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曾说过,“我们的历史不是祖先们到新加坡才开始,而是从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创始时就已开始。”身为华人的李光耀学习华语始于他18岁那年。他认为,学习华语的推动力是自豪感——认同母族文明的意识,知道我来自何方。
　　李光耀首次访华是在1976年5月,不仅与当时的中国总理华国锋进行了3次长谈,而且见到了82岁的毛泽东,成为毛泽东去世前接见的为数有限的外国客人之一。
　　2006年5月15日,李光耀在上海出席他的新书《学语致用——李光耀华语学习心得》发布会上说,新加坡越来越需要与中国打交道。如果华语在新加坡无法继续传承,不仅失去一种语言、一些生意,还会失去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珍贵的友谊。
　　李光耀以战略眼光确定新加坡的腹地在中国,带头发起学华语的运动,实际上是给新加坡寻找出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东南亚研究室主任翟昆评价说。
　　其子李显龙执政以来,新加坡的国民经济、外交事务都在不断地向良性方向发展。在繁忙的国家事务中,李显龙一直在关注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当选总理之初,他就在群众大会上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新加坡人必须积极保留文化传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根。”
　　30年来,李光耀一直以“中国的老朋友”身份关注着中国改革、复兴的每一步。几乎每隔一年便会来中国一次,每次的时间都在8-10天。李光耀几乎走遍了中国。
　　而回顾中国这30年的发展复兴之路,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能听到李光耀的声音,或积极的建议或犀利的批评或善意的提醒。那么,作为新加坡政治人物、作为华人,李光耀与中国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为此,《华人世界》采访了相关专家、评论员。
　　
　　李光耀是中国的诤友
　　
　　在所有外国领导人当中,李光耀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最为深刻,并且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中国的角度考虑一些问题;而在东方国家的所有领导人当中,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也很透彻,李光耀时常帮助西方国家思考如何与中国进行更有成效的交往。
　　可以说,李光耀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并且深远的。“在中国与东盟以及西方国家的交往中,李光耀起了独特的桥梁作用。”外交学院外交系教授苏浩在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说道,“上世纪80年代,美国在东南亚一直有对中国十分不利的广播,在李光耀的提议下,广播才得以取消。”此外,在两岸关系中,李光耀直接促成了1992年在新加坡举行的“汪辜会谈”。“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新加坡由于自身的局限,所有的军事训练都是在台湾完成的。因此,新加坡与台湾关系很密切。李光耀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两岸交往的桥梁。”苏浩表示。
　　但在很多人看来,李光耀与中国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用“老朋友”、“老大哥”来概括。新加坡联合早报时事评论员杜平认为用“诤友”来形容更为贴切。他对《华人世界》阐释道:“具体地说,在李光耀之于中国,我觉得他既是中国诚实的支持者,也是最直率、最善意的批评者。”
　　杜平曾在北京中央新闻单位担任首席外交记者,负责报道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外事活动,与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过直接接触,包括目睹过中国多位领导人与李光耀之间的接触。由于长期在中新两国主流媒体工作,所以他对双边政治交往有直接和深入的观察。
　　在杜平看来,不只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即便是直到今天,李光耀和新加坡在很多方面依然关注并影响着中国。
　　杜平认为,李光耀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朋友:“李光耀是一位非常有主见的人,他有一套成熟的、自己相当坚持的治国思想和政治哲学,所以他永远是毫不迟疑地捍卫自己的政治人格和声誉。”
　　在杜平的印象中,李光耀从来不会轻易地赞赏或者附和中国,也不会违心地说一些令中国人高兴的话。相反,在不少时候,他针对中国发表的一些言论,听起来并不是很舒服,甚至有些刺耳,偶尔还有可能引起一点小误会。但是,时间和事实经常站在他一边。他说的很多话后来都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是苦口良药。因此,他认为用严厉、挑剔和不讲情面的“政治导师”来形容李光耀更准确。
　　
　　李光耀和新加坡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自1965年独立后，40多年间,新加坡已发展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新加坡政府以高效、廉洁而闻名,人民生活水平较其他亚洲国家高。这一切都离不开李光耀。而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和他的治国理念正是吸引邓小平之所在,也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借鉴和学习的。
　　“李光耀和新加坡是中国的一面镜子。”杜平用一句话概括了李光耀与中国的关系。的确,邓小平当年访问新加坡时,看到这个规模很小的华人社会发展和管理得如此之好,便把它当成一面镜子,并且从中看到了中国的落后,更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信心和方向。
　　在新加坡已生活十多年的杜平感触颇多,他把李光耀的治国经验概括为两点:务实和实用主义。“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任何东西只要能带来好处和利益,新加坡都绝不会拒之门外,反而要捷足先登,趋而取之。实际上,一切外来的东西,都能被巧妙地变成新加坡的,而且是新加坡所特有的。例如新加坡政治制度的架构是西式的,但这个框架下的内容和行为规范却有很多是东方式的,例如必须尊重权威的尊严,不允许这种尊严受到任意挑战。”杜平这样评价。
　　在国际贸易和外交上,新加坡同样非常务实。“无论是与大国,还是与地区各国的关系上,新加坡在很多方面游刃有余,四面受益。作为一个小国的领导人,李光耀所主导和影响下的外交政策,简单概括起来,就是现实主义,或者叫趋利避害。”杜平说。
　　“李光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直接和间接的作用。”外交学院外交系教授苏浩向记者表示,“作为华人领袖,他一直有很强烈的意愿要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上世纪70年代,中新尚未建交,但实际上,李光耀已经开始积极主动地表示愿意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90年代改革开放的重心从南方四个经济特区转向长三角地区,李光耀在这个转变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非常有眼光,苏州工业园区是两国经济合作最重要的体现,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新尝试,也是一个由国家支持来带动地方经济的特殊合作项目。从沿海到长三角再到内地、东北等地的经济发展,李光耀都在其中起了独特的作用。”
　　而在中国，继邓小平之后,历代领导人也都把新加坡的很多方面作为参照物。中国的很多事情都被拿来与新加坡作比较,中国在经济改革等方面也会听取李光耀的意见。杜平的看法是:“无论他的见解在中国政府的决策中发挥了多大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认真提出的很多看法,都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李光耀与中国“和而不同”
　　
　　在谈到李光耀对中国的态度上,杜平用了“和而不同”四个字。
　　我们知道新加坡主要是华人社会,李光耀的祖籍是广东省大埔县，以至于不少人不管是否真正了解他,都会把他视为世界华人社会的光荣。“但随之也出现了不少错误的认识,包括从文化母国的角度,一厢情愿地把李光耀当作‘海外侨领’来看待。”
　　最后,杜平特别强调,在谈论李光耀对中国所具有的价值之前,人们必须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一点,那就是,李光耀虽然是华人,但他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传统概念上“心系祖国的海外华人”。李光耀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政治领袖。他的中国观、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等,都与中国人有很大的差别。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交往,属于两个不同国家之间的高层互动,双方的出发点都是要追求和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条件是平等和双赢。“很多中国人以‘血浓于水’的惯性思维来看待或者寄望于李光耀和新加坡,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对新加坡和中国,这都不公平。”
　　在这一点上,杜平与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郑永年不谋而合。他们都在接受采访时特别强调“李光耀是华人,但不是中国人”。
　　结合本次报道,记者电话连线了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任研究员，现在主持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研究工作的郑永年教授。
　　《华人世界》:郑教授,您好!您曾在新加坡东亚研究所供职9年,有很多机会与李光耀资政见面,请谈谈您对李光耀的印象。
　　郑永年:是的。我曾在新加坡工作过9年,负责为新加坡政府撰写政
　　策分析文章。我认为,李光耀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与一般的政治人物非常不同。他尽管日理万机,但很好学,每天要看大量材料,对世界局势和发展大趋势都有自己的看法。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发展得更好更稳,是他要思考和把握的。而在发展过程中一旦有失误,对一个小国来说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作为资政,也就是专门为国家发展提供智慧和资讯。李光耀只关注重大问题和发展大趋势。
　　李光耀对中国的有些看法比中国人更透彻。
　　《华人世界》:有人说李光耀既是新加坡资政又是“中国资政”,您认为李光耀对中国的价值是什么?
　　郑永年: 1978年李光耀与邓小平在新加坡第一次会面,两人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交谈。在那个时候,李光耀已经预见到中国会崛起,非常看好中国的未来。
　　李光耀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希望事物不是永恒不变的。他认为要改进就必须付出代价。这在他建设新加坡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一方面要捍卫新加坡的制度,一方面又对不好的制度努力改进。对待中国问题也是一样。早前在中国还没有崛起的时候,需要改革制度和体制,现在中国和平崛起了,在世界上有发言权了,同样也需要不断改革。也就是说必须要具备自我反省的精神和能力。
　　李光耀对中国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都是由新加坡和中国本身的经验中得来的,并且都是具有建设性的。并不像西方社会喜欢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捕风捉影式地评论中国。
　　《华人世界》:除了内政,李光耀对中国国际关系上的影响体现在哪里?
　　郑永年:这一点在国际关系上更为明显。美国有位政治人物曾说过一句话:想要了解中国就去新加坡。虽然凭我个人在新加坡的生活感受,并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对中国都了解,但李光耀本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任何一位海外政治人物。他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把中国放在全世界的局势里来看中国,并能反过来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因此,往往李光耀对中国的看法对西方政治人物非常具有说服力,他们非常在意李光耀对中国的评价。李光耀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中都起到了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李光耀是华人 但不是中国人
　　
　　《华人世界》:李光耀对中国的关注,有人认为是纯粹出于新加坡领导人对于本国利益的考量,也有人认为是出于自己的华人情感,您的看法呢?
　　郑永年: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首先,李光耀是新加坡的政治人物。因此,他首要考虑的是新加坡本国的利益。其次,他对中国充满信心和期待。因为他是一名华人,他的祖辈是中国大陆人。另外,如果从国外的视角看也一样,因为李光耀是华人,又因为他作为新加坡领导人把一个华人社会建设得如此之好。这两点综合起来让外国政治家非常重视李光耀对中国的评价。
　　
　　苏州工业园区是中新两国领导人交流思想的论坛
　　
　　《华人世界》:您如何看待苏州工业园区对中新两国的意义?
　　郑永年:苏州工业园区是两国政府间合作的一个项目。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直接来自新加坡。但我认为苏州工业园区不是一般的经济项目。当初李光耀决定要在中国搞工业园区,脑袋里所想的不是如何赚钱而是思考如何通过苏州工业园区加强两国在软件方面的合作,使园区成为两国高层领导人可以经常见面、经常交流思想的论坛平台。
　　
　　政治人物最大的特点在于把理念转化成为制度
　　
　　《华人世界》:李光耀的治国理念中,什么最值得中国学习?
　　郑永年:李光耀最擅长把西方好的东西和中国优秀的传统很好地结合。比如他把中国的法家传统与西方的法制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在新加坡的治理上。也就是说李光耀擅于把理念转化为制度。
　　中国要擅于把自己放在世界格局中来看问题。我想,政治人物最大的特点就是要能把理念转化为国家制度,而不是光谈理想或是只侧重于具体事务的管理。如今,世界上没有人会否认新加坡是一个现代型的国家,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后短短的几十年间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完整的现代国家机器,没有照搬照抄任何国家的模式,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不是因为新加坡小,纵观世界上那么多小国家,治理得好的却极其少。新加坡在廉政、城市管理、交通管制和金融系统等层面都有很多成功经验,我们都可借鉴。
　　
　　李光耀追求的是亚太和平
　　《华人世界》:在两岸关系中,您如何看李光耀所起的作用?
　　郑永年:在两岸关系中,李光耀首先考虑的当然是新加坡的利益。两岸关系紧张对新加坡是没有好处的,亚太和平是他所追求的。其次,作为华人,李光耀也不希望看到两岸关系不好。他深切地知道沟通非常重要。因此,他促成了在新加坡的“汪辜会谈”。他对两岸关系是持续关注中的。
　　
　　李光耀最佩服和崇拜的人是邓小平
　　
　　《华人世界》:您如何看待李光耀和邓小平的渊源?
　　郑永年: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是通过邓小平。李光耀多次公开表示过,他最佩服、最崇拜的人是邓小平。新加坡之行使邓小平看到了市场的好处,看到了新加坡的成功经验。而他的所看所思则直接体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
　　李光耀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了解华人的特点,华人社会一旦有好的制度和机遇,就会有很好的发展。一方面,李光耀拥有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中国又有邓小平这样坚定的领导人,因此,李光耀对中国的未来非常关注,并在关键时候给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明确讲到,新加坡取得了高速有序的发展,我们要向新加坡学习。于是,中国很多高层都纷纷去新加坡学习,其中包括中央政府官员以及国家金融机构的最高领导如周小川、郭树清等。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的成功之处对中国最高层的决策必然有相当的影响。包括南巡讲话中提到的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即姓资姓社等等问题都和新加坡不无关联。
　　他们两人的个性差不多,邓小平话也不多,都很少有大理论,而是谈非常实际的操作层面。通常政治人物都是操作者。邓小平就是擅于把政策理念转化为操作层面的人。改革开放就是很好的证明。
　　
　　李光耀是建设新国家的革命者 李显龙是管理型的政治人物
　　
　　《华人世界》:新加坡对中国建设和谐社会是否具借鉴意义?
　　郑永年:李光耀追求的是儒家的中庸与和谐。新加坡有很好的经济发展、有良好的社会秩序,是典型的和谐社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很好的实践。新加坡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专门成立东亚哲学研究所,研究如何运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但不是照抄照搬,而是取其精华。
　　《华人世界》:如今,李光耀的接力棒交到其子李显龙手中,您认为李显龙与父亲李光耀在处事风格、施政风格、外交策略上有什么异同?
　　郑永年:李光耀是建设新国家的革命者,李显龙是管理型的政治人物。李光耀面临的是百废待兴、一片混乱的局面,而李显龙的主要责任在于创新和改善制度。父亲李光耀是强人政治,作为第二代政治人物的李显龙则更侧重于体系维持和改善。我们不能用固定眼光来看政治人物。李光耀从总理到资政过程中对事物的看法是有不同的,李显龙对事物的看法也是在不断改变的。李显龙非常好学,他毕业于华校,受过系统的华语教育,中文讲得比父亲好。
　　
　　中新两国总体会朝稳健、紧密的方向发展
　　
　　《华人世界》:中新两国关系未来的走向如何?
　　郑永年: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得非常快,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多,总体上是会朝稳健、紧密的方向发展。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可能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完全一致,新加坡有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考量。李光耀等一批新加坡华人首先都是新加坡人而不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