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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工程承包业总产值达到1371.4亿美元，与2002年总产值111.9亿美元相比，12年增长了12倍。在这黄金10年，一大批优秀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多家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入围世界500强。
经历这一快速增长阶段后，中国工程企业走出去增速放缓，甚至到了瓶颈期。当前，国际工程承包市场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依靠传统的国际公开竞标、中国资金促进EPC承包等模式难以支撑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步伐。
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特别是我国政府逐渐开始主导国际性跨区域多边合作，政策倾向于支持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PPP模式作为在发达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将越来越普及。国内企业国际化尚处于起步阶段，应该居安思危，顺势而为，及时将思维模式从单一的工程承包向提供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综合服务商转变。
前景广阔
金融危机后，通过长时间的量化宽松刺激等措施，美国经济初现平稳复苏迹象，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日本和欧洲仍在努力复苏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受到外部需求减弱的影响，经济进入减速调整阶段。
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和稳定增长的新动力。欧盟呼吁各成员国放宽政策限制，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并制定260亿欧元的欧洲交通网络规划，希望以此拉动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在非洲、拉美和亚太地区，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和落后基础设施之间的矛盾激发大规模的基建需求。
随着走出去企业的不断增多，在国际工程项目上，中资企业内部拼杀日趋惨烈，很多项目甚至是中资企业之间的直接竞争。
有关机构预测，未来10年内，中东地区建筑业总规模将扩大80%，而非洲地区市场每年平均的基础设施投资额也将达930亿美元。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2010～2020年，亚洲各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合计将达8万亿美元规模，另需近3000亿美元用于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跨国跨区域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也不断推出。不久前召开的APEC会议和G20峰会，不约而同地把加强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重要议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国际基础设施中心正在酝酿筹建，以上因素都给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带来广阔的前景。
新趋势
首先，中国主导的区域性多边合作将成为常态。
当前，我国政府把对外经济合作作为外交战略重头戏，主动出击，连续在区域性外交合作上出牌，谋求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事务主导地位。近年以来，国家领导人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提出“一带一路”、中巴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461中非合作框架、中国促进与中东欧国家友好合作的12项举措、发布《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等一系列战略构想，开展周边国家互联互通规划，勾画出多个区域性经济合作的新蓝图。为配合上述外交战略的实施，政府还积极推动落实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为经济外交的实现提供金融支持。
第二，中国企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形势。
高端市场一直是欧美企业的天下，与之相比，中资企业在技术和规范标准的适应、文化的融入、管理的精细程度上都不具备优势。
而在中低端市场，一方面，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大力扶持本国企业的发展，往往为本国企业提供10%左右的优惠条件;另一方面，日韩承包商近年来也加大力度拓展国际市场，在融资条件和管理水平上往往比中国承包商更具优势;此外，印度、巴西、土耳其等承包商在局部市场也与我国企业形成激烈竞争。近年来，受经济下滑影响，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企业也增加了对发展中地区业务的投入，重回亚非等传统市场，使得竞争更加激烈。
随着国内经济水平的发展，尤其是独生子女一代逐渐成为劳动主力军，中资企业在人力资源成本方面的传统竞争优势已基本丧失，很多项目开始大规模聘用印、巴、孟加拉、泰国和尼泊尔的劳务，因此在劳务领域基本与竞争对手处在同一水平。
随着走出去企业的不断增多，在国际工程项目上，中资企业内部拼杀日趋惨烈，很多项目甚至就是中资企业之间的直接竞争，国内市场上的一些不良习惯也被带到国外，中资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现象时有发生。
此外，全球经济低迷与换届等政治因素，导致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开始对外资项目的要求和审核日趋严格，通过所谓“双反调查”、“民众集会”等方式为外资企业发展制造麻烦;部分发展中国家受发达国家挑唆，民族主义泛滥，进行过度的“反腐”、“环保”活动，给项目运作造成极大困扰。
第三，PPP等投资合作模式必将成为主流。
商务部的统计数据已经说明，传统单纯工程承包业务增速在放缓，国际工程业务已经进入以资本投入、工程建设与特许经营相结合的第三阶段。
本土化不是简单的雇佣部分当地员工就行，跨国企业应该深深植根当地，融入社区。
事实上，受金融危机、主权债务上限等多种因素影响，愿意主权借款开发基础设施的国家越来越少了，最近十年依赖主权借款大力发展本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模式已经达到一个瓶颈，工程开发正在快速向私人参与投资的方式转化，PPP模式不可避免成为主流。换句话说，国际工程不参与投资和运行，仅做工程总承包模式的项目越来越少了。 首先，外国企业、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许经营，相对政府主导的模式来说其运作效率高，利于本国政府减少负债的同时，更能确保项目的良性运行。PPP模式在发达国家已是非常成熟，在拉美部分国家也被广泛采用。
其次，中国政府倾向于引导有实力的中国企业从传统的国际工程承包向特许经营转变。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政府主导成立了丝路基金和亚投行，丝路基金的目的是作为参股投资主体，吸引社会资本参加，而亚投行则主要负责解决后期的项目融资，这种架构设计本身就是基于PPP模式开发项目的思路。
再次，金融机构更倾向于支持中国企业参股国外项目开发。相对于传统的模式，中国资金多做的“EPC+F”类项目，承包商项目彻底移交后就基本不参与运营。在一些落后国家尤其是少数非洲国家，由于运营维护人员素质跟不上，相当一部分项目难以正常发挥设计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企业、金融机构甚至中国政府的形象。因此，包括进出口银行等金融机构最近都提出，今后的中国资金更倾向于支持投资、建设和运维一体的项目。
跨越瓶颈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人才和资源。但要适应市场变化，突破跨国发展的阶段性瓶颈，仍须注意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发挥龙头企业优势，主动整合资源运作超大型项目。
在中国政府主导的多边、跨区域国际经贸合作逐渐铺开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尤其是行业龙头企业，应积极适应这一新常态，主动坐庄和操盘国际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要敢当掌握项目主动权的“Stakeholders”。
本着合作共赢，利益共享的原则，牵头方应立足整合全球资源（包括国内其他企业）为项目开发服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可与欧美伙伴协作，在中亚可与俄罗斯协作。只有掌握项目开发的主动权，以我为主，对项目有利，不应排除任何潜在的合作伙伴。这才是成熟的大国和优秀的跨国企业应有的胸襟。大多数中国企业在这方面还有较大差距。
其次，进行结构调整，由承包商向投资商、服务商和运营商转变。
由于历史原因，传统的中国企业大多根据行业、角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工，开发商、承包商、运行商各行其责。但是PPP模式的项目中，公司应掌控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各个职能。
作为项目整体运作的牵头单位，这就要求我们由传统的施工承包商向投资商、开发商、运营商转变，不仅要进行资本运作，还要向资产运营拓展;人才结构应由以技术管理型为主向以商业运作、资本运作和高端对接型为主转变;企业文化要实现由“工程承包商”到“项目开发运行商”的转变。
第三，加强合作，联合国内外企业机构共同进行国际投资。
在对外重大项目投资开发上，中国企业应树立互利共赢的观念，加强与中外企业及机构的合作。第一，应加强与本土企业的合作，成立合资企业共同运营，这可借鉴以前国外企业到中国投资设立“中外合资公司”的方式。第二，应加强中资企业间的合作，实现信息共享与优势互补，避免国内企业在国外投资过程中出现无序恶性竞争。第三，应加强与国际一流企业的合作，联合国际领先企业共同进行投资，既可学习国外优秀企业跨国投资管理的经验，又可分散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第四，联合投资银行及各种基金等金融机构合作，组建“资本运作+投资建设+运行维护”多方参与联合体，实现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实体企业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第五，中资企业还应重视与当地国际知名NGO的联系与合作，积极加入东道国相关行业协会组织，要善于变通，通过合作共赢取得更广泛的支持。
第四，加强本土化、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做到国际业务可持续发展。
本土化不是简单的雇佣部分当地员工就行，跨国企业应该深深植根当地，融入社区，从产品制造、人才培养和使用、经营管理、品牌培育、技术标准、资金等各个方面都用本土化的思维来经营，这才能让企业跨国经营做到可持续。
中国企业标准更看重“多快好省”的结果，往往忽视了“精准完美”的过程，缺少对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关怀。比如：在水电工程建设中，我们的HSE投入（健康、安全和环保管理体系）一般在2%左右，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一般在8%～12%。这是新常态，走出去企业要改变自身，适应所在国的相关标准规范，自觉保护环境、贡献社区、服务当地社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这样才能得到东道国政府和人民的认可，才能在当地长远发展下去。
第五，苦练内功，履约能力向国际一流工程公司看齐。
强大的履约能力是国际工程公司竞争力的直接体现。当前，国家主导的跨区域经济大开发在全球铺开，与此同时，对企业的大项目运作和管理能力、投融资能力、向政府和社区提供综合性服务的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企业应对标国际一流企业，及时调整国际发展战略，打造和培养适应国际化大项目运作的团队，应用先进的信息化管理手段，提高执行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基本功扎实的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姚强为中国电建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叶浩亮为中国电建海外事业部高工）
经历这一快速增长阶段后，中国工程企业走出去增速放缓，甚至到了瓶颈期。当前，国际工程承包市场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依靠传统的国际公开竞标、中国资金促进EPC承包等模式难以支撑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步伐。
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特别是我国政府逐渐开始主导国际性跨区域多边合作，政策倾向于支持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PPP模式作为在发达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将越来越普及。国内企业国际化尚处于起步阶段，应该居安思危，顺势而为，及时将思维模式从单一的工程承包向提供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综合服务商转变。
前景广阔
金融危机后，通过长时间的量化宽松刺激等措施，美国经济初现平稳复苏迹象，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日本和欧洲仍在努力复苏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受到外部需求减弱的影响，经济进入减速调整阶段。
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和稳定增长的新动力。欧盟呼吁各成员国放宽政策限制，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并制定260亿欧元的欧洲交通网络规划，希望以此拉动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在非洲、拉美和亚太地区，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和落后基础设施之间的矛盾激发大规模的基建需求。
有关机构预测，未来10年内，中东地区建筑业总规模将扩大80%，而非洲地区市场每年平均的基础设施投资额也将达930亿美元。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2010～2020年，亚洲各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合计将达8万亿美元规模，另需近3000亿美元用于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跨国跨区域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也不断推出。不久前召开的APEC会议和G20峰会，不约而同地把加强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重要议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国际基础设施中心正在酝酿筹建，以上因素都给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带来广阔的前景。
新趋势
首先，中国主导的区域性多边合作将成为常态。
当前，我国政府把对外经济合作作为外交战略重头戏，主动出击，连续在区域性外交合作上出牌，谋求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事务主导地位。近年以来，国家领导人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提出“一带一路”、中巴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461中非合作框架、中国促进与中东欧国家友好合作的12项举措、发布《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等一系列战略构想，开展周边国家互联互通规划，勾画出多个区域性经济合作的新蓝图。为配合上述外交战略的实施，政府还积极推动落实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为经济外交的实现提供金融支持。
第二，中国企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形势。
高端市场一直是欧美企业的天下，与之相比，中资企业在技术和规范标准的适应、文化的融入、管理的精细程度上都不具备优势。
而在中低端市场，一方面，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大力扶持本国企业的发展，往往为本国企业提供10%左右的优惠条件;另一方面，日韩承包商近年来也加大力度拓展国际市场，在融资条件和管理水平上往往比中国承包商更具优势;此外，印度、巴西、土耳其等承包商在局部市场也与我国企业形成激烈竞争。近年来，受经济下滑影响，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企业也增加了对发展中地区业务的投入，重回亚非等传统市场，使得竞争更加激烈。
随着国内经济水平的发展，尤其是独生子女一代逐渐成为劳动主力军，中资企业在人力资源成本方面的传统竞争优势已基本丧失，很多项目开始大规模聘用印、巴、孟加拉、泰国和尼泊尔的劳务，因此在劳务领域基本与竞争对手处在同一水平。
随着走出去企业的不断增多，在国际工程项目上，中资企业内部拼杀日趋惨烈，很多项目甚至就是中资企业之间的直接竞争，国内市场上的一些不良习惯也被带到国外，中资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现象时有发生。
此外，全球经济低迷与换届等政治因素，导致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开始对外资项目的要求和审核日趋严格，通过所谓“双反调查”、“民众集会”等方式为外资企业发展制造麻烦;部分发展中国家受发达国家挑唆，民族主义泛滥，进行过度的“反腐”、“环保”活动，给项目运作造成极大困扰。
第三，PPP等投资合作模式必将成为主流。
商务部的统计数据已经说明，传统单纯工程承包业务增速在放缓，国际工程业务已经进入以资本投入、工程建设与特许经营相结合的第三阶段。
事实上，受金融危机、主权债务上限等多种因素影响，愿意主权借款开发基础设施的国家越来越少了，最近十年依赖主权借款大力发展本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模式已经达到一个瓶颈，工程开发正在快速向私人参与投资的方式转化，PPP模式不可避免成为主流。换句话说，国际工程不参与投资和运行，仅做工程总承包模式的项目越来越少了。 首先，外国企业、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许经营，相对政府主导的模式来说其运作效率高，利于本国政府减少负债的同时，更能确保项目的良性运行。PPP模式在发达国家已是非常成熟，在拉美部分国家也被广泛采用。
其次，中国政府倾向于引导有实力的中国企业从传统的国际工程承包向特许经营转变。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政府主导成立了丝路基金和亚投行，丝路基金的目的是作为参股投资主体，吸引社会资本参加，而亚投行则主要负责解决后期的项目融资，这种架构设计本身就是基于PPP模式开发项目的思路。
再次，金融机构更倾向于支持中国企业参股国外项目开发。相对于传统的模式，中国资金多做的“EPC+F”类项目，承包商项目彻底移交后就基本不参与运营。在一些落后国家尤其是少数非洲国家，由于运营维护人员素质跟不上，相当一部分项目难以正常发挥设计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企业、金融机构甚至中国政府的形象。因此，包括进出口银行等金融机构最近都提出，今后的中国资金更倾向于支持投资、建设和运维一体的项目。
跨越瓶颈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人才和资源。但要适应市场变化，突破跨国发展的阶段性瓶颈，仍须注意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发挥龙头企业优势，主动整合资源运作超大型项目。
在中国政府主导的多边、跨区域国际经贸合作逐渐铺开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尤其是行业龙头企业，应积极适应这一新常态，主动坐庄和操盘国际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要敢当掌握项目主动权的“Stakeholders”。
本着合作共赢，利益共享的原则，牵头方应立足整合全球资源（包括国内其他企业）为项目开发服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可与欧美伙伴协作，在中亚可与俄罗斯协作。只有掌握项目开发的主动权，以我为主，对项目有利，不应排除任何潜在的合作伙伴。这才是成熟的大国和优秀的跨国企业应有的胸襟。大多数中国企业在这方面还有较大差距。
其次，进行结构调整，由承包商向投资商、服务商和运营商转变。
由于历史原因，传统的中国企业大多根据行业、角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工，开发商、承包商、运行商各行其责。但是PPP模式的项目中，公司应掌控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各个职能。
作为项目整体运作的牵头单位，这就要求我们由传统的施工承包商向投资商、开发商、运营商转变，不仅要进行资本运作，还要向资产运营拓展;人才结构应由以技术管理型为主向以商业运作、资本运作和高端对接型为主转变;企业文化要实现由“工程承包商”到“项目开发运行商”的转变。
第三，加强合作，联合国内外企业机构共同进行国际投资。
在对外重大项目投资开发上，中国企业应树立互利共赢的观念，加强与中外企业及机构的合作。第一，应加强与本土企业的合作，成立合资企业共同运营，这可借鉴以前国外企业到中国投资设立“中外合资公司”的方式。第二，应加强中资企业间的合作，实现信息共享与优势互补，避免国内企业在国外投资过程中出现无序恶性竞争。第三，应加强与国际一流企业的合作，联合国际领先企业共同进行投资，既可学习国外优秀企业跨国投资管理的经验，又可分散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第四，联合投资银行及各种基金等金融机构合作，组建“资本运作+投资建设+运行维护”多方参与联合体，实现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实体企业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第五，中资企业还应重视与当地国际知名NGO的联系与合作，积极加入东道国相关行业协会组织，要善于变通，通过合作共赢取得更广泛的支持。
第四，加强本土化、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做到国际业务可持续发展。
本土化不是简单的雇佣部分当地员工就行，跨国企业应该深深植根当地，融入社区，从产品制造、人才培养和使用、经营管理、品牌培育、技术标准、资金等各个方面都用本土化的思维来经营，这才能让企业跨国经营做到可持续。
中国企业标准更看重“多快好省”的结果，往往忽视了“精准完美”的过程，缺少对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关怀。比如：在水电工程建设中，我们的HSE投入（健康、安全和环保管理体系）一般在2%左右，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一般在8%～12%。这是新常态，走出去企业要改变自身，适应所在国的相关标准规范，自觉保护环境、贡献社区、服务当地社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这样才能得到东道国政府和人民的认可，才能在当地长远发展下去。
第五，苦练内功，履约能力向国际一流工程公司看齐。
强大的履约能力是国际工程公司竞争力的直接体现。当前，国家主导的跨区域经济大开发在全球铺开，与此同时，对企业的大项目运作和管理能力、投融资能力、向政府和社区提供综合性服务的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企业应对标国际一流企业，及时调整国际发展战略，打造和培养适应国际化大项目运作的团队，应用先进的信息化管理手段，提高执行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基本功扎实的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姚强为中国电建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叶浩亮为中国电建海外事业部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