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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政府败退台湾。那是一个风雨苍黄的年代，社会变革的重大关口。历史的滚滚洪流奔腾虎啸而下，囊挟着无数的人。翁文灏、张伯苓、陈寅恪、傅斯年，这4位当时顶级的知识精英，他们在1949年前后的经历，为我们折射出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历史关口的心路历程，同时也为我们展开了那一幅气象宏大且复杂多变的历史图卷……
翁文灏：是非只可付悠悠
翁文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学问做到院士，当官做到总理”的人。但是1949年后，大陆和台湾都回避了这个名字，连带着他身边的地质学家也都寂寂无闻，原因是1948年他上了中共的“头等战争罪犯名单”。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战火直逼上海。翁文灏没有随国民政府前往广州，而是经上海、台湾最后到了香港，他决心跳脱出中国政治的漩涡，不再任人摆布，只是一颗期盼回家的心，仍在经受煎熬。回家的信号比想像中来得要早，1949年明29日，上海解放的第三天，代理市长陈毅，就在会见资源委员会留守人员时，第一次向翁文灏招手。但中共方面希望他在回大陆之前，有一个公开的表示，就是对以前参加国民党政权一个否定。
翁文灏接获消息后，在家书里写下“但求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鬼”、“愿意回国做百姓，而不愿流亡海外当白华”等句子。1949年9月，翁文灏将父亲与妻子从台湾接到香港，并交由前来探望的翁心源带回大陆，而他自己则继续留在香港观望。同年12月，翁文灏前往巴黎暂住，此后近一年里，他一直挣扎着，不知道是接受美国大学的聘请，谋一份维持生计的收入，还是耐心等待可以回国的消息。
1950年底，中国出兵朝鲜后两个月，翁文灏最终退掉了开往美国的船票，并于第二年春天搭上了飞往香港的班机。1951年3月7日，北京前门火车站，共产党迎来了中国曾经最优秀的地质学家、石油工业的奠基人。
翁文灏成了国民党眼中的叛徒，他被正式通缉，家底一下子被全部抄光。他的第二个女儿被抓进监狱，台湾的三个女儿被限制离台十多年。而他在大陆的长子翁心源则于1970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身亡。哀痛中的翁文灏也于次年离世。
张伯苓：三十八年归南开
作为教育家的张伯苓，在当时的影响力非常大，他创建的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桃李满天下。
1949年元旦，解放军包围天津，地处天津市郊的南开大学，处于对阵双方的火力网中。是走还是留，人生的选择从未如此真切而又急迫地摆在了每一个南开人的面前。
南开最终没有随国民政府整体迁往台湾，就像北大和清华最终也都留在了北平。但是胡适走了，梅贻琦走了。远在重庆的张伯苓去留还在定夺之中。往日西南联大的校歌仿佛还在耳边传唱，人却转眼要各奔东西。
蒋介石多次登门亲自劝说张伯苓去台湾，但都被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为由拒绝了。据张伯苓的长子后来的回忆，那时的周恩来己致密信来，劝张伯苓留下。
重庆一解放，张伯苓就把教务主任刘兆基叫来，让他清点所有的南开财务，造册登记，将南开中学移交给人民政府。后来周恩来把他接去北京，半年后再返回天津。
但是已年过七旬的张伯苓，在新社会只生活了一年零两个月。因为在最后关头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回到天津后的他处境尴尬。就是在他付诸一生心血的南开，也人人对他退避三舍。1950年9月，张伯苓回到天津后，陪伴他渡过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的，是一种令人恐惶的寂静。
此后近30年，张伯苓的名字在南开的校园里消失了，连他希望安葬在南开的遗愿，也直到他死后38年才真正实现。上世纪80年代初，南开的老校友集资给张伯苓立了一个铜像，摆放在南开大学的校园里。1989年10月，在多方努力下，张伯苓及其夫人的骨灰被移来这里入土，他终于又可以日夜陪伴他热爱的南开校园了。
陈寅恪：最是文人不自由
有人说张伯苓是“一着走错，满盘皆输”，如果1948年5月不出任考试院院长，他人生的结局也许就会完全不同。但是那两年间，中国时局变化之快的确是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差一个月甚至仅仅几天，一个人就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决定。
于是，有的人选择观望，走一步，看一步，比如陈寅恪。陈寅恪说过，他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反对俄国式的共产主义。他也曾说过，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自己极为需要的进口安眠药。所以当解放军包围北平、胡适拉他上国民政府的专机离开的时候，陈寅恪并没有太多的犹豫。
“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这首七律，是陈寅恪在奔向机场的路上挥笔写就的。尽管对国民政府晚期的统治满腹怨言，但在大厦将倾之际，陈寅恪的心中涌起的，却是向一个时代的告别的悲壮和凄婉。诗中“永诀”两个字，一语成谶，陈寅恪至此一别，搭上国民政府这艘迷航的巨轮，直到1969年去世，再也没有回过北平。
陈寅恪曾经预测，中国的历史可能会像南北朝一样，出现国共两党以长江为界划江分治的局面，所以他选择离开了清华，来到了离长江远得不能再南的广州。在广州中山大学南校区一栋不起眼的红砖房里，陈寅恪度过了人生最后的20年。
然而，关于“南北朝”的预言很快就被打破，1949年8月，福建、江西、湖南已尽数为共产党占领，广州徘徊在战争的边缘，陈寅恪再次面临去与留的选择。
从傅斯年在1949年5月为陈寅恪办理的“入台申请信”可以看出，当年陈寅恪的确可以从广州再去台湾。但陈寅恪并没有去，并与傅斯年此后没能再见面。
其实，早在一年多前，陈寅恪就已先后接到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聘书，避居海外成为在大陆与台湾之外的第三个选择。不过，他当时已经60岁了，且双目失明，去国离乡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煎熬，晚年的胡适在美国就过得很凄凉。
海外、台湾的路子已经不予考虑，陈家从此在广州一待就是60年。曾自嘲“无端来作岭南人”的陈寅恪，终其一生没有再离开广州，直到1969年10月去世。
傅斯年：独为神州惜大儒
对另外一些同样也是在追求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但已被贴上某些政治标签的知识分子来说，去与留的选择就要简单得多了。1949年8月毛泽东点名说，胡适、傅斯年和钱穆是被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新派知识分子。这三个人最终都离开了大陆，而与国民政府关系更密切的胡适和傅斯年，所面临的问题是：走，究竟要带走些什么东西?
南京鸡鸣寺路1号原本是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总部，1948年9月，81名中国最顶级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院士。阴雨漾漾之中，蒋介石亲自前来主持仪式，但仅仅两个目后，战火就从东北一路烧到平津，国民政府开始安排中研院搬迁。就在北平被围城之时，代理院长朱家骅要求各院所停止在建工程，并将文物、图书、仪器等装箱封存送往上海，等候下一步通知。朱家骅任命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请他出面负责史语所和数学所的搬迁，再商请其他院所撤离南京。
不过，文物虽然尽数迁台，但史语所的58名研究员，却有近一半留在了大陆。更’止傅斯年备受打击的是，平津一带被围城后，他曾亲自给北大、清华的多位学者写信，甚至请求国民政府派专机接他们离开。按照傅斯年制定的抢救计划，北平、天津一共：if60多位学者，连同眷属在内的300多人，需要跟随国民政府南To但是他在南京机场一次次望眼欲穿，等来的却只有陌生的面孔和空空荡荡的机舱。看到此情此境的傅斯年不禁失声痛哭。
1949年的元旦，南京城里死一般的寂静，共产党在北方发表的新年献词，向全国发出了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而在此时，刚刚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的陈诚，给傅斯年发来电报，邀他火速赴台，共度时艰。傅斯年知道，离开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三夜没有出门。
1月19日，傅斯年生平最后一次迈出了位于南京鸡鸣寺路的史语所大院，前来送别的除了家中的老工仆，就只有已经决定前往美国的胡适。第二天正式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在给新同事题字时，挥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这里是傅斯年最后的栖息地，1950年12月20日，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不到两年、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的傅斯年在台北病逝。
傅斯年是台大创校以来最有声望的校长，台大师生将他葬于—片树林，并将此地命名为“傅园”。人们还在校园内树起了一口傅钟，上面刻着傅斯年的名句“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用来沉思”。傅钟启用后成为台大的象征，每当上下课时就会响21声。
傅斯年带走的史语所，尽管已经支离破碎，却已是整个中央研究院13家院所里最完整迁台的机构。最终，中研院400多位工作人员，只有不到60人撤离；81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朱家骅、傅斯年、董作宾、吴敬恒等9人去往台湾；胡适、陈省身、赵元任、吴大猷等12人远走海外；华罗庚、苏步青、茅以升、金岳霖、冯友兰、顾颉刚、梁思永、梁思成、马寅初等60人留在大陆。
翁文灏：是非只可付悠悠
翁文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学问做到院士，当官做到总理”的人。但是1949年后，大陆和台湾都回避了这个名字，连带着他身边的地质学家也都寂寂无闻，原因是1948年他上了中共的“头等战争罪犯名单”。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战火直逼上海。翁文灏没有随国民政府前往广州，而是经上海、台湾最后到了香港，他决心跳脱出中国政治的漩涡，不再任人摆布，只是一颗期盼回家的心，仍在经受煎熬。回家的信号比想像中来得要早，1949年明29日，上海解放的第三天，代理市长陈毅，就在会见资源委员会留守人员时，第一次向翁文灏招手。但中共方面希望他在回大陆之前，有一个公开的表示，就是对以前参加国民党政权一个否定。
翁文灏接获消息后，在家书里写下“但求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鬼”、“愿意回国做百姓，而不愿流亡海外当白华”等句子。1949年9月，翁文灏将父亲与妻子从台湾接到香港，并交由前来探望的翁心源带回大陆，而他自己则继续留在香港观望。同年12月，翁文灏前往巴黎暂住，此后近一年里，他一直挣扎着，不知道是接受美国大学的聘请，谋一份维持生计的收入，还是耐心等待可以回国的消息。
1950年底，中国出兵朝鲜后两个月，翁文灏最终退掉了开往美国的船票，并于第二年春天搭上了飞往香港的班机。1951年3月7日，北京前门火车站，共产党迎来了中国曾经最优秀的地质学家、石油工业的奠基人。
翁文灏成了国民党眼中的叛徒，他被正式通缉，家底一下子被全部抄光。他的第二个女儿被抓进监狱，台湾的三个女儿被限制离台十多年。而他在大陆的长子翁心源则于1970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身亡。哀痛中的翁文灏也于次年离世。
张伯苓：三十八年归南开
作为教育家的张伯苓，在当时的影响力非常大，他创建的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桃李满天下。
1949年元旦，解放军包围天津，地处天津市郊的南开大学，处于对阵双方的火力网中。是走还是留，人生的选择从未如此真切而又急迫地摆在了每一个南开人的面前。
南开最终没有随国民政府整体迁往台湾，就像北大和清华最终也都留在了北平。但是胡适走了，梅贻琦走了。远在重庆的张伯苓去留还在定夺之中。往日西南联大的校歌仿佛还在耳边传唱，人却转眼要各奔东西。
蒋介石多次登门亲自劝说张伯苓去台湾，但都被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为由拒绝了。据张伯苓的长子后来的回忆，那时的周恩来己致密信来，劝张伯苓留下。
重庆一解放，张伯苓就把教务主任刘兆基叫来，让他清点所有的南开财务，造册登记，将南开中学移交给人民政府。后来周恩来把他接去北京，半年后再返回天津。
但是已年过七旬的张伯苓，在新社会只生活了一年零两个月。因为在最后关头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回到天津后的他处境尴尬。就是在他付诸一生心血的南开，也人人对他退避三舍。1950年9月，张伯苓回到天津后，陪伴他渡过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的，是一种令人恐惶的寂静。
此后近30年，张伯苓的名字在南开的校园里消失了，连他希望安葬在南开的遗愿，也直到他死后38年才真正实现。上世纪80年代初，南开的老校友集资给张伯苓立了一个铜像，摆放在南开大学的校园里。1989年10月，在多方努力下，张伯苓及其夫人的骨灰被移来这里入土，他终于又可以日夜陪伴他热爱的南开校园了。
陈寅恪：最是文人不自由
有人说张伯苓是“一着走错，满盘皆输”，如果1948年5月不出任考试院院长，他人生的结局也许就会完全不同。但是那两年间，中国时局变化之快的确是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差一个月甚至仅仅几天，一个人就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决定。
于是，有的人选择观望，走一步，看一步，比如陈寅恪。陈寅恪说过，他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反对俄国式的共产主义。他也曾说过，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自己极为需要的进口安眠药。所以当解放军包围北平、胡适拉他上国民政府的专机离开的时候，陈寅恪并没有太多的犹豫。
“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这首七律，是陈寅恪在奔向机场的路上挥笔写就的。尽管对国民政府晚期的统治满腹怨言，但在大厦将倾之际，陈寅恪的心中涌起的，却是向一个时代的告别的悲壮和凄婉。诗中“永诀”两个字，一语成谶，陈寅恪至此一别，搭上国民政府这艘迷航的巨轮，直到1969年去世，再也没有回过北平。
陈寅恪曾经预测，中国的历史可能会像南北朝一样，出现国共两党以长江为界划江分治的局面，所以他选择离开了清华，来到了离长江远得不能再南的广州。在广州中山大学南校区一栋不起眼的红砖房里，陈寅恪度过了人生最后的20年。
然而，关于“南北朝”的预言很快就被打破，1949年8月，福建、江西、湖南已尽数为共产党占领，广州徘徊在战争的边缘，陈寅恪再次面临去与留的选择。
从傅斯年在1949年5月为陈寅恪办理的“入台申请信”可以看出，当年陈寅恪的确可以从广州再去台湾。但陈寅恪并没有去，并与傅斯年此后没能再见面。
其实，早在一年多前，陈寅恪就已先后接到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聘书，避居海外成为在大陆与台湾之外的第三个选择。不过，他当时已经60岁了，且双目失明，去国离乡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煎熬，晚年的胡适在美国就过得很凄凉。
海外、台湾的路子已经不予考虑，陈家从此在广州一待就是60年。曾自嘲“无端来作岭南人”的陈寅恪，终其一生没有再离开广州，直到1969年10月去世。
傅斯年：独为神州惜大儒
对另外一些同样也是在追求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但已被贴上某些政治标签的知识分子来说，去与留的选择就要简单得多了。1949年8月毛泽东点名说，胡适、傅斯年和钱穆是被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新派知识分子。这三个人最终都离开了大陆，而与国民政府关系更密切的胡适和傅斯年，所面临的问题是：走，究竟要带走些什么东西?
南京鸡鸣寺路1号原本是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总部，1948年9月，81名中国最顶级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院士。阴雨漾漾之中，蒋介石亲自前来主持仪式，但仅仅两个目后，战火就从东北一路烧到平津，国民政府开始安排中研院搬迁。就在北平被围城之时，代理院长朱家骅要求各院所停止在建工程，并将文物、图书、仪器等装箱封存送往上海，等候下一步通知。朱家骅任命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请他出面负责史语所和数学所的搬迁，再商请其他院所撤离南京。
不过，文物虽然尽数迁台，但史语所的58名研究员，却有近一半留在了大陆。更’止傅斯年备受打击的是，平津一带被围城后，他曾亲自给北大、清华的多位学者写信，甚至请求国民政府派专机接他们离开。按照傅斯年制定的抢救计划，北平、天津一共：if60多位学者，连同眷属在内的300多人，需要跟随国民政府南To但是他在南京机场一次次望眼欲穿，等来的却只有陌生的面孔和空空荡荡的机舱。看到此情此境的傅斯年不禁失声痛哭。
1949年的元旦，南京城里死一般的寂静，共产党在北方发表的新年献词，向全国发出了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而在此时，刚刚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的陈诚，给傅斯年发来电报，邀他火速赴台，共度时艰。傅斯年知道，离开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三夜没有出门。
1月19日，傅斯年生平最后一次迈出了位于南京鸡鸣寺路的史语所大院，前来送别的除了家中的老工仆，就只有已经决定前往美国的胡适。第二天正式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在给新同事题字时，挥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这里是傅斯年最后的栖息地，1950年12月20日，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不到两年、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的傅斯年在台北病逝。
傅斯年是台大创校以来最有声望的校长，台大师生将他葬于—片树林，并将此地命名为“傅园”。人们还在校园内树起了一口傅钟，上面刻着傅斯年的名句“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用来沉思”。傅钟启用后成为台大的象征，每当上下课时就会响21声。
傅斯年带走的史语所，尽管已经支离破碎，却已是整个中央研究院13家院所里最完整迁台的机构。最终，中研院400多位工作人员，只有不到60人撤离；81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朱家骅、傅斯年、董作宾、吴敬恒等9人去往台湾；胡适、陈省身、赵元任、吴大猷等12人远走海外；华罗庚、苏步青、茅以升、金岳霖、冯友兰、顾颉刚、梁思永、梁思成、马寅初等60人留在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