侄女送来了好多苜蓿，说是让我尝个新鲜。这是今年的头茬苜宿，鲜嫩欲滴，惹人馋涎直涌嘴边。
　　中午，美美吃了一顿苜蓿搅团鱼鱼。其实我并不爱吃搅团鱼鱼，原因是青少年时代几乎上顿下顿都吃这饭，吃伤了。今日美美吃了一顿，全是因为有苜蓿菜开胃口。想当年，我吃的苜蓿并不比搅团鱼鱼少，但却从没讨厌过苜蓿，反而对它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那年月队里种苜蓿是喂牲口的，长到两尺左右，割了一茬又一茬。入春，苜蓿发芽，胖嫩胖嫩的，叶子圆圆的像金钱。头茬苜蓿长到一两寸高，撅下来蒸麦饭，烙菜馍，拌凉菜，调上蒜辣子，入口鲜香绵软，使人把生日都忘了。二茬三茬四茬吃起来一茬比一茬柴，不馋口了。那时粮食太短缺，啥时吃苜蓿都觉着香美可口。
　　清楚记得一日午饭时，母亲在大食堂打来一斤二两饭(每人每顿四两标准)，只捞了不到两碗面条，我和父亲一人一碗。早晨就没吃什么的母亲只喝了半碗面汤。无奈，母亲强撑着虚弱的身子去队里的苜蓿地里撅了一笼子苜蓿回来煮熟，撒了一把盐，—连吃了三大碗。我也美美吃了一大老碗，那个香美味令我至今难忘。
　　饥饿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母亲空着的肚子装满了牢骚，埋怨耿直实诚的父亲不去队里的苜蓿地撅苜蓿。
　　那时夜里偷撅苜蓿的人很多，几乎家家都有。队里一晚上派四五个小伙儿都看不住，头茬二茬没长起就让人撅秃了。原因是同情之心人皆有之，要是有办法，谁半夜三更去夺牲口的口粮。再者说，做贼的也有看苜蓿人的老人、姐妹、嫂子和兄弟。但看苜蓿的不能一点也不管事，他们只是虚张一下声势，把撅苜蓿的人吓跑就行了。然而，父亲做人的准则是：亏死不告状，饿死不做贼。但我和母亲满脸菜色，眼巴巴地望着他。父亲牙一咬，一跺脚，在蒙蒙细雨中摸黑出了门。
　　晚风阵阵，细雨敲打着树叶飒飒作响，犹如身后有人跟踪。初次做贼，父亲感到有些草木皆兵，未曾进苜蓿地就逃了回来，看到落汤鸡般空手归来的父亲，母亲只有默默垂泪。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
　　那年我十二岁。
　　为了减轻家里严重的饥荒，我决定去做“贼”。我去找碧秀，她住我家隔壁，年龄和我一般大，却比我在行，差不多每晚都去偷苜蓿。
　　那夜，天边有一钩新月。月光给夜色镀上一层虚幻，四周一片静悄悄，崖畔、土堆、树丛、麦草垛黑的，似乎藏着人，怪吓人的。偷苜蓿的人很多，都是婆娘娃娃，一个看不清一个的眉目。我跟在碧秀身后，夹在她们中间，胆子壮了许多。虽然都是婆娘娃娃，却似乎受过训练似的，大伙儿猫着腰，排成长蛇阵，一个紧跟着一个，脚步行得匆匆，悄声无语。犹如电影里的“土八路”去端鬼子的炮楼子。
　　不知不觉到了苜蓿地。夜晚凭的是眼睛和耳朵，地里没有黑桩子，周围没动静，说明没人。不知是谁发出一声命令：“走!”大伙儿便一齐拥进苜蓿地。
　　初次做贼，摸不着窍门。幸亏有碧秀在一旁当“导师”。她告诉我，月光下黑黑一团准是好苜蓿，满把撅、手放快。我试着撅，半晌，没撅下半笼子。一看她笼子早满了。她侧脸一看我，骂了声：“瓜(傻)子!要这么撅。”她给我做示范，中指挨住地，把苜蓿拢在中指和食指缝间，夹紧，往怀里用力一撅。
　　我依样画葫芦，果然好撅。
　　忽然，有人喊了一声：“来人了!”大伙儿顿做鸟兽散。我慌得不知所措，碧秀拉了我一把，说了声：“快跑！”我便跟在她身后兔子似的跑了起来。
　　不知跑了多久，我俩都跑不动了，便不管不顾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张大嘴巴喘气，却并不见人追来，喘息半天，定神细看，同伙儿跑散了，四周不见一个人影，只有我和碧秀。新月钻进了地平线，村庄黑糊糊的一片在我们身边沉睡，我俩都突然害怕起来，手牵着手谁也不吭声，脚步匆匆往家里奔……
　　第二天早饭，母亲蒸了一顿苜蓿麦饭，调上蒜辣子，那个香呀！此时我想起来都禁不住馋涎直涌嘴边……
　　我想：我再也吃不到那么香美可口的苜蓿麦饭了。因为饥饿的岁月永远过去了。
　　（冯国伟摘自《西安日报》2011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