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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世界是一个我们到来时进入，远行时离开的地方，它同时向过去，现在和未来开放，向每一个人开放，超出了个体的生命时间，地域空间和主体区间。都市主题和都市的主题并不相等，都市主题与其自身所处的环境是内在相关的，它最终所要表现的是都市生活的独特状态，意志和精神。这样的主题是对都市中个体和群体的观察和记录，也是对都市生活和生命的进入和超越，更是对都市精神和灵魂的怜悯与救赎。《人文艺术》为我们提供的既是触于都市之内的崭新经验和切近恐惧，又是艺术家们存于都市之外的阿基米德之点。最终指向的是在喧嚣繁华之下人文荒漠中的希望之泉。
忙与盲：都市生活的现实处境
作为一个现代的都市人，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生活在“无思想”的状态之下，自我意识的丧失是《人文艺术》都市主题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方面，都市生活是忙碌的，所以这样的忙碌背后原本应当有自己的意义，另一方面来看，都市生活又是盲目的，人们尽管终日忙碌，但这样的忙碌背后，并没有盼望，也没意义。汉娜·阿伦特这样定义人的境况：“人的境况包括的不仅是给与人生命的那些处境。人是被处境规定的存在者（conditioned beings），因为任何东西一经他们接触，就立刻变成了他们下一步存在的处境。积极生活投入于其中的世界是由人的活动所造成的物组成的，但是这些完全由于人方得以存在的物，常常反过来限制了它们的人类创造者。” 所以都市具有的客观性和物质性和人之境况相互补充，都市如果不是作为人聚集和存在的处境，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人在创造了都市文明和精神意志的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受制于自己所生存的都市境遇。
我们在《人文艺术》中看到了这样的矛盾所产生的张力和美感。在《人文艺术》第8期中，有很多艺术批评反映了这样的忙与盲。批评家西美正在陈克的作品——《身份》系列（装置，综合材料，2004，2006）中这样写道：“人的在世如果彻底丧失了对来自在上的神圣精神性的承受，他作为意识生命体之存在者将沉沦为一种受制于他人的，异化之在，一种以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为规定性的生存者” 而在《生存的焦虑》（装置，综合材料，2004）中“我作为个体生命的主体被物化为机械般的存在···我是全体共在者的代表，因而也被他人代表。我活着，就是为了更好的活着。”
人作为集体一员的存在者，在进入群体生活的时候，个人的自由品格，会被集体的意识所取代，所以在这样的集体中，人不需要有自己的意识。因此，就会产生结构性的“致盲”，人不需要看见，只需要跟随着时代的潮流，集体的管道和城市的節奏，一点点地踌躇雁行。与此同时，人作为一个个体存在者，又面临着自己和家人的暂时性生存的巨大压力，这样的压力迫使个体丧失生活和生命的自由倾向，丧失了生活的选项，因为人的生活方式和空间被直接压缩，移除了思辨，政治和快乐。这样的“致盲”，是一种存在性的，它与人的生存处境相伴而生。
而在尹丹和杜曦云关于中国先锋艺术和当代艺术的异化和消费主义化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生活的忙与盲的另一个层面，如果说，我们在陈克的作品中看到的是芸芸大众的底层生存的煎熬和迷茫。那么作为先锋艺术，这些艺术家们相对来说是城市文化的旁观者，批评者，保持距离者。但我们看到的是伪造的先锋身份之下的震惊化与哗众取宠。尹丹在《人文艺术》第8期中发表的《先锋艺术的异化与同转》一文中，以朱昱和赵半狄为代表，批判了先锋艺术的“媚俗”倾向。他认为这样的艺术“除了在表象上伪造自己的先锋外表之外，更为严峻的是将艺术作品仅仅看作是制造‘聚光灯效应’的手段，而忽视应有的立场或价值取向。” 而杜曦云则针对当代艺术的消费主义倾向进行了代表性的梳理和分析。他认为：“消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权力开始盛行，是中国社会面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突出表征。它既被看作是一种主导型文化符号的关键，也被看作是一种供人的全新社会状况····直接助长了社会的从众趋势，以消费的意识形态来消解一切差异和变革的冲动。”
其实无论是先锋艺术的媚俗化，还是消费主义的趋向，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由于都市中经济的考量代替精神信仰和政治理想成为了一切都市生活和公共意志的中心，那么整个都市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会发生翻转，最终全部指向功利和物质。这正是当代“无思想”特征的写照，我们作为都市文明的缔造者，却软弱无力，无法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只能任由都市文化按照人们越来越强烈的消费需求来理解自身的倾向。正如希腊神话中，人类接受了普罗米修斯所带来的文明和火种，却没有办法承受接下来潘多拉盒子中飞出的各样灾祸。都市中的个体，即使是艺术家也不可避免地沉浸在消费和物质的符号系统中，无力承担人类世界的责任。在这里的忙与盲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眼盲者对自身的眼盲无可奈何的挣扎以及对他人“眼盲”无能为力的痛楚。
不必在历史中，都市生活之中寻找希望，因为对当下现实主义期望，最终还是会得出没有意义的结论，也许我们可以坦然地面对这样的无意义，或者说软弱，但这样的坦然无非是以逃避模糊现实为安慰的。我们需要在现实之外，人生之先，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寄予这种希望的立足点，一个确定的未来。正如尼布尔在他的《人的本性和命运》中所说的：“存在的人的自我褒奖在他存在的中心被粉碎;时间进程中所有虚假的力量和骄傲的安全性还没有从他的作为有限存在的不安全性里剥离出来;他的焦虑在接近绝望的时候才达到顶点。从哪已绝望中产生悔罪，由悔罪引出信仰;在这一信仰中有‘生命之新’。”
忙与盲：都市生活的现实处境
作为一个现代的都市人，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生活在“无思想”的状态之下，自我意识的丧失是《人文艺术》都市主题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方面，都市生活是忙碌的，所以这样的忙碌背后原本应当有自己的意义，另一方面来看，都市生活又是盲目的，人们尽管终日忙碌，但这样的忙碌背后，并没有盼望，也没意义。汉娜·阿伦特这样定义人的境况：“人的境况包括的不仅是给与人生命的那些处境。人是被处境规定的存在者（conditioned beings），因为任何东西一经他们接触，就立刻变成了他们下一步存在的处境。积极生活投入于其中的世界是由人的活动所造成的物组成的，但是这些完全由于人方得以存在的物，常常反过来限制了它们的人类创造者。” 所以都市具有的客观性和物质性和人之境况相互补充，都市如果不是作为人聚集和存在的处境，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人在创造了都市文明和精神意志的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受制于自己所生存的都市境遇。
我们在《人文艺术》中看到了这样的矛盾所产生的张力和美感。在《人文艺术》第8期中，有很多艺术批评反映了这样的忙与盲。批评家西美正在陈克的作品——《身份》系列（装置，综合材料，2004，2006）中这样写道：“人的在世如果彻底丧失了对来自在上的神圣精神性的承受，他作为意识生命体之存在者将沉沦为一种受制于他人的，异化之在，一种以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为规定性的生存者” 而在《生存的焦虑》（装置，综合材料，2004）中“我作为个体生命的主体被物化为机械般的存在···我是全体共在者的代表，因而也被他人代表。我活着，就是为了更好的活着。”
人作为集体一员的存在者，在进入群体生活的时候，个人的自由品格，会被集体的意识所取代，所以在这样的集体中，人不需要有自己的意识。因此，就会产生结构性的“致盲”，人不需要看见，只需要跟随着时代的潮流，集体的管道和城市的節奏，一点点地踌躇雁行。与此同时，人作为一个个体存在者，又面临着自己和家人的暂时性生存的巨大压力，这样的压力迫使个体丧失生活和生命的自由倾向，丧失了生活的选项，因为人的生活方式和空间被直接压缩，移除了思辨，政治和快乐。这样的“致盲”，是一种存在性的，它与人的生存处境相伴而生。
而在尹丹和杜曦云关于中国先锋艺术和当代艺术的异化和消费主义化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生活的忙与盲的另一个层面，如果说，我们在陈克的作品中看到的是芸芸大众的底层生存的煎熬和迷茫。那么作为先锋艺术，这些艺术家们相对来说是城市文化的旁观者，批评者，保持距离者。但我们看到的是伪造的先锋身份之下的震惊化与哗众取宠。尹丹在《人文艺术》第8期中发表的《先锋艺术的异化与同转》一文中，以朱昱和赵半狄为代表，批判了先锋艺术的“媚俗”倾向。他认为这样的艺术“除了在表象上伪造自己的先锋外表之外，更为严峻的是将艺术作品仅仅看作是制造‘聚光灯效应’的手段，而忽视应有的立场或价值取向。” 而杜曦云则针对当代艺术的消费主义倾向进行了代表性的梳理和分析。他认为：“消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权力开始盛行，是中国社会面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突出表征。它既被看作是一种主导型文化符号的关键，也被看作是一种供人的全新社会状况····直接助长了社会的从众趋势，以消费的意识形态来消解一切差异和变革的冲动。”
其实无论是先锋艺术的媚俗化，还是消费主义的趋向，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由于都市中经济的考量代替精神信仰和政治理想成为了一切都市生活和公共意志的中心，那么整个都市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会发生翻转，最终全部指向功利和物质。这正是当代“无思想”特征的写照，我们作为都市文明的缔造者，却软弱无力，无法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只能任由都市文化按照人们越来越强烈的消费需求来理解自身的倾向。正如希腊神话中，人类接受了普罗米修斯所带来的文明和火种，却没有办法承受接下来潘多拉盒子中飞出的各样灾祸。都市中的个体，即使是艺术家也不可避免地沉浸在消费和物质的符号系统中，无力承担人类世界的责任。在这里的忙与盲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眼盲者对自身的眼盲无可奈何的挣扎以及对他人“眼盲”无能为力的痛楚。
不必在历史中，都市生活之中寻找希望，因为对当下现实主义期望，最终还是会得出没有意义的结论，也许我们可以坦然地面对这样的无意义，或者说软弱，但这样的坦然无非是以逃避模糊现实为安慰的。我们需要在现实之外，人生之先，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寄予这种希望的立足点，一个确定的未来。正如尼布尔在他的《人的本性和命运》中所说的：“存在的人的自我褒奖在他存在的中心被粉碎;时间进程中所有虚假的力量和骄傲的安全性还没有从他的作为有限存在的不安全性里剥离出来;他的焦虑在接近绝望的时候才达到顶点。从哪已绝望中产生悔罪，由悔罪引出信仰;在这一信仰中有‘生命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