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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供给侧改革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压力来临，中国将有可能面临两难境地——“招工难”和“就业难”，甚至可能发生失业高潮，而新生代农民工成为这一形势下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基于此，采用英国Tony Atkinston社会排斥、贫困和失业三者关系的观点，分析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社会排斥，并提出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社会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社会排斥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1-0020-02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的年轻人选择离开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大批涌现城市，即所谓的民工潮。而当初的民工潮发展到今天，新生代的农民工已经出现，并且数量日益庞大。随着，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以及产业转型的压力来临，中国将有可能面临两难境地——“招工难”和“就业难”。而当失业高潮发生时，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的失业承受能力最弱，处于“尴尬”的境地，成为当今城市的“弃子”，易产生社会仇视的心态以及人格扭曲，因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显得愈加紧迫而棘手。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安国之策，是和谐之基。而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就业问题不仅牵涉到我国改革的成败，更事关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新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形势具有紧迫性、严峻性和重要性。
“新生代农民工”提法的首次使用，是在2010年1月30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拥有农村户籍而在城市务工、经商的人员，包括成长于农村、中学毕业后直接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就业者，以及成长于城市的传统农民工子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 395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 821万人。其中16—20岁占3.5%，21—30岁占30.2%[1]。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流动人口的最新监测数据预测，到2030年，90%的外出流动人口为新生代农民，人口总量将达到2.79亿人[2]。按照上文的定义，以2014年农民工人口2亿7千万的统计口径计算，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达到了将近1亿的人口。因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势在必行。
（一）社会稳定的必然需要
新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风险和生活风险均在加剧，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缺位，新生代农民工容易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因而危及其对社会的信任感和对国家的责任感，最终危及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
（二）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
经济增长渐缓，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困境。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必然关停并转一部分企业，因此将有大批职工重新涌向就业市场。其次“机器换人”政策对大部分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新生代农民工造成致命冲击。新一轮就业高峰到来之后，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力素质低的新生代农民工。
（三）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趋势
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最基本的需求，若其就业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农民工的收入与生活水平就得不到有效提高，其社会的基本权利就得不到有效的维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不仅是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根本途径，也是促进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前提条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障碍不仅与其自身的特点相关，更与社会排斥有关。英国的Tony Atkinson认为，失业与社会排斥有关，而且政府政策也可能影响社会排斥[3]。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社会化进程中和实现就业的过程中，面临着多重的社会排斥：不完善的不公平的制度排斥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的根本因素；能力局限、收入较低的经济排斥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的主要根源；因教育培训机会少、职业技能较低等文化排斥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制约因素。
（一）制度性排斥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虽然有进步的时代特征，但从整体来看，他们仍然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制度设计上的排斥，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的重要原因。
第一，农村金融制度的排斥，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与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有较强的创业意愿，然而现有的农村金融制度使得他们无法获得相应的经济支持，贷款难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未来发展的打算”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经商创业意愿较强，而“回家务农”的则大大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当前，农民工想创业的比例超过90%，但资金和社会网络是“拦路虎”。
第二，户籍制度——“融入城市”的障碍。我国目前仍实施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该制度排斥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一起享有社会福利，使之无法像城市居民一样受到公平对待。附着在该制度上的公民权利和利益分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构成了障碍。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的排斥。虽然我国的社保制度不断完善，但由于户籍制度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态不稳定等客观原因，和新生代农民工对现行制度缺乏信任、经济能力令其无法正常参保、用人单位为减少人工成本等主观因素，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完全的覆盖到新生代农民工，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在失业保障方面，从1999年的《失业保险》中看，对农民工的保障并没有落到实处，而且没有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新成长起来的队伍覆盖进去，所以他们将失业登记更形象地称为抓不住的“救命稻草”。由此可见，我国的社会保障并没有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纳入保障范围内。
（二）经济排斥
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排斥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市场排斥和收入较低。 第一，能力的局限性使之与产业结构不相吻合。劳动力市场排斥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能力的局限。在当前新常态和经济转型中出现的结构性和技术性失业，是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失业的主要形式。新生代农民工知识能力和就业能力的不足，使其在产业升级中处于尴尬境遇。新生代农民工不像老一辈农民工拥有一技之长，而且大多数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技术培训，因此，他们的职业选择较窄；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生活环境优于父辈，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目前就业主要集中于第二、三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较大的失业风险，而且其转型再就业的历程也较为困难。
第二，收入微薄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资金积累速度慢。新生代农民工很难像城市居民一样拥有稳定的住房。其次，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获得银行资金的贷款，更无法像城镇居民一样获得公积金贷款等。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微薄，他们也被排斥在消费市场之外，无法像城市居民一样进行社会主流消费。
（三）文化排斥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过程中，遭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文化排斥，具体体现在教育培训的机会偏少，职业技能提高较慢。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机会偏少。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得到培训，但是从现实来看，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多存在弄虚作假、敷衍了事等现象。在技能需求与培训之间存在鸿沟，新生代农民工的对职业技能的愿望难以得到有效的满足。其次，我国对新生代农民工素质教育较为缺失。教育是长线的，而培训是短期的。培训只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进行培训，而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需要从长线的教育予以解决，需要从心理健康、文化教育和生活习性等多个方面进行教育与引导，使得他们可以全方位地接受城市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提高缓慢。首先，职业技能培训投入的经费不足。政府投入不充足，当前还没有形成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稳定财政资金投入。在未来5年，国家将资助150万名农民工接受学历继续教育。教育部与全国总工会联合实施了“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动”，提出到2020年，在有学历提升需求且符合入学条件的农民工中，资助150万名农民工接受学历继续教育[4]。而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接近1亿人，此资助范围相对于这一庞大群体只是杯水车薪，未来我国还需要继续加大对农民工的资助。
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贫困、失业的社会问题，不仅有赖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经济政策，而且也要发挥社会政策的作用，给予新生代农民工一个公平均等的就业环境。英Tony Atkinston 曾分析社会排斥、贫困和失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并着重讨论社会保障收入对社会排斥的影响以及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指出社会排斥不仅与失业有关，而且也受政府政策所影响，需检验政策建议对提高社会融合的作用。就业提高其收入和社会地位，有助于解决社会排斥问题，而社会政策又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三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应发挥社会政策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主导作用。
从社会政策角度出发，调动多元化行动主体，合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采取各种激励政策，增加农民工就业机会，改善就业环境，鼓励其他社会组织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就业培训。
（一）建立健全政策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第一，改革户籍相关制度，尽快放宽城市落户政策，以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成为新市民。改革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应当以户籍制度诸多附近利益为核心，打破二元户籍的管理结构，消除制度上的排斥，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户籍管理等级制度。“十三五”时期，提出差异化的落户政策和专业技术职称、技能等级同大城市落户挂钩。新出台的政策为我们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引导[5]。政府采用优惠政策，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的原则，有计划地组织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
第二，加快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改善就业歧视。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建立新的失业保险。1999年颁布的《失业保险》已经无法适应我国现有的劳动力状况，应尽快进行修订，将农民工承受能力最弱的人群纳入到失业保险的保障之中。将基金用到可用之处，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托底保障，同时解决农村劳动力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失业人员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政府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特征，为其建立可以转移接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改善就业环境，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公平就业
第一，增加收入。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水平的不断提升与逐渐上涨是推动他们融入城市最为基本的物质前提和经济基础。要完善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实现农民工的收入的提高。其次，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就业能力，保障其收入来源。
第二，改善创业环境，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层次，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发展农村电商，完善双向电商通道建设，帮助农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村发展，也成为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新亮点。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电商将进一步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并在乡村旅游、农村金融服务等方面深度发力。
（三）加大教育投入，实现就业保障可持续发展
第一，建立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制度。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对我国已就业或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为新生代农民工建立专门的技能提升账户，做到专款专用，真正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落到实处，改变原有的“过场化”和“形式化”。
第二，创新教育培训政策与制度，创新我国技能人才的培训模式。以往我国的技能人才培养主要依靠职业技术学校，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但是这一培养模式问题也很突出。例如，学生动手能力差，无法将所学与市场需求相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需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将企业与学校相结合。学习欧盟国家的教育方式，采用以双元制的职业教育模式，将企业作为重要的教学场所。此模式不仅保证了发达国家高水准的制造业的发展，也对降低失业率、维持社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多角度促进职业教育，拓宽就业渠道。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促进企业通过在岗培训、脱产培训、素质提升等多种形式，为在岗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同时，不断完善就业市场信息，建立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动态就业信息平台，方便他们获得更多就业信息资源，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途径。
新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能否得到较快较好的解决，不仅事关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幸福感，事关我国经济转型期的成败，更事关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我国要加快建立公平的就业制度，实现就业政策城乡统筹，健全完善劳动力市场规则和机制，从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国家统计局门户网站，2015-04-29.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R].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3.
[3] Atkinson，Tony.“Social Exclusion，Poverty and Unemployment.”in Atkinson，A.B.and Hill，John.，1998.
[4] 全国总工会.未来五年国家将资助150万名农民工接受学历继续教育[EB/OL].中华全国工作会网站，2016-03-25.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Z].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社会排斥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1-0020-02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的年轻人选择离开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大批涌现城市，即所谓的民工潮。而当初的民工潮发展到今天，新生代的农民工已经出现，并且数量日益庞大。随着，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以及产业转型的压力来临，中国将有可能面临两难境地——“招工难”和“就业难”。而当失业高潮发生时，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的失业承受能力最弱，处于“尴尬”的境地，成为当今城市的“弃子”，易产生社会仇视的心态以及人格扭曲，因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显得愈加紧迫而棘手。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安国之策，是和谐之基。而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就业问题不仅牵涉到我国改革的成败，更事关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新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形势具有紧迫性、严峻性和重要性。
“新生代农民工”提法的首次使用，是在2010年1月30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拥有农村户籍而在城市务工、经商的人员，包括成长于农村、中学毕业后直接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就业者，以及成长于城市的传统农民工子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 395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 821万人。其中16—20岁占3.5%，21—30岁占30.2%[1]。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流动人口的最新监测数据预测，到2030年，90%的外出流动人口为新生代农民，人口总量将达到2.79亿人[2]。按照上文的定义，以2014年农民工人口2亿7千万的统计口径计算，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达到了将近1亿的人口。因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势在必行。
（一）社会稳定的必然需要
新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风险和生活风险均在加剧，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缺位，新生代农民工容易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因而危及其对社会的信任感和对国家的责任感，最终危及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
（二）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
经济增长渐缓，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困境。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必然关停并转一部分企业，因此将有大批职工重新涌向就业市场。其次“机器换人”政策对大部分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新生代农民工造成致命冲击。新一轮就业高峰到来之后，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力素质低的新生代农民工。
（三）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趋势
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最基本的需求，若其就业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农民工的收入与生活水平就得不到有效提高，其社会的基本权利就得不到有效的维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不仅是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根本途径，也是促进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前提条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障碍不仅与其自身的特点相关，更与社会排斥有关。英国的Tony Atkinson认为，失业与社会排斥有关，而且政府政策也可能影响社会排斥[3]。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社会化进程中和实现就业的过程中，面临着多重的社会排斥：不完善的不公平的制度排斥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的根本因素；能力局限、收入较低的经济排斥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的主要根源；因教育培训机会少、职业技能较低等文化排斥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制约因素。
（一）制度性排斥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虽然有进步的时代特征，但从整体来看，他们仍然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制度设计上的排斥，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的重要原因。
第一，农村金融制度的排斥，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与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有较强的创业意愿，然而现有的农村金融制度使得他们无法获得相应的经济支持，贷款难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未来发展的打算”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经商创业意愿较强，而“回家务农”的则大大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当前，农民工想创业的比例超过90%，但资金和社会网络是“拦路虎”。
第二，户籍制度——“融入城市”的障碍。我国目前仍实施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该制度排斥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一起享有社会福利，使之无法像城市居民一样受到公平对待。附着在该制度上的公民权利和利益分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构成了障碍。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的排斥。虽然我国的社保制度不断完善，但由于户籍制度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态不稳定等客观原因，和新生代农民工对现行制度缺乏信任、经济能力令其无法正常参保、用人单位为减少人工成本等主观因素，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完全的覆盖到新生代农民工，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在失业保障方面，从1999年的《失业保险》中看，对农民工的保障并没有落到实处，而且没有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新成长起来的队伍覆盖进去，所以他们将失业登记更形象地称为抓不住的“救命稻草”。由此可见，我国的社会保障并没有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纳入保障范围内。
（二）经济排斥
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排斥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市场排斥和收入较低。 第一，能力的局限性使之与产业结构不相吻合。劳动力市场排斥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能力的局限。在当前新常态和经济转型中出现的结构性和技术性失业，是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失业的主要形式。新生代农民工知识能力和就业能力的不足，使其在产业升级中处于尴尬境遇。新生代农民工不像老一辈农民工拥有一技之长，而且大多数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技术培训，因此，他们的职业选择较窄；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生活环境优于父辈，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目前就业主要集中于第二、三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较大的失业风险，而且其转型再就业的历程也较为困难。
第二，收入微薄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资金积累速度慢。新生代农民工很难像城市居民一样拥有稳定的住房。其次，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获得银行资金的贷款，更无法像城镇居民一样获得公积金贷款等。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微薄，他们也被排斥在消费市场之外，无法像城市居民一样进行社会主流消费。
（三）文化排斥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过程中，遭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文化排斥，具体体现在教育培训的机会偏少，职业技能提高较慢。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机会偏少。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得到培训，但是从现实来看，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多存在弄虚作假、敷衍了事等现象。在技能需求与培训之间存在鸿沟，新生代农民工的对职业技能的愿望难以得到有效的满足。其次，我国对新生代农民工素质教育较为缺失。教育是长线的，而培训是短期的。培训只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进行培训，而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需要从长线的教育予以解决，需要从心理健康、文化教育和生活习性等多个方面进行教育与引导，使得他们可以全方位地接受城市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提高缓慢。首先，职业技能培训投入的经费不足。政府投入不充足，当前还没有形成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稳定财政资金投入。在未来5年，国家将资助150万名农民工接受学历继续教育。教育部与全国总工会联合实施了“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动”，提出到2020年，在有学历提升需求且符合入学条件的农民工中，资助150万名农民工接受学历继续教育[4]。而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接近1亿人，此资助范围相对于这一庞大群体只是杯水车薪，未来我国还需要继续加大对农民工的资助。
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贫困、失业的社会问题，不仅有赖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经济政策，而且也要发挥社会政策的作用，给予新生代农民工一个公平均等的就业环境。英Tony Atkinston 曾分析社会排斥、贫困和失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并着重讨论社会保障收入对社会排斥的影响以及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指出社会排斥不仅与失业有关，而且也受政府政策所影响，需检验政策建议对提高社会融合的作用。就业提高其收入和社会地位，有助于解决社会排斥问题，而社会政策又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三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应发挥社会政策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主导作用。
从社会政策角度出发，调动多元化行动主体，合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采取各种激励政策，增加农民工就业机会，改善就业环境，鼓励其他社会组织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就业培训。
（一）建立健全政策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第一，改革户籍相关制度，尽快放宽城市落户政策，以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成为新市民。改革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应当以户籍制度诸多附近利益为核心，打破二元户籍的管理结构，消除制度上的排斥，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户籍管理等级制度。“十三五”时期，提出差异化的落户政策和专业技术职称、技能等级同大城市落户挂钩。新出台的政策为我们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引导[5]。政府采用优惠政策，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的原则，有计划地组织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
第二，加快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改善就业歧视。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建立新的失业保险。1999年颁布的《失业保险》已经无法适应我国现有的劳动力状况，应尽快进行修订，将农民工承受能力最弱的人群纳入到失业保险的保障之中。将基金用到可用之处，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托底保障，同时解决农村劳动力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失业人员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政府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特征，为其建立可以转移接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改善就业环境，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公平就业
第一，增加收入。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水平的不断提升与逐渐上涨是推动他们融入城市最为基本的物质前提和经济基础。要完善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实现农民工的收入的提高。其次，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就业能力，保障其收入来源。
第二，改善创业环境，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层次，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发展农村电商，完善双向电商通道建设，帮助农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村发展，也成为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新亮点。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电商将进一步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并在乡村旅游、农村金融服务等方面深度发力。
（三）加大教育投入，实现就业保障可持续发展
第一，建立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制度。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对我国已就业或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为新生代农民工建立专门的技能提升账户，做到专款专用，真正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落到实处，改变原有的“过场化”和“形式化”。
第二，创新教育培训政策与制度，创新我国技能人才的培训模式。以往我国的技能人才培养主要依靠职业技术学校，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但是这一培养模式问题也很突出。例如，学生动手能力差，无法将所学与市场需求相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需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将企业与学校相结合。学习欧盟国家的教育方式，采用以双元制的职业教育模式，将企业作为重要的教学场所。此模式不仅保证了发达国家高水准的制造业的发展，也对降低失业率、维持社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多角度促进职业教育，拓宽就业渠道。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促进企业通过在岗培训、脱产培训、素质提升等多种形式，为在岗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同时，不断完善就业市场信息，建立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动态就业信息平台，方便他们获得更多就业信息资源，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途径。
新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能否得到较快较好的解决，不仅事关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幸福感，事关我国经济转型期的成败，更事关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我国要加快建立公平的就业制度，实现就业政策城乡统筹，健全完善劳动力市场规则和机制，从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国家统计局门户网站，2015-04-29.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R].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3.
[3] Atkinson，Tony.“Social Exclusion，Poverty and Unemployment.”in Atkinson，A.B.and Hill，John.，1998.
[4] 全国总工会.未来五年国家将资助150万名农民工接受学历继续教育[EB/OL].中华全国工作会网站，2016-03-25.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