权称汤武、周公以除却异己之时，他作《管蔡论》，说其“未为至譬”，并撰写《释私沦》抨击伪君子。
同嵇康一样，郭璞又曾何时忘怀过世事。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时代的不清明促使他更加积极地关心世事，直言谏诤，而这正是儒家的济世思想。《晋书·郭璞传》说他“好经术”，潜心研究儒家经典。其立身行事也始终接近儒家，学术著作也是儒家类多于道家类。按《晋书》记载他的一些奏疏，持论都是以儒家经典为本。儒家的使命意识羽悲悯情怀，必然带来对天下、对社会、埘黎无的忧思忧虑。我们看郭璞在游仙诗中的环境捕写，与以往游仙诗不同，涛巾的仙境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的。这种对环境描写的变化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了诗人在仙境徜徉时，也未能忘却现实，反映了他对现实世界的热切关注。另外他在游仙诗中抒发了自己强烈的忧国患民思想，最后也是因忠于晋室阻止王敦叛乱而被杀害。
由此我们看到，嵇康、郭璞虽身处边缘，却胸怀天下，心存社稷，忧国患民。高尔泰认为，“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音乐由之而生的肥沃的土壤。”
四、忧时贵生，舍生取义
魏晋时期战乱频繁，政权迭替，瘟疫横行，生死无常。《晋书·阮籍传》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故而“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全晋文》卷三三)是魏晋士人的普遍感受。但同时这又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人们比任何时期都更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生死问题也被提到了一个空前重要的位置。“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朱，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肖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巾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
同魏晋士人一样，嵇康、郭璞也有着极强的生命意识，他们对生命十分的珍爱，这种珍爱之情就表现在追慕神仙、自然适性和悉心养生上。
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寿；思欲登仙，以济不朽。(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
清虚静泰，少私寡欲。……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唏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若此以往，庶可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嵇康《养生论》)
帝台之水，饮蠲心病。灵府是涤，和神养性。食可逍遥，濯发浴泳。(郭璞《中山经图赞·帝台浆》)
有人爰处，员丘之上。赤泉驻年，神木养命。禀此遐龄，悠悠无竞。(郭璞《海外南经图赞·不死国》)
采药游名山，将以救年颓。呼吸玉滋液，妙气盈胸怀。(郭璞《游仙诗》九)
珍惜时光、钟爱生命、超脱世事、少私寡欲，平和养性。活着，健康地活着，适性地活着，是嵇康的一种理想，一种寄托。在实际生活巾他也是情趣高邈，恬静寡欲，自然适性，而不像竹林诸贤，土木形骸，饮酒过差，纵诞放浪。嵇康养生的目的固然在于求得长生，但最高境界还是精神的超脱及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魏晋时期很多人服食仙药或修炼内丹，以达到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目的。而郭璞所述养生长寿术多为神话式而非现实的，是他贵己重生思想的一种反映。与嵇康不同，郭璞在生活中纵性放浪，嗜酒好色，时或过度。这种悖反既是当时颓废风气的影n向，也是他对社会压迫和坎壤人生的一种痛苦而消极的反抗。
我们知道，道家在生死观上强调的是生命的自然之理。儒家的生命观是现实而理性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它尊重生命的规律，但也不惧怕自然的死亡，所谓“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孟子·尽心》)在生命价值的认识上儒家强调的是服从社会的伦理价值原则。《礼记·儒行》：“爱其死以有待，养其身以有为。”孑L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所以儒家要“成仁”、“弘毅”、“取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到孟子则发展为著名的“舍生取义”说。荀子承继此说：“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
很鲜明，嵇康和郭璞在生死观上既有道家的尊重生命的自然规律，注重体任自然的养生方式和生死一体、无有哀乐等思想，又有儒家的不仅尊重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更注重生命存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思想。最后，珍爱生命的两位诗人，舍生取义，慷慨而死。尽管死之因由不同，一个是因与当权者司马氏的坚决不合作态度，受诬被害；一个是为晋室朝廷尽忠而被逆反之贼杀害，但都是为着心中的“正义”。面对死亡，他们从容镇定，有着一种悲剧的崇高；他们既珍爱生命，又超越了生命，既重视生，也不畏惧死，体现了魏晋风度所蕴涵的生命底蕴，诠释了儒家舍生取义生死观的深刻内涵。
综上所述，嵇康、郭璞儒道双修，但就本质而言，他们是儒家思想的殉道者，实践者。两人均欲有所作为，但乱世纷扰，不给他们以机会，于是他们转而托玄言以寄情，借奇行而避世，欲保全性命于乱世；但关注现实、忧怀世事的本性，终使他们卷入了乱世的纷争之中。且根深蒂固的儒家观念又促使其终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结果殉身于乱世之中。出世而不得，人世而不能，他们面临的矛盾与冲突不仅仅是其个人内心的矛盾和冲突，更是中国士子在民族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中都要面对的两难选择。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嵇康和郭璞，从寄情仙境，鄙弃现实到身处边缘，心存社稷，从忧时贵生到舍生取义慷慨而死，他们双重悖反的生命特征给历史留下了太多的感慨和无奈，也给今天的我们以太多的启示。余秋雨存《遥远的绝响》一文中深刻地解析“为什么这个时代这批人物，这些绝响，老是让我们割舍不下?我想，这些在生命的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做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力求网通而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在他们的血统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传代者。但中国的审美文化从他们的精神酷刑中开始屹然自立。”千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两位诗人刚健峻侠，淡薄名利，任性随情，清虚坦荡的人格精神，体悟他们虽经受艰难的人生遭际，却始终以坚强的心理支撑，去描绘心中美好理想的高迈的生命境界，以使我们去浮躁以平和，予喧嚣以宁静，务本存真，平实坚守，建塑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