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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那些不满足于既定结论的研究者，往往能够蹊径独辟，别具只眼，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寻绎出新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使人们从往昔所熟视无睹的史料中，获得新的历史识见。冀朝鼎同志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就是这样一部富于独到见解的历史著作。
冀朝鼎同志是早在二十年代參加革命的老党员，生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不少贡献。他出生在山西省一位教育家的家庭里，早年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学，后回国在旧中国的财政界工作，并从事过一些国际金融业务活动。解放后，他曾一度在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负责过计划工作。自一九五二年起，他与南汉宸同志一起，负责国际贸易促进会的工作，直至七十年代因病逝世。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是在三十年代用英文写成的，原为作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的论文。作者因此而获得博士学位，并受到了奖励。这本书一九三六年在英国首次出版后，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赞扬。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曾高度评价此书说：“这一著作，也许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最近，此书已由朱诗鳌同志译成中文出版，这是令人感到欣幸的。
一
作者在写作本书时，除了中国史籍以外，特别是充分利用了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浩如烟海的中外图书资料，应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通过对我国古代水利事业的发展过程的考察，确立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并以此来统领全书，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启发性的见解。
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国家，主要是以经济纽带联结起来的整体。新式的工业、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以及先进的经济组织，提供了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但在封建时代的中国，这样的基础并不存在。当时的社会是由千百万自给自足的村落组成的，由于地理和经济因素的不同，又形成若干地理区划。因为当时商业发展的水平较低，始终未能克服农业经济的局部性和地区性，所以各个区域基本是封闭自给的，彼此间互不依赖，经济联系十分松散。以中国国土之广袤，人口之众多，又处在这样的条件下，封建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得以千百年维系不坠呢？这些，都曾是使中外史家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曾经有不少人试图给予回答，但大多偏重于从共同的文化一心理背景去解释，而本书却从经济基础方面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讨。
作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基本经济区。所谓基本经济区，系指“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至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10页)。作者进而指出，历代封建王朝主要是通过控制基本经济区，也即经济发达地区，并以此为支撑点，对其他附属地区实行军事和官僚统治来实现其封建大一统的集权统治的。
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可以说是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由于我国地理气象和农作物品种的特定条件，要求对水的精心管理和利用，加之漕运的需要，对于作为对附属经济区实行政治控制的基地的基本经济区，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极为重视其水利建设。他们以此作为掌握和发展基本经济区的一种重要手段，作为统辖其他地区、维持国家统一安定的一种政治武器。因此，随着基本经济区的历史迁移，水利工程兴建的重心也总是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动。作者由此认为，“搞清楚水利事业发展的过程，就能用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说明中国历史上整个半封建时期(相当我们现在所说的封建时期——笔者)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特点了。”(14页)作者在本书中探讨了中国历史上水利事业的发展与基本经济区的兴衰和转移的密切关系，以及水利事业和基本经济区的发展对封建时代政治和经济的重大影响，从而将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与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治乱分合联成有机的整体，对我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及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作出了深入细致的论证。这种把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情况与水利发展事业结合起来加以综合研究的著作，迄今还是比较少见的。
二
作者对于“基本经济区”的论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研究疆土辽阔，情况复杂的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具有一定意义。尽管中国有着几千年高度集权、统一的封建历史，尽管在此期间内中国大多数地区逐渐形成了同一类型的社会结构，但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附属于这种小农经济上相当弱小的封建商业，落后不便的交通运输，天然造就的地理区划和强弱不同的政治势力，使中国分成了联系十分松散的几个政治经济区。这些区域间事实上存在着土地制度和赋税方法上的差异，商业资本的分布及其发展条件上的差异，地方统治集团权力的差异，广大农民生活与劳动状况的差异；这些差异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不同地区走向不平衡发展的自然趋势，从而造成了生产力水平上的差异。在把握这些差异的基础上抽象出它们之间带有共性的东西，而不是先验地从某一原则出发，削足适履地把某些共性强加于这些差异之上，这是作者研究中很有特色的地方。其次，作者并没有平列地看待这些区域，而是进一步把自己的注意力深入到统一王权与中国不同区划之间的关系上，探讨某一地区何以能一再地控制另一个地区，并在具有显著地区差异的条件下实现中央集权的问题。他所提出的“基本经济区”概念，为我们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地区间关系，统一和分裂周期，“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经济基础等问题开拓了另一方面的思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基本经济区这一理论虽然“不说明阶级斗争，但是，它却揭示了这一斗争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4页)因此，它对中国古代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农民战争史、经济史和水利史的研究，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基本经济区这个概念，并不是作者主观臆造出来的。作者首先对中国历史上灌溉与水道运输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领会，然后由此入手，广搜博稽大量历史资料，特别是我国古代特有的地方志资料，根据其中有关治水活动的记载，编制出从春秋到清末二千六百多年的“中国治水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统计表”，从中发现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历代公共水利工程的兴建中心大致是与经济发达地区由北向南渐次移动的趋势同步变化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基本经济区及其同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关系的概念，才在作者的心目中得以发展。作者在依据这个概念来探讨中国古代水利事业的发展进程时曾一再强调说：“综合与分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综合是对于从分析研究特殊问题所获得的一些主要观念进行系统的合成；而分析，如果没有一个总的想法作指引，要钻通枯燥乏味的资料迷宫，也不可能有成效……一项科学考察，只有当明言地或不言而喻地确认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密切联系之后，才会有成果。”(第2页)通观全书，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节奏。这一点对我们今天也是有启发的。这不仅仅在于反对以适用的资料去附会某些预定的结论，而且告诉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实际，从具体的史实出发。这当然不如借用某些现成的公式和概念来得简便，但它却体现了探讨科学真理的严肃性。
由于“基本经济区”概念的提领，作者对中国水利史进行了颇为独到的研究。他不是仅仅按照时间的序列把零散芜杂的水利工程史料一一排出，也没有把水利、农业、政治、赋税等作为相互割裂的系统进行叙述，而是把不同时期的水利建设放置在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他从中国特有的地理分布状况出发，通过对自给自足经济结构的分析，看到了历史上政治、经济相对独立的地区的客观存在；然后由此入手，经过对中国封建大一统得以形成的原因的探讨，抓住了基本经济区的存在；继后，他又以基本经济区为着眼点，通过强调灌溉与防洪在中国古代农业中的重要意义，阐述了由国家兴办与维修各类水利工程所发挥的特有作用。这样，历史上的水利事业就成为包括在中国封建社会大系统内与政治、经济、地理等许多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个子系统，它所经历的兴盛衰落、演进发展就得到了一个整体性的解释，而古代治水的公共职能、封建官吏的治水任务及连绵不绝的国家水利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也有了令人信服的说明。我们感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是十分复杂的，任何试图用单因素分析的方法去反映它全貌的意念都是不现实的，即使是考察象水利史这样的单一领域，也必须贯彻整体性的原则。
三
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在对中国水利发展史进行探讨时，还总结了历史上我们祖先用血汗换来的一些宝贵的经验教训。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作者在本书中特别强调水土保持的重要性，认为“为着保存灌溉水源，首先要防止土壤侵蚀”。他引证了《山西通志》中明代的记载，说明山西汾河支流昌源河流域，怎样因毁林垦荒、开山造田，把一个正德年间还是水草丰美、林茂粮丰的地区，到嘉靖年间变为人烟寥落的不毛之地。应当承认，这样灾难性的教训虽然史不绝书，但至今并未很好地吸取，有些地方毁林(草)开荒仍未得到制止，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灾害。
作者把围湖造田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深刻地论述了其危害。他援引南宋官员魏章的叙述说：“围田之害深矣”。我国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一九七七年，沿长江各省就围湖造田近二千万亩，烟波浩淼的“八百里洞庭”正以每年五十四平方公里的速度缩小，如此再过十年就有从地面上消失的危险。不仅如此，复又筑堤建闸，任意破坏湖泊的调蓄能力，以致造成“长江中游水灾威胁的严重性，已远远超过黄河下游”(陶述曾：《对长江河道泥沙含量的认识》)。读过书中那些触目惊心的歷史记载，我们总要情不自禁地谴责那些乱垦滥伐的历史罪人；讥责他们的狭隘和自私。然而，我们的盲目蛮干所造成的长江流域的生态恶化和水土流失，难道不也同样会引起后代子孙们的责骂吗？
对于中国历史上“大型土木工程得不到好评的原因”，作者在本书中单写了一节，特别探讨了有关大运河的兴建问题。作者指出，在封建时代兴建这一类大型土木工程，“需要动员大量的劳动力，在缺乏发达的货币经济和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就意味着要有由国家的权威来召集和管制的强迫劳动，在半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条件下，要完成这些事业不出现残酷的现象是不可能的，而残酷的程度通常又与工程规模的大小成正比例”(98－99页)。作者在这里论述的，是封建时代的旧中国的历史情况，与解放后新中国的建设有着性质上的根本区别。新中国的一些大型土木工程，是为了广大人民的福利，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落后面貌而兴建的，广大人民群众是积极拥护、踊跃参加的。但是在“大跃进”以及十年动乱期间，在“大办”、“大干”的口号下，也有一些大型工程项目，由于官僚主义瞎指挥，盲目上马，耗费了人民亿万资财，而实际效益很低，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还有一些项目，则是贪大求急思想的产物，由于规模大、战线长、设计不周，又是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技术力量比较薄弱的条件下兴建的，也出现了一些强迫命令的现象，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如果我们今天能通过冀朝鼎同志此书，重温一下历史上的教训，还是富于教益的。
一九八一年十月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六月第一版，0.58元)
冀朝鼎同志是早在二十年代參加革命的老党员，生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不少贡献。他出生在山西省一位教育家的家庭里，早年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学，后回国在旧中国的财政界工作，并从事过一些国际金融业务活动。解放后，他曾一度在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负责过计划工作。自一九五二年起，他与南汉宸同志一起，负责国际贸易促进会的工作，直至七十年代因病逝世。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是在三十年代用英文写成的，原为作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的论文。作者因此而获得博士学位，并受到了奖励。这本书一九三六年在英国首次出版后，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赞扬。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曾高度评价此书说：“这一著作，也许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最近，此书已由朱诗鳌同志译成中文出版，这是令人感到欣幸的。
一
作者在写作本书时，除了中国史籍以外，特别是充分利用了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浩如烟海的中外图书资料，应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通过对我国古代水利事业的发展过程的考察，确立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并以此来统领全书，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启发性的见解。
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国家，主要是以经济纽带联结起来的整体。新式的工业、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以及先进的经济组织，提供了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但在封建时代的中国，这样的基础并不存在。当时的社会是由千百万自给自足的村落组成的，由于地理和经济因素的不同，又形成若干地理区划。因为当时商业发展的水平较低，始终未能克服农业经济的局部性和地区性，所以各个区域基本是封闭自给的，彼此间互不依赖，经济联系十分松散。以中国国土之广袤，人口之众多，又处在这样的条件下，封建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得以千百年维系不坠呢？这些，都曾是使中外史家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曾经有不少人试图给予回答，但大多偏重于从共同的文化一心理背景去解释，而本书却从经济基础方面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讨。
作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基本经济区。所谓基本经济区，系指“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至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10页)。作者进而指出，历代封建王朝主要是通过控制基本经济区，也即经济发达地区，并以此为支撑点，对其他附属地区实行军事和官僚统治来实现其封建大一统的集权统治的。
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可以说是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由于我国地理气象和农作物品种的特定条件，要求对水的精心管理和利用，加之漕运的需要，对于作为对附属经济区实行政治控制的基地的基本经济区，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极为重视其水利建设。他们以此作为掌握和发展基本经济区的一种重要手段，作为统辖其他地区、维持国家统一安定的一种政治武器。因此，随着基本经济区的历史迁移，水利工程兴建的重心也总是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动。作者由此认为，“搞清楚水利事业发展的过程，就能用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说明中国历史上整个半封建时期(相当我们现在所说的封建时期——笔者)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特点了。”(14页)作者在本书中探讨了中国历史上水利事业的发展与基本经济区的兴衰和转移的密切关系，以及水利事业和基本经济区的发展对封建时代政治和经济的重大影响，从而将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与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治乱分合联成有机的整体，对我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及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作出了深入细致的论证。这种把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情况与水利发展事业结合起来加以综合研究的著作，迄今还是比较少见的。
二
作者对于“基本经济区”的论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研究疆土辽阔，情况复杂的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具有一定意义。尽管中国有着几千年高度集权、统一的封建历史，尽管在此期间内中国大多数地区逐渐形成了同一类型的社会结构，但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附属于这种小农经济上相当弱小的封建商业，落后不便的交通运输，天然造就的地理区划和强弱不同的政治势力，使中国分成了联系十分松散的几个政治经济区。这些区域间事实上存在着土地制度和赋税方法上的差异，商业资本的分布及其发展条件上的差异，地方统治集团权力的差异，广大农民生活与劳动状况的差异；这些差异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不同地区走向不平衡发展的自然趋势，从而造成了生产力水平上的差异。在把握这些差异的基础上抽象出它们之间带有共性的东西，而不是先验地从某一原则出发，削足适履地把某些共性强加于这些差异之上，这是作者研究中很有特色的地方。其次，作者并没有平列地看待这些区域，而是进一步把自己的注意力深入到统一王权与中国不同区划之间的关系上，探讨某一地区何以能一再地控制另一个地区，并在具有显著地区差异的条件下实现中央集权的问题。他所提出的“基本经济区”概念，为我们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地区间关系，统一和分裂周期，“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经济基础等问题开拓了另一方面的思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基本经济区这一理论虽然“不说明阶级斗争，但是，它却揭示了这一斗争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4页)因此，它对中国古代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农民战争史、经济史和水利史的研究，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基本经济区这个概念，并不是作者主观臆造出来的。作者首先对中国历史上灌溉与水道运输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领会，然后由此入手，广搜博稽大量历史资料，特别是我国古代特有的地方志资料，根据其中有关治水活动的记载，编制出从春秋到清末二千六百多年的“中国治水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统计表”，从中发现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历代公共水利工程的兴建中心大致是与经济发达地区由北向南渐次移动的趋势同步变化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基本经济区及其同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关系的概念，才在作者的心目中得以发展。作者在依据这个概念来探讨中国古代水利事业的发展进程时曾一再强调说：“综合与分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综合是对于从分析研究特殊问题所获得的一些主要观念进行系统的合成；而分析，如果没有一个总的想法作指引，要钻通枯燥乏味的资料迷宫，也不可能有成效……一项科学考察，只有当明言地或不言而喻地确认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密切联系之后，才会有成果。”(第2页)通观全书，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节奏。这一点对我们今天也是有启发的。这不仅仅在于反对以适用的资料去附会某些预定的结论，而且告诉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实际，从具体的史实出发。这当然不如借用某些现成的公式和概念来得简便，但它却体现了探讨科学真理的严肃性。
由于“基本经济区”概念的提领，作者对中国水利史进行了颇为独到的研究。他不是仅仅按照时间的序列把零散芜杂的水利工程史料一一排出，也没有把水利、农业、政治、赋税等作为相互割裂的系统进行叙述，而是把不同时期的水利建设放置在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他从中国特有的地理分布状况出发，通过对自给自足经济结构的分析，看到了历史上政治、经济相对独立的地区的客观存在；然后由此入手，经过对中国封建大一统得以形成的原因的探讨，抓住了基本经济区的存在；继后，他又以基本经济区为着眼点，通过强调灌溉与防洪在中国古代农业中的重要意义，阐述了由国家兴办与维修各类水利工程所发挥的特有作用。这样，历史上的水利事业就成为包括在中国封建社会大系统内与政治、经济、地理等许多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个子系统，它所经历的兴盛衰落、演进发展就得到了一个整体性的解释，而古代治水的公共职能、封建官吏的治水任务及连绵不绝的国家水利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也有了令人信服的说明。我们感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是十分复杂的，任何试图用单因素分析的方法去反映它全貌的意念都是不现实的，即使是考察象水利史这样的单一领域，也必须贯彻整体性的原则。
三
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在对中国水利发展史进行探讨时，还总结了历史上我们祖先用血汗换来的一些宝贵的经验教训。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作者在本书中特别强调水土保持的重要性，认为“为着保存灌溉水源，首先要防止土壤侵蚀”。他引证了《山西通志》中明代的记载，说明山西汾河支流昌源河流域，怎样因毁林垦荒、开山造田，把一个正德年间还是水草丰美、林茂粮丰的地区，到嘉靖年间变为人烟寥落的不毛之地。应当承认，这样灾难性的教训虽然史不绝书，但至今并未很好地吸取，有些地方毁林(草)开荒仍未得到制止，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灾害。
作者把围湖造田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深刻地论述了其危害。他援引南宋官员魏章的叙述说：“围田之害深矣”。我国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一九七七年，沿长江各省就围湖造田近二千万亩，烟波浩淼的“八百里洞庭”正以每年五十四平方公里的速度缩小，如此再过十年就有从地面上消失的危险。不仅如此，复又筑堤建闸，任意破坏湖泊的调蓄能力，以致造成“长江中游水灾威胁的严重性，已远远超过黄河下游”(陶述曾：《对长江河道泥沙含量的认识》)。读过书中那些触目惊心的歷史记载，我们总要情不自禁地谴责那些乱垦滥伐的历史罪人；讥责他们的狭隘和自私。然而，我们的盲目蛮干所造成的长江流域的生态恶化和水土流失，难道不也同样会引起后代子孙们的责骂吗？
对于中国历史上“大型土木工程得不到好评的原因”，作者在本书中单写了一节，特别探讨了有关大运河的兴建问题。作者指出，在封建时代兴建这一类大型土木工程，“需要动员大量的劳动力，在缺乏发达的货币经济和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就意味着要有由国家的权威来召集和管制的强迫劳动，在半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条件下，要完成这些事业不出现残酷的现象是不可能的，而残酷的程度通常又与工程规模的大小成正比例”(98－99页)。作者在这里论述的，是封建时代的旧中国的历史情况，与解放后新中国的建设有着性质上的根本区别。新中国的一些大型土木工程，是为了广大人民的福利，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落后面貌而兴建的，广大人民群众是积极拥护、踊跃参加的。但是在“大跃进”以及十年动乱期间，在“大办”、“大干”的口号下，也有一些大型工程项目，由于官僚主义瞎指挥，盲目上马，耗费了人民亿万资财，而实际效益很低，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还有一些项目，则是贪大求急思想的产物，由于规模大、战线长、设计不周，又是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技术力量比较薄弱的条件下兴建的，也出现了一些强迫命令的现象，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如果我们今天能通过冀朝鼎同志此书，重温一下历史上的教训，还是富于教益的。
一九八一年十月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六月第一版，0.5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