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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九月，天高云淡。在武汉大学120周年之际，记者在武大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获得者、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经济学院名誉院长谭崇台先生。汽车在珞珈山间盘行，窗外不时掠过姿态各异、葱郁丰腴的各种草木，上课的同学三两走过，脚步或急或徐，校园里一片生机。待我们到达时，先生已经在家中客厅里的藤椅上端坐等候，背后占据了半面墙的书柜中，多是经济学著作，其中包括他主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发展经济学》《经济学概论》等。
谭崇台先生热情地招呼我们在沙发上落座。先生稍事休息，精神矍铄、亲切温和地谈起他与母校武汉大学超过半个世纪的深厚情缘：“我今年94岁，我在武汉大学65年了，我可以讲讲自己与母校的感情。”
求学武大，难忘乐山岁月
岁月悠悠，光阴流转。谭崇台1920年6月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岁考入武汉大学经济学系。1938年至1946年，武汉大学师生西迁四川乐山，他也由此与武大结下不解之缘。往事并未淹没在光阴深处，谭崇台深情忆起报考武大的经过，他缓缓讲道：“1937年，我高中毕业，一心向往电气工程、土木工程等工科专业，高考目标是北大、清华或上海交大。但战火纷飞，民族危亡，北大、清华、南开迁至西南，合并为‘西南联大’，上海交大搬到了重庆。恰巧武汉大学迁址于四川乐山，身为四川人，我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地选择了她。”
刚进武大时，谭崇台只觉这所学校“土气”。西南联大的同学都穿制服，而武大最常见的是蓝布大褂；西南联大受西学影响较早，课程设置和英语教学很现代化，而武大的书籍都是从珞珈山运去的，颇有年代感。但等真正融入武大之后，谭崇台才体会到这里的内敛朴实。这种风气，被他誉为武大精神，采访时他不无自豪地讲道：“不工于外在雕琢的，一定有足够丰富的内涵，武大就属于这一类。学校迁至乐山时，图书馆也费尽周折西迁四川，书籍实验设备一路用船运输。在当时艰苦简陋的学习环境里，我第一次见到浩瀚的图书馆，那种物质虽贫瘠，精神却丰腴的兴奋感，至今记忆犹新。在我的理解中，大学之‘大’也体现于此：学校大、专业广、名家多。”
当时，武大已经非常辉煌，师资队伍强大，有货币银行学专家杨端六先生、财政学专家刘炳麟先生、会计学专家戴铭巽先生等。后来，周鲠生先生担任校长时，招纳了一批著名学者，如张培刚先生、韩德培先生等学术界精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仅是学者，也是大学精神的传者。谭崇台在浓郁的学术氛围中孜孜不倦，认真求学。“名师是铸成武大精神的源头活水。当年我读本科时，教务长是朱光潜先生，教国文的是叶圣陶先生。他们共有的特点就是平易近人，深受学生喜爱。我迷恋人世间这种难得的情感，立志成为老师的念想从此埋下。学校还常常请校内外名家给我们讲授公开课，一周一次。国学大师钱穆、散文家钱歌川、历史学家陈源等都被请过。这些早就耳熟能详的名字，我终于在大学和他们见面了。”
叶圣陶先生一口浓厚的江浙音，教学认真严谨。他每两周布置一篇作文，并用红笔仔细批改，每个学生的本子上都有他的笔迹。而同学们也盼着作业快发下来，急切地知道老师的评语。谭崇台曾写过一首小诗，其中几句是“东湖碧波梦，珞珈翠微心，国破山河在，何年到荆汉？”时过境迁，他自己都已记不全整首诗的内容，但叶先生的评语清晰犹在——“爱国爱校，兹情深意”。
躬耕武大，发展“发展经济学”
1930年代的中国，战乱不断。怀着精进学术的愿望，谭崇台毅然决定远赴重洋留学深造。“1943年，我本科毕业，第二年参加全国留学考试，以财经类第五名的成绩获得了去哈佛大学学习的机会。当时武汉大学已名扬海外，美国人也只了解中国的北大、清华、武大等少数几所名校。他们每次问起我的母校，都会竖起大拇指。”
在美国，谭崇台受教于熊彼特、列昂惕夫等著名经济学家。1947年年初，谭崇台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他与挚友陈观烈、陈文蔚合称“哈佛三剑客”。后到华盛顿远东委员会任专门助理，研究战后日本经济和赔偿问题，工作虽得心应手，思国之心却日胜一日。他内心真切感受“江山信美非吾土”，作为华夏子孙，不如归国效力。他认为“回国自然而然，正像中小学生放学必须回家一样，作为异域求知学子回到祖国怀抱，天经地义”。1948年，谭崇台婉言谢绝了师友和同事的挽留，毅然回到风雨飘摇的祖国，应周鲠生校长之邀，来到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执教。“母校的荣耀让我更加怀念她的一草一木，国外求学的几年，对武大的思念超过以往。我决定离开美国，许多朋友劝我留下，而我认定中国人就要回中国做事。我清楚地记得是在1948年3月1日回到母校，之后就担任起副教授的职务，成为武大当时最年轻的副教授。”
谭崇台归国正值20多岁，看起来与一般大学生无异。他于1952年兼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副秘书长。1953年李达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他即任校长办公室主任，成为李达助手，最难得他一直未脱离经济系三尺讲坛。
1957年“反右”始，至“文革”止，谭崇台被调离经济系长达20年。他后来惋惜地回忆：“我痛心的是经济学的停滞和倒退。”难能可贵的是，他20多年不忘自身专长，心系教学与研究，写作依稀不停，尽管不能发表，不少文稿在“文革”中散失，留下无法弥补的学术空档，但绝非空白。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谭崇台重回经济系，年近花甲迎来了学术春天，他如饥似渴地工作，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1980年代，谭崇台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引进、教学、研究，并应用于国家经济建设。谈起钟情一生的经济学专业，他思路清晰，中肯谈道：“发展经济学这一门新兴的学科所研究论证的问题，是一切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所必须通盘考虑的问题，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做出很大努力去解决而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在专业研究中，谭崇台敢为人先，深入进行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紧密结合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实际，随时以新的研究发现充实教学内容。他精心撰写一批高质量创新性论文。1981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结束不久，谭崇台发表了被称为新中国第一篇发展经济学论文，在国内经济学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从此，他接过了“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的接力棒，成为新中国发展经济学领跑者。 1985年，谭崇台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发展经济学专著《发展经济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率先评述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专著，发行量创同类书籍之最。这本小册子在当时经济学专业人手一本，多年来影响了不止一代经济学人。
1989年，谭崇台又主编出版了被列为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高校重点教材的《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是一部在原作基础上进行充实修订的精品巨献，受到国内经济学界高度评价，多次重印，发行数十万册。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帕金斯给予热忱而诚挚的崇高评价：“此书的广度和深度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它将成为中国使用的一本标准教科书。”该书于1991年被湖北省授予优秀成果一等奖，1992年被国家教委授予国家级优秀教材奖一等奖。1993年，谭崇台主编《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热评，并被称誉为“国内外第一部以经济发展思想为脉络的西方经济学说史”，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7年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2000年《发展经济学》由教育部遴选为研究生通用教材。
寄语武大，务求踏实学风
珞珈山依依，东湖水漫漫。三尺讲坛，六十余载，谭崇台如今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思路清晰。自1987年成为国内第一个招收发展经济学研究方向博士的博士生导师，他至今已经培养博士64名，现仍指导3名博士生。
教学上，他清晰记得老师们当年躬身于教育的模样和严谨治学的态度，并将这些复制在自己的工作中。同时，他深信“一个好的老师可以影响学生的一生”，提醒自己树立起榜样，用行动熏陶和影响学生。谈到前辈的影响，谭崇台满怀深情地讲起求学武大时，朱光潜先生对他的影响：“这么多年来，武大一直保持着‘求是’的学风，始终保持一种洁身自好、力争上游的精神，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侵袭。我也在自己的岗位上，践行着前辈传承下的武大精神。记得我的外语老师朱光潜先生，引用英国哲人萨缪尔·约翰逊的名言：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before you know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意思是先要广泛涉猎，然后才能专、精，简言之要‘先博后专’，这对我治学影响很大。这些名师是很好的带路人，有专业，有学问，有人品。我深深地体会到，人做不好什么都做不好，所以长期以来我对学生说，先做好人。”
学术上，“朴素求实”的武大精神不曾消失，反倒更加浓郁。他常常告诫学生不要浮躁，对抄袭论文、亵渎学术等弄虚作假的行为严加批评。因此，他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时会严格把关，意在通过考试磨练他们的意志。
厚德博知仁爱躬耕。直到现在，很多人问谭崇台是否后悔当年的决定，他则笑言没有比现在更好的了：“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享受着珞珈山水的灵秀俊美。当年我在美国条件比较优厚，但是我想回国，总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这么多年来，我仅仅做了一点点事情，发挥了一点点作用，仅此而已。若说对母校未来的希望，那就是：武大应当恢复多而全的学科优势，继续保持海纳百川的规模和气度，培养一批朴素求实的优秀教师。武大的学风一直保持着一种‘求是’的精神，这是我们优良的传统，因此一定要继续保持下去。我们一定要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侵袭，始终保持一种洁身自好，力争上游的精神。”
责任编辑 李菡丹
谭崇台先生热情地招呼我们在沙发上落座。先生稍事休息，精神矍铄、亲切温和地谈起他与母校武汉大学超过半个世纪的深厚情缘：“我今年94岁，我在武汉大学65年了，我可以讲讲自己与母校的感情。”
求学武大，难忘乐山岁月
岁月悠悠，光阴流转。谭崇台1920年6月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岁考入武汉大学经济学系。1938年至1946年，武汉大学师生西迁四川乐山，他也由此与武大结下不解之缘。往事并未淹没在光阴深处，谭崇台深情忆起报考武大的经过，他缓缓讲道：“1937年，我高中毕业，一心向往电气工程、土木工程等工科专业，高考目标是北大、清华或上海交大。但战火纷飞，民族危亡，北大、清华、南开迁至西南，合并为‘西南联大’，上海交大搬到了重庆。恰巧武汉大学迁址于四川乐山，身为四川人，我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地选择了她。”
刚进武大时，谭崇台只觉这所学校“土气”。西南联大的同学都穿制服，而武大最常见的是蓝布大褂；西南联大受西学影响较早，课程设置和英语教学很现代化，而武大的书籍都是从珞珈山运去的，颇有年代感。但等真正融入武大之后，谭崇台才体会到这里的内敛朴实。这种风气，被他誉为武大精神，采访时他不无自豪地讲道：“不工于外在雕琢的，一定有足够丰富的内涵，武大就属于这一类。学校迁至乐山时，图书馆也费尽周折西迁四川，书籍实验设备一路用船运输。在当时艰苦简陋的学习环境里，我第一次见到浩瀚的图书馆，那种物质虽贫瘠，精神却丰腴的兴奋感，至今记忆犹新。在我的理解中，大学之‘大’也体现于此：学校大、专业广、名家多。”
当时，武大已经非常辉煌，师资队伍强大，有货币银行学专家杨端六先生、财政学专家刘炳麟先生、会计学专家戴铭巽先生等。后来，周鲠生先生担任校长时，招纳了一批著名学者，如张培刚先生、韩德培先生等学术界精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仅是学者，也是大学精神的传者。谭崇台在浓郁的学术氛围中孜孜不倦，认真求学。“名师是铸成武大精神的源头活水。当年我读本科时，教务长是朱光潜先生，教国文的是叶圣陶先生。他们共有的特点就是平易近人，深受学生喜爱。我迷恋人世间这种难得的情感，立志成为老师的念想从此埋下。学校还常常请校内外名家给我们讲授公开课，一周一次。国学大师钱穆、散文家钱歌川、历史学家陈源等都被请过。这些早就耳熟能详的名字，我终于在大学和他们见面了。”
叶圣陶先生一口浓厚的江浙音，教学认真严谨。他每两周布置一篇作文，并用红笔仔细批改，每个学生的本子上都有他的笔迹。而同学们也盼着作业快发下来，急切地知道老师的评语。谭崇台曾写过一首小诗，其中几句是“东湖碧波梦，珞珈翠微心，国破山河在，何年到荆汉？”时过境迁，他自己都已记不全整首诗的内容，但叶先生的评语清晰犹在——“爱国爱校，兹情深意”。
躬耕武大，发展“发展经济学”
1930年代的中国，战乱不断。怀着精进学术的愿望，谭崇台毅然决定远赴重洋留学深造。“1943年，我本科毕业，第二年参加全国留学考试，以财经类第五名的成绩获得了去哈佛大学学习的机会。当时武汉大学已名扬海外，美国人也只了解中国的北大、清华、武大等少数几所名校。他们每次问起我的母校，都会竖起大拇指。”
在美国，谭崇台受教于熊彼特、列昂惕夫等著名经济学家。1947年年初，谭崇台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他与挚友陈观烈、陈文蔚合称“哈佛三剑客”。后到华盛顿远东委员会任专门助理，研究战后日本经济和赔偿问题，工作虽得心应手，思国之心却日胜一日。他内心真切感受“江山信美非吾土”，作为华夏子孙，不如归国效力。他认为“回国自然而然，正像中小学生放学必须回家一样，作为异域求知学子回到祖国怀抱，天经地义”。1948年，谭崇台婉言谢绝了师友和同事的挽留，毅然回到风雨飘摇的祖国，应周鲠生校长之邀，来到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执教。“母校的荣耀让我更加怀念她的一草一木，国外求学的几年，对武大的思念超过以往。我决定离开美国，许多朋友劝我留下，而我认定中国人就要回中国做事。我清楚地记得是在1948年3月1日回到母校，之后就担任起副教授的职务，成为武大当时最年轻的副教授。”
谭崇台归国正值20多岁，看起来与一般大学生无异。他于1952年兼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副秘书长。1953年李达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他即任校长办公室主任，成为李达助手，最难得他一直未脱离经济系三尺讲坛。
1957年“反右”始，至“文革”止，谭崇台被调离经济系长达20年。他后来惋惜地回忆：“我痛心的是经济学的停滞和倒退。”难能可贵的是，他20多年不忘自身专长，心系教学与研究，写作依稀不停，尽管不能发表，不少文稿在“文革”中散失，留下无法弥补的学术空档，但绝非空白。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谭崇台重回经济系，年近花甲迎来了学术春天，他如饥似渴地工作，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1980年代，谭崇台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引进、教学、研究，并应用于国家经济建设。谈起钟情一生的经济学专业，他思路清晰，中肯谈道：“发展经济学这一门新兴的学科所研究论证的问题，是一切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所必须通盘考虑的问题，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做出很大努力去解决而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在专业研究中，谭崇台敢为人先，深入进行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紧密结合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实际，随时以新的研究发现充实教学内容。他精心撰写一批高质量创新性论文。1981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结束不久，谭崇台发表了被称为新中国第一篇发展经济学论文，在国内经济学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从此，他接过了“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的接力棒，成为新中国发展经济学领跑者。 1985年，谭崇台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发展经济学专著《发展经济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率先评述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专著，发行量创同类书籍之最。这本小册子在当时经济学专业人手一本，多年来影响了不止一代经济学人。
1989年，谭崇台又主编出版了被列为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高校重点教材的《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是一部在原作基础上进行充实修订的精品巨献，受到国内经济学界高度评价，多次重印，发行数十万册。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帕金斯给予热忱而诚挚的崇高评价：“此书的广度和深度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它将成为中国使用的一本标准教科书。”该书于1991年被湖北省授予优秀成果一等奖，1992年被国家教委授予国家级优秀教材奖一等奖。1993年，谭崇台主编《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热评，并被称誉为“国内外第一部以经济发展思想为脉络的西方经济学说史”，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7年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2000年《发展经济学》由教育部遴选为研究生通用教材。
寄语武大，务求踏实学风
珞珈山依依，东湖水漫漫。三尺讲坛，六十余载，谭崇台如今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思路清晰。自1987年成为国内第一个招收发展经济学研究方向博士的博士生导师，他至今已经培养博士64名，现仍指导3名博士生。
教学上，他清晰记得老师们当年躬身于教育的模样和严谨治学的态度，并将这些复制在自己的工作中。同时，他深信“一个好的老师可以影响学生的一生”，提醒自己树立起榜样，用行动熏陶和影响学生。谈到前辈的影响，谭崇台满怀深情地讲起求学武大时，朱光潜先生对他的影响：“这么多年来，武大一直保持着‘求是’的学风，始终保持一种洁身自好、力争上游的精神，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侵袭。我也在自己的岗位上，践行着前辈传承下的武大精神。记得我的外语老师朱光潜先生，引用英国哲人萨缪尔·约翰逊的名言：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before you know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意思是先要广泛涉猎，然后才能专、精，简言之要‘先博后专’，这对我治学影响很大。这些名师是很好的带路人，有专业，有学问，有人品。我深深地体会到，人做不好什么都做不好，所以长期以来我对学生说，先做好人。”
学术上，“朴素求实”的武大精神不曾消失，反倒更加浓郁。他常常告诫学生不要浮躁，对抄袭论文、亵渎学术等弄虚作假的行为严加批评。因此，他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时会严格把关，意在通过考试磨练他们的意志。
厚德博知仁爱躬耕。直到现在，很多人问谭崇台是否后悔当年的决定，他则笑言没有比现在更好的了：“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享受着珞珈山水的灵秀俊美。当年我在美国条件比较优厚，但是我想回国，总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这么多年来，我仅仅做了一点点事情，发挥了一点点作用，仅此而已。若说对母校未来的希望，那就是：武大应当恢复多而全的学科优势，继续保持海纳百川的规模和气度，培养一批朴素求实的优秀教师。武大的学风一直保持着一种‘求是’的精神，这是我们优良的传统，因此一定要继续保持下去。我们一定要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侵袭，始终保持一种洁身自好，力争上游的精神。”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