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科举制，必然联想到隋文帝，似乎这个通行一千三百多年的顶级制度一诞生就光芒万丈，天生自带适应性，瞬间给隋文帝提供了海量人才。
　　事实上，这是后人美丽的误会。
　　隋朝科举包括常科和特科两大类，常科指常年定期举行的考试科目，特科是临时指定的考试科目。特科是常科的补充，类似于特长生选拔，只要各方面能力差不多，简单一考就赶紧授官。推出这么多特长生，为啥呢？不外乎当时隋朝各大工程齐头并进，对人才的需求十分紧迫。
　　此种制度下，隋朝人才选拔成效如何呢？一言以蔽之，非常不理想。原因有二：一是先天不足，二是后天乏力。先天不足，指的是社会文化基础不行，应考者很少;后天乏力，指的是推动力度虎头蛇尾。既然应考者数量不足，就该大兴教育，多办学校培养人才。隋文帝起初也确实下诏办学，一方面健全国子学，设立国子、太学、四门、书、算五学，召入大量学生进行深造;另一方面大规模聘请各地的通儒，到朝廷充当学术顾问。起初确实营造出文治灿然的氛围，有大批优秀学子在国子学深造，中央也常举行讲授经典的大型活动，但没过多久就现了原形。
　　由于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儒学的学术水平也受到不小的影响，真正的儒学大师少之又少。但隋文帝为了追求轰动效果，一口气请了一堆水平一般但名头吓人的“专家”。后来，隋文帝灰头土脸地辞退了除马光外的五人，复兴儒学的美梦化为泡影。
　　学校也没办多久。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开始对国子学培养人才的进度不耐烦了，在他的预想中，一开学校，人才马上就会井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要学校还有什么用？于是他一纸令下，除国子学留下72名太学生外，其余中央、地方各级学校统统裁撤，学生全部就地解散。刚起步的科举基础工程，被这一脚急刹车彻底拦死。
　　好好的科举制，且是自己一手发明的，隋文帝为何不用心推广呢？其实他的本心或许根本不在发扬制度本身，而在用制度實现其他目的——夺回官员任命权！
　　南北朝及以前的朝代，中央政府的选官权只到州郡长官这级，州郡以下的属吏都由州郡长官自行选拔。州郡长官是当地真正的父母官，举之使之升天，按之使之入地，谁也不敢不听，朝廷的权威却极度弱化。
　　现在中央要收回任命权，科举制相当于隋文帝想出来的折中办法。通过科举考试者由吏部统一授予官职，其中六品以上的由吏部尚书亲自分配，六品以下的由吏部侍郎负责分配，选官权一下子从地方上交到中央。
　　那么科举所选的人为何这么少？因为人少不会引起地方官的警觉。而明明实行了科举制，士子们还得先由地方官推荐，走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老路数，其实也是消减地方官的警惕心，造成他们仍有选官权的假象。而等到科举制大面积推开，木已成舟，他们想反对也晚了。
　　（选自2019年第14期《百家讲坛》，本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