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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的文章《记者头脑要冷静》，是毛泽东同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的要点，时间是1958年11月21日。谈话中，毛泽东根据其一贯强调的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的作风，对当时新闻界的一些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指出：“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接着他就举了一个古人“善于比较”的例子：“唐朝有一个太守，他问官司，先去了解原告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审原告被告。这叫作‘勾推法’。这就是比较，同周围的环境比较。”
毛泽东谈的是新闻工作，指出记者进行调查研究也须采用与司法侦查类似的手段。然而，“勾推法”究竟源于何人何事，该文文末并未加以注释，笔者查阅多本古籍亦未找到答案，成为笔者心中多年未解的谜团。
“钩距”或为“勾推法”源头
近日翻阅《汉书·赵广汉传》，笔者惊讶地发现了这一词汇之端倪：文中说赵广汉此人“尤善为钩距，以得事情”。对“钩距”一词，古人王先谦做的补注是：“钩若钩取物也，距与致同，钩距谓钩而致之。”意思是说：“钩”字形容的是像用钩子那样去取物，“距”字在这里与“致”字相同，“钩”“距”二字连用表示“将物件钩取到手”。
再综合其他古人对钩距法的解说，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两种含义：其一是“钩得其情，使不得去也”;其二是“钩，致也;距，闭也。使对者无疑，若不问而自知，众莫觉所由，以闭其术，为距也”。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案件侦查方法，即“钩致其隐伏，使不得遁;距闭其行迹，使不可窥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广布眼线，深挖案件线索，隐藏行迹，示之以虚，从而占据案件侦破主动地位。至于后者，實质上是一种建立在经验推理基础上的审讯方法或策略，可称为迂回包抄法，为从罪嫌人或证人处获得有关案件的关键细节，迂回设问，层层推进，最终锁定证言。
再来看看赵广汉本人的实例，该文中说赵“尤善为钩距，以得事情。钩距者，设欲知马贾（价），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贾（价），以类相推，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赵广汉尤其善于运用“钩距”的方法寻找线索并得知真相。所谓“钩距”就是这么回事：假设想知道马的价格，就先问狗的价格，完了问羊的价格，又问牛的价格，然后到马的价格。比较查对它们的价格，由此推算马的价格，推算结果往往与实际相符。
笔者注意到，原文中有“以类相推”一词，而文中强调，“推”的前提是“钩”，“勾（钩）推”一词由此呼之欲出。较之“钩距”，“勾（钩）推”表明还须做一番比较、推理，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最终得出结论，无疑比“钩距”一词更精当。
赵广汉善用“勾推法”
据《汉书》记载，赵广汉年轻时当上了郡中小吏、州从事，因为他生性廉洁、处事通达敏捷而且谦虚待人，广被世人所称道。昌邑王刘征登上皇位后，行为荒淫，朝中重臣、大将军霍光跟群臣共同废掉刘征，推立宣帝继位。赵广汉因参与霍光此举，被恩赐为关内侯爵位，升任颍州太守。
当时颍州境内大姓原氏、褚氏两家族强横妄为，其门客为非作歹、作奸犯科。而颍州的豪强纷纷借助钱财与大姓人家联姻，官商勾结，欺压百姓，横行无忌，活似后世的“黑社会”，历任郡守望之生畏、束手无策。赵广汉得知，先是忧心忡忡，继而又苦思对策。
赵广汉的第一招是“设箱举报，收集线索”。他受民间用的储钱罐启发，“教吏为缿筩（音‘向统’）”，就是让差役设计、制作多个举报箱，到处放置。这是个历史性的发明创举，沿用至今。对举报人留下的个人信息他为其保密，而对举报中披露的事实则通过暗察私访，一一证实。这个过程中采用的基本方法，正是互相比较，也就是“钩距（勾推）法”。
赵广汉的第二招是“分化瓦解，以毒攻毒”。他对大姓家族中的中间分子采取奖励、使用的政策，将举报内容有选择地透露给他们，并通过他们了解其家族中的内幕。然后他又故意向其泄露大家族之间一系列矛盾、对立的意见、信息，使得他们中间产生内讧，直至发展到公开攻讦的地步，不惜前来对簿公堂，然后赵广汉就以官方名义受理、判决。由此，大姓家族之间互相为敌的局面愈演愈烈，由沆瀣一气转为分崩离析，而其中的作恶犯罪分子陆续遭到逮捕、惩处。
经过赵广汉的巧妙治理，当地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坏人坏事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辖区上下政令畅通、人心思治，官吏百姓赞不绝口，上年纪的人纷纷赞扬：“自打汉王朝建立至今，没有治理得这么好的时候！”赵广汉由此声名远扬，连北方的匈奴人都知道其大名、业绩。
遗憾的是，赵广汉本人并未得到善终，他的口碑居然引来了杀身之祸。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七月，丞相司直萧望之上奏称，赵广汉折辱朝中大臣，用威力挟制奉公守法之人。坐稳了龙椅的汉宣帝当时也正想清除霍光的余势，于是借此机会下旨将赵广汉腰斩。虽然赵广汉蒙冤而死，但他清明廉洁、惩办豪强的功绩不灭，“百姓追恩，歌之至今”。
“勾推法”源远流长
事实上，赵广汉的钩距法只是开了个“源”，而“流”更在其后，“勾推法”在后世一直大有用武之地。在“勾推法”的传承中，精于此道的干臣、能吏代不乏人，主要是将其用于司法实践，特别是对疑难案件的审理上。囿于古代落后的科技水平，古人办案更多依赖搜集舆情或逻辑推理手段。史书上具体提到善用“钩距”的有这么些人：
唐朝中期曾任过京兆尹的李齐物，“为政发官吏阴事，以察为能”。他死后，唐肃宗褒奖他“擒奸掩钩距之术，恤狱正喉舌之官”。
晚于李齐物的另一京兆尹刘栖楚，“摧抑豪右，甚有钩距，人多比之于西汉赵广汉者”。
五代后晋时重臣安重荣，“目能钩距，凡有争讼，多廷辩之”。
北宋初年的郭进，“听讼善以钩距得事情”。
宋太宗时大臣李惟清，“有钩距，临事峻刻，所至称强干”。
宋代名相杜衍，“发幽摘伏，钩距缪数，奸不得隐，人服其神”。
元代浮梁令郭郁，“善为钩距，以廉民隐，自比赵广汉”。
明朝成化年间的地方官陈炜，“屡析于狱，善为钩距，以得其情”。
上述历代官员都和赵广汉一样，因其对钩距法的娴熟运用，赢得了百姓的口碑。
古籍《折狱龟鉴》收录有宋代官员包拯和钱龢运用钩距法顺利破案的故事，值得关注。有趣的是，两案皆与农家的耕牛有关——在宋代，私杀耕牛违法。这里仅举钱龢的例子。他在嘉兴县做知县时，有村民告状说自己的牛被人盗杀了。钱龢让他先回去，还嘱咐他千万别提自己告官的事。第二天，钱龢又接到举报，丢牛的村子里有些村民在吃牛肉。钱龢马上判定，这是此前来告状说自己丢牛的人自导自演的一场戏。此人被收审后，果然很快就招供了。原来，钱龢早就暗地里查明，这个声称丢牛的人曾向邻居馈赠牛肉，对与自己曾有过积怨的还加倍赠送。在《折狱龟鉴》一书的作者看来，钱龢的“钩慝之术”就是源自赵广汉的“钩距法”。在证据的搜集、固定技术至为简陋的古代，钱龢故布疑阵（“用谲”），诱使罪嫌人露出马脚甚至自投罗网，显示了他对犯罪心理学知识的娴熟运用，手法之高明令人拍案叫绝。
总之，从古时的“钩距”到毛泽东口中的“勾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需要我们不断发扬光大。许多事物只要仔细考证、认真对比推理，就会有新的发现。
毛泽东指出：“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接着他就举了一个古人“善于比较”的例子：“唐朝有一个太守，他问官司，先去了解原告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审原告被告。这叫作‘勾推法’。这就是比较，同周围的环境比较。”
毛泽东谈的是新闻工作，指出记者进行调查研究也须采用与司法侦查类似的手段。然而，“勾推法”究竟源于何人何事，该文文末并未加以注释，笔者查阅多本古籍亦未找到答案，成为笔者心中多年未解的谜团。
“钩距”或为“勾推法”源头
近日翻阅《汉书·赵广汉传》，笔者惊讶地发现了这一词汇之端倪：文中说赵广汉此人“尤善为钩距，以得事情”。对“钩距”一词，古人王先谦做的补注是：“钩若钩取物也，距与致同，钩距谓钩而致之。”意思是说：“钩”字形容的是像用钩子那样去取物，“距”字在这里与“致”字相同，“钩”“距”二字连用表示“将物件钩取到手”。
再综合其他古人对钩距法的解说，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两种含义：其一是“钩得其情，使不得去也”;其二是“钩，致也;距，闭也。使对者无疑，若不问而自知，众莫觉所由，以闭其术，为距也”。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案件侦查方法，即“钩致其隐伏，使不得遁;距闭其行迹，使不可窥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广布眼线，深挖案件线索，隐藏行迹，示之以虚，从而占据案件侦破主动地位。至于后者，實质上是一种建立在经验推理基础上的审讯方法或策略，可称为迂回包抄法，为从罪嫌人或证人处获得有关案件的关键细节，迂回设问，层层推进，最终锁定证言。
再来看看赵广汉本人的实例，该文中说赵“尤善为钩距，以得事情。钩距者，设欲知马贾（价），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贾（价），以类相推，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赵广汉尤其善于运用“钩距”的方法寻找线索并得知真相。所谓“钩距”就是这么回事：假设想知道马的价格，就先问狗的价格，完了问羊的价格，又问牛的价格，然后到马的价格。比较查对它们的价格，由此推算马的价格，推算结果往往与实际相符。
笔者注意到，原文中有“以类相推”一词，而文中强调，“推”的前提是“钩”，“勾（钩）推”一词由此呼之欲出。较之“钩距”，“勾（钩）推”表明还须做一番比较、推理，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最终得出结论，无疑比“钩距”一词更精当。
赵广汉善用“勾推法”
据《汉书》记载，赵广汉年轻时当上了郡中小吏、州从事，因为他生性廉洁、处事通达敏捷而且谦虚待人，广被世人所称道。昌邑王刘征登上皇位后，行为荒淫，朝中重臣、大将军霍光跟群臣共同废掉刘征，推立宣帝继位。赵广汉因参与霍光此举，被恩赐为关内侯爵位，升任颍州太守。
当时颍州境内大姓原氏、褚氏两家族强横妄为，其门客为非作歹、作奸犯科。而颍州的豪强纷纷借助钱财与大姓人家联姻，官商勾结，欺压百姓，横行无忌，活似后世的“黑社会”，历任郡守望之生畏、束手无策。赵广汉得知，先是忧心忡忡，继而又苦思对策。
赵广汉的第一招是“设箱举报，收集线索”。他受民间用的储钱罐启发，“教吏为缿筩（音‘向统’）”，就是让差役设计、制作多个举报箱，到处放置。这是个历史性的发明创举，沿用至今。对举报人留下的个人信息他为其保密，而对举报中披露的事实则通过暗察私访，一一证实。这个过程中采用的基本方法，正是互相比较，也就是“钩距（勾推）法”。
赵广汉的第二招是“分化瓦解，以毒攻毒”。他对大姓家族中的中间分子采取奖励、使用的政策，将举报内容有选择地透露给他们，并通过他们了解其家族中的内幕。然后他又故意向其泄露大家族之间一系列矛盾、对立的意见、信息，使得他们中间产生内讧，直至发展到公开攻讦的地步，不惜前来对簿公堂，然后赵广汉就以官方名义受理、判决。由此，大姓家族之间互相为敌的局面愈演愈烈，由沆瀣一气转为分崩离析，而其中的作恶犯罪分子陆续遭到逮捕、惩处。
经过赵广汉的巧妙治理，当地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坏人坏事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辖区上下政令畅通、人心思治，官吏百姓赞不绝口，上年纪的人纷纷赞扬：“自打汉王朝建立至今，没有治理得这么好的时候！”赵广汉由此声名远扬，连北方的匈奴人都知道其大名、业绩。
遗憾的是，赵广汉本人并未得到善终，他的口碑居然引来了杀身之祸。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七月，丞相司直萧望之上奏称，赵广汉折辱朝中大臣，用威力挟制奉公守法之人。坐稳了龙椅的汉宣帝当时也正想清除霍光的余势，于是借此机会下旨将赵广汉腰斩。虽然赵广汉蒙冤而死，但他清明廉洁、惩办豪强的功绩不灭，“百姓追恩，歌之至今”。
“勾推法”源远流长
事实上，赵广汉的钩距法只是开了个“源”，而“流”更在其后，“勾推法”在后世一直大有用武之地。在“勾推法”的传承中，精于此道的干臣、能吏代不乏人，主要是将其用于司法实践，特别是对疑难案件的审理上。囿于古代落后的科技水平，古人办案更多依赖搜集舆情或逻辑推理手段。史书上具体提到善用“钩距”的有这么些人：
唐朝中期曾任过京兆尹的李齐物，“为政发官吏阴事，以察为能”。他死后，唐肃宗褒奖他“擒奸掩钩距之术，恤狱正喉舌之官”。
晚于李齐物的另一京兆尹刘栖楚，“摧抑豪右，甚有钩距，人多比之于西汉赵广汉者”。
五代后晋时重臣安重荣，“目能钩距，凡有争讼，多廷辩之”。
北宋初年的郭进，“听讼善以钩距得事情”。
宋太宗时大臣李惟清，“有钩距，临事峻刻，所至称强干”。
宋代名相杜衍，“发幽摘伏，钩距缪数，奸不得隐，人服其神”。
元代浮梁令郭郁，“善为钩距，以廉民隐，自比赵广汉”。
明朝成化年间的地方官陈炜，“屡析于狱，善为钩距，以得其情”。
上述历代官员都和赵广汉一样，因其对钩距法的娴熟运用，赢得了百姓的口碑。
古籍《折狱龟鉴》收录有宋代官员包拯和钱龢运用钩距法顺利破案的故事，值得关注。有趣的是，两案皆与农家的耕牛有关——在宋代，私杀耕牛违法。这里仅举钱龢的例子。他在嘉兴县做知县时，有村民告状说自己的牛被人盗杀了。钱龢让他先回去，还嘱咐他千万别提自己告官的事。第二天，钱龢又接到举报，丢牛的村子里有些村民在吃牛肉。钱龢马上判定，这是此前来告状说自己丢牛的人自导自演的一场戏。此人被收审后，果然很快就招供了。原来，钱龢早就暗地里查明，这个声称丢牛的人曾向邻居馈赠牛肉，对与自己曾有过积怨的还加倍赠送。在《折狱龟鉴》一书的作者看来，钱龢的“钩慝之术”就是源自赵广汉的“钩距法”。在证据的搜集、固定技术至为简陋的古代，钱龢故布疑阵（“用谲”），诱使罪嫌人露出马脚甚至自投罗网，显示了他对犯罪心理学知识的娴熟运用，手法之高明令人拍案叫绝。
总之，从古时的“钩距”到毛泽东口中的“勾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需要我们不断发扬光大。许多事物只要仔细考证、认真对比推理，就会有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