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平米的书房，四周挤满了高高低低的书架，干干净净漆面剥落的书桌前，一位老人停下手中的工作，笑盈盈地迎接来客。得知记者来采访，他摘下那幅银边眼镜换上一幅褐色深框眼镜，他笑着说：“人家说我戴上这副眼镜更出相。”他，就是106岁的著名语言文学专家、经济学家周有光。
　　
　　“新生命从80开始!”
　　
　　“我觉得，人活到了八十岁，年龄就要重新记过。很多人说，到了80岁就没有用了，我还有用，81岁，我算一岁。”周有光笑着说。
　　92岁时，一个小朋友送他一张贺年片，上面写道：“恭喜十二岁的老爷爷，新年好!”他看到了，开心得不得了。
　　他的精力像个年轻人，每日三餐按时吃，每日休息八个小时，余下的时间都用来看书、思考和写文童。
　　他的饮食习惯也像个年轻人，西餐中餐他都喜欢吃，不排斥外卖。因为牙齿好，肯德基麦当劳的汉堡，必胜客的披萨他都会叫保姆买来吃。
　　
　　回国。想陪妈妈
　　
　　时光回转到他的青年岁月。他生在书香门第，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攻读经济学。先是留学东洋，后避战乱于四川，旋游历欧美：继而被他所供职的新华银行派驻到美国纽约的伊尔文信托公司，在华尔街一号办公。那时，他生活闲适。太太张允和在伊利诺斯大学攻读英国文学。老舍、罗常培和李方桂是家中的常客。
　　1949年祖国解放，他义无反顾地回来了。
　　“为什么要回来?许多人不了解我们当时的时代，我们经过日本抗战八年，吃了许多苦，所以我们这一代特别爱国，当时在国外，不仅是我，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家觉得有希望了，所以好多人都回来了。”
　　在他看来，金钱是第二位的，而做学问是第一位的。既然是研究有关中国的问题，那还是回国研究最方便。
　　“其实，我当时回来还有一个理由，因为我妈妈在中国，她不会讲英语，不愿意到美国去。”他说，“我想我回来陪陪妈妈也是好的。”
　　归来后，周有光在人民银行上海华东分行工作，同时在复旦经研所、上海财经学院兼教授，业余也搞搞语言文字学研究。
　　
　　“半路出家”的语言学家
　　
　　对他来说，1955年是人生的转折点。那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受邀来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结束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领导对他说：“你不要回去了，留在文改会工作吧。”“我不行，我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研究，是外行。”周有光说。当时复旦大学大学校长劝他：“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
　　“在欧洲的时候，我因为觉得好玩，买来很多字母学的书来看，想不到隔了好多年，居然还有用处。”谈到自己由研究经济转向语言文字研究，他这样说。就这样，他开始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研究生涯，并且，一干就是六十多年。
　　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周有光提出口语化、音素化、拉丁化的基本原则，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认同。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1979年，周有光代表中国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举行的会议，提出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的议案。1982年ISOTC46用通信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中国的议案，从此，《汉语拼音方案》成为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外国人很喜欢拼音。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假如没有拼音，接待中国人时，称呼和写名字都很不方便，”谈到自己对汉语拼音方案的贡献，他很是欣慰。
　　“继续写大家喜欢看的文章”
　　85岁的时候，周有光离开办公室，离开他的语言文字专业研究，回到家中。“因为年纪大了，做学术也觉得有困难。做我们这一行，要常常去图书馆里查资料，有的时候还要到外国去取材料，这些对我来说都成问题。所以我就回到家中，不再进行专业研究了。”
　　于是，85岁之后的周有光，看书写杂文就成了他的日常工作。
　　观察过周有光的书架，你会发现几乎每本书上都粘着很多五颜六色的小书签。“这是他叫我们买来的，还必须要买好的，他一般喜欢颜色鲜艳的。”保姆在一旁解释，“粘着书签的那一页，通常都是他重点读的，今后也要反复看的。”
　　2010年3月，集合他近年来所观所感所写的各类杂文近20万字的《朝闻道集》出版。
　　“这本新出的书，真没想到销路会这么好，甚至到了脱销的程度。很多人拿这本书来找我签名，我一看，居然都是盗版，据说正版现在都买不到了。”
　　2010年12月经中华文化促进会理事评议通过，决定提名周有光先生为“2010中华文化人物”候选人。谈到获此殊荣，他摆着手，连说自己不敢当，“我没做什么重要的事情，能被提名觉得真不好意思。我要是能得奖当然很高兴，这鼓励我今后为大家做更多的工作。继续写大家喜欢看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