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们多把孙子当成伟大的军事家，其实，孙子只是一个军事理论家。《孙子兵法》是老子道家思想在军事上的体现。然而，孙子只懂军事，不懂政治，他没有把道家的哲学思想灵活地运用于政治，所以他最终只是一个军事理论家。
　　关键词：兵；道；军事；政治
　　中图分类号：E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2－0172－04
　　
　　一
　　
　　人们往往把孙武当成一个伟大的军事家。
　　我们先看看历史上的记载。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年人，大约与孔子同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子以兵书十三篇投靠吴王阖庐。用吴王宫中美女操演兵法。挑选吴王的两个宠姬为队长。因女兵们嬉笑儿戏，欲斩二队长。吴王讲情不许。将二人斩首。队伍操练成功了，孙子请吴王下来观看。吴王说：“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说：“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但阖庐知道孙子能用兵，还是让他当了将军。后来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翻开《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三年，吴王阖庐与子胥、伯噽将兵伐楚，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光谋欲入郢，将军孙武曰：‘民牢，未可，待之。’……四年，伐楚，……五年伐越……六年，大败楚军于豫章……九年，吴王阖庐请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对曰：‘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阖庐从之，悉与师，与唐、蔡西伐楚，至于汉水。楚亦发兵拒吴，夹水陈。吴王弟夫概欲战，阖庐弗许。夫概曰：‘王己属臣兵，兵以利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袭冒楚，楚兵大败，走。于是吴王遂纵身追之。比至郢，五战，楚五败。”
　　《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史记·楚世家》记载：“十年冬，吴王阖庐、伍子胥、伯噽与唐、蔡俱伐楚，吴兵遂入郢。”没有提孙武。
　　《国语》记载有伍子胥辅佐阖庐子夫差事，不见孙武；《左传》中有许多涉及吴楚争霸的内容，亦不见关涉孙武的记载；《资治通鉴》有关于吴起、孙膑记录，没有关于孙武的记录；《春秋公羊传》有关于伍子胥的记录，没有关于孙武的记录；银雀山出土的汉简，残缺不全，记载与《史记》基本相同；有关《孙子兵法》的介绍文章中，也没有提供更多的史料。
　　
　　二
　　
　　由上可以看出，孙武虽然名义上是个将军，其实只是个参谋人员。《史记》中，孙武除了操练了一次女兵以外，没有指挥一仗，没有任何英雄业绩。楚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孙子只是“与”有力焉，有一份参与的功劳。
　　目前所流传的其他史书，不见有孙武的记录。
　　吴楚争霸，功劳大的应该是伍子胥。阖庐听取了伍子胥的骚扰战术，“楚于是始乎病”，“始用子胥之谋也。”“伍员以吴行人以谋楚。……伯州犁之孙噽，为吴太宰以谋楚。”孙武的重要性，显然还不如后来给吴国带来灾难的伯噽。
　　在战斗中，显得有勇有谋的，是阖庐弟弟夫概。在柏举战役中，夫概以五千士卒奋勇发起进攻，打败楚兵。在清发战役中，夫概向吴王献计，待敌半渡而击，又一次打败楚军。
　　吴王阖庐也是一很有谋略的军事指挥家。
　　昭公十七年，吴楚两军在长岸作战。阖庐还没有称王，被称为“公子光”。吴军败。楚军缴获了一条叫做“馀皇”的大船。公子光说：“丢掉先王的坐船，难道是我一人的罪?请大家帮我。”就派三个壮汉，潜伏在船边。公子光喊三次“馀皇”，三个壮汉交替回答。楚军混乱起来。吴军趁机进攻，大败楚军，夺回大船。
　　昭公二十三年，楚国率诸侯国联军与吴在州来交战。楚令尹子瑕死。公子光向吴王分析说，追随楚国的，都是小国，同役而不同心。楚令尹死后，元帅地位低贱，只是受宠，政令不一。提出分兵进攻，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并提出先头部队引诱敌人的战术。吴王听从公子光的建议，派三千罪犯先攻胡国、沈国和陈国。吴王和公子光、公子掩馀各带一军精兵紧随于后。吴国的罪犯部队有的战斗，有的乱跑。三国军队争着俘虏吴军，阵脚大乱。吴军突然进攻，大败三国，活捉了胡沈二国国君和陈国大夫。吴军释放三国的俘虏，让他们奔逃到其他国的军队中乱喊：“我们的国君死了!”吴军摇旗呐喊，冲了上去。楚兵拼命逃跑。联军土崩瓦解。吴王阖庐的用兵之术颇合《孙子兵法》，而这是在孙武谒见阖庐之前发生的事。
　　从史料上来看，孙子参与了定公四年与蔡、唐联合伐楚的战役。吴军占领了楚国的国都郢，伍子胥还鞭挞了楚平王的尸体报了仇。但苏洵认为这次战役吴国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楚国从秦国搬来了兵，赶走了吴军。越国借机侵吴报仇。吴王的弟弟乘机称王作乱。吴王阖庐奔走不暇。老苏把失败的责任归疚于孙武。孙武在兵书上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在实战中却不知运用。苏洵便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若按武之书以责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敌，则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听包胥之言，出兵救楚，无忌吴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战》曰：‘久暴师则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还，可谓久暴矣，越人能无乘间人国乎?其失二也。又日：‘杀敌者，怒也。’今武纵子胥、伯鞭鞭平王尸，复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敌，此司马戌、子西、子期所以必死仇吴也。勾践不颓旧冢而吴服，田单谲燕掘墓而齐奋，知谋与武远矣。武不达此者，其失三也。然始吴能以入郢，乃因胥、噽、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盖以鲜耳。天以武自为书，尚不能自用以取败北，况区区祖其故智余论者。而能将乎?”苏洵认为吴起虽然兵书没有孙武写得好，名气没有孙武大，然而“吴起始用于鲁，破齐；及人魏，又能制秦兵；人楚，楚复霸。而武之所为反如是。”结论是：“书之不足信也，固矣。”(《嘉{右集卷三·权书下》)
　　在我看来，孙武的确不是一个称职的将军。“武殊无一谋以弭斯乱。”连个谋士也不够格。但苏洵把过失归咎到孙武和《孙子兵法》是不对的。原因是在这次战役中，孙武并没有起太大的作用。正如不能把首功标在孙武名下一样，按过错，孙武只能负连带责任，而不应是主要责任人。
　　
　　三
　　
　　《孙子兵法》确实写得很好，孙武也似乎是个知兵之人，吴王阖庐又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国君，为什么没有重用孙武?可能有两点原因：第一，孙武的出身不如伍子胥和伯噽。伍、伯二人都是楚国贵族，对楚的情况很了解，当时吴的主要敌人正是楚国。第二，最重要的一点，孙武是一个纸上谈兵、不通世务的书呆子。孙武操演女兵，断然拒绝吴王的讲情，斩了吴王二宠姬，理由是“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思维僵化，言语生硬，行为偏激。同样是违背吴王命令。“兵以利为上”，夫概的话说出来就不一样。惊悲之余，吴王还哪有心情再看操练?“去宾馆休息吧!知道你有本事了。”这句话应该不是赞赏，而是失望和气愤。孙武反而埋怨阖庐言不副实。 阖庐能把大权交给孙武吗?让孙武继续留下来，并让他当了将军，听从他的建议，也算是一个明君了。
　　我不是说孙武不该斩二姬。而是说，这样的将军，只能使国君感到恐怖，即便他大公无私。国君和将帅之间的关系总是十分微妙的，而这是将军能否全副身心统兵打仗的关键。乐毅，深得燕昭王喜爱。燕昭王把倾国兵力都交给了他，连下齐城七十余座。后燕昭王死，燕惠王立。惠王本来就与乐毅不和，又中了田单的反间计，以骑劫取代乐毅。乐毅只好投奔了赵国。结果田单很快就打败了骑劫，失陷的齐城一一收复。为将者，不得国君信任，性命尚不自保，能打仗吗?
　　《孙子兵法》面面俱到，唯独没有认识到如何处理好将帅与君主的关系。
　　《始计》：“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谋攻》：“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九变》：“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君命有所不受。”
　　领导瞎指挥不行，不放权当然不行。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应当如此。如何才能使君主放心呢?孙武把信任关系建立在将军自身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上。
　　《作战》：“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谋攻》：“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地形》：“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用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
　　为将要凭良心为国为民为君，你不信任我就是你的错。孙武弄错了主从关系，将主君次，在战场上没错，在理论上也没有错。但在现实中呢?
　　刘邦帅兵出征，萧何留守后方，故意让儿子当刘邦的随从，为人质。然后刘邦才能放心打仗。周亚夫的细柳营，一直被当作军纪严明的典范。就连天子到前线慰问，门卫也喝道：“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文帝当时称赞，心中恐怕不会没有阴影。宋代的洪迈就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周亚夫是在“作秀”：“文帝称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军中夜惊相攻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周亚夫尽管忠心耿耿，屡立大功，景帝还是说：“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最后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呕血而死。这种例子多得很。
　　自以为有功有能力之将，大多骄矜。就连苏洵所推崇的吴起也一样。吴起听说田文为魏相，就质问田文，论谁功高有本事，有资格当丞相。“你确实比我强。但是现在，”田文说，“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吴起沉默良久，说：“属之子矣。”吴起还是有点自知之明。书生意气有余，社会经验不足。司马迁的评价很客观：“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四
　　
　　那么，孙子的军事思想的精髓是什么?是“道”；是老子哲学在军事中的运用。
　　毛泽东说《老子》是一部兵书。《汉书·艺文志》说《老子》：“君人南面之术也。”西汉军事谋略家陈平说：“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司马迁也说：“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史记-陈丞相世家》)近代学者颇多注意《老子》与《孙子》的关系。如南怀瑾讲“老子”先讲“孙子”。李泽厚将“孙子老子韩非子”合说。方东美却批评陈平蒯通对《老子》歪曲。等等，看法不一。
　　在谈《孙子》与《老子》之间的关系时，应明确两点。
　　其一，二人及其著作的历史记载均很含糊，孰先孰后，学术界争议很大。所以不能说孙子的思想就是出自老子的思想，也不能说二人没有相互影响，拘泥于此没有意义。
　　其二，孙武的“道”，是不同于老子的“道”的。二人著作首先都提出了“道”。《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也，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兵者，诡道也。”《老子》的第一句话是：“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的道有两层意义：一是本体，是万物之母；二是万物生有的规律。二者又是一体的，是无，也是有，是母，也是子，是超越的，也是内在的，是不生之生。孙子的道，也有两层意义：一是王道的道，是儒家意义的道德的道；二是兵道的道，是兵法，是用兵的窍门。司马谈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与时推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国的哲学本身就是实践的哲学。老子的哲学思想是体、是根、是本，孙子的军事科学是用、是花、是果。
　　孙武的兵法与老子的哲学相通之处在哪里呢?
　　老子的基本观点是“无为而无不为”。牟宗三先生说：“无为是高度精神生活的境界，不是不动。”无为就是去掉一切外在的形式的东西，保持独立的、超然的、冷静的、灵活的心境来面对世间万物。致虚守静，虚静观复。无为才能虚静，虚静才能不为外在的纷杂现象所迷，才能照察得清清楚楚，才能产生无限妙用。牟先生说：“显这个无的境界的目的是要你应世，所以‘无为’一定连着‘无不为’。有无限的妙用才能应付这千差万别的世界，所以道家的学问在以前叫做‘帝王之学’。”
　　《孙子兵法》首先讲的不是如何用兵，而是不战而胜。“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谋攻》)
　　孙子的不战与老子的无为相同，不是真的不战，而是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而又不失去打败敌人的战机，“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军形》)《老子》日：“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三十三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白化。”(《老子·三十七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老子·七十三章》)孙子说：“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军形》)“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同上)“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同上)不战而胜的前提是对敌我双方形势的充分了解。“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日天，三曰地，四日将，五日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始计》)“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军形》)“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始计》)“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 知己，每战必殆。”(《谋攻》)
　　李泽厚论《老子》和《孙子兵法》时说贯穿在这条线索中对待人生世事的一种极端的“清醒冷静的理知态度”，一切以现实利害为依据。这个观点不错。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善用人者为之下。”(《老子·三十八章》)孙子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
　　但老子和孙子讲的是“虚静”，而不仅仅是“冷静”，不仅仅是计以利害，“知得失之计”；而是“知动静之理”，以静制动，后发制人。静静地等待，寻找敌人的破绽，“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日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十六章》)孙子说：“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九地》)
　　李泽厚继续说下去就更不正确了。他认为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说明了“兵家，道家重客观实际而不讲情感。”他忘记了兵家的冷静理知不动情感只是一种思考问题时，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虚静观复的心境。支持这一理知的是“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火攻》)以“人”为上的博大情怀。李泽厚先生也忘记了老子哲学“正言若反”的思辨特点。其不仁正是至仁。老子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四十六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气，不得已而用之。……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杀人者多，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三十一章》)他认为老百姓的一切灾难，来自于人们(国君)的称勇斗狠争王争霸以及穷奢极侈假仁假义。所以老子说：“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六十五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七十九章》)“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他的圣人是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圣人。孙子的“不战而胜”，老子的“无为无不为”正是一种大仁大义、大智大勇。
　　老子、孙子思想，均可用一个字来概括——“水”。
　　水之性，去高就下，不嫌卑污。不捐细流，所以能成江海；不自以为大，所以能成其大；不与万物争，所以天下没有能与之抗衡。正是老子理想中的“道”。《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八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老子·六十六章》)然而“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胜)，以其无易之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
　　水本无形，其静为积水幽潭，其动为千仞之溪。水本柔弱，一旦汇成洪流，借诸于山川之势，就有排山倒海之力。水之用，正如孙子心目中的用兵之道。孙子日：“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军形》)“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兵势》)“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之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無常形，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势利导，避实击虚。无形之形，千变万化。对水的不同层次的理解，正好形象地说明了“道”在老子哲学与孙子兵法上的“体”与“用”的关系。《老子》的哲学体系，有与无，为与无为，实与虚，动与静……等一组组矛盾，以无、无为、虚、静为本，对立双方相互转化。“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老子·二十五章》)，仍归之于虚、静、无、玄。牟宗三把“玄”叫作转圆圈，无中生有，有返为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个玄，真是妙不可言!你看不见，摸不着；迎接它，不见其首；追随它，又不见其后。“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六章》)
　　《孙子兵法》同样讲一个“玄”字。“故能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始计》)，“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兵势》)，是讲战争中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五十七章》)孙子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兵势》)又是一个圆圈，转化循环，变幻无穷，神出鬼没，深不可测。“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同上)“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虚实》)玄妙莫识，才能把握战争的主动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军形》)“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虚实》)。
　　唐人王真说《老子》五千之言，都是兵法，虽然说得有些过分，但这本书确有很多地方直接言兵，几乎是《孙子兵法》中的原话。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先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六章》)孙子说：“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奋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始计》)老子说：“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则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老子·五十章》)孙子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虚实》)
　　以“兵”为用，以“道”为本，变化之妙，存乎一心。《孙子兵法》十三篇，就是道家思想在军事中的灵活运用。可惜的是，孙武仅懂理论，不懂社会，仅懂军事，而不懂政治，最终只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军事理论家。
　　
　　责任编辑：秋　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