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要事件,必须具备国际眼光,尤其不可忽略地缘政治视角。民国初年,“共和”掩盖了无数乱象,企图乘乱获利的强邻各有打算,在有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即始终反对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宋教仁案”发生后,严复对时局极为悲观,预言从此内战不断,外部势力将从中获利。此后几年,他的政治活动皆出于一个目的：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稳定,尽量避免内乱割据。法国小说家维克多·雨果在《九三年》中分析一位激进人士的性格时说：“革命时代最险恶物,莫如直线。”此语打动严复,两次被他在1916年致熊纯如信中提到,用以总结并批判梁启超不计后果的政治、军事行动。本文将介绍严复援引雨果的背景,并比较他与梁启超在护国战争前后的一些言论,由此带出民国初期是否需要和如何实现中央集权的话题。本文认为,严复致熊纯如系列信件论及民国政治的诸多方面,表现出对直线型思维的警觉,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份具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献。信中不少评论梁启超、袁世凯的文字摒弃了“修齐治平”的传统政治道德主义语言,体现了国家意识和一种与政治上的唯理主义相对立的现实主义政治学的特点,值得重新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