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无论在各种指标上还是城市建设上，都远远地将省会济南甩到了后面；而济南，差不多只是山东的政治中心。“青岛现象”与“济南现象”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2003年春天，对于山东省济南5家上市公司来说，是一个灰色季节。
　　4月以后，济南市所属5家上市公司全部由于被陆续特别处理，成为清一色的ST股：ST小鸭、ST金泰、ST渤海、ST轻骑和ST济百，其中ST轻骑、ST渤海已连续亏损3年，被暂停上市；而山东金泰更是创下了上市一年即被ST的中国证券市场之最。
　　一个经济总量多年稳居全国第三的省份，其省会城市所属上市公司竟然全部沦为“ST”一族，与同省另一城市青岛国企名牌众多、产业精英辈出的“青岛现象”相比，“济南现象”发人深思。同是国有企业，为何差距这么大？
　　
　　 一个风光 一个尴尬
　　
　　提起青岛，人们一定会联想起海尔、海信、青啤这些已深入人心的企业。青岛是个著名的城市，2000年中央电视台评选年度十大经济人物，一共10个人，青岛就占了3位：张瑞敏、周厚健和彭作义。首届中国质量管理奖全国只有5个企业获奖，青岛又占了3家：海尔集团、海信集团、青岛港务局。
　　大多数人对青岛的了解是“五朵金花”：海尔、海信、青啤、澳柯玛和双星。其实，青岛的名企还有很多。青岛港务局集装箱吞吐量已跻身内地5座亿吨大港之列，位居全国第三。一汽集团青岛汽车制造厂2001年实现销售额59亿元，已成为一汽集团除一汽大众外第二个赚钱的企业。还有红星化工集团，作为东部企业参与西部大开发的尖兵，在内地也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如此众多的名牌企业集中在一座城市是非常不同寻常的，尤为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企业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国有企业。在全国各地的国有企业都面临很大困难，也遭到理论界越来越多质疑的今天，青岛当地的国有企业却依然能够得到如此强势的发展，不谛为一个奇迹。
　　青岛，无疑引起了内地各方面人士浓厚的兴趣，一时间有关“青岛现象”的评论喧嚣四起；然而，面对青岛的崛起，省会济南的地位却变得愈来愈尴尬。上市公司2002年年报显示，ST小鸭、ST济百、ST渤海、ST金泰和ST轻骑等5家济南上市公司，亏损总额高达38.38亿元，净资产合计为-11亿元，其他主要财务指标均背离正常状态。上市公司全军覆没的“济南现象”，同样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据了解，济南上市公司曾出现了一系列违规行为。5家公司中有4家公司因违法或违规行为而分别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处罚或谴责，5家公司均受到证监部门的重点关注。ST轻骑母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数额之巨、时间之久，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无出其右；ST小鸭上市后也一度为母公司提供巨额资金。这种现象说明，公司法制、诚信观念淡薄，公司治理结构和制衡机制存在明显缺陷。同时，2002年5家公司管理费用比上年增长了42.5%。企业核心理念无从谈起，企业发展方向迷茫不清，核心竞争力多年无从凝集。ST济百初次重组失败，ST轻骑重组半途而废，ST渤海重组多年不能破题，上市公司问题越积越多，壳资源也日益贬值。
　　济南市证券市场建设从该市第一家公司上市算起，至今已达10年之久。十年辛苦上市路，到头来落了个一败涂地。济南，作为一个经济大省的副省级省会城市何以至此？当地一位经济研究人士这样表达了他的担忧：向有“泉城”之誉的济南，泉水已逐渐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渐渐地变成一个干涸的证券市场。
　　业界专家表示，在中国还没有哪一个省份像山东省那样，非省会的城市青岛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压倒了作为省会的济南。在辽宁省，漂亮的大连声望崇高，但在经济总量上仍旧落后于沈阳；福建省的厦门是后起之秀，但在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上同样落后于福州。只有青岛，无论在各种指标上还是城市建设上，都远远地将省会济南甩到了后面。
　　根据山东省的规划，青岛和济南是作为山东省双中心存在的，事实是青岛已成为山东省经济中心、对外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就连山东省规划的济南作为省内航空运输中心地位也不复存在——济南的航空客货运量不及青岛的一半。山东省原规划支持济南作为全省金融中心，事实是大多数商业银行都将总部选在了青岛。青岛只差不是山东的政治中心。
　　


　　 政府，定位还是越位？
　　
　　“青岛现象”与“济南现象”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近期，全国和山东当地的多位学者、专家对此进行深刻的剖析。
　　山东大学博士王凤荣说，反思济南上市公司的衰落，首先应考虑企业发展中的政府定位。政府在企业发展中如何定位？应该是服务与监管而不是直接参与；是培育市场而不是替代市场；企业重组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政府。他强调，政府的工作效率与开明程度，已成为衡量区位优势的重要因素。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少安也认为，政府应该定位准确，不能越位行动。中国的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没有政府参加，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政府充当什么角色、如何行动、在什么范围和程度上作为。从济南几家上市公司的情况看，无论是兼并重组，还是经营决策以及企业管理者的安排，政府的不当干预或变相干预现象，不仅存在，而且不少。例如，一些上市公司的不当兼并作为，既有企业领导人决策失误的原因，也有政府干预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济南上市公司的重组除了ST金泰外，无一不是政府主导下的重组。
　　证券业内人士分析，政府能否参与上市公司重组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在协调过程中转变观念，彻底摒弃“长官意志”，杜绝暗箱操作、外行当家、“拉郎配”等行为。由于产业调整不到位，济南当地除去轻工和重型汽车具有一定规模外，高新技术产业难言规模和实力。政府可选择的余地小，必然要拉上当地稍具规模的企业进行重组，这种短期行为无法充分考虑重组各方业务上的连贯性和互补性，实现其应有的区域经济龙头带动作用，“组了又亏”便不奇怪了。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主任胡汝银博士分析说，透过济南上市公司集体沉沦，还可以看出地方政府未能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的、有效率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行机制，包括既未在上市公司内部形成一种良好的微观监督和控制机制，同时也缺乏活跃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ST轻骑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胡汝银强调，轻骑的国家股权由政府正式委托给轻骑集团经营，但如何保证对委托出去的国有资产运作质量进行的监督控制到位，地方政府没有相应的市场化的微观配套机制。国有资产委托经营后，要么是完全“放权”给被委托者，放任自流，要么是仍旧维持着直接的行政干预和单纯的政治控制关系，其结果，上市公司只能演变成一种“内部人控制”与政治机构附属物的混合体，政府所有权的代理成本太高，公司的运作质量难以保证。除了未能很好地履行所有者的监督和控制职能外，政府的公共职能也没有很好地发挥，ST渤海的土地问题拖了那么多年，就很说明问题。
　　谈起“济南现象”，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资深教授直言不讳：济南的大企业和政府走得太近，把精力多半用在了经营政府关系上，这样企业虽能做大，却永远做不强。
　　济南一位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深有体会地说，在服务意识、市场运作方面，济南市政府相关部门的观念和作风，不要说与南方一些省市差距明显，即便和青烟威（青岛、烟台、威海）也差距甚大。所以，企业决策者被迫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在经营政府关系，而非经营企业和市场，这样的环境熏陶出的企业自然不会是竞争力强的市场主体。
　　对于济南的衰落，很多人将重要原因之一归于政府对企业经营的过分干预；而对于“青岛现象”，业界同时认为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政府与企业良好合作的必然结果。可以说，在崛起的青岛与衰落的济南之间，真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但是，与济南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有所不同的是，青岛市政府只是对企业经营进行一种意识形势上的引导。“企业家年薪制”是青岛市体改委从1998年开始试行的一种指导性制度，1998年只在海尔、海信试行，1999年扩大到12家企业。所谓“企业家年薪制”分两大块，一块是企业经营者的基本年薪，它与企业的规模大小、职工的年收入直接挂钩，是基本稳定的；另一块是风险收入，在企业完成其目标、责任、实现利润后，超出目标、责任部分、扣除税金、公益金后，企业经营者可提成不超过15%。
　　“抓大放小”、“大力实施名牌战略”是青岛市政府的又一有力措施。他们评出十大企业集团，为这些企业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这十大企业的利润占到了全市经济收入的70%，确实起到了拉动全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在合适的时候，做合适的事情”，青岛市政府坚持这样的做法，在企业兼并问题上“不求所有，只求所在”。1993年，青岛汽车厂还是一个赢利企业，青岛牌汽车也是当地的一块招牌，这时青岛市政府却把这个自己的亲生孩子送给了长春的一汽。靓女先嫁还陪上了嫁妆，对于这种胸怀，当时理解的人并不多。青岛市政府经委主任孙加顺说，“企业不一定是在哪个地方或者不一定归谁所有，关键是在通过谁的领导能够更好地加快发展，这是我们关心和关注的。”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认为，青岛市政府对企业家的态度最根本的一点就两个字——不管。也就是干预少，让企业去自由发展，在外部给予他们最宽松的环境，对企业进行适当引导。因此，企业能够按照自身特点和内部规律去发展。
　　
　　 追求企业家本位，还是官员本位？
　　


　　除去两地政府行为对企业经营的不同干预，青岛与济南企业家所追求的不同企业家精神，也成为业界探讨的另一个重点。
　　南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李维安教授在谈到“青岛现象”与“济南现象”时说，把青岛的企业家和济南的企业家聚在一起，从企业的角度专门谈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结果两边的企业家讨论结果非常一致，虽然原因很多，但是集中到一个很大的问题，“青岛现象”的出现，企业的高管人员追求的是企业家本人怎么样做好企业，所以好企业一般在职业经理人岗位上做12.5年；而济南的上市公司，很大的情况下追求的是官本位，因此有的公司，像小鸭集团几年换了4任董事长，小鸭频频走马换将，然后业绩是频频下挫。包括2002年6月原总经理白宗海以及两位副总经理周平、李德强辞职，ST小鸭上市不到4年，董事长换了4任，总经理换了5任，而且离任的高管多去担任“同等级别”的政府官职。“政治家从商，企业家从政”的保守意识可能导致了部分高管人员“在其位心不在焉”。
　　但令业界学习的“青岛现象”中企业家却在做大企业方面互相“攀比”。海信集团总裁周厚健谈过一个观点：他用班级来形容某一个城市，认为如果某一个班级的学习氛围好，学生们就都会努力地去争取好的成绩，这样整个班级的学习成绩就会上去了。青岛就是这样一个好班级。这种解释无疑是十分新鲜的，但这同时也印证了一个近乎笑话的传闻：说是以前每次青岛的各大企业的领导到市里开会的时候，张瑞敏等几个搞的好的企业领导人总是坐在最前面，享受着最高的待遇。久而久之，就对其他的企业领导者产生了很大的刺激。纷纷暗下决心：回去也一定要把自己的企业搞上去，以享受到张瑞敏那样的待遇。关于这一点，相信周厚健是感触最深的，原先海信的声望根本无法与海尔相比，但在周厚健上任之后，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举措奋起直追，如今海信的光芒已经直追海尔了。
　　在这种背景下，这种价值取向下，老总关心的不同。比如说，同样是在一起吃饭，青岛企业家在商言商，讨论企业的发展；而济南老总坐在一起，就谈起哪最近提升了，谁享受什么级别。那么，在企业兼并重组时，常常表现出如果以官本位为取向的话，听上级“招呼”，就兼并下来。但青岛说回去研究研究，回去也不干，因为将来是自己的。李维安说，“当官与管企业不是一回事，不要以为当好官就能做好企业。”
　　与李维安持同样观点的很多经济专家都曾说过，济南市的企业家大多想当官，而不是谋求企业的长期发展，干好了去做官，干不好也去做官，济南市的“官本位”现象特别严重，这里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行为中的利益与企业家行为中的利益的严重不对称。
　　有一位学者说，青岛的企业家梦想做大企业，济南的企业家梦想当个大官。该学者说，海信集团的周厚健出生在一个10口人的大家庭里，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他的祖辈曾是山东牟平远近闻名的大商户，拥有当时山东最大的商业企业。受此熏陶，周厚健在出任海信集团“掌门人”后，最大的希望是赶超所有的青岛大企业。张瑞敏以实干的精神将海尔集团打造成全球闻名的大集团时，10年前与海尔合作的利勃海尔方面评价张瑞敏时说：“如果我们能够预见若干年后将有一个强大的海尔，我们绝不与之合作，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掘墓人。”而济南的一些企业领导人怕官、想当官、讨好官，从而对政府的不合理干预不敢说“不”，有些甚至投政府所好、置企业经营与发展于不顾，有些不把企业当企业来做，而是当成走向仕途的过渡，有些不把自己当企业家，而是当成一个企业管理层的摆设。与青岛的企业家相比，济南真正能让企业界记住、能让中国老百知熟知的企业家少之又少。
　　有关专家称，政府应该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环境，不仅不要干预企业经营，而且不能把企业家当“官员”看待，不要以行政级别论地位，不要拿提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作为对企业家的奖品。不要“捧杀”、也不要“棒杀”企业家。这样，才能有助于企业家市场的形成和企业家精神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