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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记载了我国外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踏上访华的破冰之旅,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短短7个月后,田中首相接踵而至,续写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篇章。田中访华的台前幕后,成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珍贵记忆,至今值得我们回味和珍惜。
日中问题成为日本的内政问题
田中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在他的前任佐藤荣作的对华政策彻底破产后,作出的顺应时势和民心的历史性选择。
佐藤政府1964年11月上台以后,追随美国,并继承自民党历届政府的衣钵,对中国奉行政治上敌视、经济上捞取实惠、反华而不断绝往来的政策,即佐藤上台伊始就声称的“政经分离”政策。
进入20世纪70年代,这项政策走进了死胡同。从1970年中国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到1971年尼克松总统将访华的公告发表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形势发展之快,出乎佐藤政府的意料,使其处于被动、孤立的境地。
为缓和国内外压力,佐藤政府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顽固地坚持其反华的基本立场,一方面不断玩弄新花招。
佐藤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中国进行“大使级会谈”,并宣称,会谈的议题要扩大到“包括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所有问题”,并通令日本各驻外使馆抓住机会,直接地或通过第三国造成与中国使节接触的既成事实,以制造舆论,欺骗视听。在东京,佐藤派员与中国驻日人员秘密接触、试探。
1971年7月,中美双方发表尼克松将访华的公告,在全世界引起极大的震动,使日本受到强烈冲击。据报道,佐藤是在公告发表前3分钟才接到美国通报的,打得佐藤晕头转向。
日本外务省对美国搞“越顶外交”,没有把基辛格到北京一事通报日本,“强烈地感到遗憾”,有人甚至抱怨说“华盛顿把日本抛弃了”。
日本在野党借公告发表的东风,纷纷猛烈抨击佐藤内阁顽固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并要求佐藤政府改变对华政策。在执政的自民党内也人心涣散,反佐藤的力量趁势活跃,佐藤的控制力空前削弱。日本财界也打破沉默,要求政府跟上世界形势的发展,改善日中关系。
1971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又一次给佐藤政府以沉重打击,日本国内各界要求佐藤下台的呼声进一步高涨。
原来,在第26届联大召开之前,执政的自民党中国问题调查会内的复交派,强烈要求佐藤政府和自民党领导人不要在第26届联大上充当“逆重要事项决议案”(即所谓将台湾驱逐出联合国需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票通过)和“复合双重代表制决议案”(即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各占席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共同提案国,阻挠中国回归联合国。然而,佐藤却置国会内外的反对于不顾,以遵守对台湾的“国际信义”为由,仍然坚持在第26届联大充当两个提案的共同提案国。但是,时代潮流不可阻挡,第26届联大以76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23国联合提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了恢复,而美日策划的“逆重要事项决议案”结果遭到否决。
1972年春天,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国际形势的发展,使日本国内各界要求同中国恢复邦交的呼声空前高涨,对自民党政府形成了强大压力。日中问题从而已成为关系到政局的稳定、当权派迫于解决的内政问题。
田中发出信息
周恩来因势利导
田中角荣在这种形势下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并抓住时下紧急课题,以向前看的态度提出“改变政治潮流”。
1972年7月5日,田中当选为自民党总裁。7日,田中在当天下午举行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之后发表谈话,正式表明政治抱负称,“在外交方面,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在激烈变动的世界形势中,大力推进和平外交”。
田中首相发表这一谈话后,中国政府本着愿意同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一贯立场,很快做出反应。7月9日晚,周恩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表示,“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表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周恩来的谈话传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当夜发表谈话。他说:“周总理的这番讲话是恢复邦交的东风。”
田中内阁进而于7月10日统一了意见。政府认为,现在进行日中政府间接触的机会正在成熟,商定今后政府的责任是研究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具体方策。
各在野党对田中政府的表态感到满意。
随后,社会、公明、共产和民社等4个在野党的11名议员向政府提出了一份《关于当前紧急政治课题的询问书》,要求政府把承认日中复交三原则作为政府的基本方针,并要求举行朝野党领袖会谈。
7月18日,田中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这份询问书进行答辩。同日,田中首相分别同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举行了会谈。21日,又同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会谈。通过上述会谈,田中得到了在野党合作的确认。
7月22日,田中会见访华归来的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佐佐木转达了周恩来欢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的谈话。
7月25日,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竹入在北京期间,与周恩来总共进行了10个小时的晤谈。周恩来在7月29日的第三次谈话时,比较明确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邦交正常化的想法。竹入回国后向田中递交了“竹入笔记”,传达了中国政府关于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态度。
田中与竹入会见后,日本政府发表了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见解。这样,中日两国政府关于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方针已相互了解。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气氛高涨的形势下,中国上海舞剧团208人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赴日访问。周恩来决定由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任团长。该团一踏上日本国土,就受到热烈欢迎。
7月20日,大平外相、三木副首相和自民党干事长桥本登美三郎等人出席了日本民间人士为欢迎孙平化和赴任不久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举行的酒会。
接着,大平外相于7月22日下午在大仓饭店与孙平化、肖向前两人举行秘密会谈。孙平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为促成日本政府首脑访华,与大平密谈了一个小时。8月11日,大平外相再次与孙平化、肖向前会谈。大平向他们转达了田中的话,说田中感谢周恩来对他的访华邀请,“将愉快地访华”。在这次会谈中,双方还就今后的安排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会谈的信息传到北京的第二天(12日),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发表声明,称“周总理欢迎和邀请田中首相访华”。
在这种情况下,田中首相于8月15日亲自会见孙平化、肖向前。
田中说:“我认为,舞剧团为两国友好立了大功。我听说周总理通过你表示欢迎我访华,非常感激。我已决定尽早访华,这可作正式接受邀请。所以让大平外相通过你转达对周总理邀请的谢意。不过,由于党内还有些麻烦的问题和复杂情况,具体时间今天还不宜明确讲。但作为不列入正式谈话记录的内容,可以非正式地告诉中方。如贵方方便,我准备9月下旬到10月初的一段时间里访问中国。为了在访华前圆满地处理党内各种意见,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暂不过早地公布具体时间,以免产生不利,希中方予以谅解。我希望通过不久后的访华,两国关系能有顺利进展并取得丰硕成果。因为我们两国一海之隔,关系密切。我一再讲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但需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请你回国后向周总理转达我的心意。”
孙平化说:“上次(即11日)同大平外相会见时,大平先生还提出在田中首相访华前,以自民党国会议员为中心再加上外务省的两名事务官先到中国,就田中首相访华的具体日程进行商谈。我和肖向前听后很快就向北京做了报告,现在国内已有指示,正式表示欢迎。我们两人在接到北京的指示后,因没有机会见到大平先生,今天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日本政府作此正式回答。”
田中说:“谢谢。可能会去很多人,将是一支庞大的队伍。让具有各种意见的人去有好处,可以加深他们的理解。因此,去的人中将包括持不同意见或反面意见的人。”
孙平化表示:“欢迎大家去。何时去,人选确定后请通知我们。”
田中说:“由桥本联系。人数当然不会像上海舞剧团那么多,但也不会太少。你们那样大的国家,多去些人也不显得多。”
孙平化说:“人多少没关系,首相定了就行。”
谈话至此,田中吩咐上水果、咖啡,宾主在一种轻松的气氛中聊天。
8月16日,孙平化一行结束访日归国。田中政府为表示盛意,包“全日空”和“日航”各一架客机,把代表团一行直接送回上海。
周密的准备
在与中国沟通想法的同时,田中为消除自民党内的阻力煞费苦心,度过了一个紧张的炎夏。
田中首先授意自民党在7月13日举行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决定将中国问题调查会扩大改组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自民党当时有众、参议员431人,其中的249 人参加了这个协议会,占58%。会长是小坂善太郎。
7月24日,田中出席该协议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并讲了话。他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日中邦交正常化是日本战后外交的大业。为成功地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政府须和执政的自民党统一意见,并得到自民党强有力的支持。
田中讲话之后,大平报告了田中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想法。
在田中政府就日中邦交正常化发表正式见解的8月3日,大平外相出席自民党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常任干事会。大平外相在说明中强调:“在原封不动地保持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要想同中国达成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协议,是有困难的。”对此,贺屋兴宣、北泽直吉、藤尾正行等“台湾帮”表示反对,声称“台湾问题是极为重大的问题,不应该轻易地得出断绝外交关系的结论”。
鉴于这种情况,田中8月7日在会见记者时说,“我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正在迅速成熟,也形成了相应的舆论。在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没有一国同国府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关系,日本也不可能例外”。
在随后召开的几次协会上,“台湾帮”不断掀起波澜,苦于收拾事态的小坂会长9月4日求见田中。田中在听取小坂的报告后明确表示,“台湾帮”主张的“两个中国论”和“一中一台论”是不能接受的,指示小坂统一协议会的意见。
在5日召开的协议会干事会上,果然意见纷纭,一下子提出了小坂会长方案、贺屋方案、其他鹰派方案和鸽派方案等4种方案。为此,小坂困惑不安。当他决定休会时,中川一郎等战后派提出了在小坂会长方案的基础上进行某些字句修改以求解决的建议。另一个战后派浜田幸一也表示撤回他提出的“小坂会长不信任案”。由于年轻的鹰派态度突然软化,顽固的贺屋兴宣等人形影相吊,失去了作用。据田中秘书早坂茂三后来透露,年轻鹰派议员态度的变化是因为田中私下对他们做了说服工作。
在此形势下,协议会干事会当日决定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基本方针”。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8日召开全体会议,承认了干事会决定的上述基本方针。接着,自民党召开总务会,将上述基本方针作为党的决议通过。
为了减少阻力,田中决定在他访华之前,派遣以小坂会长为团长的自民党代表团访华。自民党代表团在小坂率领下于9月14日乘专机访华,18、19两日在北京与周恩来进行会谈。
当自民党内的意见调整大体完成,小坂率领的代表团正在北京访问时,田中派出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为特使,率一班人于9月17日飞抵台北机场。
椎名的使命是说服台湾当局。他在台北市受到几百人的示威队伍的围攻,蒋介石佯称感冒,拒绝会见。椎名与沈昌焕“外长”和严家淦“副总统”等人相继会谈,说明日本的困难处境,请求台湾当局谅解,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坚决反对”日本恢复同大陆的邦交。
椎名此行虽未能说服台湾当局,但对田中来说,已算是尽到了礼仪。同时,田中看到自民党内的不满大体已解决,便同中国商定于9月21日上午10时(东京时间11时)在北京和东京同时发表如下公告:“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愉快地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将于9月25日至30日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以建立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9月22日上午,田中比往常提前一小时召集内阁会议,决定访华期间由三木武夫任代理首相,中曾根康弘任代理外相,本名武任代理内阁官房长官。之后,田中拜访皇宫,就访华一事上奏天皇,还走访前首相佐藤荣作、石桥湛山,召见前外相福田赳夫,要求他们对其访华给予“理解与合作”。
同日,田中通过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向全国再次表明了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访华的决心,他说“要以国民舆论为背景,通过日中首脑会谈,打开恢复邦交的大门”。
同日晚上,田中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植村甲午郎、新日本制铁公司董事长永野重雄、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木川田一隆、日本经营者联盟代表理事樱田武等财界“维新会”(支持田中的财界组织)巨头聚会。
23日,田中在东京一家饭店约见前首相岸信介,同他进行了半小时的谈话。在此之前,田中拜谒了日本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陵墓,向这位生前力主恢复日中邦交、并为日中民间友好往来做出卓越贡献的先辈的在天之灵报告他即将访华的消息。
24日,田中在踏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旅途的前夕,为有意轻松一下,7时才起床,比平常整整晚了两个小时。
8时许,他穿上运动服,轻装走出家门,前往高尔夫球场。途中,他去另一位日中交流的先驱高碕达之助先生的陵墓献了香。他伫立墓前,表情严肃地注视墓碑,想到恢复日中邦交的重大使命如今担在自己肩上,心中涌起万千感慨。
当天晚上,田中同夫人花子和女儿真纪子等全家人团聚,吃着肉卷和炖菜。田中让他特别疼爱的小外孙雄一郎坐在自己身旁,用筷子夹菜喂他。看田中那副表情,他似乎忘了第二天即将去干一番大事业。
但他心里到底还是装着一桩大事,推了饭碗,就伏案读书去了。在他的案头已经摆满了近期收集的关于中国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书籍。
启程访华
9月25日,田中首相一行启程访华。
清晨7时20分,田中离开目白台私邸。7时45分,他的座车驶抵停着专机的羽田机场第22号停机坪。8时10分,搭乘着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一行的日航专机,带着日本人民恢复日中邦交的热切愿望起飞了。
田中此行除有51名成员外,还另有记者80人、电视技术人员70人、卫星地面站人员24人,这些记者和电视转播人员大部分都已先期到达北京。
飞机腾空不久,田中与大平相对而坐用早餐。看到田中今天的胃口特别好,大平取笑说:“你可真能吃啊!”
田中说:“因为少许喝了一些白兰地,开了胃口,所以比平常吃得多。”
吃得饱睡得香。田中吃完饭,果然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大平却沉静地凭窗端坐,若有所思。人称“钝牛”的大平,既有“一事既决,宁死不回”的劲头,又是一位头脑致密、虑事周到的政治家,是他与田中共同作出了同中国复交的决断,并为田中此行作了具体周密的安排。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大平在上飞机之前,甚至写下一份遗嘱:如果完不成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任务,誓不还家……
据大平的秘书、女婿森田一后来回忆说,大平写完这份遗嘱后,便把它放进书房里的保险柜,没有对任何人讲。当他从北京归来,才向志华子夫人谈起遗嘱事,并当场打开保险柜,取出遗嘱毁掉了。
专机越过波光粼粼的东海,飘荡的彩云向后退去。当飞越上海上空时,田中醒来了。
“啊,大陆真大呀!”首相看着大平和二阶堂的脸,兴奋地说,“终于来到了!”
上午11时30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一行乘坐的道格拉斯DC-8-55型日航专机在北京机场着陆。飞机滑行时,一面中国国旗和一面日本国旗在驾驶舱外迎风飘动。
机场上没有群众欢迎场面。在飞机旁迎接的是周恩来,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外交部长姬鹏飞,外交部顾问、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等50多人。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北京联络处的11名成员和他们的夫人也在场。
田中快步走下飞机的舱梯。欢迎他的周恩来同他使劲地握手。中日两国领导人在20世纪70年代第三个秋天握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历史瞬间啊!
日中问题成为日本的内政问题
田中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在他的前任佐藤荣作的对华政策彻底破产后,作出的顺应时势和民心的历史性选择。
佐藤政府1964年11月上台以后,追随美国,并继承自民党历届政府的衣钵,对中国奉行政治上敌视、经济上捞取实惠、反华而不断绝往来的政策,即佐藤上台伊始就声称的“政经分离”政策。
进入20世纪70年代,这项政策走进了死胡同。从1970年中国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到1971年尼克松总统将访华的公告发表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形势发展之快,出乎佐藤政府的意料,使其处于被动、孤立的境地。
为缓和国内外压力,佐藤政府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顽固地坚持其反华的基本立场,一方面不断玩弄新花招。
佐藤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中国进行“大使级会谈”,并宣称,会谈的议题要扩大到“包括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所有问题”,并通令日本各驻外使馆抓住机会,直接地或通过第三国造成与中国使节接触的既成事实,以制造舆论,欺骗视听。在东京,佐藤派员与中国驻日人员秘密接触、试探。
1971年7月,中美双方发表尼克松将访华的公告,在全世界引起极大的震动,使日本受到强烈冲击。据报道,佐藤是在公告发表前3分钟才接到美国通报的,打得佐藤晕头转向。
日本外务省对美国搞“越顶外交”,没有把基辛格到北京一事通报日本,“强烈地感到遗憾”,有人甚至抱怨说“华盛顿把日本抛弃了”。
日本在野党借公告发表的东风,纷纷猛烈抨击佐藤内阁顽固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并要求佐藤政府改变对华政策。在执政的自民党内也人心涣散,反佐藤的力量趁势活跃,佐藤的控制力空前削弱。日本财界也打破沉默,要求政府跟上世界形势的发展,改善日中关系。
1971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又一次给佐藤政府以沉重打击,日本国内各界要求佐藤下台的呼声进一步高涨。
原来,在第26届联大召开之前,执政的自民党中国问题调查会内的复交派,强烈要求佐藤政府和自民党领导人不要在第26届联大上充当“逆重要事项决议案”(即所谓将台湾驱逐出联合国需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票通过)和“复合双重代表制决议案”(即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各占席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共同提案国,阻挠中国回归联合国。然而,佐藤却置国会内外的反对于不顾,以遵守对台湾的“国际信义”为由,仍然坚持在第26届联大充当两个提案的共同提案国。但是,时代潮流不可阻挡,第26届联大以76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23国联合提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了恢复,而美日策划的“逆重要事项决议案”结果遭到否决。
1972年春天,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国际形势的发展,使日本国内各界要求同中国恢复邦交的呼声空前高涨,对自民党政府形成了强大压力。日中问题从而已成为关系到政局的稳定、当权派迫于解决的内政问题。
田中发出信息
周恩来因势利导
田中角荣在这种形势下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并抓住时下紧急课题,以向前看的态度提出“改变政治潮流”。
1972年7月5日,田中当选为自民党总裁。7日,田中在当天下午举行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之后发表谈话,正式表明政治抱负称,“在外交方面,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在激烈变动的世界形势中,大力推进和平外交”。
田中首相发表这一谈话后,中国政府本着愿意同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一贯立场,很快做出反应。7月9日晚,周恩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表示,“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表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周恩来的谈话传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当夜发表谈话。他说:“周总理的这番讲话是恢复邦交的东风。”
田中内阁进而于7月10日统一了意见。政府认为,现在进行日中政府间接触的机会正在成熟,商定今后政府的责任是研究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具体方策。
各在野党对田中政府的表态感到满意。
随后,社会、公明、共产和民社等4个在野党的11名议员向政府提出了一份《关于当前紧急政治课题的询问书》,要求政府把承认日中复交三原则作为政府的基本方针,并要求举行朝野党领袖会谈。
7月18日,田中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这份询问书进行答辩。同日,田中首相分别同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举行了会谈。21日,又同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会谈。通过上述会谈,田中得到了在野党合作的确认。
7月22日,田中会见访华归来的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佐佐木转达了周恩来欢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的谈话。
7月25日,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竹入在北京期间,与周恩来总共进行了10个小时的晤谈。周恩来在7月29日的第三次谈话时,比较明确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邦交正常化的想法。竹入回国后向田中递交了“竹入笔记”,传达了中国政府关于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态度。
田中与竹入会见后,日本政府发表了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见解。这样,中日两国政府关于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方针已相互了解。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气氛高涨的形势下,中国上海舞剧团208人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赴日访问。周恩来决定由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任团长。该团一踏上日本国土,就受到热烈欢迎。
7月20日,大平外相、三木副首相和自民党干事长桥本登美三郎等人出席了日本民间人士为欢迎孙平化和赴任不久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举行的酒会。
接着,大平外相于7月22日下午在大仓饭店与孙平化、肖向前两人举行秘密会谈。孙平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为促成日本政府首脑访华,与大平密谈了一个小时。8月11日,大平外相再次与孙平化、肖向前会谈。大平向他们转达了田中的话,说田中感谢周恩来对他的访华邀请,“将愉快地访华”。在这次会谈中,双方还就今后的安排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会谈的信息传到北京的第二天(12日),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发表声明,称“周总理欢迎和邀请田中首相访华”。
在这种情况下,田中首相于8月15日亲自会见孙平化、肖向前。
田中说:“我认为,舞剧团为两国友好立了大功。我听说周总理通过你表示欢迎我访华,非常感激。我已决定尽早访华,这可作正式接受邀请。所以让大平外相通过你转达对周总理邀请的谢意。不过,由于党内还有些麻烦的问题和复杂情况,具体时间今天还不宜明确讲。但作为不列入正式谈话记录的内容,可以非正式地告诉中方。如贵方方便,我准备9月下旬到10月初的一段时间里访问中国。为了在访华前圆满地处理党内各种意见,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暂不过早地公布具体时间,以免产生不利,希中方予以谅解。我希望通过不久后的访华,两国关系能有顺利进展并取得丰硕成果。因为我们两国一海之隔,关系密切。我一再讲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但需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请你回国后向周总理转达我的心意。”
孙平化说:“上次(即11日)同大平外相会见时,大平先生还提出在田中首相访华前,以自民党国会议员为中心再加上外务省的两名事务官先到中国,就田中首相访华的具体日程进行商谈。我和肖向前听后很快就向北京做了报告,现在国内已有指示,正式表示欢迎。我们两人在接到北京的指示后,因没有机会见到大平先生,今天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日本政府作此正式回答。”
田中说:“谢谢。可能会去很多人,将是一支庞大的队伍。让具有各种意见的人去有好处,可以加深他们的理解。因此,去的人中将包括持不同意见或反面意见的人。”
孙平化表示:“欢迎大家去。何时去,人选确定后请通知我们。”
田中说:“由桥本联系。人数当然不会像上海舞剧团那么多,但也不会太少。你们那样大的国家,多去些人也不显得多。”
孙平化说:“人多少没关系,首相定了就行。”
谈话至此,田中吩咐上水果、咖啡,宾主在一种轻松的气氛中聊天。
8月16日,孙平化一行结束访日归国。田中政府为表示盛意,包“全日空”和“日航”各一架客机,把代表团一行直接送回上海。
周密的准备
在与中国沟通想法的同时,田中为消除自民党内的阻力煞费苦心,度过了一个紧张的炎夏。
田中首先授意自民党在7月13日举行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决定将中国问题调查会扩大改组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自民党当时有众、参议员431人,其中的249 人参加了这个协议会,占58%。会长是小坂善太郎。
7月24日,田中出席该协议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并讲了话。他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日中邦交正常化是日本战后外交的大业。为成功地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政府须和执政的自民党统一意见,并得到自民党强有力的支持。
田中讲话之后,大平报告了田中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想法。
在田中政府就日中邦交正常化发表正式见解的8月3日,大平外相出席自民党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常任干事会。大平外相在说明中强调:“在原封不动地保持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要想同中国达成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协议,是有困难的。”对此,贺屋兴宣、北泽直吉、藤尾正行等“台湾帮”表示反对,声称“台湾问题是极为重大的问题,不应该轻易地得出断绝外交关系的结论”。
鉴于这种情况,田中8月7日在会见记者时说,“我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正在迅速成熟,也形成了相应的舆论。在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没有一国同国府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关系,日本也不可能例外”。
在随后召开的几次协会上,“台湾帮”不断掀起波澜,苦于收拾事态的小坂会长9月4日求见田中。田中在听取小坂的报告后明确表示,“台湾帮”主张的“两个中国论”和“一中一台论”是不能接受的,指示小坂统一协议会的意见。
在5日召开的协议会干事会上,果然意见纷纭,一下子提出了小坂会长方案、贺屋方案、其他鹰派方案和鸽派方案等4种方案。为此,小坂困惑不安。当他决定休会时,中川一郎等战后派提出了在小坂会长方案的基础上进行某些字句修改以求解决的建议。另一个战后派浜田幸一也表示撤回他提出的“小坂会长不信任案”。由于年轻的鹰派态度突然软化,顽固的贺屋兴宣等人形影相吊,失去了作用。据田中秘书早坂茂三后来透露,年轻鹰派议员态度的变化是因为田中私下对他们做了说服工作。
在此形势下,协议会干事会当日决定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基本方针”。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8日召开全体会议,承认了干事会决定的上述基本方针。接着,自民党召开总务会,将上述基本方针作为党的决议通过。
为了减少阻力,田中决定在他访华之前,派遣以小坂会长为团长的自民党代表团访华。自民党代表团在小坂率领下于9月14日乘专机访华,18、19两日在北京与周恩来进行会谈。
当自民党内的意见调整大体完成,小坂率领的代表团正在北京访问时,田中派出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为特使,率一班人于9月17日飞抵台北机场。
椎名的使命是说服台湾当局。他在台北市受到几百人的示威队伍的围攻,蒋介石佯称感冒,拒绝会见。椎名与沈昌焕“外长”和严家淦“副总统”等人相继会谈,说明日本的困难处境,请求台湾当局谅解,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坚决反对”日本恢复同大陆的邦交。
椎名此行虽未能说服台湾当局,但对田中来说,已算是尽到了礼仪。同时,田中看到自民党内的不满大体已解决,便同中国商定于9月21日上午10时(东京时间11时)在北京和东京同时发表如下公告:“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愉快地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将于9月25日至30日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以建立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9月22日上午,田中比往常提前一小时召集内阁会议,决定访华期间由三木武夫任代理首相,中曾根康弘任代理外相,本名武任代理内阁官房长官。之后,田中拜访皇宫,就访华一事上奏天皇,还走访前首相佐藤荣作、石桥湛山,召见前外相福田赳夫,要求他们对其访华给予“理解与合作”。
同日,田中通过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向全国再次表明了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访华的决心,他说“要以国民舆论为背景,通过日中首脑会谈,打开恢复邦交的大门”。
同日晚上,田中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植村甲午郎、新日本制铁公司董事长永野重雄、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木川田一隆、日本经营者联盟代表理事樱田武等财界“维新会”(支持田中的财界组织)巨头聚会。
23日,田中在东京一家饭店约见前首相岸信介,同他进行了半小时的谈话。在此之前,田中拜谒了日本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陵墓,向这位生前力主恢复日中邦交、并为日中民间友好往来做出卓越贡献的先辈的在天之灵报告他即将访华的消息。
24日,田中在踏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旅途的前夕,为有意轻松一下,7时才起床,比平常整整晚了两个小时。
8时许,他穿上运动服,轻装走出家门,前往高尔夫球场。途中,他去另一位日中交流的先驱高碕达之助先生的陵墓献了香。他伫立墓前,表情严肃地注视墓碑,想到恢复日中邦交的重大使命如今担在自己肩上,心中涌起万千感慨。
当天晚上,田中同夫人花子和女儿真纪子等全家人团聚,吃着肉卷和炖菜。田中让他特别疼爱的小外孙雄一郎坐在自己身旁,用筷子夹菜喂他。看田中那副表情,他似乎忘了第二天即将去干一番大事业。
但他心里到底还是装着一桩大事,推了饭碗,就伏案读书去了。在他的案头已经摆满了近期收集的关于中国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书籍。
启程访华
9月25日,田中首相一行启程访华。
清晨7时20分,田中离开目白台私邸。7时45分,他的座车驶抵停着专机的羽田机场第22号停机坪。8时10分,搭乘着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一行的日航专机,带着日本人民恢复日中邦交的热切愿望起飞了。
田中此行除有51名成员外,还另有记者80人、电视技术人员70人、卫星地面站人员24人,这些记者和电视转播人员大部分都已先期到达北京。
飞机腾空不久,田中与大平相对而坐用早餐。看到田中今天的胃口特别好,大平取笑说:“你可真能吃啊!”
田中说:“因为少许喝了一些白兰地,开了胃口,所以比平常吃得多。”
吃得饱睡得香。田中吃完饭,果然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大平却沉静地凭窗端坐,若有所思。人称“钝牛”的大平,既有“一事既决,宁死不回”的劲头,又是一位头脑致密、虑事周到的政治家,是他与田中共同作出了同中国复交的决断,并为田中此行作了具体周密的安排。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大平在上飞机之前,甚至写下一份遗嘱:如果完不成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任务,誓不还家……
据大平的秘书、女婿森田一后来回忆说,大平写完这份遗嘱后,便把它放进书房里的保险柜,没有对任何人讲。当他从北京归来,才向志华子夫人谈起遗嘱事,并当场打开保险柜,取出遗嘱毁掉了。
专机越过波光粼粼的东海,飘荡的彩云向后退去。当飞越上海上空时,田中醒来了。
“啊,大陆真大呀!”首相看着大平和二阶堂的脸,兴奋地说,“终于来到了!”
上午11时30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一行乘坐的道格拉斯DC-8-55型日航专机在北京机场着陆。飞机滑行时,一面中国国旗和一面日本国旗在驾驶舱外迎风飘动。
机场上没有群众欢迎场面。在飞机旁迎接的是周恩来,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外交部长姬鹏飞,外交部顾问、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等50多人。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北京联络处的11名成员和他们的夫人也在场。
田中快步走下飞机的舱梯。欢迎他的周恩来同他使劲地握手。中日两国领导人在20世纪70年代第三个秋天握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历史瞬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