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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当代文学；宗族叙事；《白鹿原》；“真实”；叙事规范
摘要：在新文学意识形态的规约之下，乡村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宗族形态一直在文学世界中隐而不显。而新时期文学中宗族的复现，动摇了此前的主流叙事规范，继而《白鹿原》以乡村宗族为叙事中心，展现出新的历史图景，并引发了对阶级斗争叙事“真实性”的质疑。倘能在现代中国与传统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中，系统梳理宗族叙事与阶级叙事相互纠葛缠绕的动态过程，则可能打开一片新的视野，更全面地认识《白鹿原》的文学史意义，从中亦可呈现“真实性”这一当代文学批评话语本身的建构和脉络的变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1)05-0039-05
《白鹿原》问世之后引起了长久而热烈的关注，其中有一个相当集中的评论意见，即诸多评论家都肯定小说展现了“更加真实”的历史画卷，前一时期阶级斗争叙事的“真实性”则受到了质疑。对叙事文本“真实性”评价的反复，是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典型现象。所谓《白鹿原》“更加真实”的评价中，其实包含了批评者对当代文学发展变迁的内在复杂性的一种不自觉的简化或遮蔽。而倘能在现代中国与传统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中，系统梳理宗族叙事与阶级叙事相互纠葛缠绕的动态过程，则可能打开一片新的视野，从而更全面地评价《白鹿原》的文学史意义，由此亦可加深对当代文学叙事规范和批评话语变化之内在动因的认识。
一
“‘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而在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对宗族制度与文化的批判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流话语。新文学即发端于对“礼教吃人”的控诉，表现大家族对“个人”的毁灭成为了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在新文学意识形态的规约之下，乡村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宗族形态在文学世界中长期处于被解构或者被遮蔽的状态。土地改革运动的大规模开展，极大地改变了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其后随着各项政治运动的深入开展，宗族组织和其象征物如祠堂、牌楼一起被摧毁，宗族的公共财产被没收和重新分配。由此人们一度认为新中国建立之后宗族形态已经被取缔，并从文学世界中消失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描写农村现实生活的作品中已基本看不到有关宗族的描写了。
十年“文革”过后，对“文革”乃至共和国前期历史的反思在文学作品中集中体现为对封建性遗留的清算，于是前一个阶段中为高度革命化的农村社会图景所遮蔽的宗族形态在反封建的意义上又得以浮现，对农村现实状况又有所还原。比如在《蓝蓝的木兰溪》、《爬满青藤的木屋》、《心祭》等一批作品中都可见专制家长对悲剧故事的部分责任。在《拂晓前的葬礼》、《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等小说中出现的基层政权领导人形象，他们管制村民的方式表现出浓厚的宗族特征。一些作品还突破了“反封建”这一政治主题的设定，直接将笔端指向了阶级斗争历史，构成了对当代史叙述的质疑。这种种复杂形态在小说《古船》中就有所集中呈现，《古船》也正因为这种复杂内涵而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重要收获。评论家很重视《古船》所表现的人道主义立场，认为人性观的引入对作家视野的开阔、对作品现实和历史内涵的加深具有重要意义。但笔者认为小说的颠覆性力量则主要来自于其“家族主题的潜结构”。在小说中家族形态所显示的对社会和历史进程的深层支配作用，动摇了阶级斗争叙事所建立的历史观念。《古船》展现了人物的阶级行为背后所深藏的宗族动因，人物的行为受宗族意识支配而不是由阶级关系所决定。阶级斗争在洼狸镇表现为还乡团与农民之间的残酷仇杀，表现为老赵家对老隋家的经济剥夺，对其亲属子女的侮辱、暴力复仇和肉体消灭。阶级斗争在洼狸镇的胜利表现为老赵家推翻了老隋家的强势地位，赵家的族长四爷爷实际掌握了镇上的政治权力。整个洼狸镇在改革时期同样卷入了家族斗争的漩涡之中。当评论家由《古船》的阅读而意识到家族结构“是现代中国社会制度和本质的一种基本结构”的时候，这其实表明《古船》已经改写了当代历史叙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等小说前后相继共同建构了阶级关系作为社会“本质关系”的地位；在《古船》中却显示出宗族观念对于社会和历史进程的深层支配作用，从而动摇了阶级话语掌控历史叙事的基础。《古船》对于宗族形态存在的叙述，不仅发掘了当代历史中的“封建遗留”和对阶级理论的某种局限性进行了揭示，展现出了阶级叙事的隐秘角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阶级话语建构的历史。
可见，通过引入家族史，当代小说家开始了对于社会和历史的重写。有评论家在“寻根文学”大潮中已经敏锐觉察到“家族血缘亲情”好似“幽灵”一样正在当代文学中重现——王一川体会到郑义的《老井》的独特处在于，“它借助家族神话而使家族血缘亲情的幽灵再度徘徊开来。这个幽灵正成为人们生活的新的支配力量”。“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来，家族血缘亲情取代公共化的阶级感情而成为新的潮流。似乎不是阶级感情而是家族亲情才是安置自身存在的真正基石。”不过，真正立足于这一“基石”展开叙事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陈忠实捧出的《白鹿原》。
二
如果说《古船》动摇了阶级话语的权威，那么《白鹿原》则突破了既有的框架而立足于新的叙事支点。《白鹿原》的问世令诸多批评家都感受到了一种新的阅读体验。其新奇不仅在于以封建族长、地主乡绅“作小说正面的主人公，这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中还是第一次”，更主要的还在于如何表现他们，尤其是他们活动的宗法环境终于得到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呈现。《古船》的外在叙述框架是洼狸镇在改革时期的故事，宗族形态整体上还处于深层，是小说的“潜结构”。而《白鹿原》虽然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变幻，但小说主要人物都是从白鹿家族、白鹿原上走出去的，乡绅、族长和村民在白鹿原上共同维护着乡土社会的秩序，白鹿祠堂屹立原上历经风雨。这是在当代小说中，传统乡村以宗族文化为中心的社会形态第一次被描写为独立的，似乎是可以与国共双方并列的社会文化力量。在专制社会即将消亡的时候，在白鹿原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书院祠堂、农家田舍间，宗族制度依然拥有强大的控制力量，其代表人物身上依然表现出充沛的生命力和健全的人格，对于宗族制度的恪守又是如此顽强和坚忍，其精神领袖在既有文化体系中依然可以达到很高的道德境界。白鹿村外几十年动荡纷争，而以白鹿祠堂为象征的乡村社会形态虽历经劫难而凝聚力犹在。族长白嘉轩坚守祠堂，傲然自立，冷眼旁观世事变幻，独葆达观、宽容之心，修养已臻于哲人境界。当代文学中，宗族形态或者被直接遮蔽，或者隐约闪现，只有到了《白鹿原》，才直接成为小说叙述核心所在。以白鹿祠堂为支点，叙述者看到了革命进步事业中的退步，看到了双方几十 年争斗中的你来我往的拉锯、你进我退的反复，从而得出“翻鏊子”这样的绝妙比喻，洞察到与历史进化观念有异的新的历史图景，对现代史进行了重新诠释。
另一方面，《白鹿原》之所以又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解构”的大潮中脱身而出，不同于一味地戏仿、反讽和肆意解构历史的诸多作品，在解构既有叙事图景的同时，还能重建民族“秘史”，是因为小说选择了宗族历史来展开。这一点与90年代另一部叙述村落历史的小说《故乡天下黄花》(刘震云著，1990年)比较，就更为明显了。《故乡天下黄花》中的马村，自民国以来战乱、残杀不断。小说特意选取民国、抗战、土改、“文革”这四个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阶段为背景来展开，村长、土匪、八路军、国民党中央军、日本侵略军、地主还乡团、文革造反派等等现代史上的各种势力都纷纷在这里登场亮相。他们相互火拼、厮杀，上演的完全是一部乱糟糟、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活闹剧。故事同样是发生在一个村庄，同样都潜在地以“正史”为改写对象，但《故乡天下黄花》最终显示的是历史的碎片，透露出作家对于历史书写的怀疑和绝望，表达的是作家以“权力欲望”解构历史的意图。小说中的各种势力、各方人物如走马灯一样从马村匆匆而过，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固定的关系，仅仅为一个个受权力欲望支配的符号。而《白鹿原》中的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却不同，他们都是从白鹿家族中走出来的，相互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纽带和家族渊源，对立的各方共存于这块土地上。尽管白嘉轩与鹿子霖明争暗斗了一辈子，鹿兆鹏与田福贤、岳维山等所代表的国共双方一直在这里较量，但在你上我下的反复中，还有着坚实的家族形态为基础。《故乡天下黄花》以抽象的“权力”观念来俯瞰村庄历史，看透了历史的把戏“不过如此”；而《白鹿原》则以一个宗族的视角来记述世事的变迁，既看到了大历史反复折腾的一面，又从中见证了自身的稳固和力量，重建了另一份秘史，一份家族记忆。只有家族因其血缘的绵延不绝，才可能成为与宏大历史对话的另一种力量，以争取书写另一种历史的权力；而诸如“权力”、“人性”等等概念只可以用来观照历史、解构历史，因为这些理念缺乏与民族文化的深层联系，难以承担重建历史叙事的重任。
三
评论家对《白鹿原》艺术成就的评价，择其要者，其一是认为小说显示出了历史观念的更新；其二是作家以开放的文化视野观照小说中各色人物，写出了新的人物形象，含纳了更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其三是作家创作手法的更新，对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的学习和吸收，拓展了现实主义传统。尤其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诸多批评家都从揭示了“更加真实”的“历史本质”角度来评价《白鹿原》小说的价值：“作者……努力站在更真实的层面上，展现历史生活的本来面貌，叙述人物的悲欢离合生死沉浮，揭示中国历史的具有恒久性的本质，使这部小说成为我们民族的秘史”。在新文学史上，“真实性”一直是对现实主义作品的要求，但是面对具体作品，不同时代、不同评论家的认识又有差异，且迭经变化。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旗谱》等革命史诗般作品问世之时，其时的基本评价即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社会复杂关系”、“反映了当代生活的本质方面”等等。而在《白鹿原》出现后，又有批评家和读者感到“它写出了乡村社会的真实图景”，认为“《白鹿原》的魅力首先在于它那扑面而来的真实。……它的艺术形象体现了最本质的生活真实”。批评家还由此对既有的阶级斗争叙事进行了反思。比如雷达把《白鹿原》与《艳阳天》进行对照分析，指出后者因为事事、处处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挂钩，而“不知遗漏了多少文化意蕴和精神空间”，《芙蓉镇》也没有摆脱狭义的政治本位视角。虽然都在观照一个村庄，都是通过“小社会”的旋转变化来隐括大社会、大时代的变迁，“从《艳阳天》到《芙蓉镇》再到《白鹿原》，作家们的眼光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此前的小说，尤其是50～70年代的一批作品由此被界定为是“狭隘的”，从阶级立场出发展现的“生活真实”被视为是片面的，没有触及“本质”的。
这种不断以“更加真实”的标准对同一作品评价的反复，是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典型困境。而倘能在20世纪现代国家与传统宗法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中，梳理宗族叙事与阶级叙事相互纠葛缠绕的动态过程，则可能打开一片新的视野，研究者或能由此对当代文学叙事变迁的内在动因、不同时代文学作品的“真实性”有新的理解。
现代文学对宗族的批判不仅基于“个人”独立的要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也是另一个基本动力。两者的内在联系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欲直接诉诸于“独立”之个体，“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随着由“天下”向“国家”(民族国家)的转型，现代国家的确立逐步视宗族等传统基层组织为障碍和对立物。一个基本趋向是要打破家族(宗族)对于个人的控制，将个人的忠诚全部归属与国家，以实现全民动员，增强在以“国家”为单位的现代世界中的竞争力。在现代中国，这一过程集中体现为以阶级观念对宗法乡村社会的解构与重建。比如在土改运动中通过发动群众“诉苦”，对旧有的乡村秩序进行批判、分解和转化，从而在村庄社会建构阶级观念和阶级秩序，将宗族成员转化为阶级成员。《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乃至《红旗谱》、《创业史》等革命史诗既是对这一过程的生动叙述，同时本身也参与了对于“历史”的建构：在文本世界里阶级话语颠覆了宗法秩序，演绎并确立了阶级性才是乡村社会的“本质”关系，建基于宗法秩序上的旧社会就此被打倒，新的国家形态迅速确立。在阶级话语的全面统领下，宗族遂失去了文学表达的可能。在50至70年代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宗族生活场景基本消失；如果涉及到家族关系，则一般是出于阶级斗争叙事需要的一种借用，随着叙事的展开，最终这种家族关系本身必然被否定或者升华为更为本质的阶级关系。二元对立是现代性的基本表现形式，“阶级”作为一个抽象的范畴，它要通过一系列对立物来体现自身，要借助种种符号、象征来建构。在消解了宗族形态后，村庄社会普遍存在的血缘、地缘关系继而成为阶级叙事的对立“资源”。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无论是反映现实农村状况还是叙述其过往历史，所展现的乡村社会图景中血缘关系淡薄，地缘分化对立明显，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随着小说中人物外部联系的逐渐淡薄，阶级叙事于是日益深入到个体的人，单一发展到极致就表现为“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阶级叙事的进步体现为与对立面的区分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单纯，然而发展到极端却会面临“对立资源”被消耗殆尽的境遇，最终自身也难以为继。因而，从当代文学叙事内在发展动因来看，在新的文学时期，血缘和地缘事实的自然回归，乃至于宗族形态的复现并不仅仅是因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表现“真实”的勇气的顿然提升，不 仅仅是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宽容或默许，而是文学叙事本身回归正常的内在需要和自然表现。
评论家对《白鹿原》等宗族叙事作品的既有分析，多关注于其所展现的历史图景与既有革命历史叙事的联系，而未曾觉察进入现代以来国家与宗族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缺乏对宗族叙事变迁历程的自觉考察，因而在批评立场上就多立足于“正史”来审视宗族叙事作品对于阶级斗争叙事的修改、补充与丰富。这在根本上还是既有框架内部的反思，是单向视角的考察，从而在文学评论中陷入以“更加真实”的标准来否定自我的困境。其实所谓“真实”，既有其概念含义，但也并不是一个内涵一致、固定不变的框架。关于“真实”的标准、对于“真实”的理解既与读者的个人体验、阅读期待有关，也与现代性与传统文化、时代主潮和本土传统之间消长转化的历史进程相关。因而不宜做本质主义的僵化理解，而当置其于历史的背景中审视其意义建构和变迁。辨别不同的叙事话语，探究不同叙事图景的来源，也许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如果缺乏对概念内涵复杂性的自觉意识，那么对于概念的习惯性使用就可能在阐释的同时形成新的遮蔽。有关“真实”的疑问应该成为发现真正问题的起点，而不是引发新的意识形态的论争。
《白鹿原》、《古船》等作品对于既有叙事模式的突破和所带来的新的阅读体验，充分显示了作家忠于生活、反思历史、发掘本土经验所可能进发的创造力——作家历史观的更新首先是因为他找到了在原有历史叙事框架之外的支撑点，从而能够审视和反思既有写作模式；作家文化视野的开放、对于人性观察的幽微细致、别有洞天，首先是因为他拥有了考察人物深层动因的新的依据，从而才有新的角度。所谓选取题材，意味着作家需要足够的自觉面对生活和民族文化的召唤，以足够的胆识和勇气来表达和呈现。在一个讲究“怎么写”的时代，重提“写什么”的问题并非毫无意义。当越来越多的作家不得不乞求于将听来的新闻、案例、看到的肥皂剧作为“创作素材”，在文学的“加工”上越来越依赖于“想象”的时候，初步梳理宗族形态在当代文学中潜隐浮沉的曲折历程，领悟优秀之作所表现出的对现实与历史、对于本土文化内核的深入体验，体会作者在发掘和呈现历史丰富侧面时的魄力与胆识，对当前作家如何深入生活、挖掘“素材”应当是有启示、借鉴意义的。
责任编辑：杨珊
摘要：在新文学意识形态的规约之下，乡村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宗族形态一直在文学世界中隐而不显。而新时期文学中宗族的复现，动摇了此前的主流叙事规范，继而《白鹿原》以乡村宗族为叙事中心，展现出新的历史图景，并引发了对阶级斗争叙事“真实性”的质疑。倘能在现代中国与传统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中，系统梳理宗族叙事与阶级叙事相互纠葛缠绕的动态过程，则可能打开一片新的视野，更全面地认识《白鹿原》的文学史意义，从中亦可呈现“真实性”这一当代文学批评话语本身的建构和脉络的变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1)05-0039-05
《白鹿原》问世之后引起了长久而热烈的关注，其中有一个相当集中的评论意见，即诸多评论家都肯定小说展现了“更加真实”的历史画卷，前一时期阶级斗争叙事的“真实性”则受到了质疑。对叙事文本“真实性”评价的反复，是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典型现象。所谓《白鹿原》“更加真实”的评价中，其实包含了批评者对当代文学发展变迁的内在复杂性的一种不自觉的简化或遮蔽。而倘能在现代中国与传统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中，系统梳理宗族叙事与阶级叙事相互纠葛缠绕的动态过程，则可能打开一片新的视野，从而更全面地评价《白鹿原》的文学史意义，由此亦可加深对当代文学叙事规范和批评话语变化之内在动因的认识。
一
“‘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而在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对宗族制度与文化的批判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流话语。新文学即发端于对“礼教吃人”的控诉，表现大家族对“个人”的毁灭成为了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在新文学意识形态的规约之下，乡村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宗族形态在文学世界中长期处于被解构或者被遮蔽的状态。土地改革运动的大规模开展，极大地改变了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其后随着各项政治运动的深入开展，宗族组织和其象征物如祠堂、牌楼一起被摧毁，宗族的公共财产被没收和重新分配。由此人们一度认为新中国建立之后宗族形态已经被取缔，并从文学世界中消失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描写农村现实生活的作品中已基本看不到有关宗族的描写了。
十年“文革”过后，对“文革”乃至共和国前期历史的反思在文学作品中集中体现为对封建性遗留的清算，于是前一个阶段中为高度革命化的农村社会图景所遮蔽的宗族形态在反封建的意义上又得以浮现，对农村现实状况又有所还原。比如在《蓝蓝的木兰溪》、《爬满青藤的木屋》、《心祭》等一批作品中都可见专制家长对悲剧故事的部分责任。在《拂晓前的葬礼》、《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等小说中出现的基层政权领导人形象，他们管制村民的方式表现出浓厚的宗族特征。一些作品还突破了“反封建”这一政治主题的设定，直接将笔端指向了阶级斗争历史，构成了对当代史叙述的质疑。这种种复杂形态在小说《古船》中就有所集中呈现，《古船》也正因为这种复杂内涵而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重要收获。评论家很重视《古船》所表现的人道主义立场，认为人性观的引入对作家视野的开阔、对作品现实和历史内涵的加深具有重要意义。但笔者认为小说的颠覆性力量则主要来自于其“家族主题的潜结构”。在小说中家族形态所显示的对社会和历史进程的深层支配作用，动摇了阶级斗争叙事所建立的历史观念。《古船》展现了人物的阶级行为背后所深藏的宗族动因，人物的行为受宗族意识支配而不是由阶级关系所决定。阶级斗争在洼狸镇表现为还乡团与农民之间的残酷仇杀，表现为老赵家对老隋家的经济剥夺，对其亲属子女的侮辱、暴力复仇和肉体消灭。阶级斗争在洼狸镇的胜利表现为老赵家推翻了老隋家的强势地位，赵家的族长四爷爷实际掌握了镇上的政治权力。整个洼狸镇在改革时期同样卷入了家族斗争的漩涡之中。当评论家由《古船》的阅读而意识到家族结构“是现代中国社会制度和本质的一种基本结构”的时候，这其实表明《古船》已经改写了当代历史叙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等小说前后相继共同建构了阶级关系作为社会“本质关系”的地位；在《古船》中却显示出宗族观念对于社会和历史进程的深层支配作用，从而动摇了阶级话语掌控历史叙事的基础。《古船》对于宗族形态存在的叙述，不仅发掘了当代历史中的“封建遗留”和对阶级理论的某种局限性进行了揭示，展现出了阶级叙事的隐秘角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阶级话语建构的历史。
可见，通过引入家族史，当代小说家开始了对于社会和历史的重写。有评论家在“寻根文学”大潮中已经敏锐觉察到“家族血缘亲情”好似“幽灵”一样正在当代文学中重现——王一川体会到郑义的《老井》的独特处在于，“它借助家族神话而使家族血缘亲情的幽灵再度徘徊开来。这个幽灵正成为人们生活的新的支配力量”。“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来，家族血缘亲情取代公共化的阶级感情而成为新的潮流。似乎不是阶级感情而是家族亲情才是安置自身存在的真正基石。”不过，真正立足于这一“基石”展开叙事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陈忠实捧出的《白鹿原》。
二
如果说《古船》动摇了阶级话语的权威，那么《白鹿原》则突破了既有的框架而立足于新的叙事支点。《白鹿原》的问世令诸多批评家都感受到了一种新的阅读体验。其新奇不仅在于以封建族长、地主乡绅“作小说正面的主人公，这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中还是第一次”，更主要的还在于如何表现他们，尤其是他们活动的宗法环境终于得到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呈现。《古船》的外在叙述框架是洼狸镇在改革时期的故事，宗族形态整体上还处于深层，是小说的“潜结构”。而《白鹿原》虽然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变幻，但小说主要人物都是从白鹿家族、白鹿原上走出去的，乡绅、族长和村民在白鹿原上共同维护着乡土社会的秩序，白鹿祠堂屹立原上历经风雨。这是在当代小说中，传统乡村以宗族文化为中心的社会形态第一次被描写为独立的，似乎是可以与国共双方并列的社会文化力量。在专制社会即将消亡的时候，在白鹿原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书院祠堂、农家田舍间，宗族制度依然拥有强大的控制力量，其代表人物身上依然表现出充沛的生命力和健全的人格，对于宗族制度的恪守又是如此顽强和坚忍，其精神领袖在既有文化体系中依然可以达到很高的道德境界。白鹿村外几十年动荡纷争，而以白鹿祠堂为象征的乡村社会形态虽历经劫难而凝聚力犹在。族长白嘉轩坚守祠堂，傲然自立，冷眼旁观世事变幻，独葆达观、宽容之心，修养已臻于哲人境界。当代文学中，宗族形态或者被直接遮蔽，或者隐约闪现，只有到了《白鹿原》，才直接成为小说叙述核心所在。以白鹿祠堂为支点，叙述者看到了革命进步事业中的退步，看到了双方几十 年争斗中的你来我往的拉锯、你进我退的反复，从而得出“翻鏊子”这样的绝妙比喻，洞察到与历史进化观念有异的新的历史图景，对现代史进行了重新诠释。
另一方面，《白鹿原》之所以又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解构”的大潮中脱身而出，不同于一味地戏仿、反讽和肆意解构历史的诸多作品，在解构既有叙事图景的同时，还能重建民族“秘史”，是因为小说选择了宗族历史来展开。这一点与90年代另一部叙述村落历史的小说《故乡天下黄花》(刘震云著，1990年)比较，就更为明显了。《故乡天下黄花》中的马村，自民国以来战乱、残杀不断。小说特意选取民国、抗战、土改、“文革”这四个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阶段为背景来展开，村长、土匪、八路军、国民党中央军、日本侵略军、地主还乡团、文革造反派等等现代史上的各种势力都纷纷在这里登场亮相。他们相互火拼、厮杀，上演的完全是一部乱糟糟、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活闹剧。故事同样是发生在一个村庄，同样都潜在地以“正史”为改写对象，但《故乡天下黄花》最终显示的是历史的碎片，透露出作家对于历史书写的怀疑和绝望，表达的是作家以“权力欲望”解构历史的意图。小说中的各种势力、各方人物如走马灯一样从马村匆匆而过，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固定的关系，仅仅为一个个受权力欲望支配的符号。而《白鹿原》中的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却不同，他们都是从白鹿家族中走出来的，相互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纽带和家族渊源，对立的各方共存于这块土地上。尽管白嘉轩与鹿子霖明争暗斗了一辈子，鹿兆鹏与田福贤、岳维山等所代表的国共双方一直在这里较量，但在你上我下的反复中，还有着坚实的家族形态为基础。《故乡天下黄花》以抽象的“权力”观念来俯瞰村庄历史，看透了历史的把戏“不过如此”；而《白鹿原》则以一个宗族的视角来记述世事的变迁，既看到了大历史反复折腾的一面，又从中见证了自身的稳固和力量，重建了另一份秘史，一份家族记忆。只有家族因其血缘的绵延不绝，才可能成为与宏大历史对话的另一种力量，以争取书写另一种历史的权力；而诸如“权力”、“人性”等等概念只可以用来观照历史、解构历史，因为这些理念缺乏与民族文化的深层联系，难以承担重建历史叙事的重任。
三
评论家对《白鹿原》艺术成就的评价，择其要者，其一是认为小说显示出了历史观念的更新；其二是作家以开放的文化视野观照小说中各色人物，写出了新的人物形象，含纳了更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其三是作家创作手法的更新，对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的学习和吸收，拓展了现实主义传统。尤其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诸多批评家都从揭示了“更加真实”的“历史本质”角度来评价《白鹿原》小说的价值：“作者……努力站在更真实的层面上，展现历史生活的本来面貌，叙述人物的悲欢离合生死沉浮，揭示中国历史的具有恒久性的本质，使这部小说成为我们民族的秘史”。在新文学史上，“真实性”一直是对现实主义作品的要求，但是面对具体作品，不同时代、不同评论家的认识又有差异，且迭经变化。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旗谱》等革命史诗般作品问世之时，其时的基本评价即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社会复杂关系”、“反映了当代生活的本质方面”等等。而在《白鹿原》出现后，又有批评家和读者感到“它写出了乡村社会的真实图景”，认为“《白鹿原》的魅力首先在于它那扑面而来的真实。……它的艺术形象体现了最本质的生活真实”。批评家还由此对既有的阶级斗争叙事进行了反思。比如雷达把《白鹿原》与《艳阳天》进行对照分析，指出后者因为事事、处处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挂钩，而“不知遗漏了多少文化意蕴和精神空间”，《芙蓉镇》也没有摆脱狭义的政治本位视角。虽然都在观照一个村庄，都是通过“小社会”的旋转变化来隐括大社会、大时代的变迁，“从《艳阳天》到《芙蓉镇》再到《白鹿原》，作家们的眼光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此前的小说，尤其是50～70年代的一批作品由此被界定为是“狭隘的”，从阶级立场出发展现的“生活真实”被视为是片面的，没有触及“本质”的。
这种不断以“更加真实”的标准对同一作品评价的反复，是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典型困境。而倘能在20世纪现代国家与传统宗法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中，梳理宗族叙事与阶级叙事相互纠葛缠绕的动态过程，则可能打开一片新的视野，研究者或能由此对当代文学叙事变迁的内在动因、不同时代文学作品的“真实性”有新的理解。
现代文学对宗族的批判不仅基于“个人”独立的要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也是另一个基本动力。两者的内在联系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欲直接诉诸于“独立”之个体，“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随着由“天下”向“国家”(民族国家)的转型，现代国家的确立逐步视宗族等传统基层组织为障碍和对立物。一个基本趋向是要打破家族(宗族)对于个人的控制，将个人的忠诚全部归属与国家，以实现全民动员，增强在以“国家”为单位的现代世界中的竞争力。在现代中国，这一过程集中体现为以阶级观念对宗法乡村社会的解构与重建。比如在土改运动中通过发动群众“诉苦”，对旧有的乡村秩序进行批判、分解和转化，从而在村庄社会建构阶级观念和阶级秩序，将宗族成员转化为阶级成员。《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乃至《红旗谱》、《创业史》等革命史诗既是对这一过程的生动叙述，同时本身也参与了对于“历史”的建构：在文本世界里阶级话语颠覆了宗法秩序，演绎并确立了阶级性才是乡村社会的“本质”关系，建基于宗法秩序上的旧社会就此被打倒，新的国家形态迅速确立。在阶级话语的全面统领下，宗族遂失去了文学表达的可能。在50至70年代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宗族生活场景基本消失；如果涉及到家族关系，则一般是出于阶级斗争叙事需要的一种借用，随着叙事的展开，最终这种家族关系本身必然被否定或者升华为更为本质的阶级关系。二元对立是现代性的基本表现形式，“阶级”作为一个抽象的范畴，它要通过一系列对立物来体现自身，要借助种种符号、象征来建构。在消解了宗族形态后，村庄社会普遍存在的血缘、地缘关系继而成为阶级叙事的对立“资源”。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无论是反映现实农村状况还是叙述其过往历史，所展现的乡村社会图景中血缘关系淡薄，地缘分化对立明显，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随着小说中人物外部联系的逐渐淡薄，阶级叙事于是日益深入到个体的人，单一发展到极致就表现为“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阶级叙事的进步体现为与对立面的区分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单纯，然而发展到极端却会面临“对立资源”被消耗殆尽的境遇，最终自身也难以为继。因而，从当代文学叙事内在发展动因来看，在新的文学时期，血缘和地缘事实的自然回归，乃至于宗族形态的复现并不仅仅是因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表现“真实”的勇气的顿然提升，不 仅仅是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宽容或默许，而是文学叙事本身回归正常的内在需要和自然表现。
评论家对《白鹿原》等宗族叙事作品的既有分析，多关注于其所展现的历史图景与既有革命历史叙事的联系，而未曾觉察进入现代以来国家与宗族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缺乏对宗族叙事变迁历程的自觉考察，因而在批评立场上就多立足于“正史”来审视宗族叙事作品对于阶级斗争叙事的修改、补充与丰富。这在根本上还是既有框架内部的反思，是单向视角的考察，从而在文学评论中陷入以“更加真实”的标准来否定自我的困境。其实所谓“真实”，既有其概念含义，但也并不是一个内涵一致、固定不变的框架。关于“真实”的标准、对于“真实”的理解既与读者的个人体验、阅读期待有关，也与现代性与传统文化、时代主潮和本土传统之间消长转化的历史进程相关。因而不宜做本质主义的僵化理解，而当置其于历史的背景中审视其意义建构和变迁。辨别不同的叙事话语，探究不同叙事图景的来源，也许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如果缺乏对概念内涵复杂性的自觉意识，那么对于概念的习惯性使用就可能在阐释的同时形成新的遮蔽。有关“真实”的疑问应该成为发现真正问题的起点，而不是引发新的意识形态的论争。
《白鹿原》、《古船》等作品对于既有叙事模式的突破和所带来的新的阅读体验，充分显示了作家忠于生活、反思历史、发掘本土经验所可能进发的创造力——作家历史观的更新首先是因为他找到了在原有历史叙事框架之外的支撑点，从而能够审视和反思既有写作模式；作家文化视野的开放、对于人性观察的幽微细致、别有洞天，首先是因为他拥有了考察人物深层动因的新的依据，从而才有新的角度。所谓选取题材，意味着作家需要足够的自觉面对生活和民族文化的召唤，以足够的胆识和勇气来表达和呈现。在一个讲究“怎么写”的时代，重提“写什么”的问题并非毫无意义。当越来越多的作家不得不乞求于将听来的新闻、案例、看到的肥皂剧作为“创作素材”，在文学的“加工”上越来越依赖于“想象”的时候，初步梳理宗族形态在当代文学中潜隐浮沉的曲折历程，领悟优秀之作所表现出的对现实与历史、对于本土文化内核的深入体验，体会作者在发掘和呈现历史丰富侧面时的魄力与胆识，对当前作家如何深入生活、挖掘“素材”应当是有启示、借鉴意义的。
责任编辑：杨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