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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将在未来面临一个艰巨的挑战：如何放低身段，向应用技术和职业教育转型。这是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近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透露的信息。
放低身段实属现实所迫。据统计，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将达到727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就业问题再现艰难。“两千多所高校，谁就业最差？是地方高校，没有行业背景的，办学目标不清晰的，还要办学术型的。”鲁昕曾不客气地指出。
为扭转困难局面，2013年6月28日，在教育部推动下，由35所地方本科院校发起的应用技术大学联盟在天津成立。
“新建本科院校都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的产物，不可能再走精英教育之路，必须立足地方经济发展。”应用技术大学联盟成员高校之一、重庆科技学院校长严欣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联盟的一个重要使命是为600多所地方新建本科高校转型进行先行探索，“也为国家政策的完善提供建设性意见”。
根据应用技术大学联盟和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研究中心在2013年11月发布的《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实践与政策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2012年全国共有普通本科高校1171所（含独立学院293所），其中“211工程高校”116所，非“211”高校有1055所，占90.1%，它们就是一般所说的由省市级政府管理的“地方高校”。
但就业情况则恰好相反。据教育部201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排名，2012年就业率排名第一的是985高校，第二位是高职院校，第三位是211大学，第四位是独立学院，第五位是科研院所，地方普通高校排名第六，垫底。
这些毕业生最难就业的院校中，多是1999年以来“升本”的地方高校，有640多所，占全国本科高等学校的55%左右。
据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去年底发布的《全国新建本科院校合格评估报告（2012年度）》：新建本科高校专业设置与建设方面的严重缺陷，最突出的问题是，一些地方“专升本”高校不顾自身基础与实力，一味追求向教学研究型或研究型大学目标靠拢，导致发展困难重重，前景不明。
这种盲目性突出表现在学科专业设置求大求全。比如甘肃河西学院，40个本科专业涉及文、理、教、农、工、管、艺、经、史、法等10大学科门类，专业跨度太大；而行业院校升本后则淡化学科专业特色，湖南科技学院甚至将“淡化专业意识”写入学校专业调整文件，导致学校专业调整盲目。
与此同时，高等职业教育却异军突起。截至2013年，全国具有招生资格的高职院校达1266所，2006年至2008年建设了100所国家示范性高职校，2010年又启动了100所国家骨干高职校建设工程，不少高职的办学水平与实力超过了部分地方本科高校。
鲁昕曾表示，目前高职和本科，是四六开，而占比60%的本科当中，有30%是失业的常数。在她看来，不少欧洲国家的大学结构更为合理，80%是应用技术型和技术技能型大学，只有20%是学术型。
“从社会需求上看，大学应该更多培养应用技术人才，而不是科学研究型人才，这部分在整个人才结构中不会占很大比例”，应用技术大学联盟秘书长闫舒静说，这已经被欧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所证实。
“很多学生也希望重庆科技学院能成为重庆大学那样的综合性大学，但他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竞争力在哪里？”重庆科技学院实验教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文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重庆科技学院是应用技术大学联盟的35所高校成员之一。2004年，由重庆工业高专和重庆石油高专合并升本而成。但是，重庆科技学院并没有一开始就盲目地选择了走高大全的综合性本科院校之路。
李文华是当年的教务处长。他记得，合并升本之后，学校去企业调研，不少企业说：你们的专科生很好，本科生我们还不想要呢。“学校着急了，开始考虑怎么样把本科办得还像专科那样受欢迎，怎么样能够再创造一个金字招牌？”
校长严欣平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这种危机感确实一直在学校内存在，“如果我们培养的本科生不能继续面向一线，完全抛弃专科时代的优势，用人单位肯定更愿意要中国石油大学的本科生，我们必须和他们分类区别。”
李文华认为，专科时代的毕业生之所以受欢迎，关键在于：学校定位准确，学生定位准确。合并以前，两所专科学校背靠石油和冶金两大行业，都有60多年的办学历史，也都曾是直属于石油工业部和冶金部的部属院校。划归地方后，经过几次全校大讨论，学校决策层认定，学校的发展依然不能脱离产业链，依然必须依托行业。
因此，重庆科技学院依然以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冶金与材料工程为核心学科。全校43个本科专业中，理工科专业28个，占65%；430名高级职称教师中，工科背景的296名，占68.8%。
学生的定位也很务实，李文华说，“他们知道自己和中国石油大学、西南石油大学毕业生不同，自己的阵地就在基层。”
这一定位的效果十分显著。2012年，该校第一志愿录取率和报到率超过97%，石油、冶金等强势专业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也始终保持在95%以上。
这两大行业和地方经济也存在内在的紧密联系。重庆是天然气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钢铁也是重庆的支柱产业。严欣平说，目前学校生源的一半来自重庆，40%以上毕业生在重庆就业。
即便重庆科技学院的转型极为成功，他们仍面临许多无法突破的困难。
“比如在教师职称评审上，学校自己做了很多努力，强调工程能力、‘三种经历’（指教师到企业实践经历、任辅导员经历、到国外高校进修经历）。”研究生处处长柏伟说，“但目前没有针对性的政策，很多实践能力很强的教师，就一直评不了教授”。
重庆科技学院的陈登明就是这样一位教师。他是航空航天功能材料与元件研究中心的科研带头人，他和团队所研制的磁性功能材料从“嫦娥一号”开始，就成为控制火箭飞行姿态系统的关键部件。但由于一直缺少重量级学术论文，陈登明的职称评定之路颇费周折。 “纯研究性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我们是侧重于工程上的应用研究”，陈登明说，德国等欧洲国家把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做了比较好的区分，中国则“从国家到学校层面，还缺乏一个将应用技术研究分类指导的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
多年曲折后，陈登明最终评上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但在薪酬职级上，按照重庆市相关规定，只能拿教授级别中最低的一级（教授职级分为四级）。
“十年教龄的实验教师，现在只能评高级实验师，是副高职称，高工，也只能相当于四级教授。”李文华坦言，当前政策环节的缺失是，怎样让这些有工程背景、也是学校发展最需要的双师型人才得到认可。
除了教师评价体系，《报告》还指出，在现行评估体系引导下，学校的培养方案过于强调理论体系的系统和完整；不同类别、不同层次高校的课程体系差别很小；教材多是统一“规划教材”；培养目标和规格的描述大同小异，缺少个性。
对于当前地方本科高校陷入困境的原因，应用技术大学联盟理事长、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孟庆国曾归结为几个主要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是，以学术标准为主的学校评估制度和应用技术类型高校以技术积累创新和服务产业实际贡献为价值基准的矛盾；以学科体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专业结构与按照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职业和岗位需求设置专业的矛盾。
“国家对大学的评价体系只有一个评估体系，社会对大学的评价，也都认为应该是过去那个样子。”应用技术大学联盟秘书长闫舒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单一的评价体制，缺少了衡量学校为企业解决了哪些技术问题，进行了哪些技术创新，“导致大学形象趋同化，个性出不来”。
在闫舒静看来，很多大学校长都有其办学理想，但现实的一方面是客观限制太多，另一方面是赋予的责任太少，“在市场环境下，把学校扔到市场去，就会有压力。但中国高校没有这个危机，经费是国家拨的，招多少学生也是国家定的。”
不过，何为应用技术人才？应用技术大学与高职院校又有何区别？从社会到教育界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闫舒静的理解是，“以工科为例，应用技术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是工程师，在生产一线解决问题、组织生产，这既不同于高职院校培养的高水平技术工人，也不同于985院校和211院校培养的研发型工程师。”
从社会需求上看，大学应该更多培养应用技术人才，而不是科学研究型人才，这部分在整个人才结构中不会占很大比例，这个论点已经被欧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所证实。
几名大学生在毕业后，回到技校再学习技术，希望通过掌握专业技术拓宽就业道路。
重庆科技学院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院教授贾碧则以毕业课题来做解释，“985院校和211院校学生，主要是跟着导师做研究，在某一个领域的一个点上，钻得很深”，重庆科技学院则是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来做个性化设计，“就像点菜，你点什么菜，我给你做什么菜”。
要真正做实应用性人才的培养，培养成本并不低于学术型大学。
“我们很多实践教学平台，每年维护成本很高”，李文华说，这种经费保障不能只依靠学校和院系领导的重视，国家拨款机制要发生变化。
重庆科技学院的研究生课程中，有三分之一实行“双导师”制，一位校内导师，一位来自企业的导师。柏伟说，至少在重庆，是唯一一个实现每位研究生都有“双导师”的高校，“我们对校外导师是兑现待遇的，每个导师带一个研究生，每月500元钱，每人每年6000元的投入，这个投入很高”。但目前并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和拨款机制。
应用技术大学的另一项高投入是实践教学。重庆科技学院刚刚成立了“实验教学研究院”，进一步推进实践教学环节的完善，“教育部基本要求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为5000元，我们已经达到1万多元，学校教学科研设备总值达到2.6亿”。
重庆科技学院校内最显著的景观是以一个高高竖起的井架为标志的实践教学基地。这是由中石油集团投资760万元现金和上千万元设备，与学校共建的实践教学基地，完全按照企业生产环境，一比一等比例建设了石油天然气钻、采、集、输的现场设备，为国内本科高校唯一。
“这个基地不仅真实‘再现’了现场生产过程，还通过用水替代原油的方式，再现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或故障，比如可以模拟石油钻井中的‘井喷’”，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院长戚志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显而易见，并非所有转型的地方院校都能获得这样的财力支持。《报告》认为：地方本科院校普遍基础差、底子薄，经费来源渠道单一，国家财政支持少，地方政府受财力限制，支持地方本科院校的资金总量不足、力度不大，学校自身吸纳社会资金的能力弱，直接影响着学校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2012年，新建本科院校科研经费来自企业事业的经费仅占其科研经费总额的29.87%，校均获得企事业经费的总额不到300万元。
另一个需要提升的是校外实习环节。很多石油企业和钢铁企业，出于安全等因素考虑，不愿意接受学生实习。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院自建了一套模拟仿真教学实验中心，在校内让学生了解烧结、炼铁、炼钢、连铸、轧钢等冶金工艺过程。
“推动企业参与学校教学和培养，目前更多是依靠教师个人的感情和人脉，而且主要是高校‘剃头挑子一头热’。”柏伟坦言，这也不能责怪企业，企业需要从实际的生产效益角度考虑问题，“高校也应该思考企业最需要什么，高校能为企业提供什么”。
对此，《报告》认为，地方政府缺乏校企合作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国家制度与鼓励政策，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高校和行业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缺失，企业参与高等学校办学的积极性缺乏多方面基础，产学研合作教育没有广泛切实实施，直接影响着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
“要解决这个问题，既需要明确企业的责任，也需要国家出台政策，给企业‘松绑’。”严欣平认为，应该首先建立相关保险制度和企业减税制度。
与此同时，给大学“松绑”，赋予高校更多办学自主权才更切中要害，比如专业设置和调整和招生形式的探索。“比如，我们和几个石油企业联合招生，联合制定培养计划，这样的学生一定受企业欢迎。”
“国家的政策一旦确定之后，就应该给学校松绑。”严欣平说，应用技术大学也不应千校一面，一种模式，应该让学校结合自己的历史、特点和地方经济，走符合自己特色的路，“千万不要给很多死框框，要释放这些学校的活力，这才是关键”。
放低身段实属现实所迫。据统计，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将达到727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就业问题再现艰难。“两千多所高校，谁就业最差？是地方高校，没有行业背景的，办学目标不清晰的，还要办学术型的。”鲁昕曾不客气地指出。
为扭转困难局面，2013年6月28日，在教育部推动下，由35所地方本科院校发起的应用技术大学联盟在天津成立。
“新建本科院校都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的产物，不可能再走精英教育之路，必须立足地方经济发展。”应用技术大学联盟成员高校之一、重庆科技学院校长严欣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联盟的一个重要使命是为600多所地方新建本科高校转型进行先行探索，“也为国家政策的完善提供建设性意见”。
倒挂的高校就业数据
根据应用技术大学联盟和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研究中心在2013年11月发布的《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实践与政策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2012年全国共有普通本科高校1171所（含独立学院293所），其中“211工程高校”116所，非“211”高校有1055所，占90.1%，它们就是一般所说的由省市级政府管理的“地方高校”。
但就业情况则恰好相反。据教育部201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排名，2012年就业率排名第一的是985高校，第二位是高职院校，第三位是211大学，第四位是独立学院，第五位是科研院所，地方普通高校排名第六，垫底。
这些毕业生最难就业的院校中，多是1999年以来“升本”的地方高校，有640多所，占全国本科高等学校的55%左右。
据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去年底发布的《全国新建本科院校合格评估报告（2012年度）》：新建本科高校专业设置与建设方面的严重缺陷，最突出的问题是，一些地方“专升本”高校不顾自身基础与实力，一味追求向教学研究型或研究型大学目标靠拢，导致发展困难重重，前景不明。
这种盲目性突出表现在学科专业设置求大求全。比如甘肃河西学院，40个本科专业涉及文、理、教、农、工、管、艺、经、史、法等10大学科门类，专业跨度太大；而行业院校升本后则淡化学科专业特色，湖南科技学院甚至将“淡化专业意识”写入学校专业调整文件，导致学校专业调整盲目。
与此同时，高等职业教育却异军突起。截至2013年，全国具有招生资格的高职院校达1266所，2006年至2008年建设了100所国家示范性高职校，2010年又启动了100所国家骨干高职校建设工程，不少高职的办学水平与实力超过了部分地方本科高校。
鲁昕曾表示，目前高职和本科，是四六开，而占比60%的本科当中，有30%是失业的常数。在她看来，不少欧洲国家的大学结构更为合理，80%是应用技术型和技术技能型大学，只有20%是学术型。
“从社会需求上看，大学应该更多培养应用技术人才，而不是科学研究型人才，这部分在整个人才结构中不会占很大比例”，应用技术大学联盟秘书长闫舒静说，这已经被欧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所证实。
“我们的竞争力在哪里”
“很多学生也希望重庆科技学院能成为重庆大学那样的综合性大学，但他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竞争力在哪里？”重庆科技学院实验教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文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重庆科技学院是应用技术大学联盟的35所高校成员之一。2004年，由重庆工业高专和重庆石油高专合并升本而成。但是，重庆科技学院并没有一开始就盲目地选择了走高大全的综合性本科院校之路。
李文华是当年的教务处长。他记得，合并升本之后，学校去企业调研，不少企业说：你们的专科生很好，本科生我们还不想要呢。“学校着急了，开始考虑怎么样把本科办得还像专科那样受欢迎，怎么样能够再创造一个金字招牌？”
校长严欣平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这种危机感确实一直在学校内存在，“如果我们培养的本科生不能继续面向一线，完全抛弃专科时代的优势，用人单位肯定更愿意要中国石油大学的本科生，我们必须和他们分类区别。”
李文华认为，专科时代的毕业生之所以受欢迎，关键在于：学校定位准确，学生定位准确。合并以前，两所专科学校背靠石油和冶金两大行业，都有60多年的办学历史，也都曾是直属于石油工业部和冶金部的部属院校。划归地方后，经过几次全校大讨论，学校决策层认定，学校的发展依然不能脱离产业链，依然必须依托行业。
因此，重庆科技学院依然以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冶金与材料工程为核心学科。全校43个本科专业中，理工科专业28个，占65%；430名高级职称教师中，工科背景的296名，占68.8%。
学生的定位也很务实，李文华说，“他们知道自己和中国石油大学、西南石油大学毕业生不同，自己的阵地就在基层。”
这一定位的效果十分显著。2012年，该校第一志愿录取率和报到率超过97%，石油、冶金等强势专业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也始终保持在95%以上。
这两大行业和地方经济也存在内在的紧密联系。重庆是天然气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钢铁也是重庆的支柱产业。严欣平说，目前学校生源的一半来自重庆，40%以上毕业生在重庆就业。
单一的评价导致趋同的大学
即便重庆科技学院的转型极为成功，他们仍面临许多无法突破的困难。
“比如在教师职称评审上，学校自己做了很多努力，强调工程能力、‘三种经历’（指教师到企业实践经历、任辅导员经历、到国外高校进修经历）。”研究生处处长柏伟说，“但目前没有针对性的政策，很多实践能力很强的教师，就一直评不了教授”。
重庆科技学院的陈登明就是这样一位教师。他是航空航天功能材料与元件研究中心的科研带头人，他和团队所研制的磁性功能材料从“嫦娥一号”开始，就成为控制火箭飞行姿态系统的关键部件。但由于一直缺少重量级学术论文，陈登明的职称评定之路颇费周折。 “纯研究性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我们是侧重于工程上的应用研究”，陈登明说，德国等欧洲国家把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做了比较好的区分，中国则“从国家到学校层面，还缺乏一个将应用技术研究分类指导的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
多年曲折后，陈登明最终评上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但在薪酬职级上，按照重庆市相关规定，只能拿教授级别中最低的一级（教授职级分为四级）。
“十年教龄的实验教师，现在只能评高级实验师，是副高职称，高工，也只能相当于四级教授。”李文华坦言，当前政策环节的缺失是，怎样让这些有工程背景、也是学校发展最需要的双师型人才得到认可。
除了教师评价体系，《报告》还指出，在现行评估体系引导下，学校的培养方案过于强调理论体系的系统和完整；不同类别、不同层次高校的课程体系差别很小；教材多是统一“规划教材”；培养目标和规格的描述大同小异，缺少个性。
对于当前地方本科高校陷入困境的原因，应用技术大学联盟理事长、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孟庆国曾归结为几个主要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是，以学术标准为主的学校评估制度和应用技术类型高校以技术积累创新和服务产业实际贡献为价值基准的矛盾；以学科体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专业结构与按照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职业和岗位需求设置专业的矛盾。
“国家对大学的评价体系只有一个评估体系，社会对大学的评价，也都认为应该是过去那个样子。”应用技术大学联盟秘书长闫舒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单一的评价体制，缺少了衡量学校为企业解决了哪些技术问题，进行了哪些技术创新，“导致大学形象趋同化，个性出不来”。
在闫舒静看来，很多大学校长都有其办学理想，但现实的一方面是客观限制太多，另一方面是赋予的责任太少，“在市场环境下，把学校扔到市场去，就会有压力。但中国高校没有这个危机，经费是国家拨的，招多少学生也是国家定的。”
实践教学的人财物“掣肘”
不过，何为应用技术人才？应用技术大学与高职院校又有何区别？从社会到教育界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闫舒静的理解是，“以工科为例，应用技术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是工程师，在生产一线解决问题、组织生产，这既不同于高职院校培养的高水平技术工人，也不同于985院校和211院校培养的研发型工程师。”
重庆科技学院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院教授贾碧则以毕业课题来做解释，“985院校和211院校学生，主要是跟着导师做研究，在某一个领域的一个点上，钻得很深”，重庆科技学院则是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来做个性化设计，“就像点菜，你点什么菜，我给你做什么菜”。
要真正做实应用性人才的培养，培养成本并不低于学术型大学。
“我们很多实践教学平台，每年维护成本很高”，李文华说，这种经费保障不能只依靠学校和院系领导的重视，国家拨款机制要发生变化。
重庆科技学院的研究生课程中，有三分之一实行“双导师”制，一位校内导师，一位来自企业的导师。柏伟说，至少在重庆，是唯一一个实现每位研究生都有“双导师”的高校，“我们对校外导师是兑现待遇的，每个导师带一个研究生，每月500元钱，每人每年6000元的投入，这个投入很高”。但目前并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和拨款机制。
应用技术大学的另一项高投入是实践教学。重庆科技学院刚刚成立了“实验教学研究院”，进一步推进实践教学环节的完善，“教育部基本要求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为5000元，我们已经达到1万多元，学校教学科研设备总值达到2.6亿”。
重庆科技学院校内最显著的景观是以一个高高竖起的井架为标志的实践教学基地。这是由中石油集团投资760万元现金和上千万元设备，与学校共建的实践教学基地，完全按照企业生产环境，一比一等比例建设了石油天然气钻、采、集、输的现场设备，为国内本科高校唯一。
“这个基地不仅真实‘再现’了现场生产过程，还通过用水替代原油的方式，再现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或故障，比如可以模拟石油钻井中的‘井喷’”，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院长戚志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显而易见，并非所有转型的地方院校都能获得这样的财力支持。《报告》认为：地方本科院校普遍基础差、底子薄，经费来源渠道单一，国家财政支持少，地方政府受财力限制，支持地方本科院校的资金总量不足、力度不大，学校自身吸纳社会资金的能力弱，直接影响着学校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2012年，新建本科院校科研经费来自企业事业的经费仅占其科研经费总额的29.87%，校均获得企事业经费的总额不到300万元。
另一个需要提升的是校外实习环节。很多石油企业和钢铁企业，出于安全等因素考虑，不愿意接受学生实习。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院自建了一套模拟仿真教学实验中心，在校内让学生了解烧结、炼铁、炼钢、连铸、轧钢等冶金工艺过程。
“推动企业参与学校教学和培养，目前更多是依靠教师个人的感情和人脉，而且主要是高校‘剃头挑子一头热’。”柏伟坦言，这也不能责怪企业，企业需要从实际的生产效益角度考虑问题，“高校也应该思考企业最需要什么，高校能为企业提供什么”。
对此，《报告》认为，地方政府缺乏校企合作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国家制度与鼓励政策，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高校和行业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缺失，企业参与高等学校办学的积极性缺乏多方面基础，产学研合作教育没有广泛切实实施，直接影响着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
“要解决这个问题，既需要明确企业的责任，也需要国家出台政策，给企业‘松绑’。”严欣平认为，应该首先建立相关保险制度和企业减税制度。
与此同时，给大学“松绑”，赋予高校更多办学自主权才更切中要害，比如专业设置和调整和招生形式的探索。“比如，我们和几个石油企业联合招生，联合制定培养计划，这样的学生一定受企业欢迎。”
“国家的政策一旦确定之后，就应该给学校松绑。”严欣平说，应用技术大学也不应千校一面，一种模式，应该让学校结合自己的历史、特点和地方经济，走符合自己特色的路，“千万不要给很多死框框，要释放这些学校的活力，这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