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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雪凝灾害期间发生的典型社会现象，根据市场、政府和社群的反应和救助，考量了市场、政府和社群在非常时期的功能。论证了有治理的市场、政府和社群不可或缺。用实证方式提示：市场、政府和社群治理的互补结构制度有希望调动人们多样、特异的能力和动机来解决社会生活方面的难题，凸现制度能够影响经济交易各个方面，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键词] 雪凝灾害 市场、政府和社群治理 不可或缺 互补结构
关于这三种制度当中哪一种制度有可能更具效率的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究竟在哪一种制度中能够期望现有的知识得到最为充分的运用；然而，我们究竟在哪一种制度中能够期望现有的知识得到最为充分的运用这个问题，则又取决于我们在下述两种做法中采取何种做法才更可能取得成功：一是提把所有应当加以运用的但最初却由很多不同的个人分散掌握的知识交由某个中央权力机构去处理；二是把个人为了使自己的计划得以与其他人的计划相应和那种相关的额外知识都传输给这些个人。
——F.A.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1945)①
每一个立法者的目的都是通过培养习惯塑造好的公民。如果他不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这就是立法的失败。一个好宪法和一个坏宪法的区别就在于此。
——亚里士多德，《尼谷马可伦理学》(公元前350)②
在政府中掌权的人……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1759）③
在这次雪凝灾害中，在急于返乡过年的人群中，治安部门告诫滋事者们不要做破坏社会治安的事，不要制造混乱，也不要有意在人流中扰动。人们也乐于帮助治安人员来维持车站广场的秩序。例如他们会对未被治安人员发现的滋事者发出群体的责骂。这个例子所反映的行为可称为集体效力④。在集体效力水平高的地方，治安事件率都很低。但在有些地方，市民们更多的是采取一种不管闲事的方式。人群密集地方间的集体效力水平有相当大的差异，例如雪灾期间广州车站和某些车站人群的集体效力水平就有高低之分。这个例子说明了社群规范养成的非正式实施力量不可低估。
网络媒体加入抗冻救灾战役受好评的例子说明了解决社群问题的另一方面。由于南方雪凝灾害期间各种信息很多，相互间不对称，各网站决定联合起分享信息和统筹资源以利救助活动。北京网络媒体立即行动起来，调动各种手段和资源打响了一场抗冻救灾的网上战役。贵州互联网协会倡议：齐心协力共渡难关。这种合作分享信息和资源的举措使报道更准确，分享信息和资源的做法则提高了信息利用率，降低了各媒体间由于技术差异、人员素质差异可能造成绩效目标差异。各媒体协同行动的做法提高了分享过程的透明度，也使机会主义者违背协同行动的行为容易被发现和受到遏制，而获得了“网络媒体是值得信赖并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平台”的赞誉。雪凝灾害期间的贵阳，140多余公交线路因灾停运。贵阳人民广播电台发动本市司机顺路免费搭载市民，为方便辨认，参加活动的车辆右前方后视镜都系上绿丝带。在精神文明办倡导下，当地多家媒体参与联动的“绿丝带市民互助活动”成为守望相助、扶危济困的爱心行动；林长龙和车友开着14辆越野车，经过7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帮助政府把救灾物资送到了二坡山。
这两个集体效力的成功例子共同说明了社群治理这一概念。社群是一群在多方面直接、频繁地交往的人。在这种意义上，一起工作的同事、社区居民、亲朋好友、职业或商业圈、民间慈善组织、各种协会都可称为社群。关联（而不是感情），是社群最显著的特性。社群内相对较小数目的成员重复和多方面的社会交往，以及由此产生的同事们的个人信息：信任、关心同事、支助受难的人以及愿意遵守社群规范、惩罚不遵守规范的人，是他们共同支持了更高水平的社会秩序。
在雪凝灾害非常时期的这两个案例印证了一个观点，即治理社会互动的恰当游戏规则可以控制自私动机以增进大众福利（曼德维尔）。这种观点被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论断赋予了经济内涵。因此，产生了自利的经济人行为基本假设，和相似的在强调市场作用，清晰的产权以及高效、善意的政府是治理的关键组成因素。因而恰当的游戏规则取代了好的公民作为好政府的必要条件。
出现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相互竞争的阵营，对于经济治理的理想状态，一方提倡实行放任自由，另一方则要实行全面政府干预。20世纪23年代关于中央计划经济可行性的大辩论是将宪政选择缩小为政府干预对自由放任的标志性事件。辩论的焦点：社会主义错在何处？无法充分抓住集权式配置方式的经济缺陷，以及在辩论中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的经济理论又错在何处？
那次论战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辩论对方都使用瓦尔拉斯模型来论证各自的观点。哈耶克很快发现了问题。他在《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中使用了成本、信息使用的局限等瓦尔拉斯范式中缺少的概念重新界定了那次论点。在哈耶克看来，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计划者所需的信息，被成千上万的经济个体所控制着，他们既没有理由，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也没有途径将其传递给中央权力机关。相反，哈耶克认为，分散的市场可以有效地利用分散的信息。每个参与者了解自己的偏好，可以在为个体所熟知并能够反映所需商品社会稀缺程度的理想环境中为总量特征（价格向量）做出反应。
市场经济的生活使我们知道，由于很多相关价格其实并不存在，有些价格无法反映社会稀缺性，有些价格（例如期货）则是不可知的，因此现实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理想情况下的完全竞争市场。
但如果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制度可以更高效地利用有效信息这一问题上，哈耶克的文章与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一样，都可被看作是经济制度理论方面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在20世纪90年代前社会主义国家由中央集权计划向市场调节转型过程中，科斯指出：“如果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意义下的市场经济都不可能存在，只有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自身的经济，才有可能更好地体会这些制度的作用”（Coase,1992）瓦尔拉斯经济学不仅对阐述经济落后问题无能为力，而且也无法解释社会主义遇到的问题，还无法说明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这是各界对瓦尔拉斯模型[5]进行质疑的主要理由。
文中，用后瓦尔拉斯的方法来应对这次雪凝灾害反思：有治理的市场、政府和社群不可或缺。探索市场、政府和社群三者共同作用的方式，为协调问题提供实证解决办法。既考虑分配正义又关注它们对配置效率的影响。按照三个一般的治理结构[6]——社群、市场和政府，考量他们各自使用不同的方式协调集体行动，配置商品和劳务。
市场和政府：后瓦尔拉斯比较（案例）
在关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与自由放任的争论中，双方的辩词针锋相对；我们从中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从配置的立场上来说，市场与政府很难加以区分。”
从分配正义的角度考虑，我们看到一个严酷的现实：“竞争性均衡可以让一些人走投无路，也可以让另一些人富得流油；它所排除的仅仅是经济中存在共同获益的机会却未能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
雪凝灾害中央政府反应、救助抗灾行动总纲领——“通路、保电、安民”凸显了市场、政府和社群三者间的哪种组合方式在非常时期解决协调问题时会获得最大成功？这取决于潜在的技术和引起参与人相互依赖的社会事实。例如，因交通较长时间中断，运输受阻，煤、电生产过程中巨大的成本上升导致的报酬递增要求使各独立的生产和市场竞争不仅效率低下（因为在非常时期按边际成本定价政府是不允许的），而且生产难以持续（这是资源短缺、成本上升，报酬递增产生的正反馈效应以及稀缺竞争过程中的胜者全得现象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个协调交通、运输、煤、电生产供给的大难题又一次凸现了制度能够影响经济交易的四个方面。首先，制度影响信息的分配，即信息获得、隐藏、分享以及促使协议（契约）实施的方式。其次，与既定资源（财富）分配相联系的制度，在决策力量和交易参与者间剩余索取权的分配中会再现出不同的情况，再次，不同的制度和资源（财富）分配方式会导致交易的各方之间产生特殊形式的利益冲突。最后，治理特定交往（交易）的制度将会對参与者的偏好和信仰产生影响。
此观点的诠释性表述如下：例如，当交通中断，运输受阻，生产的煤运不出来，电厂没煤无法生产电，电网没电无法满足用户需求。这个闭环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行为，因天灾，可以不再受契约治理（约束），外部性导致的各子系统之间产生非均衡利益冲突时，制度（经济交易制度与管制交易规制）差别将产生非常重要的不同配置结果。这种情况下，经济交易制度间出现的协调失灵问题可由政府管制交易规制来削弱。但前提是，这些制度必须具备以下一个或更多的条件。首先，政府管制交易规制必须将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各子系统（个体）对其自身行为结果负责，以降低相互依赖的程度。其次，政府管制交易规制要降低受影响的各子系统（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利益是经济交易的产物。最后，政府管制交易规制可能会降低各子系统（个体）信息数量，或负面影响的重要性以安民心，以保证新协调的契约签订和更高效交易活动，实现抗冻救灾行动总纲领，将潜在的生产者剩余变为社会福利。(未完见下期)
[关键词] 雪凝灾害 市场、政府和社群治理 不可或缺 互补结构
关于这三种制度当中哪一种制度有可能更具效率的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究竟在哪一种制度中能够期望现有的知识得到最为充分的运用；然而，我们究竟在哪一种制度中能够期望现有的知识得到最为充分的运用这个问题，则又取决于我们在下述两种做法中采取何种做法才更可能取得成功：一是提把所有应当加以运用的但最初却由很多不同的个人分散掌握的知识交由某个中央权力机构去处理；二是把个人为了使自己的计划得以与其他人的计划相应和那种相关的额外知识都传输给这些个人。
——F.A.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1945)①
每一个立法者的目的都是通过培养习惯塑造好的公民。如果他不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这就是立法的失败。一个好宪法和一个坏宪法的区别就在于此。
——亚里士多德，《尼谷马可伦理学》(公元前350)②
在政府中掌权的人……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1759）③
在这次雪凝灾害中，在急于返乡过年的人群中，治安部门告诫滋事者们不要做破坏社会治安的事，不要制造混乱，也不要有意在人流中扰动。人们也乐于帮助治安人员来维持车站广场的秩序。例如他们会对未被治安人员发现的滋事者发出群体的责骂。这个例子所反映的行为可称为集体效力④。在集体效力水平高的地方，治安事件率都很低。但在有些地方，市民们更多的是采取一种不管闲事的方式。人群密集地方间的集体效力水平有相当大的差异，例如雪灾期间广州车站和某些车站人群的集体效力水平就有高低之分。这个例子说明了社群规范养成的非正式实施力量不可低估。
网络媒体加入抗冻救灾战役受好评的例子说明了解决社群问题的另一方面。由于南方雪凝灾害期间各种信息很多，相互间不对称，各网站决定联合起分享信息和统筹资源以利救助活动。北京网络媒体立即行动起来，调动各种手段和资源打响了一场抗冻救灾的网上战役。贵州互联网协会倡议：齐心协力共渡难关。这种合作分享信息和资源的举措使报道更准确，分享信息和资源的做法则提高了信息利用率，降低了各媒体间由于技术差异、人员素质差异可能造成绩效目标差异。各媒体协同行动的做法提高了分享过程的透明度，也使机会主义者违背协同行动的行为容易被发现和受到遏制，而获得了“网络媒体是值得信赖并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平台”的赞誉。雪凝灾害期间的贵阳，140多余公交线路因灾停运。贵阳人民广播电台发动本市司机顺路免费搭载市民，为方便辨认，参加活动的车辆右前方后视镜都系上绿丝带。在精神文明办倡导下，当地多家媒体参与联动的“绿丝带市民互助活动”成为守望相助、扶危济困的爱心行动；林长龙和车友开着14辆越野车，经过7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帮助政府把救灾物资送到了二坡山。
这两个集体效力的成功例子共同说明了社群治理这一概念。社群是一群在多方面直接、频繁地交往的人。在这种意义上，一起工作的同事、社区居民、亲朋好友、职业或商业圈、民间慈善组织、各种协会都可称为社群。关联（而不是感情），是社群最显著的特性。社群内相对较小数目的成员重复和多方面的社会交往，以及由此产生的同事们的个人信息：信任、关心同事、支助受难的人以及愿意遵守社群规范、惩罚不遵守规范的人，是他们共同支持了更高水平的社会秩序。
在雪凝灾害非常时期的这两个案例印证了一个观点，即治理社会互动的恰当游戏规则可以控制自私动机以增进大众福利（曼德维尔）。这种观点被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论断赋予了经济内涵。因此，产生了自利的经济人行为基本假设，和相似的在强调市场作用，清晰的产权以及高效、善意的政府是治理的关键组成因素。因而恰当的游戏规则取代了好的公民作为好政府的必要条件。
出现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相互竞争的阵营，对于经济治理的理想状态，一方提倡实行放任自由，另一方则要实行全面政府干预。20世纪23年代关于中央计划经济可行性的大辩论是将宪政选择缩小为政府干预对自由放任的标志性事件。辩论的焦点：社会主义错在何处？无法充分抓住集权式配置方式的经济缺陷，以及在辩论中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的经济理论又错在何处？
那次论战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辩论对方都使用瓦尔拉斯模型来论证各自的观点。哈耶克很快发现了问题。他在《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中使用了成本、信息使用的局限等瓦尔拉斯范式中缺少的概念重新界定了那次论点。在哈耶克看来，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计划者所需的信息，被成千上万的经济个体所控制着，他们既没有理由，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也没有途径将其传递给中央权力机关。相反，哈耶克认为，分散的市场可以有效地利用分散的信息。每个参与者了解自己的偏好，可以在为个体所熟知并能够反映所需商品社会稀缺程度的理想环境中为总量特征（价格向量）做出反应。
市场经济的生活使我们知道，由于很多相关价格其实并不存在，有些价格无法反映社会稀缺性，有些价格（例如期货）则是不可知的，因此现实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理想情况下的完全竞争市场。
但如果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制度可以更高效地利用有效信息这一问题上，哈耶克的文章与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一样，都可被看作是经济制度理论方面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在20世纪90年代前社会主义国家由中央集权计划向市场调节转型过程中，科斯指出：“如果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意义下的市场经济都不可能存在，只有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自身的经济，才有可能更好地体会这些制度的作用”（Coase,1992）瓦尔拉斯经济学不仅对阐述经济落后问题无能为力，而且也无法解释社会主义遇到的问题，还无法说明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这是各界对瓦尔拉斯模型[5]进行质疑的主要理由。
文中，用后瓦尔拉斯的方法来应对这次雪凝灾害反思：有治理的市场、政府和社群不可或缺。探索市场、政府和社群三者共同作用的方式，为协调问题提供实证解决办法。既考虑分配正义又关注它们对配置效率的影响。按照三个一般的治理结构[6]——社群、市场和政府，考量他们各自使用不同的方式协调集体行动，配置商品和劳务。
市场和政府：后瓦尔拉斯比较（案例）
在关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与自由放任的争论中，双方的辩词针锋相对；我们从中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从配置的立场上来说，市场与政府很难加以区分。”
从分配正义的角度考虑，我们看到一个严酷的现实：“竞争性均衡可以让一些人走投无路，也可以让另一些人富得流油；它所排除的仅仅是经济中存在共同获益的机会却未能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
雪凝灾害中央政府反应、救助抗灾行动总纲领——“通路、保电、安民”凸显了市场、政府和社群三者间的哪种组合方式在非常时期解决协调问题时会获得最大成功？这取决于潜在的技术和引起参与人相互依赖的社会事实。例如，因交通较长时间中断，运输受阻，煤、电生产过程中巨大的成本上升导致的报酬递增要求使各独立的生产和市场竞争不仅效率低下（因为在非常时期按边际成本定价政府是不允许的），而且生产难以持续（这是资源短缺、成本上升，报酬递增产生的正反馈效应以及稀缺竞争过程中的胜者全得现象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个协调交通、运输、煤、电生产供给的大难题又一次凸现了制度能够影响经济交易的四个方面。首先，制度影响信息的分配，即信息获得、隐藏、分享以及促使协议（契约）实施的方式。其次，与既定资源（财富）分配相联系的制度，在决策力量和交易参与者间剩余索取权的分配中会再现出不同的情况，再次，不同的制度和资源（财富）分配方式会导致交易的各方之间产生特殊形式的利益冲突。最后，治理特定交往（交易）的制度将会對参与者的偏好和信仰产生影响。
此观点的诠释性表述如下：例如，当交通中断，运输受阻，生产的煤运不出来，电厂没煤无法生产电，电网没电无法满足用户需求。这个闭环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行为，因天灾，可以不再受契约治理（约束），外部性导致的各子系统之间产生非均衡利益冲突时，制度（经济交易制度与管制交易规制）差别将产生非常重要的不同配置结果。这种情况下，经济交易制度间出现的协调失灵问题可由政府管制交易规制来削弱。但前提是，这些制度必须具备以下一个或更多的条件。首先，政府管制交易规制必须将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各子系统（个体）对其自身行为结果负责，以降低相互依赖的程度。其次，政府管制交易规制要降低受影响的各子系统（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利益是经济交易的产物。最后，政府管制交易规制可能会降低各子系统（个体）信息数量，或负面影响的重要性以安民心，以保证新协调的契约签订和更高效交易活动，实现抗冻救灾行动总纲领，将潜在的生产者剩余变为社会福利。(未完见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