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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7年9月7日毛泽东撰寫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深刻地分析和论述了自由主义的表现、性质、危害、产生的根源以及反对自由主义的重大意义，堪称讨伐自由主义的“第一檄文”。8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重温此文，不但能够深切感地受到其中所蕴涵的磅礴伟力，而且可以发现毛泽东在文中提出的党建命题和重要观点，对于当前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仍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深刻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自由主义；思想建党；思想斗争；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9-0016-04
自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自由”作为一种美好的政治理念和社会价值，就成为人们的追求目标，并被写进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纲领，近年来又被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倡导、培育和践行。然而吊诡的是，这个美好的词汇一旦与“主义”勾连起来，成为“自由主义”，那么其内涵和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就是一种必须坚决抵制和反对的错误倾向和思潮——这在过去的民主革命时期如此，在当今的改革开放时期也是如此。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必须对自由主义持一种鲜明决绝的态度立场，或者说为什么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由主义呢？其实，早在8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深刻思考和清醒回答。今天重温1937年9月7日毛泽东所撰写的《反对自由主义》这篇经典文献，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其中所蕴涵的磅礴伟力。
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深刻地分析和论述了自由主义的表现、性质、危害、产生的根源，以及反对自由主义的重大意义。从这篇文章的思想价值及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深远影响来说，它堪称讨伐自由主义的“第一檄文”。据有关当事人回忆，此文最初发表于同年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校刊《思想战线》（后改为《抗大》）、陕甘宁边区党委刊物《工作通讯》等内部刊物；1942年4月，正式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延安整风时期，被列为干部学习的“22个文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被收入经毛泽东亲自主持修改审定的《毛泽东选集》。
众所周知，毛泽东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高度重视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头脑和指导实践，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强调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率先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重大命题，并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深入的探索和思考，撰寫了多篇重要文章。如果说毛泽东1929年12月所写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是他在井冈山时期针对红四军内部错误思想系统阐述思想建党的第一篇代表性文献；那么时隔8年之后所写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则是他在抗日战争初期针对全党范围内存在的错误倾向，而深入阐述思想建党的又一篇代表性文献。深刻认识和领会这篇文章的思想内涵和指导意义，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来把握：
（一）大历史的时代背景。从写作时间来看，《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写于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爆发的两个月之后。此时，“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成为时代强音，全民族抗战成为摆在中华民族面前最为急迫和重大的历史任务。[1]在这样的时代大势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定的倡导者和执行者，要肩负起这个重大时代任务和历史使命，就必须使自身成为一个团结统一和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先进性政党。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处在一种分散的农村游击环境中，党员成分相当复杂，其中大多数来自农民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社会阶级，因而带来了许多自私自利、消极散漫的自由主义倾向，这无疑对保持党的高度统一团结、完成艰巨的历史使命带来极大妨碍。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广大知识分子纷纷奔向“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延安。然而，这些思想观念和倾向多样多元的知识分子的到来，无疑给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思想状况带来极为复杂的影响。正是基于这样的严峻形势和复杂情况，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党内自由主义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而，他从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团结大局和战略高度出发，郑重地把“反对自由主义”作为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的紧迫任务提了出来。
（二）毛泽东个人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理论源于实践，文章合为时而著，这是毛泽东进行理论思考和行文著述的一个鲜明特征和基本规律。换句话来说，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发展与理论创造的轨迹，紧密地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历程关联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本人曾将《毛泽东选集》中的著述视为“历史资料”“历史事实的记录”，也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总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2]从这个角度来说，《反对自由主义》一文的产生，或者说毛泽东写作此文的动因，也离不开中国革命的实践土壤，这篇文章本身就是回应当时中国革命问题的理性产物。而且，从《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在《毛泽东选集》中的目录排序可以发现，它是毛泽东继《实践论》（1937年7月）《矛盾论》（1937年8月）这两篇最具代表性哲学思想文章之后写成的。这也意味着，此时毛泽东已具有了相当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和思维方法，也就是具有了“哲学家的头脑”和掌握了“辩证法这个武器”，所以才能写出如此犀利透彻的讨伐自由主义的檄文，从而赋予这篇经典文献以针砭时弊的批判力和穿透历史的思想力。
通读《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其中蕴含着针砭时弊的批判力，这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对党内自由主义种种表现的系统概括和深刻剖析上。在这篇不足1400字的短文中，毛泽东综合调查研究所掌握的基本情况，用了近一半的篇幅详细列举和评述了党内存在的11种自由主义。概括地说，这11种自由主义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是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毛泽东在文中列舉了5种情况：“第一种”——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第三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过。“第九种”——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第十种”——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第十一种”——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
第二类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毛泽东在文中列举了3种情况：“第六种”——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第七种”——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第八种”——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
第三类是组织上的自由主义。毛泽东在文中列举了3种情况：“第二种”——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第四种”——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第五种”——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
可以说，毛泽东之所以在文中对党内的自由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逐一列举和详细描述，目的在于为“自由主义者”画像，使广大党员干部可以一目了然地认清“自由主义者”的真面目，并且提醒党员干部意识到自由主义这种弊病的严重性，从而提高“反对自由主义”的自觉性。返观当今中国社会现实不难发现，当年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所批评的自由主义，仍或多或少地普遍存在着。在社会领域，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社会思潮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比如，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质疑改革开放和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领域的“民主社会主义”“西方宪政民主”“公民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所谓“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新闻观”等思潮，从本质上说都与自由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自由主义则集中表现为无视和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致使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娱乐化、圈子化，从而严重地恶化了党内政治生态。对此，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义正辞严地指出：“这些年，一些地方和部门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好人主义、个人主义盛行，有的是搞家长制、独断专行，以至于一些人不知党内政治生活为何物，是非判断十分模糊。”[3]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还明确概括了违反党内政治生活原则的七种突出现象，即“七个有之”：“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4]仔细对照和深入分析则会发现，这“七个有之”中的不少“有之”，就与毛泽东当年批评的自由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与高度的契合。
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和重要论断，蕴含着洞察深邃的思想力。这篇经典文献的思想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提出了“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的党建命题。“思想斗争”是毛泽东思想建党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和重大命题。早在《矛盾论》一文中，毛泽东就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论述了党内矛盾的客观性和开展“思想斗争”之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性。他鲜明地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5]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6]由此可见，毛泽东明确地把自由主义作为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主要靶子，并把“反对自由主义”作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团结的主要任务。
（二）深刻揭示了自由主义的本质和危害。关于本质，毛泽东认为，自由主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是消极的东西，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7]关于危害，毛泽东认为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对于这种严重的恶劣倾向，毛泽东严厉地指出，“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8]
（三）辩证分析了自由主义的产生根源和思想方法。关于产生根源，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9]关于思想方法，毛泽东犀利地指出自由主义者的“两面派”和“双重标准”，即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10] （四）鲜明回答了“怎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中，“人的因素”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根本因素。毛泽东深谙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精髓要义，所以针对党内的“反对自由主义”问题，他是着眼于从“人的因素”来思考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的——这就涉及到从本质上认识“共产党员”内涵界定及其价值标准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进行了鲜明回答，首次明确提出了“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马克思主义标准。他分析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11]他呼吁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12]
综上可见，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所提出的思想任务、党建命题和重要观点，对于当前我们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仍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深刻的启发意义。而且，如果从历史使命和党的建设这两个重要维度来审视，那么还可以说当年毛泽东在文中提出的上述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本身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思想支撑和重要思想源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清醒地判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面临的突出问题，立足于续写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的战略高度，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使命担当，严肃提出“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3]，“党内要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14]；郑重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15]；明确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每个党员、干部的事，大家都要增强角色意识和政治担当……敢于同形形色色违反党内政治生活原则和制度的现象作斗争”。[16]从一定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系列重大命题、重要思想和重大部署，意味着“反对自由主义”既是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斗争”特别是“思想斗争”的重要任务，也是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清醒的思想认知和高度的政治自觉，冷静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这“四大考验”，竭力防止和化解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四大危险”，坚决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和实践活动，厉行“中央八项规定”，集中整饬党风政风，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依法依纪严厉惩治腐败分子，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从而使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起来，使党内政治生活呈现出许多新氣象，赢得了党心民心信心，为进一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参考文献
[1]王颖.抗战时期毛泽东巧用新闻宣传利器[J].湘潮， 2015（12）.
[2]陈晋.文章千古事——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自己著述的评价[N].人民日报，2017-03-30.
[3][4][14][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内部发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173.225.174. 174-175.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6.
[6][7][8][9][10][11][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59.361.361.360.361.361.361.
[1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01.
[15]习近平.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6-11-03.
作者系《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主编
责任编辑：刘 捷
[关键词]自由主义；思想建党；思想斗争；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9-0016-04
自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自由”作为一种美好的政治理念和社会价值，就成为人们的追求目标，并被写进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纲领，近年来又被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倡导、培育和践行。然而吊诡的是，这个美好的词汇一旦与“主义”勾连起来，成为“自由主义”，那么其内涵和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就是一种必须坚决抵制和反对的错误倾向和思潮——这在过去的民主革命时期如此，在当今的改革开放时期也是如此。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必须对自由主义持一种鲜明决绝的态度立场，或者说为什么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由主义呢？其实，早在8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深刻思考和清醒回答。今天重温1937年9月7日毛泽东所撰写的《反对自由主义》这篇经典文献，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其中所蕴涵的磅礴伟力。
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深刻地分析和论述了自由主义的表现、性质、危害、产生的根源，以及反对自由主义的重大意义。从这篇文章的思想价值及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深远影响来说，它堪称讨伐自由主义的“第一檄文”。据有关当事人回忆，此文最初发表于同年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校刊《思想战线》（后改为《抗大》）、陕甘宁边区党委刊物《工作通讯》等内部刊物；1942年4月，正式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延安整风时期，被列为干部学习的“22个文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被收入经毛泽东亲自主持修改审定的《毛泽东选集》。
众所周知，毛泽东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高度重视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头脑和指导实践，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强调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率先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重大命题，并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深入的探索和思考，撰寫了多篇重要文章。如果说毛泽东1929年12月所写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是他在井冈山时期针对红四军内部错误思想系统阐述思想建党的第一篇代表性文献；那么时隔8年之后所写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则是他在抗日战争初期针对全党范围内存在的错误倾向，而深入阐述思想建党的又一篇代表性文献。深刻认识和领会这篇文章的思想内涵和指导意义，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来把握：
（一）大历史的时代背景。从写作时间来看，《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写于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爆发的两个月之后。此时，“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成为时代强音，全民族抗战成为摆在中华民族面前最为急迫和重大的历史任务。[1]在这样的时代大势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定的倡导者和执行者，要肩负起这个重大时代任务和历史使命，就必须使自身成为一个团结统一和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先进性政党。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处在一种分散的农村游击环境中，党员成分相当复杂，其中大多数来自农民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社会阶级，因而带来了许多自私自利、消极散漫的自由主义倾向，这无疑对保持党的高度统一团结、完成艰巨的历史使命带来极大妨碍。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广大知识分子纷纷奔向“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延安。然而，这些思想观念和倾向多样多元的知识分子的到来，无疑给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思想状况带来极为复杂的影响。正是基于这样的严峻形势和复杂情况，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党内自由主义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而，他从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团结大局和战略高度出发，郑重地把“反对自由主义”作为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的紧迫任务提了出来。
（二）毛泽东个人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理论源于实践，文章合为时而著，这是毛泽东进行理论思考和行文著述的一个鲜明特征和基本规律。换句话来说，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发展与理论创造的轨迹，紧密地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历程关联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本人曾将《毛泽东选集》中的著述视为“历史资料”“历史事实的记录”，也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总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2]从这个角度来说，《反对自由主义》一文的产生，或者说毛泽东写作此文的动因，也离不开中国革命的实践土壤，这篇文章本身就是回应当时中国革命问题的理性产物。而且，从《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在《毛泽东选集》中的目录排序可以发现，它是毛泽东继《实践论》（1937年7月）《矛盾论》（1937年8月）这两篇最具代表性哲学思想文章之后写成的。这也意味着，此时毛泽东已具有了相当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和思维方法，也就是具有了“哲学家的头脑”和掌握了“辩证法这个武器”，所以才能写出如此犀利透彻的讨伐自由主义的檄文，从而赋予这篇经典文献以针砭时弊的批判力和穿透历史的思想力。
通读《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其中蕴含着针砭时弊的批判力，这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对党内自由主义种种表现的系统概括和深刻剖析上。在这篇不足1400字的短文中，毛泽东综合调查研究所掌握的基本情况，用了近一半的篇幅详细列举和评述了党内存在的11种自由主义。概括地说，这11种自由主义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是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毛泽东在文中列舉了5种情况：“第一种”——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第三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过。“第九种”——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第十种”——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第十一种”——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
第二类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毛泽东在文中列举了3种情况：“第六种”——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第七种”——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第八种”——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
第三类是组织上的自由主义。毛泽东在文中列举了3种情况：“第二种”——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第四种”——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第五种”——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
可以说，毛泽东之所以在文中对党内的自由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逐一列举和详细描述，目的在于为“自由主义者”画像，使广大党员干部可以一目了然地认清“自由主义者”的真面目，并且提醒党员干部意识到自由主义这种弊病的严重性，从而提高“反对自由主义”的自觉性。返观当今中国社会现实不难发现，当年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所批评的自由主义，仍或多或少地普遍存在着。在社会领域，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社会思潮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比如，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质疑改革开放和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领域的“民主社会主义”“西方宪政民主”“公民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所谓“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新闻观”等思潮，从本质上说都与自由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自由主义则集中表现为无视和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致使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娱乐化、圈子化，从而严重地恶化了党内政治生态。对此，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义正辞严地指出：“这些年，一些地方和部门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好人主义、个人主义盛行，有的是搞家长制、独断专行，以至于一些人不知党内政治生活为何物，是非判断十分模糊。”[3]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还明确概括了违反党内政治生活原则的七种突出现象，即“七个有之”：“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4]仔细对照和深入分析则会发现，这“七个有之”中的不少“有之”，就与毛泽东当年批评的自由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与高度的契合。
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和重要论断，蕴含着洞察深邃的思想力。这篇经典文献的思想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提出了“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的党建命题。“思想斗争”是毛泽东思想建党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和重大命题。早在《矛盾论》一文中，毛泽东就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论述了党内矛盾的客观性和开展“思想斗争”之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性。他鲜明地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5]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6]由此可见，毛泽东明确地把自由主义作为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主要靶子，并把“反对自由主义”作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团结的主要任务。
（二）深刻揭示了自由主义的本质和危害。关于本质，毛泽东认为，自由主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是消极的东西，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7]关于危害，毛泽东认为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对于这种严重的恶劣倾向，毛泽东严厉地指出，“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8]
（三）辩证分析了自由主义的产生根源和思想方法。关于产生根源，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9]关于思想方法，毛泽东犀利地指出自由主义者的“两面派”和“双重标准”，即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10] （四）鲜明回答了“怎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中，“人的因素”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根本因素。毛泽东深谙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精髓要义，所以针对党内的“反对自由主义”问题，他是着眼于从“人的因素”来思考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的——这就涉及到从本质上认识“共产党员”内涵界定及其价值标准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进行了鲜明回答，首次明确提出了“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马克思主义标准。他分析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11]他呼吁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12]
综上可见，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所提出的思想任务、党建命题和重要观点，对于当前我们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仍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深刻的启发意义。而且，如果从历史使命和党的建设这两个重要维度来审视，那么还可以说当年毛泽东在文中提出的上述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本身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思想支撑和重要思想源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清醒地判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面临的突出问题，立足于续写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的战略高度，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使命担当，严肃提出“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3]，“党内要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14]；郑重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15]；明确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每个党员、干部的事，大家都要增强角色意识和政治担当……敢于同形形色色违反党内政治生活原则和制度的现象作斗争”。[16]从一定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系列重大命题、重要思想和重大部署，意味着“反对自由主义”既是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斗争”特别是“思想斗争”的重要任务，也是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清醒的思想认知和高度的政治自觉，冷静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这“四大考验”，竭力防止和化解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四大危险”，坚决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和实践活动，厉行“中央八项规定”，集中整饬党风政风，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依法依纪严厉惩治腐败分子，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从而使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起来，使党内政治生活呈现出许多新氣象，赢得了党心民心信心，为进一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参考文献
[1]王颖.抗战时期毛泽东巧用新闻宣传利器[J].湘潮， 2015（12）.
[2]陈晋.文章千古事——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自己著述的评价[N].人民日报，2017-03-30.
[3][4][14][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内部发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173.225.174. 174-175.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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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01.
[15]习近平.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6-11-03.
作者系《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主编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