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会儿在蒙古的大草原上驰骋疆场，一会儿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一会儿在清华大学里听“闻一多”慷慨激昂的演讲，一会儿又跑去陕北的农村里打游击……我们是电影《我是路人甲》里所要展示的群众演员，也就是星爷所说的“死跑龙套的”。我们永远不知道接下来的一天里会出现在什么场景、哪个朝代，是去天宫还是地狱，是当土匪还是妖精，这些全凭导演的安排。走过千山万水，尝遍世间百态，这就是我们的龙套生活，虽然只能在屏幕上占据一个小角落、留下一个背影，但我们用对表演的热忱，追寻着自己的演员梦。


　　拍摄现场，群众演员要随时听从导演的安排，有时在街上走来走去，有时在饭馆里当吃客，有时则需要在某个位置上站定多时，为主演充当“背景”。运气好的时候，说不定还能站在主演身旁，或者有一两句台词，上镜的可能性就大一些。据说，很多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学生都当过“北漂”（每天一大早就会有一大群人簇拥在北影厂区门口，他们是等戏的群众演员，俗称“北漂”），利用业余时间做群众演员，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喜爱星爷的人都知道，《喜剧之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星爷的自传，那个把《演员的自我修养》当成枕边书，被张柏芝喊为“死跑龙套的”，但依然成天念叨“我是一个演员”的尹天仇就是星爷对自己多年龙套生涯的再现。没错，一个人可以是死跑龙套的，可以是普通人，但不能因此就自暴自弃。因为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小角色也可以有远大的追求。
　　第一次“领便当”
　　偶然的一个机会，朋友告诉我宁浩在上海拍《黄金大劫案》需要群众演员，通过一番曲折的联系交流，群演的负责人同意我俩去试一试。
　　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我俩和五十多名群演像押猪仔似的被塞进一辆大巴。群演以年轻人为主，清一色的爷们，要么没工作要么没钱，像我这样不为工作也不为钱的自虐者实属少数。大巴驶进松江的郊区，在一个面积不大的厂房前停了下来。在负责人的带领下，我们换上了日本军装，配上水壶、饭盒、子弹盒等装备，并将随身物品和衣服放在一个塑料袋里，然后列队去外面训练。
　　训练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日本兵跑步——低跨侧身速跑，这样跑的好处是能看清三个方向的目标，而且动作较小，有很强的隐蔽性。看示范时觉得很简单，然而亲自上场练习时才知道有多麻烦。
　　副导演要求我们全速行军，先是一排四个人同时跑，再是一个个达标过关。两遍下来，我那穿着胶鞋的脚已麻木不堪。此后每当电视上出现日本兵行军的画面，我总是会多加注意，看他们的姿势和落脚方式是否标准，想象着他们的痛苦，大有惺惺相惜之感。
　　三十多分钟后，我们被分成三个组，表现好的分配在第一组和第二组拿枪演活人，第三组演尸体。有经验的人都愿意演尸体，因为一晚上折腾下来，只有“死人”才能休息。
　　晚餐的时候，我终于领到了拍电影的第一盒便当（临时演员戏份演完后，可以在剧组拿一份便当，后来“领便当”一词引申为角色死亡或消失），味道比我想象的要好。
　　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身份——群演
　　吃完饭后继续训练，这次是持枪训练。
　　枪是三八大盖，据说是上过越南战场见过血的真家伙，功勋卓著。不过现在，它和我们一样，都是戏子，弹道被封了，也没配发子弹。持枪训练更为辛苦，半蹲、跪、站立以及各种瞄准姿势，跪着是最痛苦的，单膝跪在水泥地上，一手托着约四千克重的枪，你很难坚持三分钟不动。
　　训练结束后我们便进了厂房，演阵亡士兵的第三组群演到另一个房间里睡觉，第一组和第二组开始在厂房大厅里不断地练习跑位。这个废弃的厂房密不透风，顶上挂了几十盏大灯，整个大厅都灯火通明，亮如白昼，温度直接上升到三十八度，戴着头盔背着枪，穿着不知道多少天没洗的军服和鞋，小腿肚系上绑腿，汗如雨下是常态。一时难以适应状况的我头脑昏沉，意识恍惚。好在门口放了台扬风机，能把风吹到二十米开外，虽然时开时关，但也能把我们从中暑的边缘拉回来。
　　我的朋友是第三组的，在另一个屋里休息，闲暇时我便去找他聊天。房间里开着空调，虽然功率很小，但比我们那边的“战场”好多了。光线幽微，白炽灯的光亮透过贴满彩纸的窗户照进来，地上尘屑升腾。房间里横七竖八躺的都是人，有睡觉的，有玩手机的，穿着军装抱着枪，一派颓丧的样子，活像刚吃了大败仗的日本兵。
　　时间在高温中停滞，盘旋、缠绕在每一个人身上。在此之前，我们有着各式各样的身份，但此刻黏稠的时间模糊了我们的面目，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统一的身份——群演。
　　人生就是一场戏
　　由于现场有几个副导演负责调度，宁浩便一直在小房间里把控整体效果，只有当现场怎么都达不到要求时，他才会出来亲自指导，我离宁浩最近的距离只有五米。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电影是由一个个镜头组成的，而不是按照本身的故事流程一气呵成拍完的，一晚上拍的镜头整合起来很可能不足几分钟。
　　轮到我们上场了，我的任务是先半跪在一个地方瞄准，然后迅速移动到另一个位置上继续半跪着瞄准，其他人也都有各自的任务。虽然在排演时做了很多遍，然而当“开始”的信号传到我们耳中时，所有的群演依然是一片慌乱，甚至有演员因为跑位错误，撞到另一个人身上，于是枪战场面演出了喜剧效果。一个镜头在正式拍摄时演了很多遍，当对讲机中传出“过了”两个字时，所有人都差点虚脱，大家争先恐后地跑到饮水机处喝了几大杯水。
　　厂房里像个烤箱，考验着每一个人的意志力。轮到第三组上了，他们按照副导演设计的姿势躺在地上，有的脸贴在地上，有的仰面朝天，有的被别人压在下面，工作人员则在地上制作鲜血的痕迹。被烤了一晚上的地面，温度很高，无论是哪一种姿势，都像是入锅的泥鳅，就算是演一动不动的尸体也不是那么容易。
　　休息时间我们会在外面的卡车上补觉，由于腰上挂满装备，躺不了几分钟，腰就硌得生疼。而且天气太热，浑身冒汗，你很难睡着。吃完夜宵后不久，副导演便急切地把我们拉进厂房，我被派到正对着镜头三米远的位置拿枪站着，我一阵窃喜，想着时来运转，终于有了正面出镜的机会。
　　这次的剧情是一个英雄出场导致日本兵很慌乱，表演难点在于一要表现出慌乱，二要表现出士兵的训练有素。大家宵夜时就讨论过，应该怎么做才能演出效果，所以这个镜头我们只拍了六次就过了。
　　天色渐明，我们被原路送回。车行驶在黑色的柏油路上，我兴奋得毫无睡意。其实，人生就像一场戏，只不过没有导演和编剧，每一句台词都需要自己去揣摩，每一个动作都需要自己去设定，不能NG，不能彩排，奋力向前才有杀青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