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香港回归20周年，《南风窗》的献礼是，十个香港人（新香港人）的奋斗故事。编辑部文章中写道，“它是一个鼓励勤劳致富，鼓励绝境求生，鼓励力争上游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你总是能看到励志的故事。”
　　这十个香港人的故事，既有著名出版人潘耀明，也有太平绅士陈智思，还有来港17年的电视从业者张晓文等，他们都在香港这片神奇的土地中，经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今天的成功。尤其是当中产阶级陷入全球性困顿的今天，这样的故事足够鼓舞人心。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切口，描绘了部分香港人的英勇突围，这是该封面报道的价值所在。但任何成功不是无缘无故的。香港的繁荣被看作是市场经济与儒家传统文明的结合，是中西文化合璧的结果。也有观点称它的成功是占据了西方制度优势与大陆人口的红利。作为一个弹丸之地，它的繁荣必定来自于对时局的准确判断，通过“搭便车”的方式获得利益最大化。而在逆全球化时代，香港这片“神奇土地”还能如何发展，值得观望。
　　《南风窗》报道的故事，大部分是成功者。我在香港倒是认识不少不太如意的穷人朋友。有人奋斗一生，才能买下几十平米的小房子；有人中年失业，不得不到茶餐厅当服务员；有人说他父亲为了“酣钱”，一个月都舍不得去餐厅吃饭；有人同时身兼数职，为多家媒体写稿才能维持基本收入。香港生存之艰难，让一些人变得现实与功利。“被地产商绑架”已经成为香港经济的结构性命门。从《麦兜故事》到《天水围的日与夜》，这些电影都描绘了香港底层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在跑车呼啸而过的社会中成为一个穷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穷人也有一定获得感，尚能看到勤劳致富的图景；但一旦增速放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在1997年回歸之后，香港依旧延续了以往的发展模式，也维持了十几年的繁荣发展。尤其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内地经济的崛起、自由行的启动、内地精英的到来、中央政府的支持，也造就了香港经济的另一个黄金期。不过在全球性的经济衰退面前，香港也遭遇到了困顿期。这种困境是深刻的、结构性的：与自由主义政策发展周期紧密相关，与香港本土的高强度竞争有关，也与保守的心态有关。
　　香港需要的是有为政府，而不是所谓的“民主化”。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思路，而不是无止境的恶性竞争。而有一种提醒，我认为极其重要：不改革，对影自怜，故步自封，抱着“大香港主义”不放，只会进一步加深自己的困境。
　　在《南风窗》的报道中，编剧龙文康赴北京开拓市场，律师凌宇光赴上海开展业务，他们是主动拥抱内地的新一代青年。但平心而论，这样的青年还是太少。香港与内地的融入程度还相当不够。诚然，香港是有很多制度优势及特色可以保留，但谁都知道：一个没有应时而变的城市，遭遇困境也是不难想象的。
　　“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香港既然回归祖国，必定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与内地不再是对立的概念。既然如此，香港与内地就是命运共同体，中国好，香港才好。香港未来的发展，与国运密切相关。香港的公平、正义、发展、民主等一系列问题，应该放在整个国家的框架中一起考虑。到了今时，香港人需要将视野放得更宽，重新认识中国及世界的变化，再次寻找属于自己的机遇期。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政治学博士，现供职于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