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人物，凌叔华的个性和故事显然都不够重口味。至于文学上的成就，在文采斐然的民国，很容易就被几位领袖人物掩盖过去。本书最后说：“一位优秀的女性，她裹着自己，没有给世人以清晰面貌就成了远去的古人。”“她裹着自己”，结果是，在民国历史中，她经常是作为他人故事的配角出现，其中有两件至关重大的事件绕不过去。
　　首先是陈西滢和鲁迅的骂仗。这骂仗由误会引发猜忌，又参杂了意气用事。作为陈太太，凌叔华倒没有同仇敌忾。她与周氏兄弟渊源不浅。首先，她和周作人有过师生之谊，周作人从来不吝赞誉他所欣赏的学生，凌叔华就很羡慕他在燕大课堂上表扬冰心，于是给周作人写信，还寄上习作，周很快就把其中最长的一篇推荐给《晨报副刊》发表，是为凌叔华的处女作。这处女作又牵出诸多风波，有人捕风捉影，诋毁凌有过不名誉的离婚，周作人一反平时的温和，怒斥这种诽谤，凌叔华自然万分感谢他的这份恩情。鲁迅对凌叔华的才华也有肯定，在和陈交恶之后，还是将她的小说选入《新文学大系》。
　　实际上，在政治立场上，凌叔华和陈西滢本来就不是鲁迅们的死敌。“三一八”惨案后，凌叔华参加了烈士追悼会，后来还以此为题材写了小说《等》，这是她的创作“第一次逾越唯美轨道，加入了‘宣传’”。陈西滢也不是“语丝派”攻击的那样，“欲为卖国贼减轻罪恶”，与当局同流合污，相反，他鞭挞了血腥屠杀，只是姿态上不那么你死我活。
　　更引人注目的是徐志摩的感情事件。在各种版本里，凌叔华都只惊鸿一瞥，实际上她和当事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一开始，徐志摩父亲就想过，凌叔华最适合做徐家的媳妇，但彼时，徐志摩正与陆小曼热恋。徐志摩多情亦自恋，出游时还采两枝梅花，分别寄给陆凌二人，可见徐凌关系不一般。他们书信往来十分热烈，徐早就引凌为他灵魂的“通信员”，凌也欣然应允。凌叔华竟很快也得到陆小曼的信任，两人成了类似知音的关系。陆小曼全情信赖凌叔华，凌则回报以宽容和怜惜，即使在徐志摩死后，舆论对陆小曼一边倒地攻击谩骂，凌叔华也还是为她鸣不平，写信请胡适为她设法，劝她把聪慧和精力用于绘画，甚至介绍她拜在自己的老师陈半丁门下。最后这一桩功德，实际上挽救了陆小曼的后半生，让她免于困苦。
　　凌叔华和林徽因的关系就紧张得多。起因在于徐志摩将藏有康桥日记（牵涉到林徽因）的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这八宝箱四处流落，最后众人对部分内容的去向争论不休，也不可挽回地让凌林二人从此交恶。
　　即使面目不甚清晰，凌叔华给我的印象仍是：温馨大过阴冷，同情多过刻薄。凌叔华对待陆小曼这一段，很打动人，显示了她仿佛天生的诚恳和温暖。
　　实际上，凌叔华的成长背景复杂幽暗。她父亲凌福彭是清朝官员，与袁世凯关系非同一般。家中往来常有高士，张大千是她的国画老师，辜鸿铭住在她家对面，时常过来谈话，后来泰戈尔到中国访问，也看中凌府，把聚会定在此地。但凌叔华的母亲是妾室，又没有儿子，父亲对凌母女都没有给予特别的关爱。还有一件惊心动魄的死亡事件：凌叔华十多岁和兄姐去日本，在神户的布引瀑布，一位哥哥失足被卷走，另外3位兄姐为了搭救，相继被卷走死去。
　　但最后，凌叔华并没有长成张爱玲式的尖锐和乖戾，人性中灰色的那一面，在她身上也常以温和的方式展现。
　　书中常暗示凌叔华的心计和城府。譬如，她因时常要出外交游或办画展，不能陪伴女儿陈小滢，就准备了纪念册，请遇到的各路文人高士为她留言留画，后来竟积成三大册，里面收集了冯玉祥夫妇、朱光潜、萧乾、苏雪林等人的墨宝，显然是不菲的财富。“有心计”的说法显得苛刻，但她的确有些交际才能，日后她主办《武汉日报》的副刊“现代文艺”时，笼络了大批文人，有声有色，竟成京派文学的别一重镇。
　　陈小滢的说法更为中肯，她说父亲“讲是非，有时显得‘迂’”，母亲则“识时务”而“讲利害”。陈西滢最后死守巴黎的台湾驻联合国机构，凌叔华却总想着回到中国。后来她得偿夙愿，“文革”期间回到大陆，以颇高的待遇被接待游览敦煌，离开后写了一篇《敦煌礼赞》，“近似大陆盛行的颂歌”，中年以后的她，可见是更识世间利害了。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