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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放是当代中国的最鲜明特色之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扩展和深入，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互动更为密切频繁，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成为这种互动关系的重要内容。中国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开放，重视国内治理改革与全球治理发展之间的关系：要重视研究中国价值理念如何能够对于全球治理价值的形成做出贡献；重视研究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重视研究新型大国关系在全球治理有效实现过程中产生的影响；重视研究具体领域、具体问题上全球治理的形成和实现。
【关键词】双向开放 国内治理 全球治理 治理现代化 新型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 D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03.003
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最鲜明特色之一。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都是不能成功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提升开放的水平，积极探索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良性互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开放之路，把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下的中国，开放进入了新阶段，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有多元的国内参与主体，也面对着多样的国际主体。不仅要解决国内治理问题，也要解决国际层次乃至全球层次上的治理问题。
开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开放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观念。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一种对话的文明，历来以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姿态处理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哪个时期开放，中华文明就会繁荣，哪个时期封闭，中华文明就会失去活力。汉唐盛世，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活跃期，不仅促进了各国文化和物产流入中国，增强了物质生产和文化生活的活力，也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在交流借鉴中提升了制度、文化的自信心和影响力。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讲中说：“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①
近代以来，中国以及各国的现代化经验充分说明了开放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扩展，各国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开放成为各国无法抗拒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洞察到这种历史性变化，在《共产党宣言》中给予了生动的描述和科学的分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②无论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先发现代化国家的成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崛起，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把握经济全球化机遇的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其共同之处就是通过开放，将自己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这些国家主动进取，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确定自己的国际定位，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有效利用外部的资源、市场以及知识技术，弥补内在的不足，形成国际竞争力，从而实现了内部调整与外部动员合力，使本国发展走上快车道，甚至实现赶超。
对外开放，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学习以及碰撞，既能获得所需的资源，也能开阔眼界，活跃思想，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优势和不足。社会内部也需要开放，为人才的流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交往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以鼓励人才的涌现，培养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团结。清末以来的中国发展道路，充分说明了这点。在西学东渐中，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积极寻求强国富民之道，在各种社会思潮理论交锋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推广和普及教育等措施，打破了原有的阶级关系，从工人农民家庭中走出了一大批有知识的人才。而改革开放事业就是以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开启的，将人们从长期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开放了心灵，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打开了国门，学习借鉴国际经验，设计推进各领域各层次的改革措施。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党和国家主动推进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就具有国际主义意识，认识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之后，尽管受到国际格局的制约，依然努力与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毛泽东曾经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③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成为党和国家的战略。在实践过程中尽管遇到了各种坎坷和困难，但是并没有动摇党和国家的决心，而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战略不动摇，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把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有序渐进推进的。开放的具体目标逐渐丰富。随着对外联系的不断紧密，不同时期开放的具体目标也在相应进行着调整。在开放初期，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及利用外资是开放的主要目标；1992年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而开放的目标具体化为了解和掌握国际惯例，来提高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力，以及通过加快国内开放来深化改革。1997年之后，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开放目标转化为通过参与来适应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开放领域和地区逐渐增加。经济领域是首先开放的领域。逐步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军事诸多领域。开放领域的全面化证明了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成员。开放空间也在逐步扩大。中国的地区开放是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扩展的。现在，中国的对外开放地域已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进而扩大到沿边、沿江地带直至内陆省会城市、地区，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中部、西部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独立自主的。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始终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摆在第一位，作为所有改革开放措施的前提之一。随着国际间交往内容的日益丰富，主权涉及的范围也逐步扩大。在经济、文化、社会等中国开放的前沿领域，中国一方面通过扩展对外联系获得国际资源的支持，另一方面在日益紧密的联系中保持着决策和行动的自主性。中国提倡的掌握开放的主动权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在危机中的稳健对策、责任意识，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也彰显了中国渐进开放战略的优势。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化，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和交往全面而紧密，物质、资金、人员、信息等的跨国流动不仅数量巨大，而且频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离不开中国。有联系就会产生矛盾，有交往就会发生利益的纠纷和冲突，要规范这些交往关系，调节矛盾和冲突，就需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同步加强法治建设。这是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提出的新要求。
其次，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断增多，受国际因素影响的风险也在加大，维护和保障这些利益成为延伸国家职能的新要求。据统计，2013年我国内地居民出境旅游9818万人次，境外注册企业累计超过2.2万家，累计派出劳务人员近700万人次，海外留学生160多万人。④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近10年，中国政府组织实施境外撤离行动10余次，处理公民在境外遭绑架、袭击案件数百起。要切实维护和保障这些海外利益，不能只依靠本国的军事实力、外交斡旋、政治磋商，还要加强国内法治建设，推动国际法治建设，为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创造一个稳定的、可依靠的制度环境。
第三，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承担起新的角色。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已经从国际规则的学习者、接受者、适应者转变为国际规则的维护者、建设者以及倡导者，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对象。中国对于国际社会的贡献不能只停留在经济层面，还要扩展到制度、价值文化层面，要通过中国理念、中国设计、中国方案为解决国际问题提供选择。中国的法治建设不仅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国际事务话语权，也会为国际法治的进步提供有力的支持。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在开放中深化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治理实践的参与者和塑造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正如改革开放一样，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接受和参与也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并且与国内治理的变革逐步对接起来，形成了互动关系。
中国有着自己的全球意识。“天下观”可以视为中国传统上对于全球共同体的一种认识。近代以来，中国在被动和强迫之下，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成为其中被侵犯和剥夺的成员，因此对于主权独立自主倍加珍惜，对于平等的国际关系更加向往。这种情感和认识一直贯穿于中国处理各类国际事务之中。
从广义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后，对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支持、发展援助，也可以视为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参与。不过这种参与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对抗的色彩。真正的参与则是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是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不断紧密全面而实现的。
根据知网收录的文献，中国学界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已经关注环境、生态等全球性问题，并提出应该将其列入国家政策考虑范围。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全球治理”被国际社会系统阐发，也同步进入中国学术界。王邦佐、桑玉成在1994年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了“国际关系未来学”，提到了“新全球主义”以及所设想的“全球治理”。文章说，“人们已经注意到在20世纪的后半期，人类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很多领域通过国际合作取得了很大成果。到了下一个世纪，这种联系和合作将日益频繁，日益重要，日益成为各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⑤同年，蔡拓等人著的《当代全球问题》出版，是国内学术界最早系统关注全球问题的著作。⑥对于全球治理理论的系统介绍在90年代末期才出现。1999年，《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第二期以“治理”为主题，介绍了治理这个概念的产生以及在相关领域的应用，其中就包括国际关系领域。同年，俞可平、唐贤兴的文章系统介绍了治理和全球治理这两个概念及其应用。⑦此后，国内学界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
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明确后，对外开放向全面深入发展，中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国际社会之中。1992年，中国政府在里约热内卢会议期间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10月27日和1998年10月5日，中国先后签署了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签署了最为重要的环境公约——《京都议定书》。在承担条约责任的过程中，中国也开始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使中国更全面地了解、接受和服从国际规则。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在2001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在经济上开始从制度化层次上参与国际贸易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决策者切实感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并开始理性思考如何应对这些冲击。江泽民在1998年的一个讲话中说，“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谁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去发展自己的经济。”⑧参与全球治理成为应对全球化冲击的战略性选择。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在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客观全面的分析后，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促进共同发展”等主张。
中国是从多层次参与全球治理的，而区域性合作组织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96年4月26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在上海正式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建立了“上海五国”机制。2001年，“上海五国”机制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1997年12月，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在首次东盟—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确定了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方针。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10 1”）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自此全面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 2002年2月，在墨西哥的蒙特雷，时任财政部长的项怀诚在联合国发展筹资会议上代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言，提出建立全球发展筹资框架。在发言中，提出“所有国际社会成员应能平等充分地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实现全球治理的民主化。”这是笔者查找到中国官方第一次明确提出“全球治理”概念。
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也使得国际社会在应对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全球性问题上更加重视中国。200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出席了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首次对话会议。尽管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讨论一直不断，但是都无法否认中国已经是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必不可少的成员。国际社会的批评和期待，也推动着中国不仅要参与全球治理，还要成为新的理念和做法的倡导者，以回应国际社会，并发挥与自己能力相适应的作用。
2005年9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系统阐发了“和谐世界”理念，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以及环保等重要领域的治理，提出了中国的立场和主张。⑨虽然这个理念着眼于国家行为，但是对于深化全球治理也富有启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全球治理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面这是一次从美国起源并席卷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另一方面这次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开始明显缩小。因此，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了更加平等对话、合作的条件。这次危机也使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之中，不仅承担起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责任，而且通过提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参与“二十国集团”，推动“金砖国家”集团的合作等方式，增强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中国在以一种和平发展大国的责任意识来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推动国际组织向更加公正与合理的方向发展。⑩
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为改革开放的经验之一被确定下来，这也是对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准确概括。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系统表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承担的主要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于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互动关系的认识更为深刻具体。首先，寻求共识性理念。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更加明确地表明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立场、态度和关注的重要领域。“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以开放来推动改革。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国内法治与全球法治的相互促进。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开放发展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双向开放的思想。
其次，寻求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多领域深层次的互动机制。积极推动自贸区建设，以深化开放来倒逼国内经济社会改革。积极参与国际反腐败合作，为国内反腐败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压缩腐败分子的逃脱空间。深化与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拓展对外发展援助，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转化为具体项目，以培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深化中国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感情和信任。积极参与全球气候谈判，促成重要协定的达成，并推动国内环境治理的升级。
第三，更为重视制度性话语权。中国不仅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运行和改革，以保证现有国际制度的稳定性，提升其包容性，而且更为主动地发挥国际制度创新作用，推动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等富有创新性的国际制度的创立和建设，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全球减贫、重大疾病防控、野生动植物保护、全球网络安全等全球治理问题方面更为主动地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愿景，为国际力量新平衡提供制度性支撑。
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梦与各国梦共同实现、以“共商、共建、共享”为路径，“三个共享”（共享尊严、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安全保障）为内容的新型国际关系，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内容的新型大国关系，推动全方位的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开放促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等理念和措施，构成了中国进一步深入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的总体性思路，也说明了全球视野、全球意识已经成为整个国家进一步发展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回顾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角色转变的轨迹：从最初基于反对霸权主义立场的国际体系的批评者，到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中的观察者、参与者、学习者、规则的遵循者，再到国家实力全面提高基础上的倡导者、建构者。这种转变生动地展示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和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形成了紧密的关系。
进一步推进两种治理互动的实践和研究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处于新的发展起点上，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要坚持开放发展，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开放被确定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基本理念，丰富了对外开放的内涵，明确了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多层次的举措，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
要清醒地认识开放发展所处的复杂环境。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但是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制度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遭遇各种挑战。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升温，经贸摩擦政治化倾向抬头，而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各类自由贸易协定大量涌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初步达成，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正在孕育，这些超大自由贸易区构想，开辟了各国贸易竞争的新形式、新领域，对于中国开放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新的挑战。 要明确中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定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金砖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20%，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受新兴经济体综合制造成本上涨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低端制造环节加速向低收入国家转移。发达国家也在积极调整，实施“再工业化”政策，利用互联网和其他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抢占产业制高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低收入国家的多重竞争。
要进一步认识中国实施开放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是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第二大吸收外资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资金、日趋完备的基础设施、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以及不断增强的企业创新能力和国际化经营能力，也为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但随着中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劳动力、土地等各类要素成本进入集中上升期，低成本制造的传统优势受到削弱，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如何巩固传统优势、增强创新优势，是摆在中国发展面前的重大课题。
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要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提高自由贸易区建设质量，在更大范围推广复制。促进国内不同区域开放优势的互补，提升外贸质量，优化贸易结构，建设贸易强国。丰富对外交流合作内容和形式，深度融合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深化两岸农业、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等领域交流合作。
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对外开放的总抓手，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落到实处。以“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以企业为主体，实行市场化运作，完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大通道建设，加强和深化产能合作，发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平台的作用，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增强制度性话语权。要在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上提出中国倡议，发挥中国作用，作出中国贡献。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性问题的应对和解决。在推动制定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切实做好对外援助工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身“造血功能”，使广大民众分享到发展的实惠。关注国际公共安全的重要领域、热点问题，积极参与，交流合作，为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将更加深入全面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之间的关系也将更加复杂多变，成为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互动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应该拓展和深化相关研究，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指导。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要重视研究中国价值理念如何能够对于全球治理价值的形成做出贡献。任何人类行为都是特定人类价值的一种反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在这方面，全球治理也不例外。在世界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全球治理的价值不可能凭空产生，必然是多种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结果。应该进一步推动中国价值理念，尤其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新价值、新理念的全球化，并寻求与其他文化中的基本价值理念之间的交汇点，使中国的价值理念成为全球治理价值形成过程中有机的组成部分。
要重视研究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人员、资本、信息、资源等因素快速流动过程中，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形成了紧密而且频繁的联系，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与国际问题的国内化成为常态。这对于包括各国政府在内的各个治理主体来说，如何辨别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机制、更合理有效地调整资源来解决问题，成为新的挑战。不仅要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更要提高其他主体的治理能力，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涉及到处理好国家与国内社会、国际社会之间的双重转型。
要重视研究新型大国关系在全球治理有效实现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客观地说，国家，尤其是大国依然是全球治理运行实现的重要力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突出。因此，既要重视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对于全球治理的影响（正面的与负面的），也要有意识地在将全球治理理念纳入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过程中。
要重视研究具体领域、具体问题上全球治理的形成和实现。全球治理因问题而生，只有解决各类全球性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全球治理。应该更加深入全面地研究各个具体领域中的制度规则、相关主体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关注具体问题的产生过程、发展趋势，做好科学判断，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价值基础、政策方案、资源支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行机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B22039）
注释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59页。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汪洋：《加强涉外法律工作》，本书编写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4年，第95页。
王邦佐、桑玉成：《世界走向新秩序》，《党政论坛》，1994年第1期。
蔡拓等：《当代全球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唐贤兴：《全球治理：一个脆弱的概念》，《国际观察》，1999年第6期。
江泽民：《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工作》，《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1页。
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多视角透视》，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第24～38页。
胡锦涛：《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高层论坛上的讲话》，2011年12月11日。
责 编∕杨昀贇
【关键词】双向开放 国内治理 全球治理 治理现代化 新型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 D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03.003
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最鲜明特色之一。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都是不能成功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提升开放的水平，积极探索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良性互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开放之路，把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下的中国，开放进入了新阶段，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有多元的国内参与主体，也面对着多样的国际主体。不仅要解决国内治理问题，也要解决国际层次乃至全球层次上的治理问题。
开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开放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观念。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一种对话的文明，历来以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姿态处理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哪个时期开放，中华文明就会繁荣，哪个时期封闭，中华文明就会失去活力。汉唐盛世，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活跃期，不仅促进了各国文化和物产流入中国，增强了物质生产和文化生活的活力，也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在交流借鉴中提升了制度、文化的自信心和影响力。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讲中说：“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①
近代以来，中国以及各国的现代化经验充分说明了开放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扩展，各国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开放成为各国无法抗拒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洞察到这种历史性变化，在《共产党宣言》中给予了生动的描述和科学的分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②无论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先发现代化国家的成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崛起，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把握经济全球化机遇的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其共同之处就是通过开放，将自己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这些国家主动进取，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确定自己的国际定位，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有效利用外部的资源、市场以及知识技术，弥补内在的不足，形成国际竞争力，从而实现了内部调整与外部动员合力，使本国发展走上快车道，甚至实现赶超。
对外开放，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学习以及碰撞，既能获得所需的资源，也能开阔眼界，活跃思想，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优势和不足。社会内部也需要开放，为人才的流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交往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以鼓励人才的涌现，培养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团结。清末以来的中国发展道路，充分说明了这点。在西学东渐中，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积极寻求强国富民之道，在各种社会思潮理论交锋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推广和普及教育等措施，打破了原有的阶级关系，从工人农民家庭中走出了一大批有知识的人才。而改革开放事业就是以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开启的，将人们从长期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开放了心灵，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打开了国门，学习借鉴国际经验，设计推进各领域各层次的改革措施。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党和国家主动推进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就具有国际主义意识，认识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之后，尽管受到国际格局的制约，依然努力与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毛泽东曾经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③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成为党和国家的战略。在实践过程中尽管遇到了各种坎坷和困难，但是并没有动摇党和国家的决心，而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战略不动摇，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把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有序渐进推进的。开放的具体目标逐渐丰富。随着对外联系的不断紧密，不同时期开放的具体目标也在相应进行着调整。在开放初期，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及利用外资是开放的主要目标；1992年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而开放的目标具体化为了解和掌握国际惯例，来提高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力，以及通过加快国内开放来深化改革。1997年之后，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开放目标转化为通过参与来适应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开放领域和地区逐渐增加。经济领域是首先开放的领域。逐步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军事诸多领域。开放领域的全面化证明了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成员。开放空间也在逐步扩大。中国的地区开放是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扩展的。现在，中国的对外开放地域已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进而扩大到沿边、沿江地带直至内陆省会城市、地区，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中部、西部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独立自主的。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始终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摆在第一位，作为所有改革开放措施的前提之一。随着国际间交往内容的日益丰富，主权涉及的范围也逐步扩大。在经济、文化、社会等中国开放的前沿领域，中国一方面通过扩展对外联系获得国际资源的支持，另一方面在日益紧密的联系中保持着决策和行动的自主性。中国提倡的掌握开放的主动权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在危机中的稳健对策、责任意识，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也彰显了中国渐进开放战略的优势。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化，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和交往全面而紧密，物质、资金、人员、信息等的跨国流动不仅数量巨大，而且频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离不开中国。有联系就会产生矛盾，有交往就会发生利益的纠纷和冲突，要规范这些交往关系，调节矛盾和冲突，就需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同步加强法治建设。这是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提出的新要求。
其次，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断增多，受国际因素影响的风险也在加大，维护和保障这些利益成为延伸国家职能的新要求。据统计，2013年我国内地居民出境旅游9818万人次，境外注册企业累计超过2.2万家，累计派出劳务人员近700万人次，海外留学生160多万人。④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近10年，中国政府组织实施境外撤离行动10余次，处理公民在境外遭绑架、袭击案件数百起。要切实维护和保障这些海外利益，不能只依靠本国的军事实力、外交斡旋、政治磋商，还要加强国内法治建设，推动国际法治建设，为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创造一个稳定的、可依靠的制度环境。
第三，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承担起新的角色。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已经从国际规则的学习者、接受者、适应者转变为国际规则的维护者、建设者以及倡导者，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对象。中国对于国际社会的贡献不能只停留在经济层面，还要扩展到制度、价值文化层面，要通过中国理念、中国设计、中国方案为解决国际问题提供选择。中国的法治建设不仅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国际事务话语权，也会为国际法治的进步提供有力的支持。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在开放中深化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治理实践的参与者和塑造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正如改革开放一样，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接受和参与也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并且与国内治理的变革逐步对接起来，形成了互动关系。
中国有着自己的全球意识。“天下观”可以视为中国传统上对于全球共同体的一种认识。近代以来，中国在被动和强迫之下，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成为其中被侵犯和剥夺的成员，因此对于主权独立自主倍加珍惜，对于平等的国际关系更加向往。这种情感和认识一直贯穿于中国处理各类国际事务之中。
从广义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后，对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支持、发展援助，也可以视为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参与。不过这种参与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对抗的色彩。真正的参与则是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是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不断紧密全面而实现的。
根据知网收录的文献，中国学界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已经关注环境、生态等全球性问题，并提出应该将其列入国家政策考虑范围。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全球治理”被国际社会系统阐发，也同步进入中国学术界。王邦佐、桑玉成在1994年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了“国际关系未来学”，提到了“新全球主义”以及所设想的“全球治理”。文章说，“人们已经注意到在20世纪的后半期，人类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很多领域通过国际合作取得了很大成果。到了下一个世纪，这种联系和合作将日益频繁，日益重要，日益成为各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⑤同年，蔡拓等人著的《当代全球问题》出版，是国内学术界最早系统关注全球问题的著作。⑥对于全球治理理论的系统介绍在90年代末期才出现。1999年，《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第二期以“治理”为主题，介绍了治理这个概念的产生以及在相关领域的应用，其中就包括国际关系领域。同年，俞可平、唐贤兴的文章系统介绍了治理和全球治理这两个概念及其应用。⑦此后，国内学界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
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明确后，对外开放向全面深入发展，中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国际社会之中。1992年，中国政府在里约热内卢会议期间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10月27日和1998年10月5日，中国先后签署了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签署了最为重要的环境公约——《京都议定书》。在承担条约责任的过程中，中国也开始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使中国更全面地了解、接受和服从国际规则。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在2001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在经济上开始从制度化层次上参与国际贸易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决策者切实感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并开始理性思考如何应对这些冲击。江泽民在1998年的一个讲话中说，“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谁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去发展自己的经济。”⑧参与全球治理成为应对全球化冲击的战略性选择。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在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客观全面的分析后，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促进共同发展”等主张。
中国是从多层次参与全球治理的，而区域性合作组织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96年4月26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在上海正式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建立了“上海五国”机制。2001年，“上海五国”机制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1997年12月，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在首次东盟—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确定了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方针。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10 1”）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自此全面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 2002年2月，在墨西哥的蒙特雷，时任财政部长的项怀诚在联合国发展筹资会议上代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言，提出建立全球发展筹资框架。在发言中，提出“所有国际社会成员应能平等充分地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实现全球治理的民主化。”这是笔者查找到中国官方第一次明确提出“全球治理”概念。
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也使得国际社会在应对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全球性问题上更加重视中国。200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出席了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首次对话会议。尽管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讨论一直不断，但是都无法否认中国已经是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必不可少的成员。国际社会的批评和期待，也推动着中国不仅要参与全球治理，还要成为新的理念和做法的倡导者，以回应国际社会，并发挥与自己能力相适应的作用。
2005年9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系统阐发了“和谐世界”理念，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以及环保等重要领域的治理，提出了中国的立场和主张。⑨虽然这个理念着眼于国家行为，但是对于深化全球治理也富有启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全球治理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面这是一次从美国起源并席卷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另一方面这次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开始明显缩小。因此，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了更加平等对话、合作的条件。这次危机也使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之中，不仅承担起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责任，而且通过提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参与“二十国集团”，推动“金砖国家”集团的合作等方式，增强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中国在以一种和平发展大国的责任意识来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推动国际组织向更加公正与合理的方向发展。⑩
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为改革开放的经验之一被确定下来，这也是对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准确概括。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系统表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承担的主要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于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互动关系的认识更为深刻具体。首先，寻求共识性理念。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更加明确地表明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立场、态度和关注的重要领域。“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以开放来推动改革。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国内法治与全球法治的相互促进。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开放发展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双向开放的思想。
其次，寻求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多领域深层次的互动机制。积极推动自贸区建设，以深化开放来倒逼国内经济社会改革。积极参与国际反腐败合作，为国内反腐败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压缩腐败分子的逃脱空间。深化与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拓展对外发展援助，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转化为具体项目，以培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深化中国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感情和信任。积极参与全球气候谈判，促成重要协定的达成，并推动国内环境治理的升级。
第三，更为重视制度性话语权。中国不仅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运行和改革，以保证现有国际制度的稳定性，提升其包容性，而且更为主动地发挥国际制度创新作用，推动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等富有创新性的国际制度的创立和建设，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全球减贫、重大疾病防控、野生动植物保护、全球网络安全等全球治理问题方面更为主动地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愿景，为国际力量新平衡提供制度性支撑。
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梦与各国梦共同实现、以“共商、共建、共享”为路径，“三个共享”（共享尊严、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安全保障）为内容的新型国际关系，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内容的新型大国关系，推动全方位的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开放促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等理念和措施，构成了中国进一步深入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的总体性思路，也说明了全球视野、全球意识已经成为整个国家进一步发展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回顾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角色转变的轨迹：从最初基于反对霸权主义立场的国际体系的批评者，到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中的观察者、参与者、学习者、规则的遵循者，再到国家实力全面提高基础上的倡导者、建构者。这种转变生动地展示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和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形成了紧密的关系。
进一步推进两种治理互动的实践和研究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处于新的发展起点上，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要坚持开放发展，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开放被确定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基本理念，丰富了对外开放的内涵，明确了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多层次的举措，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
要清醒地认识开放发展所处的复杂环境。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但是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制度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遭遇各种挑战。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升温，经贸摩擦政治化倾向抬头，而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各类自由贸易协定大量涌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初步达成，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正在孕育，这些超大自由贸易区构想，开辟了各国贸易竞争的新形式、新领域，对于中国开放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新的挑战。 要明确中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定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金砖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20%，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受新兴经济体综合制造成本上涨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低端制造环节加速向低收入国家转移。发达国家也在积极调整，实施“再工业化”政策，利用互联网和其他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抢占产业制高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低收入国家的多重竞争。
要进一步认识中国实施开放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是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第二大吸收外资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资金、日趋完备的基础设施、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以及不断增强的企业创新能力和国际化经营能力，也为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但随着中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劳动力、土地等各类要素成本进入集中上升期，低成本制造的传统优势受到削弱，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如何巩固传统优势、增强创新优势，是摆在中国发展面前的重大课题。
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要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提高自由贸易区建设质量，在更大范围推广复制。促进国内不同区域开放优势的互补，提升外贸质量，优化贸易结构，建设贸易强国。丰富对外交流合作内容和形式，深度融合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深化两岸农业、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等领域交流合作。
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对外开放的总抓手，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落到实处。以“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以企业为主体，实行市场化运作，完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大通道建设，加强和深化产能合作，发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平台的作用，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增强制度性话语权。要在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上提出中国倡议，发挥中国作用，作出中国贡献。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性问题的应对和解决。在推动制定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切实做好对外援助工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身“造血功能”，使广大民众分享到发展的实惠。关注国际公共安全的重要领域、热点问题，积极参与，交流合作，为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将更加深入全面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之间的关系也将更加复杂多变，成为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互动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应该拓展和深化相关研究，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指导。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要重视研究中国价值理念如何能够对于全球治理价值的形成做出贡献。任何人类行为都是特定人类价值的一种反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在这方面，全球治理也不例外。在世界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全球治理的价值不可能凭空产生，必然是多种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结果。应该进一步推动中国价值理念，尤其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新价值、新理念的全球化，并寻求与其他文化中的基本价值理念之间的交汇点，使中国的价值理念成为全球治理价值形成过程中有机的组成部分。
要重视研究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人员、资本、信息、资源等因素快速流动过程中，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形成了紧密而且频繁的联系，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与国际问题的国内化成为常态。这对于包括各国政府在内的各个治理主体来说，如何辨别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机制、更合理有效地调整资源来解决问题，成为新的挑战。不仅要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更要提高其他主体的治理能力，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涉及到处理好国家与国内社会、国际社会之间的双重转型。
要重视研究新型大国关系在全球治理有效实现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客观地说，国家，尤其是大国依然是全球治理运行实现的重要力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突出。因此，既要重视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对于全球治理的影响（正面的与负面的），也要有意识地在将全球治理理念纳入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过程中。
要重视研究具体领域、具体问题上全球治理的形成和实现。全球治理因问题而生，只有解决各类全球性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全球治理。应该更加深入全面地研究各个具体领域中的制度规则、相关主体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关注具体问题的产生过程、发展趋势，做好科学判断，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价值基础、政策方案、资源支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行机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B22039）
注释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59页。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汪洋：《加强涉外法律工作》，本书编写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4年，第95页。
王邦佐、桑玉成：《世界走向新秩序》，《党政论坛》，1994年第1期。
蔡拓等：《当代全球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唐贤兴：《全球治理：一个脆弱的概念》，《国际观察》，1999年第6期。
江泽民：《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工作》，《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1页。
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多视角透视》，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第24～38页。
胡锦涛：《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高层论坛上的讲话》，2011年12月11日。
责 编∕杨昀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