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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下午2点28分，我正在家里电话联系采访对象，那是一个悲惨的社会新闻：9个售楼的女孩子，多数还没大学毕业，因为煤气中毒死在SOHO现代城后面的出租屋里。挂掉电话大概是3点，短信和电话接踵而至，他们都看到新闻频道说，北京通州有3.9级地震。一个朋友还笑着说：你家电话打不通，手机又不接，还以为你们那儿……
在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尽量不去翻阅以前的采访记录，而去寻找那些仍然刻画在脑中的不肯离去的画面。或许这些零碎的画面就是自己一年最好的记忆。
我记得在阜阳采访白宫举报人死亡案件时听到的离奇故事，妻子死在房间地上，大厅有一截带血的手指，丈夫当晚失踪。几个月后，丈夫的尸体在附近的一条水深不足2米的水沟里发现，警方说是畏罪自杀。那几天的采访，我晚上都几次梦见那可怕的场景。为了找到死者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我雇了个开锁公司的人，在死者儿子的陪同下把他的办公室、保险柜统统打开了。
我还记得郑州的那个老人，光头，50多岁，告赢了抄袭他小说的河南省作协主席。我问他为什么不要孩子，他说：“要孩子到这个世上来受苦做什么？”我当时对他的话很吃惊。后来，我多次想起他的话，尤其是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为什么我们要毒害我们的孩子呢？
地震那一刻，我在陕西略阳。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跟着惊慌的人群下楼，心里想着：我算过命，不会有事的。在映秀的几天，我与志愿者们一起去抬水，一起去充满尸体腐臭味的倒塌房屋里拾柴，一起在映秀的那个桥头上免费提供开水、分发干粮。那些北上逃难而来的路人终于有了一口水喝，有一块饼干充饥。那时，饼干和水都如珍宝。后来通车了，我们建立一个更大规模的救助站，大大的木板歪歪扭扭写了“救助站”几个字，我很欣慰，这里有我的一份功劳。
昆明爆炸案是奥运前夕一场让世界关注的中国事件，我当晚到达现场。城内紧张的气氛，公交车上乘客互相扫视、疑惑探寻的眼神仍留在我的记忆里。
在湖南澧陵，为了探寻一个逝者生前的轨迹，我跑到山中一片乱坟堆里找他的坟墓，那时正值冰灾前夕，天气异常寒冷。他的儿子在深圳遥控，给我指路，可绕了很久，还是没有找到。
在南宁，冯锦华说“要爱大家（国家），也要保小家。”几个月后，他丈母娘家的房子要被强拆，到处寻找记者却求助无果。
在上海的苏州河边，为了寻找杨佳住过的旅馆，黑夜中我竟然在江边发现了“血战上海滩”游戏中的四行仓库原型。后来，杨佳被处死，但对案子的争论却远未结束。
在湖南吉首，经济生态的劣化让人触目惊心。由政府主导的疯狂的造城运动，产业空洞，倒腾土地，玩转金融，炒高房价，最后崩盘了。
富豪榜老二杜双华，15年时间财富从几百万变为几百亿。他一面是个慈善家，一面却苛刻地剥削工人，压低生产成本获得发展。而在其发家的衡水，附近医院因为他的工厂而专门设立了手外科，我去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姑娘手指被机器切伤，滴着血。后来不久，他的钢铁集团被兼并了。再后来不久，黄光裕也被抓起来了。一个个在台面举止优雅的社会精英，有多少外界所不知道的背后故事呢？
9月份，在一次会议上，我和吴敬琏老先生有一次对话。当时他也没有预料到火热的PPI和CPI竟然在第四季度不成为问题，现在人们讨论的问题却是：明年上半年会不会通缩？我让他谈对数千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看法，并提及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情形，他说，“财政直接投资的老路最好不要走。”而现在，仅中央政府的投资额就高达4万亿，但是靠投资，还是靠改善民生、扩大内需为主的争议仍未平息。
……
这一年，有太多的事值得回忆，也有太多的事已融入民族记忆之中。记者面对的是一个多变的世界，谁也不会知道冰灾之后有地震，谁也预料不到西藏骚乱事件之后有海外留学生的抗议浪潮，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年的经济形势如此诡异多变。
在这个大变局时代，作为记者是幸运的。我为能站在每一个事件的近处去观察、记录而自豪。因为这种记录，不仅仅是个人成长的历史，更是整个民族的共同记忆。
当然，正是这样的时代，更需要媒体人少一些自负、自恋和张狂。我为真相而激动，更为冷静的思考和专业的分析而钦服，并时时警示自己。如果记者只是一个记录者，那么他可能只是传声筒，只有将自己看成是推动中国进步的亿万大众中的一员，才能找到位置。
（谭翊飞，本刊记者，2008年代表作有《春城惊魂72小时》、《神秘富豪杜双华调查》等）
2008年到来的时候，广州是那么的寒冷彻骨，我晚上坐在屋里写稿，需要一瓶二锅头来取暖。凌晨1点钟，我站在广州火车站的边上，不是采访，只是看着某种悲苦的情绪漫过无边的人头。那是巨大而密集的人的气息，让人心生恐惧。上大学的时候，过年回家，在途中转火车，我目睹过发疯一样的赶车人从一位女老乡的脑袋上踩了过去。她始终是站着的，人怎么能一下就走到她的脑袋上去了呢？
春夜，我走在广西东兰山间的料峭空气里。从一座由两棵树木搭成的桥过河之后，继续走上几里山路，头上满天繁星，前方没有灯光。那个刚采访完的11岁孩子韦云会要回家去了，他需要照顾自己的病母亲和傻姐姐。我们要各自行路时，他把惟一的小手电递给我：你用吧。我说：你用。他还是不断地递过来，我还是没接。他就这么追着我，想把电筒硬塞到我的手中。两个月前，韦云会的父亲醉酒之后回家，从山路上摔下去，死了。半山腰的破陋家门前留下一堆从河边一块块背上来的大石头，那是他为建房子准备的石材。
死在回家的路上是一种希望瞬间破散的残忍之痛。农民工曹大和死在了开往家乡的火车上。在火车上帮助曹大和的基督徒成准强时常给我发来短信，他还在为曹大和的死谋求公道。我还感兴趣的是火车上的一位黄姓乘客。他目睹了一切，他将曹大和的捆绑与更多的捆绑联系了起来。他见过太多的捆绑。多年前，他自己曾经在广州被收容，只因没有暂住证。他说他时常会想起死在他眼前的曹大和，如同成准强一样，他有着无法摆脱的自责。当这个世界被冷酷所捆绑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否有勇气拿起剪刀？
有人因他人的死被送上法庭，有人在法庭上为他人终止死亡之路。邱兴隆仍在为死囚辩护。他的30年个人史与死刑相联系。他忘不了那个眼神，他在长沙的律师事务所向我描述那个眼神时，按了好几次打火机才点燃香烟。那是一个主动坦白偷了两万七千块钱而被判处死刑的小伙子的眼神。那是1996年的事情，这个小伙子已经死了12年，他的眼神还在逼视着手握生杀大权的人。
夏天开始的时候，我从广州总部来到了北京记者站，没几天就去了四川。在北川的废墟上，我闻到了同样巨大而密集的人的气息，这样的气息来自于死去的人。12月12日的冬日黄昏，我再次来到北川，坐在被泥石流冲到河滩上的一截枯木上，能感到无尽的悲伤升起在这座空城之上。升起在北川上空的还有巨大的圆月，我在5月的北川见过那样的月亮，冰凉而阴郁，像许多北川人内心的某个地方。
家住北川县城的唐首才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和女儿。从唐首才在绵阳临时的“家”走出来后，我对摄影记者大食说，我看到唐首才女儿在桃花丛中的留影时，想起了在越南认识的那位叫张清黄诗的女孩。在西贡的艳阳下，她绽放着笑颜站在麒麟花丛中，大食在给她拍照，我和她男朋友在一旁安静地看着。北川和西贡花丛中的两个女孩，都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她们都和自己的男朋友对于未来世界怀抱美丽想象。不同的是，西贡的麒麟花仍在热带的季风中生长，而北川的桃花停留在了照片上。
四季的风烟尘土中，有人去，有人来。
初夏，我在四川的山道上收到一位同学在家乡去世的消息，这已经不是第一个去世的同学，他们在人世间的光阴永化为记忆留在过去。初秋，回广州开会的时候，在我去北京前还跟我喝了很多功夫茶的姑公已经成为墙上一张大大的黑白照片。姑公是画画的。十几年前，年少的我趴在老家的窗台上，看着他给三太公画遗像。如今，画遗像的人也成为了遗像上的人。
秋夜，我的高中同桌给我发来短信，他在晚上10点成为父亲。入冬，我的初中哥们在电话里详细说着他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字的经过。冬天，一位小学同窗在校友录里留言，她在德国生下了第二个小孩，她今年过年不回国了，叔叔阿姨们可以省下双份的钱。还有那个我在绵阳中心医院里见到的生于5月13日的女孩，她现在和爸爸妈妈住在北川任家坪的板房里。在这大半年中，她成功地躲过了地震、泥石流、三鹿奶粉……生命如此的不易，一个孩子的生长，得躲过几劫几难？
多劫多难的2008年就这么过去了，大地上将继续着永不停歇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如同北川废墟上生长的蒲公英，随风而去，随风而来。
（卫毅，本刊记者，2008年代表作有《生于5月13日》、《他们的奥运会》等）
那是2008年的1月，我在陕北绥德采访。一个职业中学校长因为国家助学金的事情找县长签字，拉住县长的车门不让他走，后来遭到公安机关和教育局的处罚。事情经媒体报道之后，县长被网民冠以“史上最牛县长”的称号。
采访的前两天很不顺利，据说县长是到西安开会去了，校长也一直闭门不见客，采访了一些退休老官员之后，对县里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便直接到县政府和县委找人。
在教育局，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傲慢，一副“我就不合作你能拿我怎么着”的态度，一问三不知。连日的奔波让我也变得有些急躁，拍桌子指着工作人员吼：你作为教育局工作人员，对教育局的事情啥都不清楚，那你到底在做什么？花着纳税人的钱你不觉得心里有愧吗？
估计这样跟他说话的人不多，他吓了一跳，嘟囔说你发什么火，去找我们领导啊。我说，那你把领导电话给我。他把电话给我后说，领导很忙，能找到他就是你的本事了。
教育局长办公室里有两个人，我刚一进门，一个人站起来就走，另一个问，你是什么人？我表明身份后，他立刻说，我不是局长，我也是办事的，现在要走了。把我推出门外，锁上门就走人。此后几天局长的电话再也没人接，发短信也没回，办公室的门一直都是紧闭的。
后来我拿到了县里主要领导的通讯录，挨个给领导打电话，要么关机、要么不接、要么一听记者就挂断。我只好继续在政府大院里转，到处找人。
终于找到县政府秘书长，不过问什么都不回答，只有一句话：你去找我们宣传部沟通后再说。
宣传部某负责人接待了我，第一句话就是，你的记者证呢？刚工作半年，没有记者证，只能拿出单位的工作证。就因为这点，他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还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假记者这么多，我们要注意点，语气也变得很强硬：以前不来报道我们绥德的大好形势，现在一出这事就过来，这不是给我们的工作添乱吗？
然后，语气又一个转变，拍着我的肩膀说，去吃饭吧。我谢绝了。他又说，小郑，我看你头发也挺长了，我带你去理发吧，给你找两个漂亮的姑娘。我还是拒绝。他爽朗地笑着说，大家都知道绥德的汉子长得好，其实我们这里的姑娘也不错的。
我只能离开，继续找人。
晚上我在酒店整理采访记录，正为有了一点小突破欣喜，有人敲门。
来人自称是某报驻陕西记者，一进门就掏出一包中华给我递烟，说跟绥德的官员都很熟悉，可以帮我联系采访。然后开始给我出谋划策，“你应该从正面的角度来报道这个事情嘛，要不报道就没意义了。”
我明白了他的来意，先装着答应，让他帮我联系领导。他一听，立刻说，那好办，现在你不用担心了，我们去找个地方按摩或桑拿吧。我以累了要休息为由拒绝了。
第二天中午他给我电话，说约了公安局和宣传部的负责人吃饭。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便先把房间退掉，准备随时离开。
宣传部的负责人果然就是前一天接待我的人。吃饭时我把录音笔悄悄放进口袋。几个人轮流向我敬酒，我一再拒绝，他们又找来酒店领班，要她给我敬酒，如果我拒绝就要炒她鱿鱼。没办法喝了一杯，接下来就坚决拒绝。慢慢地他们不再逼我喝，自己喝得欢。
我慢慢地引导话题，开始讲到那个新闻。该负责人突然说，网上都是胡说八道的，然后感叹：“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
吃完饭，我知道采访难以继续了，决定离开。准备走的时候，自称记者的那人找到了我，拿着一叠现金塞过来说，房费我来付吧，记得正面报道。
我吓了一跳，推辞之后赶紧离开，结束了这次不成功的采访。离开陕西时，开始降温、下雪，当时并不知道，雪灾即将开始。
遇上封口费，这是很多记者都有过的经历。山西记者收取封口费的事情发生后，封口费更由业内进入了公众视野。毫无疑问，这是这个行业的耻辱。但我相信，更多同行选择的是拒绝接受。而且在我一年半的从业经历中，更多时候收到的是封口的消息。那个时候，记者们只有离开，眼睁睁看着大雪封山，独自心寒。
（郑廷鑫，本刊记者，2008年代表作有《幸福村的不幸与救赎》、《回不去的羌寨》等）
在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尽量不去翻阅以前的采访记录，而去寻找那些仍然刻画在脑中的不肯离去的画面。或许这些零碎的画面就是自己一年最好的记忆。
我记得在阜阳采访白宫举报人死亡案件时听到的离奇故事，妻子死在房间地上，大厅有一截带血的手指，丈夫当晚失踪。几个月后，丈夫的尸体在附近的一条水深不足2米的水沟里发现，警方说是畏罪自杀。那几天的采访，我晚上都几次梦见那可怕的场景。为了找到死者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我雇了个开锁公司的人，在死者儿子的陪同下把他的办公室、保险柜统统打开了。
我还记得郑州的那个老人，光头，50多岁，告赢了抄袭他小说的河南省作协主席。我问他为什么不要孩子，他说：“要孩子到这个世上来受苦做什么？”我当时对他的话很吃惊。后来，我多次想起他的话，尤其是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为什么我们要毒害我们的孩子呢？
地震那一刻，我在陕西略阳。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跟着惊慌的人群下楼，心里想着：我算过命，不会有事的。在映秀的几天，我与志愿者们一起去抬水，一起去充满尸体腐臭味的倒塌房屋里拾柴，一起在映秀的那个桥头上免费提供开水、分发干粮。那些北上逃难而来的路人终于有了一口水喝，有一块饼干充饥。那时，饼干和水都如珍宝。后来通车了，我们建立一个更大规模的救助站，大大的木板歪歪扭扭写了“救助站”几个字，我很欣慰，这里有我的一份功劳。
昆明爆炸案是奥运前夕一场让世界关注的中国事件，我当晚到达现场。城内紧张的气氛，公交车上乘客互相扫视、疑惑探寻的眼神仍留在我的记忆里。
在湖南澧陵，为了探寻一个逝者生前的轨迹，我跑到山中一片乱坟堆里找他的坟墓，那时正值冰灾前夕，天气异常寒冷。他的儿子在深圳遥控，给我指路，可绕了很久，还是没有找到。
在南宁，冯锦华说“要爱大家（国家），也要保小家。”几个月后，他丈母娘家的房子要被强拆，到处寻找记者却求助无果。
在上海的苏州河边，为了寻找杨佳住过的旅馆，黑夜中我竟然在江边发现了“血战上海滩”游戏中的四行仓库原型。后来，杨佳被处死，但对案子的争论却远未结束。
在湖南吉首，经济生态的劣化让人触目惊心。由政府主导的疯狂的造城运动，产业空洞，倒腾土地，玩转金融，炒高房价，最后崩盘了。
富豪榜老二杜双华，15年时间财富从几百万变为几百亿。他一面是个慈善家，一面却苛刻地剥削工人，压低生产成本获得发展。而在其发家的衡水，附近医院因为他的工厂而专门设立了手外科，我去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姑娘手指被机器切伤，滴着血。后来不久，他的钢铁集团被兼并了。再后来不久，黄光裕也被抓起来了。一个个在台面举止优雅的社会精英，有多少外界所不知道的背后故事呢？
9月份，在一次会议上，我和吴敬琏老先生有一次对话。当时他也没有预料到火热的PPI和CPI竟然在第四季度不成为问题，现在人们讨论的问题却是：明年上半年会不会通缩？我让他谈对数千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看法，并提及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情形，他说，“财政直接投资的老路最好不要走。”而现在，仅中央政府的投资额就高达4万亿，但是靠投资，还是靠改善民生、扩大内需为主的争议仍未平息。
……
这一年，有太多的事值得回忆，也有太多的事已融入民族记忆之中。记者面对的是一个多变的世界，谁也不会知道冰灾之后有地震，谁也预料不到西藏骚乱事件之后有海外留学生的抗议浪潮，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年的经济形势如此诡异多变。
在这个大变局时代，作为记者是幸运的。我为能站在每一个事件的近处去观察、记录而自豪。因为这种记录，不仅仅是个人成长的历史，更是整个民族的共同记忆。
当然，正是这样的时代，更需要媒体人少一些自负、自恋和张狂。我为真相而激动，更为冷静的思考和专业的分析而钦服，并时时警示自己。如果记者只是一个记录者，那么他可能只是传声筒，只有将自己看成是推动中国进步的亿万大众中的一员，才能找到位置。
（谭翊飞，本刊记者，2008年代表作有《春城惊魂72小时》、《神秘富豪杜双华调查》等）
2008年到来的时候，广州是那么的寒冷彻骨，我晚上坐在屋里写稿，需要一瓶二锅头来取暖。凌晨1点钟，我站在广州火车站的边上，不是采访，只是看着某种悲苦的情绪漫过无边的人头。那是巨大而密集的人的气息，让人心生恐惧。上大学的时候，过年回家，在途中转火车，我目睹过发疯一样的赶车人从一位女老乡的脑袋上踩了过去。她始终是站着的，人怎么能一下就走到她的脑袋上去了呢？
春夜，我走在广西东兰山间的料峭空气里。从一座由两棵树木搭成的桥过河之后，继续走上几里山路，头上满天繁星，前方没有灯光。那个刚采访完的11岁孩子韦云会要回家去了，他需要照顾自己的病母亲和傻姐姐。我们要各自行路时，他把惟一的小手电递给我：你用吧。我说：你用。他还是不断地递过来，我还是没接。他就这么追着我，想把电筒硬塞到我的手中。两个月前，韦云会的父亲醉酒之后回家，从山路上摔下去，死了。半山腰的破陋家门前留下一堆从河边一块块背上来的大石头，那是他为建房子准备的石材。
死在回家的路上是一种希望瞬间破散的残忍之痛。农民工曹大和死在了开往家乡的火车上。在火车上帮助曹大和的基督徒成准强时常给我发来短信，他还在为曹大和的死谋求公道。我还感兴趣的是火车上的一位黄姓乘客。他目睹了一切，他将曹大和的捆绑与更多的捆绑联系了起来。他见过太多的捆绑。多年前，他自己曾经在广州被收容，只因没有暂住证。他说他时常会想起死在他眼前的曹大和，如同成准强一样，他有着无法摆脱的自责。当这个世界被冷酷所捆绑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否有勇气拿起剪刀？
有人因他人的死被送上法庭，有人在法庭上为他人终止死亡之路。邱兴隆仍在为死囚辩护。他的30年个人史与死刑相联系。他忘不了那个眼神，他在长沙的律师事务所向我描述那个眼神时，按了好几次打火机才点燃香烟。那是一个主动坦白偷了两万七千块钱而被判处死刑的小伙子的眼神。那是1996年的事情，这个小伙子已经死了12年，他的眼神还在逼视着手握生杀大权的人。
夏天开始的时候，我从广州总部来到了北京记者站，没几天就去了四川。在北川的废墟上，我闻到了同样巨大而密集的人的气息，这样的气息来自于死去的人。12月12日的冬日黄昏，我再次来到北川，坐在被泥石流冲到河滩上的一截枯木上，能感到无尽的悲伤升起在这座空城之上。升起在北川上空的还有巨大的圆月，我在5月的北川见过那样的月亮，冰凉而阴郁，像许多北川人内心的某个地方。
家住北川县城的唐首才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和女儿。从唐首才在绵阳临时的“家”走出来后，我对摄影记者大食说，我看到唐首才女儿在桃花丛中的留影时，想起了在越南认识的那位叫张清黄诗的女孩。在西贡的艳阳下，她绽放着笑颜站在麒麟花丛中，大食在给她拍照，我和她男朋友在一旁安静地看着。北川和西贡花丛中的两个女孩，都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她们都和自己的男朋友对于未来世界怀抱美丽想象。不同的是，西贡的麒麟花仍在热带的季风中生长，而北川的桃花停留在了照片上。
四季的风烟尘土中，有人去，有人来。
初夏，我在四川的山道上收到一位同学在家乡去世的消息，这已经不是第一个去世的同学，他们在人世间的光阴永化为记忆留在过去。初秋，回广州开会的时候，在我去北京前还跟我喝了很多功夫茶的姑公已经成为墙上一张大大的黑白照片。姑公是画画的。十几年前，年少的我趴在老家的窗台上，看着他给三太公画遗像。如今，画遗像的人也成为了遗像上的人。
秋夜，我的高中同桌给我发来短信，他在晚上10点成为父亲。入冬，我的初中哥们在电话里详细说着他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字的经过。冬天，一位小学同窗在校友录里留言，她在德国生下了第二个小孩，她今年过年不回国了，叔叔阿姨们可以省下双份的钱。还有那个我在绵阳中心医院里见到的生于5月13日的女孩，她现在和爸爸妈妈住在北川任家坪的板房里。在这大半年中，她成功地躲过了地震、泥石流、三鹿奶粉……生命如此的不易，一个孩子的生长，得躲过几劫几难？
多劫多难的2008年就这么过去了，大地上将继续着永不停歇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如同北川废墟上生长的蒲公英，随风而去，随风而来。
（卫毅，本刊记者，2008年代表作有《生于5月13日》、《他们的奥运会》等）
那是2008年的1月，我在陕北绥德采访。一个职业中学校长因为国家助学金的事情找县长签字，拉住县长的车门不让他走，后来遭到公安机关和教育局的处罚。事情经媒体报道之后，县长被网民冠以“史上最牛县长”的称号。
采访的前两天很不顺利，据说县长是到西安开会去了，校长也一直闭门不见客，采访了一些退休老官员之后，对县里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便直接到县政府和县委找人。
在教育局，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傲慢，一副“我就不合作你能拿我怎么着”的态度，一问三不知。连日的奔波让我也变得有些急躁，拍桌子指着工作人员吼：你作为教育局工作人员，对教育局的事情啥都不清楚，那你到底在做什么？花着纳税人的钱你不觉得心里有愧吗？
估计这样跟他说话的人不多，他吓了一跳，嘟囔说你发什么火，去找我们领导啊。我说，那你把领导电话给我。他把电话给我后说，领导很忙，能找到他就是你的本事了。
教育局长办公室里有两个人，我刚一进门，一个人站起来就走，另一个问，你是什么人？我表明身份后，他立刻说，我不是局长，我也是办事的，现在要走了。把我推出门外，锁上门就走人。此后几天局长的电话再也没人接，发短信也没回，办公室的门一直都是紧闭的。
后来我拿到了县里主要领导的通讯录，挨个给领导打电话，要么关机、要么不接、要么一听记者就挂断。我只好继续在政府大院里转，到处找人。
终于找到县政府秘书长，不过问什么都不回答，只有一句话：你去找我们宣传部沟通后再说。
宣传部某负责人接待了我，第一句话就是，你的记者证呢？刚工作半年，没有记者证，只能拿出单位的工作证。就因为这点，他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还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假记者这么多，我们要注意点，语气也变得很强硬：以前不来报道我们绥德的大好形势，现在一出这事就过来，这不是给我们的工作添乱吗？
然后，语气又一个转变，拍着我的肩膀说，去吃饭吧。我谢绝了。他又说，小郑，我看你头发也挺长了，我带你去理发吧，给你找两个漂亮的姑娘。我还是拒绝。他爽朗地笑着说，大家都知道绥德的汉子长得好，其实我们这里的姑娘也不错的。
我只能离开，继续找人。
晚上我在酒店整理采访记录，正为有了一点小突破欣喜，有人敲门。
来人自称是某报驻陕西记者，一进门就掏出一包中华给我递烟，说跟绥德的官员都很熟悉，可以帮我联系采访。然后开始给我出谋划策，“你应该从正面的角度来报道这个事情嘛，要不报道就没意义了。”
我明白了他的来意，先装着答应，让他帮我联系领导。他一听，立刻说，那好办，现在你不用担心了，我们去找个地方按摩或桑拿吧。我以累了要休息为由拒绝了。
第二天中午他给我电话，说约了公安局和宣传部的负责人吃饭。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便先把房间退掉，准备随时离开。
宣传部的负责人果然就是前一天接待我的人。吃饭时我把录音笔悄悄放进口袋。几个人轮流向我敬酒，我一再拒绝，他们又找来酒店领班，要她给我敬酒，如果我拒绝就要炒她鱿鱼。没办法喝了一杯，接下来就坚决拒绝。慢慢地他们不再逼我喝，自己喝得欢。
我慢慢地引导话题，开始讲到那个新闻。该负责人突然说，网上都是胡说八道的，然后感叹：“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
吃完饭，我知道采访难以继续了，决定离开。准备走的时候，自称记者的那人找到了我，拿着一叠现金塞过来说，房费我来付吧，记得正面报道。
我吓了一跳，推辞之后赶紧离开，结束了这次不成功的采访。离开陕西时，开始降温、下雪，当时并不知道，雪灾即将开始。
遇上封口费，这是很多记者都有过的经历。山西记者收取封口费的事情发生后，封口费更由业内进入了公众视野。毫无疑问，这是这个行业的耻辱。但我相信，更多同行选择的是拒绝接受。而且在我一年半的从业经历中，更多时候收到的是封口的消息。那个时候，记者们只有离开，眼睁睁看着大雪封山，独自心寒。
（郑廷鑫，本刊记者，2008年代表作有《幸福村的不幸与救赎》、《回不去的羌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