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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洋时期的宗教学校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全国教育事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整个宗教学校教育来看，教育体系日趋完备，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宗教学校教育体系，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宗教学校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世俗化的人才，活跃在当时中国的政府部门、工商业、文教事业等各个领域。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诸领域都发生急剧的变动，作为历史存在——宗教学校教育也给予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于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宗教学校教育；教育世俗化；文化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B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2-0098-04
世俗化是近代以来宗教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而这一趋势在北洋时期则最为显著。“民国时期，科学思潮较为流行，这对宗教是个不小的冲击”，而且这种冲击对有知识的人群更为显著。但宗教信仰，“仍是当时民众重要的精神生活方式”〔1〕（P365～366）。宗教学校教育是宗教文化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宗教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中介。北洋时期，随着宗教学校教育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迨教会学校毕业人才，于社会上流占有高尚之位置者日多；则教会学校，遂入于国人欢迎之最盛时期也”〔2〕，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时期的宗教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全国教育事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对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一般来说，宗教学校，是指从事专门宗教教育的教学机构。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教育除了在寺院、教堂中进行外，还有专门实施宗教教育的宗教学校，其中既包括为培养神职人员而设立的专门学校，也包括了由宗教组织和团体创办的、面向普通民众、实施社会教育的一般教育机构。①本文研究的宗教学校教育亦指“一般教育机构”所实施的教育。
北洋时期的中国，就宗教学校的发展而言，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办学规模的扩大上。
有学者认为，义和团运动对西方在华宗教活动的沉重打击，严重影响了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实在是空前的浩劫”〔3〕（P193）。但是，反观宗教文化自身，权衡利弊，“实在利多而害少”。因为，西方宗教文化此后在中国的传播，“进步之速，较十倍于庚子以前”〔3〕（P208）。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宗教文化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这种趋势贯穿于整个北洋时期，其表现就是大量宗教学校的创办。
1915年10月，北京政府内务部颁布的《管理寺庙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各寺庙得自立学校”〔4〕（P196），鼓励宗教学校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1919年，仅在浙江、福建、台湾、江苏、湖南、北京、四川，就创办佛教学校多达14所。②
北洋时期的宗教学校，多是由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创办的。根据1914年的统计，基督新教开办的学校4100所，在校学生113000人；天主教会开办的各类学校8034所，在校学生132850人。〔5〕（P1162）另据1921～1922年“中华基督教教育调查团”的报告，截至五四运动前夕，基督新教所办各类学校又增加了3282所，达到7382所，学生总数214254人。〔6〕（P378）而同一时期其他宗教学校学生数是：天主教为145000人、私立学校1045000人、公立学校4300000人。〔7〕（P237）根据1916年的统计，俄国东正教在中国也设立了21所学校。〔8〕（P685）
除了宗教学校办学规模的扩大之外，就整个宗教学校教育来看，教育体系日趋完备，建立了一套从幼稚园到大学这样一个完整的宗教教育体系，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
与世俗教育相比，北洋时期的宗教学校教育形成了从幼稚园到大学的一整套完备的教育体系，宗教学校教育的世俗化倾向加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及其向现代化的转型。
首先，宗教学校教育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宗教学校教育在这个时期受到了多数人的重视。自废除科举以来，中国的世俗教育“亦渐渐注重科学的学习”，但就学生培养的质量而论，都不如宗教学校，“教授英文及科学的人才，大都仰给于教会学校”〔3〕（P273）。根据日人1917年的统计，外国人在中国办理的学校学生数占中国同级学校学生总数的情况是：初等学校占4%，中等学校占11%，而高等学校则占80%。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090页。笔者认为，外国人在中国办理的学校似乎可以理解为宗教学校。对于宗教学校指代的范围，前文已交代，此处不再详述。1921年以前，中国的公立大学只有3所：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北洋大学，加上5所私立大学，一共才8所。而这一时期仅基督教办的大学就达14所，这还不包括一些较小的大学。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此处疑有误：“当时中国国立大学只有三所，即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北洋大学。”北洋时期，中国除了国立大学，还有省立大学，二者统称为公立大学，而山西大学和北洋大学皆为省立的。
其次，宗教学校重视女子教育，客观上有利于妇女的解放。当时全国仅有的3所女子大学——燕京女子大学（又名北京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福州华南女子大学（后改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都是由美国人办理的基督教女子大学。其中，燕女大与燕京大学同校上课，“开男女同学之先河”〔9〕。北洋时期的宗教学校许多是男女兼收的，特别是小学，绝大多数是男女兼招的主要是西方基督教会开办的学校，而中国传统佛教教育与之相比，则“尚有很大差距”。参见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第111页。，“差不多每个教堂的旁边，都有一所小学，男女生并收”〔3〕（P274）。女学生在宗教学校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统计，1920年，广东教会学校的在校中小学生总数为25496人，其中，女生就有7845人，约占学生总数的1/3。〔10〕（P357）宗教学校中女学生一天天的增加，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文化水平的显著提高，最主要还在于它促进了广大女性思想观念的变化，增强了她们的民主和平等意识。与广大妇女群体相比，当时进入宗教学校接受现代科学文化教育的女学生还是少数，尽管在数量上有限，但毕竟代表了一种趋势，影响势必波及整个妇女界、整个社会。“女子的地位也就一天天地提高了。”〔3〕（P274）
最后，宗教学校教育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是对世俗教育的一个重要补充。宗教学校教育最初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培养秉承教义的信徒，进而达到影响社会的目的。“欲使各个人委身于耶稣基督，俾上帝之国祚复建于人间，并创造一适合于基督教教义之社会制度而已。”〔11〕（P315～317）但经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特别是“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宗教学校教育的世俗化倾向逐渐增强。西方教会虽然把教育作为传教的一种手段，但其不仅重视神学院系，而且极其重视世俗教育。面对外来的严峻挑战，宗教学校教育开始自省，由“不为学生养成谋生资格”转而“以在经济压迫与社会构造之关系”，“增进其谋生之能力”。〔12〕（P99～102）就课程设置而言，在1914年，有的宗教学校就已设有格致、历史、数学、哲学、理化、经济等科目，“分科教授，已足使国民耳目一新”，“竟与欧美各高等学校或大学媲美”。〔13〕（P75～76）上海的 “圣约翰大学”，在1913年已有370名学生，许多政商学界及教会中的著名领袖，如顾维钧、颜惠庆、余日章等人，都出于该校。〔3〕（P275）宗教学校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世俗化的人才，活跃在当时中国的政府部门、工商业、文教事业等各个领域。
三
关于文化现代化，有学者提出，人类在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时，必然包括两个方面的现代化，即社会主体——人的现代化和社会客体——环境的现代化。社会主体——人的现代化，包括身体素质的现代化和文化素质的现代化。人的文化素质现代化主要指具有现代化的社会理想和现代化的知识素质，适合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伦理道德和现代化心理素质。社会客体——环境现代化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14〕其中人的现代化毫无疑问应该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因为社会客体各个领域的现代化都是通过具有现代文化素质的人来实现的，而人的现代化则无疑要借助于教育来实现。
以往的相关研究，都忽视了宗教学校教育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说：“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15〕（P17）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诸领域都发生急剧的变动，作为历史存在——宗教学校教育也给予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于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宗教学校教育的发展程度代表了北洋时期中国教育的最高水平。中国传统的佛教教育，这一时期很不稳定，“多由出资寺院住持本人去留而定”，“乍办旋散”或“人亡业败”的情况比较多，导致大部分不能够维持长久。〔16〕（P112）因而，这里的宗教学校教育，主要是指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各级各类宗教学校而言的。
来华的传教士把一整套比较完整的西方近代教育体制移植到中国，建立了从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这既是对中国旧式教育的有益补充，也与中国的旧式教育唱起了对台戏，暴露了旧式教育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对中国的传统教育形成一种严重挑战。
民国建立伊始，鉴于教育界面临的危机，政府即重视教育问题，大力加强教育建设。1912～1913年，民国政府制定了“壬子癸丑学制”，对晚清以来中国教育制度中不合时宜的部分进行调整和改进。1922年，再次进行了学制改革，仿效美国，设立了选修课制，以此来提高教学水平。这次学制改革的成果是颁布了新学制，标志着新的教育制度的最后确立。此后，中国的普通教育有了长足进展。在一个时期里，在数量和质量上，中国的公立和私立教育都超过了宗教学校，而处于优势地位。据统计，1916年全国非教会系统的中学共444所，学生69770人；而教会中学仅291所，学生15213人。〔6〕（P376～379）这表明，中国的旧式教育在外来先进教育理念的冲击下而开始觉醒，吸收西方进步的成份来为我所用，从而开始向现代化的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也即是中国对西方侵略在教育上的回应，宗教学校教育在客观上起到了刺激作用。
四
人是文化现代化的主体因素。一方面，人是推动文化现代化的主导因素。影响文化现代化的因素可以有很多，但最终还是要由人来推动和实现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文化现代化最终要在人身上体现出来。文化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观念的现代化。教育是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媒介，也是促进个体身心发展、观念进步，进而塑造成人的重要途径。
宗教学校教育对文化现代化的主体因素带来了一定影响。孙中山的学生时代，几乎全部是在教会学校度过的。宗教学校的教育对孙中山的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为日后的革命活动作了知识储备；另一方面，孙中山也完整地接受了基督教，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精神等各类宗教符号。他自谓：“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17〕（P48）而且，认为基督教本身即是真理，是可以实行的，还声明“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18〕（P447）。临终前他也说：“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要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19〕（P7）这些都说明了基督教对孙中山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最终还得归结于其早年所受的宗教学校教育。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许多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在同教会接触中获得新观念、产生新思想的。在他们看来,基督教是和近代科学、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科学、民主才能够挽救中国的危机；而儒家思想是和愚昧落后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与近代科学、民主格格不容的〔20〕。正是以实现人人自由平等为原初动力，而又相信基督教是和民主、科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而他们才接受了上帝，皈依了基督教。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信仰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是出于这种情况。所以后来晏阳初说:“中国近代的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如孙中山先生、王正廷先生、余日章先生等,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受过基督教教育的造就。就是那班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也莫不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受过基督教教育的影响的。”〔21〕陈独秀就是晏阳初所提的“新文化运动一班人”中的旗手。陈独秀对宗教的态度比较复杂：在五四时期，他对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在内的宗教进行过猛烈批判。此后，他又热情赞扬过基督精神。在1920年，他宣称：将“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境中救起”，以改造我国民之麻木不仁，以振兴我民族之家国、文化。从新文化运动始，直至病逝，他始终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为“二位先生”在中国的实现奋斗了一生。后来，陈独秀还将耶稣的伟大人格归纳为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和平等的博爱精神，他说“除了耶稣底人格、情感，我们不知道别的宗教教义”,并断言:“这种根本教义，科学家不会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22〕尽管对作为“宗教”的基督教不甚看好，但陈独秀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基督教所内涵的人文精神。
孙中山、陈独秀都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也都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除了孙、陈之外，梁启超、梁漱溟、周作人、许地山、冰心、庐隐、沈从文、老舍、巴金，这些人都是我们今天谈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时经常提及的人物，但我们可能忽略了：他们也大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宗教学校教育，亦或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而这些人无疑都是后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有生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史，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流、冲突和融合的历史。近代以来的中国宗教史，以往的看法是，西方宗教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文化侵略”的角色，这似乎已经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胡卫清则指出：考察“文化侵略”论者的所据之理，我们发现他们所说的“文化侵略”，“往往主要是指政治侵略”。〔23〕所谓文化现代化，不是儒家文化直接的第三次复兴，不是全盘西化，更不是中西调和，而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性因子，融合社会现实的现代因子，吸收西方文化的积极因子，实现中西文化的对接与共融，从而产生的一种吸收中西文化活的成分，照顾中国的社会实际，而又超越于中西文化的一种更高层次的新文化。
北洋时期宗教学校教育传播的西方文化，与民主、科学等进步观念一起，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北洋时期以来中国文化的内容，也加速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新陈代谢的脚步，促进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更新。宗教学校教育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影响，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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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中华归主（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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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9］张亦镜编.孙中山自历明证［M］.上海：上海美华浸会印书局,1931.
［20］张子荣.孙中山与基督教会［J］.晋阳学刊,1987,(6).
［21］金陵神学志，1933,(5).
［22］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J］.新青年，1920，(3).
［23］胡卫清.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评价新论［J］.兵团教育学报,1999,(4).
Education of Religious School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Beiyang Government
ZHEN Dong-she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Beiyang Government, education of religious school made great progress and it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causes and became an integral part in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Viewed from the global perspective, education of religious school during that period had a relatively complete system from kindergarten to university, which greatly influ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al system. Religious schools trained a great number of secular personnel which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government offices, industry and commerce sectors, and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ields then. Drastic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societ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China ruled by the Beiyang warlords. Education of religious school, as a form of historical existenc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s over nearly all the social aspects at that time, particularly over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education of religious school; secularization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of culture
〔责任编辑： 方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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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宗教学校教育；教育世俗化；文化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B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2-0098-04
世俗化是近代以来宗教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而这一趋势在北洋时期则最为显著。“民国时期，科学思潮较为流行，这对宗教是个不小的冲击”，而且这种冲击对有知识的人群更为显著。但宗教信仰，“仍是当时民众重要的精神生活方式”〔1〕（P365～366）。宗教学校教育是宗教文化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宗教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中介。北洋时期，随着宗教学校教育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迨教会学校毕业人才，于社会上流占有高尚之位置者日多；则教会学校，遂入于国人欢迎之最盛时期也”〔2〕，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时期的宗教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全国教育事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对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一般来说，宗教学校，是指从事专门宗教教育的教学机构。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教育除了在寺院、教堂中进行外，还有专门实施宗教教育的宗教学校，其中既包括为培养神职人员而设立的专门学校，也包括了由宗教组织和团体创办的、面向普通民众、实施社会教育的一般教育机构。①本文研究的宗教学校教育亦指“一般教育机构”所实施的教育。
北洋时期的中国，就宗教学校的发展而言，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办学规模的扩大上。
有学者认为，义和团运动对西方在华宗教活动的沉重打击，严重影响了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实在是空前的浩劫”〔3〕（P193）。但是，反观宗教文化自身，权衡利弊，“实在利多而害少”。因为，西方宗教文化此后在中国的传播，“进步之速，较十倍于庚子以前”〔3〕（P208）。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宗教文化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这种趋势贯穿于整个北洋时期，其表现就是大量宗教学校的创办。
1915年10月，北京政府内务部颁布的《管理寺庙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各寺庙得自立学校”〔4〕（P196），鼓励宗教学校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1919年，仅在浙江、福建、台湾、江苏、湖南、北京、四川，就创办佛教学校多达14所。②
北洋时期的宗教学校，多是由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创办的。根据1914年的统计，基督新教开办的学校4100所，在校学生113000人；天主教会开办的各类学校8034所，在校学生132850人。〔5〕（P1162）另据1921～1922年“中华基督教教育调查团”的报告，截至五四运动前夕，基督新教所办各类学校又增加了3282所，达到7382所，学生总数214254人。〔6〕（P378）而同一时期其他宗教学校学生数是：天主教为145000人、私立学校1045000人、公立学校4300000人。〔7〕（P237）根据1916年的统计，俄国东正教在中国也设立了21所学校。〔8〕（P685）
除了宗教学校办学规模的扩大之外，就整个宗教学校教育来看，教育体系日趋完备，建立了一套从幼稚园到大学这样一个完整的宗教教育体系，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
与世俗教育相比，北洋时期的宗教学校教育形成了从幼稚园到大学的一整套完备的教育体系，宗教学校教育的世俗化倾向加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及其向现代化的转型。
首先，宗教学校教育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宗教学校教育在这个时期受到了多数人的重视。自废除科举以来，中国的世俗教育“亦渐渐注重科学的学习”，但就学生培养的质量而论，都不如宗教学校，“教授英文及科学的人才，大都仰给于教会学校”〔3〕（P273）。根据日人1917年的统计，外国人在中国办理的学校学生数占中国同级学校学生总数的情况是：初等学校占4%，中等学校占11%，而高等学校则占80%。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090页。笔者认为，外国人在中国办理的学校似乎可以理解为宗教学校。对于宗教学校指代的范围，前文已交代，此处不再详述。1921年以前，中国的公立大学只有3所：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北洋大学，加上5所私立大学，一共才8所。而这一时期仅基督教办的大学就达14所，这还不包括一些较小的大学。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此处疑有误：“当时中国国立大学只有三所，即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北洋大学。”北洋时期，中国除了国立大学，还有省立大学，二者统称为公立大学，而山西大学和北洋大学皆为省立的。
其次，宗教学校重视女子教育，客观上有利于妇女的解放。当时全国仅有的3所女子大学——燕京女子大学（又名北京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福州华南女子大学（后改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都是由美国人办理的基督教女子大学。其中，燕女大与燕京大学同校上课，“开男女同学之先河”〔9〕。北洋时期的宗教学校许多是男女兼收的，特别是小学，绝大多数是男女兼招的主要是西方基督教会开办的学校，而中国传统佛教教育与之相比，则“尚有很大差距”。参见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第111页。，“差不多每个教堂的旁边，都有一所小学，男女生并收”〔3〕（P274）。女学生在宗教学校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统计，1920年，广东教会学校的在校中小学生总数为25496人，其中，女生就有7845人，约占学生总数的1/3。〔10〕（P357）宗教学校中女学生一天天的增加，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文化水平的显著提高，最主要还在于它促进了广大女性思想观念的变化，增强了她们的民主和平等意识。与广大妇女群体相比，当时进入宗教学校接受现代科学文化教育的女学生还是少数，尽管在数量上有限，但毕竟代表了一种趋势，影响势必波及整个妇女界、整个社会。“女子的地位也就一天天地提高了。”〔3〕（P274）
最后，宗教学校教育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是对世俗教育的一个重要补充。宗教学校教育最初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培养秉承教义的信徒，进而达到影响社会的目的。“欲使各个人委身于耶稣基督，俾上帝之国祚复建于人间，并创造一适合于基督教教义之社会制度而已。”〔11〕（P315～317）但经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特别是“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宗教学校教育的世俗化倾向逐渐增强。西方教会虽然把教育作为传教的一种手段，但其不仅重视神学院系，而且极其重视世俗教育。面对外来的严峻挑战，宗教学校教育开始自省，由“不为学生养成谋生资格”转而“以在经济压迫与社会构造之关系”，“增进其谋生之能力”。〔12〕（P99～102）就课程设置而言，在1914年，有的宗教学校就已设有格致、历史、数学、哲学、理化、经济等科目，“分科教授，已足使国民耳目一新”，“竟与欧美各高等学校或大学媲美”。〔13〕（P75～76）上海的 “圣约翰大学”，在1913年已有370名学生，许多政商学界及教会中的著名领袖，如顾维钧、颜惠庆、余日章等人，都出于该校。〔3〕（P275）宗教学校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世俗化的人才，活跃在当时中国的政府部门、工商业、文教事业等各个领域。
三
关于文化现代化，有学者提出，人类在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时，必然包括两个方面的现代化，即社会主体——人的现代化和社会客体——环境的现代化。社会主体——人的现代化，包括身体素质的现代化和文化素质的现代化。人的文化素质现代化主要指具有现代化的社会理想和现代化的知识素质，适合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伦理道德和现代化心理素质。社会客体——环境现代化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14〕其中人的现代化毫无疑问应该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因为社会客体各个领域的现代化都是通过具有现代文化素质的人来实现的，而人的现代化则无疑要借助于教育来实现。
以往的相关研究，都忽视了宗教学校教育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说：“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15〕（P17）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诸领域都发生急剧的变动，作为历史存在——宗教学校教育也给予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于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宗教学校教育的发展程度代表了北洋时期中国教育的最高水平。中国传统的佛教教育，这一时期很不稳定，“多由出资寺院住持本人去留而定”，“乍办旋散”或“人亡业败”的情况比较多，导致大部分不能够维持长久。〔16〕（P112）因而，这里的宗教学校教育，主要是指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各级各类宗教学校而言的。
来华的传教士把一整套比较完整的西方近代教育体制移植到中国，建立了从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这既是对中国旧式教育的有益补充，也与中国的旧式教育唱起了对台戏，暴露了旧式教育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对中国的传统教育形成一种严重挑战。
民国建立伊始，鉴于教育界面临的危机，政府即重视教育问题，大力加强教育建设。1912～1913年，民国政府制定了“壬子癸丑学制”，对晚清以来中国教育制度中不合时宜的部分进行调整和改进。1922年，再次进行了学制改革，仿效美国，设立了选修课制，以此来提高教学水平。这次学制改革的成果是颁布了新学制，标志着新的教育制度的最后确立。此后，中国的普通教育有了长足进展。在一个时期里，在数量和质量上，中国的公立和私立教育都超过了宗教学校，而处于优势地位。据统计，1916年全国非教会系统的中学共444所，学生69770人；而教会中学仅291所，学生15213人。〔6〕（P376～379）这表明，中国的旧式教育在外来先进教育理念的冲击下而开始觉醒，吸收西方进步的成份来为我所用，从而开始向现代化的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也即是中国对西方侵略在教育上的回应，宗教学校教育在客观上起到了刺激作用。
四
人是文化现代化的主体因素。一方面，人是推动文化现代化的主导因素。影响文化现代化的因素可以有很多，但最终还是要由人来推动和实现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文化现代化最终要在人身上体现出来。文化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观念的现代化。教育是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媒介，也是促进个体身心发展、观念进步，进而塑造成人的重要途径。
宗教学校教育对文化现代化的主体因素带来了一定影响。孙中山的学生时代，几乎全部是在教会学校度过的。宗教学校的教育对孙中山的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为日后的革命活动作了知识储备；另一方面，孙中山也完整地接受了基督教，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精神等各类宗教符号。他自谓：“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17〕（P48）而且，认为基督教本身即是真理，是可以实行的，还声明“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18〕（P447）。临终前他也说：“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要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19〕（P7）这些都说明了基督教对孙中山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最终还得归结于其早年所受的宗教学校教育。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许多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在同教会接触中获得新观念、产生新思想的。在他们看来,基督教是和近代科学、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科学、民主才能够挽救中国的危机；而儒家思想是和愚昧落后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与近代科学、民主格格不容的〔20〕。正是以实现人人自由平等为原初动力，而又相信基督教是和民主、科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而他们才接受了上帝，皈依了基督教。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信仰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是出于这种情况。所以后来晏阳初说:“中国近代的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如孙中山先生、王正廷先生、余日章先生等,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受过基督教教育的造就。就是那班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也莫不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受过基督教教育的影响的。”〔21〕陈独秀就是晏阳初所提的“新文化运动一班人”中的旗手。陈独秀对宗教的态度比较复杂：在五四时期，他对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在内的宗教进行过猛烈批判。此后，他又热情赞扬过基督精神。在1920年，他宣称：将“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境中救起”，以改造我国民之麻木不仁，以振兴我民族之家国、文化。从新文化运动始，直至病逝，他始终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为“二位先生”在中国的实现奋斗了一生。后来，陈独秀还将耶稣的伟大人格归纳为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和平等的博爱精神，他说“除了耶稣底人格、情感，我们不知道别的宗教教义”,并断言:“这种根本教义，科学家不会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22〕尽管对作为“宗教”的基督教不甚看好，但陈独秀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基督教所内涵的人文精神。
孙中山、陈独秀都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也都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除了孙、陈之外，梁启超、梁漱溟、周作人、许地山、冰心、庐隐、沈从文、老舍、巴金，这些人都是我们今天谈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时经常提及的人物，但我们可能忽略了：他们也大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宗教学校教育，亦或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而这些人无疑都是后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有生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史，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流、冲突和融合的历史。近代以来的中国宗教史，以往的看法是，西方宗教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文化侵略”的角色，这似乎已经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胡卫清则指出：考察“文化侵略”论者的所据之理，我们发现他们所说的“文化侵略”，“往往主要是指政治侵略”。〔23〕所谓文化现代化，不是儒家文化直接的第三次复兴，不是全盘西化，更不是中西调和，而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性因子，融合社会现实的现代因子，吸收西方文化的积极因子，实现中西文化的对接与共融，从而产生的一种吸收中西文化活的成分，照顾中国的社会实际，而又超越于中西文化的一种更高层次的新文化。
北洋时期宗教学校教育传播的西方文化，与民主、科学等进步观念一起，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北洋时期以来中国文化的内容，也加速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新陈代谢的脚步，促进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更新。宗教学校教育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影响，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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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of Religious School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Beiyang Government
ZHEN Dong-she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Beiyang Government, education of religious school made great progress and it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causes and became an integral part in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Viewed from the global perspective, education of religious school during that period had a relatively complete system from kindergarten to university, which greatly influ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al system. Religious schools trained a great number of secular personnel which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government offices, industry and commerce sectors, and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ields then. Drastic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societ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China ruled by the Beiyang warlords. Education of religious school, as a form of historical existenc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s over nearly all the social aspects at that time, particularly over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education of religious school; secularization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of culture
〔责任编辑： 方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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