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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49年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内地的整个文学环境、文学发展方向都随之发生了变化。而以娱乐大众为目的、具有显著的世俗化特征的通俗文学在此时也受到了强烈的影响，走上了一条与1949年之前有所不同的发展道路。从总体上看，随着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及文学自身发展等因素的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初至今，中国内地通俗小说的发展经历了压制、复苏、繁荣的三个阶段。
关键词： 通俗小说 压制 复苏 繁荣
典型的通俗小说一般被认为是近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物，但这种小说的发展也并非与古代小说毫无关系。在中国古典文学发展阶段，小说这一体裁的艺术与民间的俗文化就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小说也都被认为是俗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可与正统的诗文相比，所以，基本上属于通俗文艺的范畴。而小说的雅化是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才开始的，在现代文学阶段，小说界逐渐形成了雅与俗共存、共发展的局面。坚持小说高雅化的作家多以知识精英自居，认为小说要有利于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在艺术方面强调在借鉴外来艺术精华的基础上革新、创新，从而改变中国旧文学的面貌。而与之相对的则被称之为“旧文学阵营”，这些作家讲求小说的精彩、有趣，能够娱乐大众，他们更多的是向传统学习。这二者也有过争论，甚至互相抢占“阵地”，但有时又互相吸收、互相影响，正是这矛盾又互相作用的二者共同构成并繁荣了中国的现代文学。
在1949年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内地的整个文学环境、文学观念发生了巨变。而通俗小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与此前不同的发展道路，它也被卷入了当代中国政治与文化、文学的风云突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1949年后中国内地与港台长期处于不同的政治环境与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内地与港台的通俗小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从总体上看，当地中国内地的通俗小说经历了压制、复苏再到繁荣的阶段。
一、压制：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与文革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内地的文学走向了政治化、统一化的道路。国家政权直接领导文学界的活动，全国的文艺创作、文学接受与批评都要积极地、甚至直接地响应国家的各项方针与政策。可以说，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成为文学中的主流话语。而在这一时期的主流小说中，工农兵成为主要表现对象，并重点塑造革命斗争或社会主议建设中的英雄形象，表达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甚至献身的思想，以此达到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教育人民大众的目的。而以娱乐大众为目的，以婚恋中的男女或英雄侠士为主角的言情、武侠等通俗小说显然与这一新时代的主流话语难以达成一致。所以，在这一时代，通俗小说成为了被批判甚至被取消的对象。如武侠小说被批判为“无聊文人所写的神怪剑侠的作品”，认为这种小说不仅无益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反而宣扬了反动的封建思想；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则被认为是黄色文艺或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文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党中央、文艺领导机构多次要求整肃通俗小说。如1955年，依照国家发布的一系列文件，对通俗小说进行清理、查禁，北京、上海等地的通俗小说被大量销毁。与之相关的是，通俗文学作家绝大多数被排斥在正统文艺机构之外，从前的文学创作难以延续，此外，在这种一片口诛笔伐中，也没有人再敢写通俗小说。所以，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时期是通俗小说开始被压制、打击的时期，在当时的中国内地文学界，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小说创作已停滞，从前的作品也大多丧失，文学史对这一类创作基本上只字不提。
但在这一时期，虽然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小说已消失，但通俗小说的踪迹并未在文学界彻底消失，它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一些主流小说中，或是以政治化的面目重新出现，以获得合法化的地位。前者如曲波的《林海雪原》、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等，这些小说在显在文本中叙述的是无产阶级战士在革命战争中的艰苦而坚决的斗争，但潜在的文本中却构筑了带有一些传统意味的、符合大众理想的英雄形象，讲述富有传奇色彩而又曲折动人的故事，这些可以说是对通俗小说的一些继承。而后者则以肃反、反特小说为代表，这类作品可以说基本属于中国通俗小说中的公安法制小说类型，但它们除具有传奇惊险的情节、引人入胜的悬念之外，依然显示出鲜明的政治色彩，它们旨在通过描写各行业反特、擒敌、锄奸的故事表现出公安英雄和人民群众的坚定勇敢、大智大勇，以此达到对新社会新时代的颂扬，这可以说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达。
在随后的文革时期，五六十年代的一系列左倾路线在此时被推向极端，而文学也被卷入其中，大批的作家被迫害且丧失写作权，绝大多数的作品被禁，文学的写作、接受、批评被完全纳入国家政治轨道。但在这样的一个文学受到激进政治钳制的时代，却仍有一些“异端”以潜在的方式存在着，而这就是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由于‘文革’期间特殊的政治状况，此期间的文学，实际上分裂为不同的部分。一个部分，是公开（公开的文学活动，和作品在公开出版物上刊发）的，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另一部分，则是隐在的，秘密的，分散的。”①在这一时期公开的文学界中，对通俗小说延续了前一阶段的否定、压制的做法，但在处于秘密状态的地下文学中，却活跃着一些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通俗小说。如张宝瑞的《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等，可以说是对前一阶段肃反反特小说的继承与发展；而《少女的心》（又名《曼娜回忆录》，原作者不详）则以大胆直白的情色描写成为那个时代在青年人中广泛流传的“性爱启蒙书”。此外，一些在现代文学时期创作的通俗小说也在读者间秘密传阅，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无名氏的言情小说《塔里的女人》，以不带政治性的情爱叙述吸引了众多读者。可以说，这些作品成为了那个时代被激进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所压抑、遮蔽的大众民间话语的表达。而在“文革”结束后，这种被压抑着的话语形态开始得到表达甚至膨胀起来。
二、复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1976年，“文革”结束，文革时期对文学的一系列激进的极左做法也逐渐被更为宽松的政策所取代，文学艺术的自由为国家政权公开认可。而在这一时期，伴随着文学的解放，对通俗小说的压制做法也被放弃。“民众的文化饥渴感使通俗文学隐伏着一种潜在的生机；而‘文革’的‘政治恶作剧’使一部分人产生对政治的疏离感，加上经济大潮的快节奏都在呼唤文艺的娱乐功能……上述种种原因，在大陆形成了一个‘反弹的合力’，使沉寂了30年的通俗文学在一夜之间就大行其道。”②通俗文学，当然也包括其中的通俗小说，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复苏，并很快在大众读者中流行开来。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首先在中国内地大众读者中获得肯定与流行的是港台作家的作品。这主要是由于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的断层，加之老一辈的通俗小说家大都已谢世，因此内地通俗小说的创作水平较为低下。如创作者不知道哪些题材适合做通俗小说，也不知道哪些创作手法适合。但当时的市场需求量已经很大，甚至惊人，而港台通俗小说的传入正好填补了这一短缺，并形成一股热潮，如“金庸热”、“琼瑶热”。相较于五六十年代时期的肃反反特小说、文革时期带通俗小说性质的手抄本小说，这些港台的武侠、言情小说并不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而是毫不遮掩地强调其娱乐性及可读性，以一种世俗化的表达体现出大众化的品格。可以说，这样的一种小说的传入和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也逐渐塑造了中国内地受众对真正的通俗小说的阅读习惯及爱好，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通俗小说的接受群体，带动了大陆通俗文学市场的繁荣。
在这一阶段，除了港台作品的流行外，内地作家也开始了通俗小说创作上的尝试与探索。而对于不少在这一阶段开始走向通俗小说写作的内地作家来说，港台的作品正是一个可资借鉴与模仿的对象，可以使得他们较为迅速地把握通俗小说的内在文化品格及创作方法。所以，在八十年代，出现了不少带有“港台味”的作品。如曾获得读者欢迎与肯定的武侠小说《武林传奇》、《一剑平江湖》，在其中都可以看到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子。在八十年代末，四川作家雁宁、谭力在出版商的鼓动与策划下以“雪米莉”为笔名，发表了他们的“雪米莉系列”作品，这些小说借鉴了港台通俗小说的一些手法，将悬疑、言情、暴力等多种元素组织于小说中，虽然情节常有漏洞、语言不免媚俗，却颇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一度在市场上热销，而作家与出版商由此获利颇丰。可以说，这些小说是中国内地作家及传媒业试图把握正在日益壮大、兴起的大众文化市场的一次尝试。
这一时期虽然内地的通俗小说的创作及市场得以复苏，并逐渐呈现出繁荣之势，但在为精英话语所把持的理论界、批评界看来，通俗小说仍然是不入主流的，依然被视作低俗而无太大价值的作品，有时甚至被指责为降低大众文化、审美水平，或麻痹大众，使其丧失深度思想及批判意识的“有害之物”。面对着这样的一些批判、指责或是漠视，通俗文学界并没有出现有效的反驳或抗争，而对通俗小说的研究也在这样的氛围中举步维艰。
三、繁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社会各方面改革逐步深入，市场经济的合法地位得以确立，而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也影响到文化、文学层面。从前精英文化所强调的历史使命感、终极关怀等显然不再为这一时期越来越世俗化的社会所重视，而具有娱乐化、商品化、平面化特征的大众文化却更加符合这一新时代人们的要求。因此，大众文化逐渐取代了精英文化的主导地位。与之相关的是，作为大众文化表征的通俗小说在此时也越来越强烈地冲击和挤压着精英文学的“阵地”。与难以适应文化市场的精英文学相比，本身就具有突出的商品性、消费性的通俗小说伴随着市场的发展而越来越发展壮大。此外，从前被贴上“低俗”标签的一些作家作品在此时被不同程度地经典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经典化的动力既不完全来自于精英知识阶层的推动，也不完全依靠政治力量的引导，更多的则是依靠大众的认可与热捧，在这种接受、传播热潮的帮助下进而逐渐进入部分精英知识阶层的视野。可以说，在这其中体现出的是这一时期大众与市场的强大力量，精英话语的权威性被大大削弱，通俗小说可以不再纠结于精英话语的批评，在大众文化市场上的成功与否才是重要的判断标准。
在创作方面，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逐渐摆脱了对港台作品的生硬模仿，而且具有了自己的特点。此外，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征，并出现了不少突破旧有通俗小说类型的创作。如海岩在九十年代发表的一系列小说《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玉观音》、《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等将公安法制小说与言情小说融为一体，并加入了时尚的气息，“侦破故事、爱情故事纠缠在一起，其中散发着时尚的气息，这就决定了海岩的小说一般是三维结构：侦破故事结构、爱情故事结构和时尚故事结构，其中侦破故事构成小说的纵向结构，爱情故事构成了小说的情节结构，时尚故事构成了小说的风格面貌。”③这三者的融合共存使海岩的小说具有了独特的魅力，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阅读快感，也使其在市场上畅销。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出版面世的《上海宝贝》以对性的大胆而直接的描写、糜烂而时尚的气息而引人注目，并很快在文坛上刮起了一阵“美女作家风”、“宝贝风”、“身体写作风”。这样的作品可以说是以“写情”为主，但它们却不像从前的正统言情小说一样专注于缠绵悱恻、山盟海誓的爱情，而是赤裸裸地展现人的情欲，表达世纪末不断膨胀的中国都市中新一代青年人不同于传统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念等。在艺术方面这些小说虽然不乏一些“高雅小说”的特点，但这些作家却又主动而又纯熟地将自己的作品，甚至包括自己，投入到市场的运作中去，在一片或骂或赞中名利双收。此外，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中，社会热点话题、时代焦点被迅速地纳入到作品中，引起读者的热烈反响、热销一时，这些小说拓展、丰富了中国内地的通俗小说。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与西方社会交流增多，“出国淘金”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而在九十年代初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以亲历者的姿态描写了一个既繁荣自由、灯红酒绿但又处处危险的西方社会与现代大都市，也写出了迈出国门寻找财富梦想的中国人既有成功但又充满艰难与失落的奋斗历程。这部小说可以说非常及时地反映了当时的“出国淘金热”，满足了国人对西方发达社会、大都市的好奇幻想，因而在读者中引起较大的反响，而随后《绿卡》、《上海人在东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陪读夫人》等小说出版面世，一度形成了“留洋小说”的写作、阅读热潮。此外，在九十年代，中国内地出现了空前的商业、市场改革与发展的浪潮，而在这其中，个人生活方式、人生理想、价值理念等都面临着新的改变，通俗小说家们把这些带到了笔下，形成了“商战小说”，虽然这种题材的小说也一度受到港台作品的影响，但在九十年代，出现了不少具有中国内地自身特色的“商战小说”，如《股海搏杀》、《股海亡灵》、《非常档案》、《潮起潮落》等。而九十年代的通俗小说中，描写官场腐败、表现反贪反腐斗争的“反腐小说”也曾在图书市场上畅销一时，而这些小说表达了大众对改革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官员腐败、社会不平等的关注与不满，同时也可以说这些小说继承了清末民初流行的谴责小说的风格，是官场题材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再一次发展。
在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是，通俗小说在不断扩展的当代大众传媒的刺激下出现了一些新变。如通俗小说与影视业的互动，在图书市场上热销的通俗小说很多被改编为影视剧，如海岩的多部小说、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陆天明的《大雪无痕》等，这些小说本身在读者中的成功可以作为收视率或票房的一个有力保证，而影视剧的热播又反过来促使小说的进一步流行。另外，二者的互动也使得通俗小说的创作手法产生变化，如小说中对影视艺术蒙太奇手法的借用，甚至一些小说彻底地“脚本化”。而在九十年代末，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又给通俗小说带来了新的变化，“从大众文化的角度上分类，网络小说属于通俗小说”。④网络小说一方面继承了传统通俗小说的一些因素，另一方面，它又迅速地改变了传统通俗小说的面貌，如玄幻小说可以说是神话、武侠，甚至科幻的结合，而穿越小说可以说融合了历史、言情、梦幻等元素。另外，网络小说在语言与情节方面可谓自由不羁，甚至悖逆了传统小说语言的特性及情节的结构方式。而通过网络，读者与写作者的交流、互动变得更及时、更频繁，而这也改变了读者与创作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网络小说是通俗小说在信息时代的新发展、新形态。
注释：
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一版：206.
②范伯群.中国大陆通俗文学的复苏与重建.韶关学院学报，2002（11）
③汤哲声主编.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一版：267.
④汤哲声主编.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一版：340.
参考文献：
[1]陈思和.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汤哲声主编.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范伯群.中国大陆通俗文学的复苏与重建[J].韶关学院学报，2002（11）.
[5]李松.建国后十七年通俗文学的生存状况[J].东北大学学报，2009（1）.
关键词： 通俗小说 压制 复苏 繁荣
典型的通俗小说一般被认为是近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物，但这种小说的发展也并非与古代小说毫无关系。在中国古典文学发展阶段，小说这一体裁的艺术与民间的俗文化就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小说也都被认为是俗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可与正统的诗文相比，所以，基本上属于通俗文艺的范畴。而小说的雅化是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才开始的，在现代文学阶段，小说界逐渐形成了雅与俗共存、共发展的局面。坚持小说高雅化的作家多以知识精英自居，认为小说要有利于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在艺术方面强调在借鉴外来艺术精华的基础上革新、创新，从而改变中国旧文学的面貌。而与之相对的则被称之为“旧文学阵营”，这些作家讲求小说的精彩、有趣，能够娱乐大众，他们更多的是向传统学习。这二者也有过争论，甚至互相抢占“阵地”，但有时又互相吸收、互相影响，正是这矛盾又互相作用的二者共同构成并繁荣了中国的现代文学。
在1949年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内地的整个文学环境、文学观念发生了巨变。而通俗小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与此前不同的发展道路，它也被卷入了当代中国政治与文化、文学的风云突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1949年后中国内地与港台长期处于不同的政治环境与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内地与港台的通俗小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从总体上看，当地中国内地的通俗小说经历了压制、复苏再到繁荣的阶段。
一、压制：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与文革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内地的文学走向了政治化、统一化的道路。国家政权直接领导文学界的活动，全国的文艺创作、文学接受与批评都要积极地、甚至直接地响应国家的各项方针与政策。可以说，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成为文学中的主流话语。而在这一时期的主流小说中，工农兵成为主要表现对象，并重点塑造革命斗争或社会主议建设中的英雄形象，表达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甚至献身的思想，以此达到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教育人民大众的目的。而以娱乐大众为目的，以婚恋中的男女或英雄侠士为主角的言情、武侠等通俗小说显然与这一新时代的主流话语难以达成一致。所以，在这一时代，通俗小说成为了被批判甚至被取消的对象。如武侠小说被批判为“无聊文人所写的神怪剑侠的作品”，认为这种小说不仅无益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反而宣扬了反动的封建思想；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则被认为是黄色文艺或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文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党中央、文艺领导机构多次要求整肃通俗小说。如1955年，依照国家发布的一系列文件，对通俗小说进行清理、查禁，北京、上海等地的通俗小说被大量销毁。与之相关的是，通俗文学作家绝大多数被排斥在正统文艺机构之外，从前的文学创作难以延续，此外，在这种一片口诛笔伐中，也没有人再敢写通俗小说。所以，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时期是通俗小说开始被压制、打击的时期，在当时的中国内地文学界，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小说创作已停滞，从前的作品也大多丧失，文学史对这一类创作基本上只字不提。
但在这一时期，虽然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小说已消失，但通俗小说的踪迹并未在文学界彻底消失，它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一些主流小说中，或是以政治化的面目重新出现，以获得合法化的地位。前者如曲波的《林海雪原》、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等，这些小说在显在文本中叙述的是无产阶级战士在革命战争中的艰苦而坚决的斗争，但潜在的文本中却构筑了带有一些传统意味的、符合大众理想的英雄形象，讲述富有传奇色彩而又曲折动人的故事，这些可以说是对通俗小说的一些继承。而后者则以肃反、反特小说为代表，这类作品可以说基本属于中国通俗小说中的公安法制小说类型，但它们除具有传奇惊险的情节、引人入胜的悬念之外，依然显示出鲜明的政治色彩，它们旨在通过描写各行业反特、擒敌、锄奸的故事表现出公安英雄和人民群众的坚定勇敢、大智大勇，以此达到对新社会新时代的颂扬，这可以说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达。
在随后的文革时期，五六十年代的一系列左倾路线在此时被推向极端，而文学也被卷入其中，大批的作家被迫害且丧失写作权，绝大多数的作品被禁，文学的写作、接受、批评被完全纳入国家政治轨道。但在这样的一个文学受到激进政治钳制的时代，却仍有一些“异端”以潜在的方式存在着，而这就是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由于‘文革’期间特殊的政治状况，此期间的文学，实际上分裂为不同的部分。一个部分，是公开（公开的文学活动，和作品在公开出版物上刊发）的，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另一部分，则是隐在的，秘密的，分散的。”①在这一时期公开的文学界中，对通俗小说延续了前一阶段的否定、压制的做法，但在处于秘密状态的地下文学中，却活跃着一些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通俗小说。如张宝瑞的《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等，可以说是对前一阶段肃反反特小说的继承与发展；而《少女的心》（又名《曼娜回忆录》，原作者不详）则以大胆直白的情色描写成为那个时代在青年人中广泛流传的“性爱启蒙书”。此外，一些在现代文学时期创作的通俗小说也在读者间秘密传阅，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无名氏的言情小说《塔里的女人》，以不带政治性的情爱叙述吸引了众多读者。可以说，这些作品成为了那个时代被激进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所压抑、遮蔽的大众民间话语的表达。而在“文革”结束后，这种被压抑着的话语形态开始得到表达甚至膨胀起来。
二、复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1976年，“文革”结束，文革时期对文学的一系列激进的极左做法也逐渐被更为宽松的政策所取代，文学艺术的自由为国家政权公开认可。而在这一时期，伴随着文学的解放，对通俗小说的压制做法也被放弃。“民众的文化饥渴感使通俗文学隐伏着一种潜在的生机；而‘文革’的‘政治恶作剧’使一部分人产生对政治的疏离感，加上经济大潮的快节奏都在呼唤文艺的娱乐功能……上述种种原因，在大陆形成了一个‘反弹的合力’，使沉寂了30年的通俗文学在一夜之间就大行其道。”②通俗文学，当然也包括其中的通俗小说，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复苏，并很快在大众读者中流行开来。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首先在中国内地大众读者中获得肯定与流行的是港台作家的作品。这主要是由于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的断层，加之老一辈的通俗小说家大都已谢世，因此内地通俗小说的创作水平较为低下。如创作者不知道哪些题材适合做通俗小说，也不知道哪些创作手法适合。但当时的市场需求量已经很大，甚至惊人，而港台通俗小说的传入正好填补了这一短缺，并形成一股热潮，如“金庸热”、“琼瑶热”。相较于五六十年代时期的肃反反特小说、文革时期带通俗小说性质的手抄本小说，这些港台的武侠、言情小说并不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而是毫不遮掩地强调其娱乐性及可读性，以一种世俗化的表达体现出大众化的品格。可以说，这样的一种小说的传入和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也逐渐塑造了中国内地受众对真正的通俗小说的阅读习惯及爱好，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通俗小说的接受群体，带动了大陆通俗文学市场的繁荣。
在这一阶段，除了港台作品的流行外，内地作家也开始了通俗小说创作上的尝试与探索。而对于不少在这一阶段开始走向通俗小说写作的内地作家来说，港台的作品正是一个可资借鉴与模仿的对象，可以使得他们较为迅速地把握通俗小说的内在文化品格及创作方法。所以，在八十年代，出现了不少带有“港台味”的作品。如曾获得读者欢迎与肯定的武侠小说《武林传奇》、《一剑平江湖》，在其中都可以看到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子。在八十年代末，四川作家雁宁、谭力在出版商的鼓动与策划下以“雪米莉”为笔名，发表了他们的“雪米莉系列”作品，这些小说借鉴了港台通俗小说的一些手法，将悬疑、言情、暴力等多种元素组织于小说中，虽然情节常有漏洞、语言不免媚俗，却颇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一度在市场上热销，而作家与出版商由此获利颇丰。可以说，这些小说是中国内地作家及传媒业试图把握正在日益壮大、兴起的大众文化市场的一次尝试。
这一时期虽然内地的通俗小说的创作及市场得以复苏，并逐渐呈现出繁荣之势，但在为精英话语所把持的理论界、批评界看来，通俗小说仍然是不入主流的，依然被视作低俗而无太大价值的作品，有时甚至被指责为降低大众文化、审美水平，或麻痹大众，使其丧失深度思想及批判意识的“有害之物”。面对着这样的一些批判、指责或是漠视，通俗文学界并没有出现有效的反驳或抗争，而对通俗小说的研究也在这样的氛围中举步维艰。
三、繁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社会各方面改革逐步深入，市场经济的合法地位得以确立，而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也影响到文化、文学层面。从前精英文化所强调的历史使命感、终极关怀等显然不再为这一时期越来越世俗化的社会所重视，而具有娱乐化、商品化、平面化特征的大众文化却更加符合这一新时代人们的要求。因此，大众文化逐渐取代了精英文化的主导地位。与之相关的是，作为大众文化表征的通俗小说在此时也越来越强烈地冲击和挤压着精英文学的“阵地”。与难以适应文化市场的精英文学相比，本身就具有突出的商品性、消费性的通俗小说伴随着市场的发展而越来越发展壮大。此外，从前被贴上“低俗”标签的一些作家作品在此时被不同程度地经典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经典化的动力既不完全来自于精英知识阶层的推动，也不完全依靠政治力量的引导，更多的则是依靠大众的认可与热捧，在这种接受、传播热潮的帮助下进而逐渐进入部分精英知识阶层的视野。可以说，在这其中体现出的是这一时期大众与市场的强大力量，精英话语的权威性被大大削弱，通俗小说可以不再纠结于精英话语的批评，在大众文化市场上的成功与否才是重要的判断标准。
在创作方面，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逐渐摆脱了对港台作品的生硬模仿，而且具有了自己的特点。此外，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征，并出现了不少突破旧有通俗小说类型的创作。如海岩在九十年代发表的一系列小说《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玉观音》、《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等将公安法制小说与言情小说融为一体，并加入了时尚的气息，“侦破故事、爱情故事纠缠在一起，其中散发着时尚的气息，这就决定了海岩的小说一般是三维结构：侦破故事结构、爱情故事结构和时尚故事结构，其中侦破故事构成小说的纵向结构，爱情故事构成了小说的情节结构，时尚故事构成了小说的风格面貌。”③这三者的融合共存使海岩的小说具有了独特的魅力，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阅读快感，也使其在市场上畅销。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出版面世的《上海宝贝》以对性的大胆而直接的描写、糜烂而时尚的气息而引人注目，并很快在文坛上刮起了一阵“美女作家风”、“宝贝风”、“身体写作风”。这样的作品可以说是以“写情”为主，但它们却不像从前的正统言情小说一样专注于缠绵悱恻、山盟海誓的爱情，而是赤裸裸地展现人的情欲，表达世纪末不断膨胀的中国都市中新一代青年人不同于传统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念等。在艺术方面这些小说虽然不乏一些“高雅小说”的特点，但这些作家却又主动而又纯熟地将自己的作品，甚至包括自己，投入到市场的运作中去，在一片或骂或赞中名利双收。此外，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中，社会热点话题、时代焦点被迅速地纳入到作品中，引起读者的热烈反响、热销一时，这些小说拓展、丰富了中国内地的通俗小说。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与西方社会交流增多，“出国淘金”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而在九十年代初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以亲历者的姿态描写了一个既繁荣自由、灯红酒绿但又处处危险的西方社会与现代大都市，也写出了迈出国门寻找财富梦想的中国人既有成功但又充满艰难与失落的奋斗历程。这部小说可以说非常及时地反映了当时的“出国淘金热”，满足了国人对西方发达社会、大都市的好奇幻想，因而在读者中引起较大的反响，而随后《绿卡》、《上海人在东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陪读夫人》等小说出版面世，一度形成了“留洋小说”的写作、阅读热潮。此外，在九十年代，中国内地出现了空前的商业、市场改革与发展的浪潮，而在这其中，个人生活方式、人生理想、价值理念等都面临着新的改变，通俗小说家们把这些带到了笔下，形成了“商战小说”，虽然这种题材的小说也一度受到港台作品的影响，但在九十年代，出现了不少具有中国内地自身特色的“商战小说”，如《股海搏杀》、《股海亡灵》、《非常档案》、《潮起潮落》等。而九十年代的通俗小说中，描写官场腐败、表现反贪反腐斗争的“反腐小说”也曾在图书市场上畅销一时，而这些小说表达了大众对改革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官员腐败、社会不平等的关注与不满，同时也可以说这些小说继承了清末民初流行的谴责小说的风格，是官场题材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再一次发展。
在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是，通俗小说在不断扩展的当代大众传媒的刺激下出现了一些新变。如通俗小说与影视业的互动，在图书市场上热销的通俗小说很多被改编为影视剧，如海岩的多部小说、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陆天明的《大雪无痕》等，这些小说本身在读者中的成功可以作为收视率或票房的一个有力保证，而影视剧的热播又反过来促使小说的进一步流行。另外，二者的互动也使得通俗小说的创作手法产生变化，如小说中对影视艺术蒙太奇手法的借用，甚至一些小说彻底地“脚本化”。而在九十年代末，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又给通俗小说带来了新的变化，“从大众文化的角度上分类，网络小说属于通俗小说”。④网络小说一方面继承了传统通俗小说的一些因素，另一方面，它又迅速地改变了传统通俗小说的面貌，如玄幻小说可以说是神话、武侠，甚至科幻的结合，而穿越小说可以说融合了历史、言情、梦幻等元素。另外，网络小说在语言与情节方面可谓自由不羁，甚至悖逆了传统小说语言的特性及情节的结构方式。而通过网络，读者与写作者的交流、互动变得更及时、更频繁，而这也改变了读者与创作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网络小说是通俗小说在信息时代的新发展、新形态。
注释：
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一版：206.
②范伯群.中国大陆通俗文学的复苏与重建.韶关学院学报，2002（11）
③汤哲声主编.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一版：267.
④汤哲声主编.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一版：340.
参考文献：
[1]陈思和.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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