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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杰出领导人，对于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曾给予极大的关心和指导，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及时地引领《红旗》走出困境。１９８３年又为《红旗》杂志题词，为《红旗》指明前进方向。现据我个人了解到的，记述如下。
主持《红旗》杂志第一次编委会
１９５８年，在毛泽东倡议下，经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红旗》杂志创立。在中央关于主办《红旗》杂志的决定通过后，邓小平两次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批发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成立编辑小组和上报名单，并及时提供稿件。接着，邓小平又以中央总书记身份主持召开《红旗》杂志第一次编辑委员会会议，会议宣布编委会的成立和分工，研究组稿、写稿问题。这个编委会由３６人组成，成员是党的各方面的领导和党内一些专家。在这次会上，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工作人员在通知编委开会时，把编委、理论家李达误当作副总参谋长李达通知了。那天，副总参谋长李达到了会场才发现不对，邓小平说，既来了，你也坐下听听。
邓小平还在百忙中审看了《红旗》发刊词。可以这样说，《红旗》杂志的奠基工程和开篇，是在毛泽东、邓小平关怀指导下进行的。
对《红旗》作好国际宣传提出要求
党中央对《红旗》杂志的国际宣传给以特别的关注。据有的材料讲，毛泽东办《红旗》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中国人说话全世界都要听。毛泽东认为，他的这个目的达到了。（毛泽东在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中有这样的意思：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红旗》成立之初，缺乏搞国际问题的专门人才，也没设国际组。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一定要搞，于是《红旗》在１９６０年成立了国际组。当年５月，邓小平审阅《红旗》的一篇评论员文章《最后胜利属于日本人民》清样时，批示《红旗》：“以后遇有国际重大问题，都应该写些评论，而且尽可能要求理论性较高一些，以区别于《人民日报》的评论。”这个要求既重要又明确。所谓理论性，就是作者不仅对于所论国际问题了然于心，而且要有分析，有论证，让人看了，不仅知道事情的原委曲直，还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进而作更深一层的思考。当时《红旗》在中央指导下，刊发了一批有分量、有影响、能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文章，值得我们珍惜和总结。
关心《红旗》编辑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邓小平很关注《红旗》编辑队伍的建设和人员素质的培养与提高。１９６０年，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为办好《红旗》，要从各个学校、各个地方抽调一批有培养和发展前途的干部到《红旗》工作。当年就调进十几个人补充进编辑队伍。１９６１年，邓小平针对《红旗》编辑人员不足的情况，说要有一批人，分门别类地专门研究一些问题，这样才能拿出文章来。当然也要出去作些调查研究。到了一定时期，就能搞出一些东西。为了落实邓小平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决定从一些省、市选拔一批理论干部，充实到《红旗》及中央其他理论宣传部门。为此特地召开了各中央局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会，商定人员调动事宜。后来落实共调５２人，其中有２１人调给红旗杂志社，大大加强了编辑力量。这些人经过在红旗杂志社工作锻炼，后来大部分成为我党宣传理论工作的骨干。
邓小平说：《红旗》是写文章的地方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在主持中央一些文件起草工作的时候，曾指出，在座的都是熟面孔，希望以后多见到一些新面孔，要培养年轻人学会写文章。部队不是提出这个要求吗？学写文章，派人到《红旗》去学嘛！《红旗》是写文章的地方。
中央军委领导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从１９６０年开始，每年都从各总部、各大军区抽人到《红旗》学习，每批四人，时间一年。这一举措一直到１９６４年。以后因搞“四清”而中断。
邓小平对《红旗》的要求和评价，极大地鼓舞了编辑人员。当时编辑部形成了一种浓厚的读书、写作空气，人人都把研究、写好文章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干。每个人都有读书、写作计划，各个业务编辑组都把自己成员的写作当作组内一项任务来组织落实——不是作为个人行为，而是作为集体的一项任务来对待。编辑部定期召开编后会，来交流编辑及写作方面的心得体会及经验、问题；还举办各种讲座，请专家、学者讲学，以提高工作人员的知识水平和研究、写作能力。社领导及时传达中央有关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经常就文章选题、文章写作、文章修改等方面问题，给编辑人员以具体而全面的指导。他们还主持每期重点文章的修改，吸收一些年轻的编辑人员参加，耳濡目染，言传身教，有力地促进了年轻人的成长。
主持修改纪念建党４０周年社论
发表于１９６１年的《红旗》社论《发挥党的优良传统》，是为纪念建党４０周年写的。初稿由一位副总编主持起草，重点是结合当时实际，讲党的三大作风，每修改一次，清样都送中央领导审阅。
其间，刘少奇看后指示文章要用实事求是串起来，说现在有些人自己不实事求是，也不许别人实事求是，不许反映真实情况。后来毛泽东指示，写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邓小平看过清样后提出，不把自我批评作为一个问题来写；讲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谦虚谨慎，自我批评可以提到。另外一次，稿子上有一句话“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胜利”。对“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句，改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他特别指出，这样提好。
最后，由邓小平亲自主持社论的修改和定稿，会上通读一遍，边读边改：（一）有人提原稿没提对手工业的改造，但不好加上，邓小平说，不讲了，讲大的；（二）在清样“中国人民的胜利，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之后，又加上一句“大大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三）对清样“我们要很好地执行党的改革，也必须了解有关的客观情况，从实际出发，依据客观规律办事”，改为“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不同条件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执行党的政策”；（四）在“大跃进的三年中，显著地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这句前面，加上了“在过去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五）清样上“群众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一致的”这句话里没提还存在矛盾这一面，删去；（六）邓小平还提出，社论还应该谈到执政党的地位问题，正式发表的社论，按邓小平的意见，增补了有关内容。
布置写关于“红”与“专”的文章
１９６５年，邓小平特地布置《红旗》写一篇关于论述“红”与“专”的文章。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１９６１年以后，中央对自１９５８年开展的拔白旗、插红旗、“红”“专”大辩论、批判“白”“专”道路等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和消极影响，有所纠正。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对于“红”“专”问题，都发表了重要讲话，在知识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但同时也遭到党内极左思潮的反对。林彪大讲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宣传中甚至有政治代替业务的倾向，这种情况愈来愈严重，谈业务，钻专业，受到愈来愈大的压力，逐步把钻研业务与“白”“专”道路等同起来，极大地妨碍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邓小平正是针对这一情况，要《红旗》杂志写文章讲清“红”与“专”的关系，指明正确处理“红”“专”关系的途径，以澄清林彪等“左”的干扰所造成的混乱，为人才成长和作用发挥创造良好条件。根据邓小平的部署，《红旗》工作人员开始收集资料，拟订提纲，经过几次讨论，在即将成文时，“文化大革命”爆发，此事便不了了之。
拨正《红旗》工作方向
１９７８年上半年，全党工作处于徘徊状态：一方面，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没有摆脱“文革”的错误路线，坚持“两个凡是”；另一方面，以邓小平为代表，反映广大干部、群众的心声，努力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的工作走上健康正确的发展道路。当时这两种思潮、两种主张集中表现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上。
就在这两种思想较量中，《红旗》总编辑按照当时中央主管思想宣传工作的一位负责人的指示，“不介入”讨论，这实际上就是要《红旗》消极抵制这场讨论。《红旗》的这一立场引起党内外极大的不满，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这种局面持续了好几个月。
在此期间，《红旗》约请谭震林写纪念毛泽东逝世两周年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红旗》总编辑看后，觉得与中央负责人指示精神不合，提出请作者改掉这些内容，作者不改，于是便就此事写信上报中央，请中央决定。
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在信上作了重要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为《红旗》题词
邓小平对《红旗》的关心是一贯的。１９８０年以后，他曾就《红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问题，特意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红旗》编辑部，指示应注意的事项，关怀细致。
１９８３年适逢《红旗》创刊２５周年纪念。邓小平欣然提笔，为《红旗》题词：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一题词，表明邓小平对中央党刊的关怀，对党的理论工作的关怀。他提出的“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实践的需要，党和人民对党刊和理论工作的期望，为党刊和理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红旗》杂志后因种种原因，在很不正常的情况下于１９８８年停刊。邓小平对于《红旗》的种种关怀，种种指示，早已成为办好党刊的重要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经常温习，细心体会，用心实践，使党刊愈办愈好。
主持《红旗》杂志第一次编委会
１９５８年，在毛泽东倡议下，经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红旗》杂志创立。在中央关于主办《红旗》杂志的决定通过后，邓小平两次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批发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成立编辑小组和上报名单，并及时提供稿件。接着，邓小平又以中央总书记身份主持召开《红旗》杂志第一次编辑委员会会议，会议宣布编委会的成立和分工，研究组稿、写稿问题。这个编委会由３６人组成，成员是党的各方面的领导和党内一些专家。在这次会上，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工作人员在通知编委开会时，把编委、理论家李达误当作副总参谋长李达通知了。那天，副总参谋长李达到了会场才发现不对，邓小平说，既来了，你也坐下听听。
邓小平还在百忙中审看了《红旗》发刊词。可以这样说，《红旗》杂志的奠基工程和开篇，是在毛泽东、邓小平关怀指导下进行的。
对《红旗》作好国际宣传提出要求
党中央对《红旗》杂志的国际宣传给以特别的关注。据有的材料讲，毛泽东办《红旗》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中国人说话全世界都要听。毛泽东认为，他的这个目的达到了。（毛泽东在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中有这样的意思：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红旗》成立之初，缺乏搞国际问题的专门人才，也没设国际组。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一定要搞，于是《红旗》在１９６０年成立了国际组。当年５月，邓小平审阅《红旗》的一篇评论员文章《最后胜利属于日本人民》清样时，批示《红旗》：“以后遇有国际重大问题，都应该写些评论，而且尽可能要求理论性较高一些，以区别于《人民日报》的评论。”这个要求既重要又明确。所谓理论性，就是作者不仅对于所论国际问题了然于心，而且要有分析，有论证，让人看了，不仅知道事情的原委曲直，还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进而作更深一层的思考。当时《红旗》在中央指导下，刊发了一批有分量、有影响、能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文章，值得我们珍惜和总结。
关心《红旗》编辑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邓小平很关注《红旗》编辑队伍的建设和人员素质的培养与提高。１９６０年，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为办好《红旗》，要从各个学校、各个地方抽调一批有培养和发展前途的干部到《红旗》工作。当年就调进十几个人补充进编辑队伍。１９６１年，邓小平针对《红旗》编辑人员不足的情况，说要有一批人，分门别类地专门研究一些问题，这样才能拿出文章来。当然也要出去作些调查研究。到了一定时期，就能搞出一些东西。为了落实邓小平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决定从一些省、市选拔一批理论干部，充实到《红旗》及中央其他理论宣传部门。为此特地召开了各中央局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会，商定人员调动事宜。后来落实共调５２人，其中有２１人调给红旗杂志社，大大加强了编辑力量。这些人经过在红旗杂志社工作锻炼，后来大部分成为我党宣传理论工作的骨干。
邓小平说：《红旗》是写文章的地方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在主持中央一些文件起草工作的时候，曾指出，在座的都是熟面孔，希望以后多见到一些新面孔，要培养年轻人学会写文章。部队不是提出这个要求吗？学写文章，派人到《红旗》去学嘛！《红旗》是写文章的地方。
中央军委领导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从１９６０年开始，每年都从各总部、各大军区抽人到《红旗》学习，每批四人，时间一年。这一举措一直到１９６４年。以后因搞“四清”而中断。
邓小平对《红旗》的要求和评价，极大地鼓舞了编辑人员。当时编辑部形成了一种浓厚的读书、写作空气，人人都把研究、写好文章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干。每个人都有读书、写作计划，各个业务编辑组都把自己成员的写作当作组内一项任务来组织落实——不是作为个人行为，而是作为集体的一项任务来对待。编辑部定期召开编后会，来交流编辑及写作方面的心得体会及经验、问题；还举办各种讲座，请专家、学者讲学，以提高工作人员的知识水平和研究、写作能力。社领导及时传达中央有关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经常就文章选题、文章写作、文章修改等方面问题，给编辑人员以具体而全面的指导。他们还主持每期重点文章的修改，吸收一些年轻的编辑人员参加，耳濡目染，言传身教，有力地促进了年轻人的成长。
主持修改纪念建党４０周年社论
发表于１９６１年的《红旗》社论《发挥党的优良传统》，是为纪念建党４０周年写的。初稿由一位副总编主持起草，重点是结合当时实际，讲党的三大作风，每修改一次，清样都送中央领导审阅。
其间，刘少奇看后指示文章要用实事求是串起来，说现在有些人自己不实事求是，也不许别人实事求是，不许反映真实情况。后来毛泽东指示，写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邓小平看过清样后提出，不把自我批评作为一个问题来写；讲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谦虚谨慎，自我批评可以提到。另外一次，稿子上有一句话“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胜利”。对“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句，改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他特别指出，这样提好。
最后，由邓小平亲自主持社论的修改和定稿，会上通读一遍，边读边改：（一）有人提原稿没提对手工业的改造，但不好加上，邓小平说，不讲了，讲大的；（二）在清样“中国人民的胜利，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之后，又加上一句“大大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三）对清样“我们要很好地执行党的改革，也必须了解有关的客观情况，从实际出发，依据客观规律办事”，改为“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不同条件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执行党的政策”；（四）在“大跃进的三年中，显著地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这句前面，加上了“在过去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五）清样上“群众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一致的”这句话里没提还存在矛盾这一面，删去；（六）邓小平还提出，社论还应该谈到执政党的地位问题，正式发表的社论，按邓小平的意见，增补了有关内容。
布置写关于“红”与“专”的文章
１９６５年，邓小平特地布置《红旗》写一篇关于论述“红”与“专”的文章。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１９６１年以后，中央对自１９５８年开展的拔白旗、插红旗、“红”“专”大辩论、批判“白”“专”道路等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和消极影响，有所纠正。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对于“红”“专”问题，都发表了重要讲话，在知识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但同时也遭到党内极左思潮的反对。林彪大讲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宣传中甚至有政治代替业务的倾向，这种情况愈来愈严重，谈业务，钻专业，受到愈来愈大的压力，逐步把钻研业务与“白”“专”道路等同起来，极大地妨碍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邓小平正是针对这一情况，要《红旗》杂志写文章讲清“红”与“专”的关系，指明正确处理“红”“专”关系的途径，以澄清林彪等“左”的干扰所造成的混乱，为人才成长和作用发挥创造良好条件。根据邓小平的部署，《红旗》工作人员开始收集资料，拟订提纲，经过几次讨论，在即将成文时，“文化大革命”爆发，此事便不了了之。
拨正《红旗》工作方向
１９７８年上半年，全党工作处于徘徊状态：一方面，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没有摆脱“文革”的错误路线，坚持“两个凡是”；另一方面，以邓小平为代表，反映广大干部、群众的心声，努力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的工作走上健康正确的发展道路。当时这两种思潮、两种主张集中表现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上。
就在这两种思想较量中，《红旗》总编辑按照当时中央主管思想宣传工作的一位负责人的指示，“不介入”讨论，这实际上就是要《红旗》消极抵制这场讨论。《红旗》的这一立场引起党内外极大的不满，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这种局面持续了好几个月。
在此期间，《红旗》约请谭震林写纪念毛泽东逝世两周年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红旗》总编辑看后，觉得与中央负责人指示精神不合，提出请作者改掉这些内容，作者不改，于是便就此事写信上报中央，请中央决定。
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在信上作了重要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为《红旗》题词
邓小平对《红旗》的关心是一贯的。１９８０年以后，他曾就《红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问题，特意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红旗》编辑部，指示应注意的事项，关怀细致。
１９８３年适逢《红旗》创刊２５周年纪念。邓小平欣然提笔，为《红旗》题词：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一题词，表明邓小平对中央党刊的关怀，对党的理论工作的关怀。他提出的“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实践的需要，党和人民对党刊和理论工作的期望，为党刊和理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红旗》杂志后因种种原因，在很不正常的情况下于１９８８年停刊。邓小平对于《红旗》的种种关怀，种种指示，早已成为办好党刊的重要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经常温习，细心体会，用心实践，使党刊愈办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