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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1997年）提出，文化产业已经学会了将人物的各方面进行打包，形成“名人”。这些集合物被策划成最为吸引受众的形式，使它们成为文化产业中卖座的商品。制造成功的名人是一个利润丰厚的产业。对权力掮客来说，建构一个成功的名人，意味着票房号召力。
对把控舆论导向的专家们来说，制造一位受欢迎的名人政客代表着最终的成功。这关系到建构一个与众不同的品牌化名人，能够吸引目标选区，以及建构一种由媒体持续给予“描绘”的人格。讽刺的是，所有这些参与制造名人政治，并在其中获得利益的人，都否认了“名人化”是一种有组织的建构行为——记者否认合谋，那可能等于承认舆论导向专家能操控他们；舆论导向专家否认合谋是因为，这揭露了他们的“黑暗艺术”的负面性；而政客否认他们是被“建构”的，则是因为那可能会破坏他们的“领袖”形象。
那么，如何制造名人？建构名人意味着建构（策划、管理和表演）“表象”。它涉及：
由传播专业人士们来决定，什么样的面孔可以诱惑/吸引预期的受众（即，品牌化）：策划要展现的面孔；管理那些面孔；努力使那些面孔获得最高的电视和杂志封面曝光率。
因此，名人化就是系统性地向大众安排一系列视觉展示。其目标在于在大众的头脑中植入一种特定的“看法”。就此而言，阿尔都塞提出的“召唤”概念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名人制造。召唤即“招呼”（或“称呼”），它类似于：当有人叫出我们的名字时，我们总是会做出回应。阿尔都塞认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在人际关系中，我们是“谁”，因为当我们说话时，我们每个人都会被“称呼”；而我们身边的其他人也同样被“称呼”。实际上，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的地位都是嵌入在表象系统中的——我们是置身于一个语言系统中的。当我们回应某人的“招呼”时，我们就（下意识地）接受了我们的社会地位，以及招呼我们的那个人的地位。
名人同样也是被建构的——通过视觉媒体，尤其是电视的“语言”（信号和编码）。名人实际上召唤了我们，名人在一个被设计来吸引大量受众的信号系统内出名。实际上，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名人之所以出名，仅仅是由于他们已经被媒体所“公认”（和被推销）了，而并非因为他们必定开创了什么伟业。登顿指出，当人们审视那些成功的电视表演者时，会惊讶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其实比实际的要不起眼，他们是令人舒服、引人注目的，而且是普通的”。
名人恰恰是被捧高了“名望”的“普通”人（越普通越好）。因此，在打造名人的过程中，存在这样一种明确的理念，即生活就像大乐透——它是视运气而定的。“发掘”时尚模特的方式，正好能说明这一点。只要能获选成为《美国体育画报》泳装版中的封面女郎，就能在数百万人面前曝光，进而获得速成的视觉名气。由此而出现了多种职业。
当政治被电视化后，舆论导向专家们意识到了，使用选民会支持的“普罗大众”特质来建构名人政客的重要性——这正是美国前总统卡特、里根、克林顿、布什、英国首相撒切尔和梅杰，以及澳大利亚首相霍华德身上，被进行策划的特质。他们的光环来自一种“独特”和“普通”的奇妙混合。如果有了好的策划方案和表演，公众就会“依附”在这些名人身上。对于今天的名人政客来说，成功的秘诀就是利用电视表演来展现作为“领导人”的光环，但同时“又能了解民间疾苦”（即绝不傲慢或“高人一等”）。克林顿和布什就是演出这种角色的大师。
建构名人还涉及创造（并推广）一种大众会喜欢的“面孔”和个性。这存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名人由于其精英地位而被崇拜，即名望和成功。其次，名人召唤（“招呼”）“普通”人进入一个幻想的世界——坚持这样一种承诺，即任何人都能出名。他们被崇拜恰恰是由于：作为普罗大众，他们在精心安排之下获得了人所共好的东西——基于成功和声望的更高的地位。这种幻想使得真实的世界更能被忍受。由于名人体系允许一些个体“突出”，人们才会对名望怀有“希冀”——那是一种帮助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合法化的幻想。最终，要构建“伪”个性，将大众吸引到与名人之间的“幻想关系”中，策划者们只要去挖掘人们的深层需要就可以了。
肥皂剧为何能吸引大量受众，也为理解名人如何运作提供了启示。受众通过多种方式感受肥皂剧人物——喜欢某一个人物，讨厌另一个人物等。实际上，受众们被召唤到了与虚构的电视人物之间的多种“关系”中。名人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被进行策划——他们被变成某个与受众存在关联的媒体“人物”。“外表”在其中首当其冲——名人们要“看起来像模像样”。名人必须要有“得体的”外形，他们能获选，是因为他们被认为能够触发目标受众的适当回应。一般来说，那些被选上电视表演的人都是引人注目的（或至少不会平平无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性感是名人化建构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与漂亮、魅力联系的名人化建构，使策划者能创造出各种吸引受众者的话题，将受众的愿望、幻想或梦想投射到屏幕人物身上——名人的建构，是以让他们能满足受众的欲望的方式进行的。不出意料地，政治电视化产生了这样一种转变，即，向着挑选具有视觉吸引力的银屏政客而去。
但是，对于名人政客来说，仅有吸引力还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还要成为优秀的电视表演者。实际上，名人（包括名人政客）帮助大众理解世界，将大众召入到与名人的关系中，通过用意识形态来定位人们，为社会建立凝聚力。名人的任务就是制造迷思和幻想。
名人将受众“招呼”进虚构的关系中——人们喜欢这些被建构的名人。重要的是，精心打造的名人，恰恰不是面面俱到的人物。理想名人的人格应该是多含义的，能使各色人等都能喜欢上这个名人。打造一个面面俱到的人物使名人“太容易”被看穿，进而驱除了其“神秘性”，封闭了召唤的可能性。名人化建构是一种艺术形式。当它被成功加以实施时，通过以下途径，可以使之成为一种“群众”操纵工具：
名人是神秘的。一方面，他们看起来很熟悉，然而，受众却不断地意识到，他们不“了解”这个人的“全貌”。实际上，奥秘的关键部分就在于，他们直觉性地知道名人是“被建构出来”的幻象。因此，受众不断尝试去“揭开”面具，发现其“本来面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一种欲望，即想要窥探他们成功的“秘密”，并试图加以模仿。挖掘名人更多的“真实生活”这一动机，构成了垃圾场煽色腥新闻的基础。受众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追踪”名人的“生活”，由此支撑起了一个宣传和杂志产业。这种行为的终极形式就是“粉丝俱乐部”，这甚至使名人被当做神祇，供奉在高盈利性的“博物馆”中。许多媒体内容都是面向于传播娱乐和消遣大众的名人“宣传”和“炒作”的；
名人化就是将名望移植到普通人身上——名人“除了放大镜下的自身外，一无所有”。因此，名人为大众提供了一种（错误的）希望，即有朝一日他们也能成为名人，并因此而变得富有；
名人能变成其追随者眼中的（伪）“英雄”——大众以他们作为榜样，寻求解决人生问题的措施。这也能成为舆论操纵的一种工具；
名人有助于削减过量的信息。他们被当做多棱镜，通过他们，社会的复杂性被削减成依附在易于被理解的简单的道德准则。名人化符合大众媒体对视觉简化、二元对立和煽色腥的偏好，并因此有助于形成社会的“一维化”；
名人为大众提供了无限的谈资。宣传经纪人和媒体大量制造的名人新闻给了人们谈论的话题。由于城郊生活的平淡无聊，名人八卦成了人们可以进行对话的寥寥数个话题之一。因此，讨论名人和丑闻实际上构成了“社会连带”的基础；
名人化建构组成了大众娱乐的一种形式，将人们的注意力聚集在炒作和鼓吹上；
精心打造的名人能吸引受众，这为文化产业提供了资本。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发展了建立合法性和共识的机制，而且还创造了既能提供娱乐，又能盈利的机制。
（摘自新华出版社《西方媒体如何影响政治》 ）
对把控舆论导向的专家们来说，制造一位受欢迎的名人政客代表着最终的成功。这关系到建构一个与众不同的品牌化名人，能够吸引目标选区，以及建构一种由媒体持续给予“描绘”的人格。讽刺的是，所有这些参与制造名人政治，并在其中获得利益的人，都否认了“名人化”是一种有组织的建构行为——记者否认合谋，那可能等于承认舆论导向专家能操控他们；舆论导向专家否认合谋是因为，这揭露了他们的“黑暗艺术”的负面性；而政客否认他们是被“建构”的，则是因为那可能会破坏他们的“领袖”形象。
那么，如何制造名人？建构名人意味着建构（策划、管理和表演）“表象”。它涉及：
由传播专业人士们来决定，什么样的面孔可以诱惑/吸引预期的受众（即，品牌化）：策划要展现的面孔；管理那些面孔；努力使那些面孔获得最高的电视和杂志封面曝光率。
因此，名人化就是系统性地向大众安排一系列视觉展示。其目标在于在大众的头脑中植入一种特定的“看法”。就此而言，阿尔都塞提出的“召唤”概念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名人制造。召唤即“招呼”（或“称呼”），它类似于：当有人叫出我们的名字时，我们总是会做出回应。阿尔都塞认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在人际关系中，我们是“谁”，因为当我们说话时，我们每个人都会被“称呼”；而我们身边的其他人也同样被“称呼”。实际上，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的地位都是嵌入在表象系统中的——我们是置身于一个语言系统中的。当我们回应某人的“招呼”时，我们就（下意识地）接受了我们的社会地位，以及招呼我们的那个人的地位。
名人同样也是被建构的——通过视觉媒体，尤其是电视的“语言”（信号和编码）。名人实际上召唤了我们，名人在一个被设计来吸引大量受众的信号系统内出名。实际上，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名人之所以出名，仅仅是由于他们已经被媒体所“公认”（和被推销）了，而并非因为他们必定开创了什么伟业。登顿指出，当人们审视那些成功的电视表演者时，会惊讶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其实比实际的要不起眼，他们是令人舒服、引人注目的，而且是普通的”。
名人恰恰是被捧高了“名望”的“普通”人（越普通越好）。因此，在打造名人的过程中，存在这样一种明确的理念，即生活就像大乐透——它是视运气而定的。“发掘”时尚模特的方式，正好能说明这一点。只要能获选成为《美国体育画报》泳装版中的封面女郎，就能在数百万人面前曝光，进而获得速成的视觉名气。由此而出现了多种职业。
当政治被电视化后，舆论导向专家们意识到了，使用选民会支持的“普罗大众”特质来建构名人政客的重要性——这正是美国前总统卡特、里根、克林顿、布什、英国首相撒切尔和梅杰，以及澳大利亚首相霍华德身上，被进行策划的特质。他们的光环来自一种“独特”和“普通”的奇妙混合。如果有了好的策划方案和表演，公众就会“依附”在这些名人身上。对于今天的名人政客来说，成功的秘诀就是利用电视表演来展现作为“领导人”的光环，但同时“又能了解民间疾苦”（即绝不傲慢或“高人一等”）。克林顿和布什就是演出这种角色的大师。
建构名人还涉及创造（并推广）一种大众会喜欢的“面孔”和个性。这存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名人由于其精英地位而被崇拜，即名望和成功。其次，名人召唤（“招呼”）“普通”人进入一个幻想的世界——坚持这样一种承诺，即任何人都能出名。他们被崇拜恰恰是由于：作为普罗大众，他们在精心安排之下获得了人所共好的东西——基于成功和声望的更高的地位。这种幻想使得真实的世界更能被忍受。由于名人体系允许一些个体“突出”，人们才会对名望怀有“希冀”——那是一种帮助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合法化的幻想。最终，要构建“伪”个性，将大众吸引到与名人之间的“幻想关系”中，策划者们只要去挖掘人们的深层需要就可以了。
肥皂剧为何能吸引大量受众，也为理解名人如何运作提供了启示。受众通过多种方式感受肥皂剧人物——喜欢某一个人物，讨厌另一个人物等。实际上，受众们被召唤到了与虚构的电视人物之间的多种“关系”中。名人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被进行策划——他们被变成某个与受众存在关联的媒体“人物”。“外表”在其中首当其冲——名人们要“看起来像模像样”。名人必须要有“得体的”外形，他们能获选，是因为他们被认为能够触发目标受众的适当回应。一般来说，那些被选上电视表演的人都是引人注目的（或至少不会平平无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性感是名人化建构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与漂亮、魅力联系的名人化建构，使策划者能创造出各种吸引受众者的话题，将受众的愿望、幻想或梦想投射到屏幕人物身上——名人的建构，是以让他们能满足受众的欲望的方式进行的。不出意料地，政治电视化产生了这样一种转变，即，向着挑选具有视觉吸引力的银屏政客而去。
但是，对于名人政客来说，仅有吸引力还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还要成为优秀的电视表演者。实际上，名人（包括名人政客）帮助大众理解世界，将大众召入到与名人的关系中，通过用意识形态来定位人们，为社会建立凝聚力。名人的任务就是制造迷思和幻想。
名人将受众“招呼”进虚构的关系中——人们喜欢这些被建构的名人。重要的是，精心打造的名人，恰恰不是面面俱到的人物。理想名人的人格应该是多含义的，能使各色人等都能喜欢上这个名人。打造一个面面俱到的人物使名人“太容易”被看穿，进而驱除了其“神秘性”，封闭了召唤的可能性。名人化建构是一种艺术形式。当它被成功加以实施时，通过以下途径，可以使之成为一种“群众”操纵工具：
名人是神秘的。一方面，他们看起来很熟悉，然而，受众却不断地意识到，他们不“了解”这个人的“全貌”。实际上，奥秘的关键部分就在于，他们直觉性地知道名人是“被建构出来”的幻象。因此，受众不断尝试去“揭开”面具，发现其“本来面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一种欲望，即想要窥探他们成功的“秘密”，并试图加以模仿。挖掘名人更多的“真实生活”这一动机，构成了垃圾场煽色腥新闻的基础。受众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追踪”名人的“生活”，由此支撑起了一个宣传和杂志产业。这种行为的终极形式就是“粉丝俱乐部”，这甚至使名人被当做神祇，供奉在高盈利性的“博物馆”中。许多媒体内容都是面向于传播娱乐和消遣大众的名人“宣传”和“炒作”的；
名人化就是将名望移植到普通人身上——名人“除了放大镜下的自身外，一无所有”。因此，名人为大众提供了一种（错误的）希望，即有朝一日他们也能成为名人，并因此而变得富有；
名人能变成其追随者眼中的（伪）“英雄”——大众以他们作为榜样，寻求解决人生问题的措施。这也能成为舆论操纵的一种工具；
名人有助于削减过量的信息。他们被当做多棱镜，通过他们，社会的复杂性被削减成依附在易于被理解的简单的道德准则。名人化符合大众媒体对视觉简化、二元对立和煽色腥的偏好，并因此有助于形成社会的“一维化”；
名人为大众提供了无限的谈资。宣传经纪人和媒体大量制造的名人新闻给了人们谈论的话题。由于城郊生活的平淡无聊，名人八卦成了人们可以进行对话的寥寥数个话题之一。因此，讨论名人和丑闻实际上构成了“社会连带”的基础；
名人化建构组成了大众娱乐的一种形式，将人们的注意力聚集在炒作和鼓吹上；
精心打造的名人能吸引受众，这为文化产业提供了资本。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发展了建立合法性和共识的机制，而且还创造了既能提供娱乐，又能盈利的机制。
（摘自新华出版社《西方媒体如何影响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