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朱耷(1626—1705),本名由桵,字雪个,号八大山人、个山、人屋、道朗等,江西南昌人。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明亡后削发为僧,后改信道教,住南昌青云谱道院。
朱耷自幼聪颖,祖辈、父辈都是有名的书画家。他8岁能诗,11岁能画山水画,还能悬腕写行书。由于从小读的是圣贤书,受儒家教育较深,儿时的朱耷就萌生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一心想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但是,明朝的《国典》却明确规定,宗室子孙一律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为了能够参加科举考试,朱耷自动放弃了爵位,以布衣身份进行应试,15岁那年就考取了秀才。正当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地参加下一轮考试,矢志为朝廷效力时,明王朝却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给推翻了。不久他的父亲病逝,妻子、儿子又相继离世……噩耗一个接着一个,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给他带来了深重的创伤。而更为严重的是,他这个没落的皇族后裔随时都有被通缉捕杀的危险。为了躲避灾祸,年轻的朱耷不得不隐姓埋名,远走他乡,逃到江西奉新县山中的一座寺庙里藏了起来。
清顺治五年,朱耷在庙里削发为僧,做了一名和尚。后来他又来到南昌,在南昌城郊创建了青云谱道院,并于此隐居,专心从事书画创作,过着亦僧亦道的清教徒般的生活。他的这种举措,主要不是在于宗教信仰,而是借以隐蔽和保护自己。由此可见,他当时的处境是多么尴尬、艰难与危险了。因此,他的心情是冰冷的、阴郁的、寂寞的与痛苦的。
朱耷的明王室后裔的特殊身份,不愿为清王朝效力的倔强个性,以及长期压抑郁郁寡欢的心情,使得他的画作被赋予了更多的寓意和更深的思想内涵。他有一首题画诗曰:“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摩。”从中不难看出他绘画艺术的特色和所寄寓的情感。所以,他的画受他的身世、性格、情感影响很大,或者说,是与他的身世、性格、情感紧密相连的。
朱耷的绘画作品分花鸟、山水两部分,而以花鸟为主,且最为突出。
其花鸟画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少”,也即他所说的“廉”。这“少”指两方面,一是描绘的对象少;二是塑造对象时用笔少。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他所作的《涉事》之画,只画了朵花瓣,总共不过八笔,便成一幅画。在朱耷眼里,一只鸟,一条鱼,一朵花,一株树,一棵草,一个果,都是一幅完整的画,无需其他点缀、陪衬。甚至有时一笔不画,只盖一方印章,也是一个完整的画面。“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真乃“惜墨如金”矣。
当然,“少”不是朱耷绘画风格的全部,少而不单薄,少而不贫瘠,少而有味,少而有趣,才是朱耷绘画的精华。透过少而表现多,而给读者以无穷的想象,而给观众以无限的回味,才是朱耷的追求和真实意图。那么,这种少,朱耷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首先,用笔上,他由方硬变圆润,以书入画,给人以浑厚丰富之感;用墨上,饱蘸浓墨,大胆地在生宣纸上挥洒。生宣纸吸水性能强,容易使墨汁扩散(洇),不易把控,本来是缺点,但经朱耷那么一调和,妙手回春,缺点竟变成了优点,为水墨写意画开辟了一个新的广阔的领域。
朱耷的花鸟画造型,是形与意、与趣、与巧紧密结合的产物。他特别讲究物象在二维空间中摆放的位置,即“计白当黑”“知白守黑”,喜欢留白,善于留白,把“留白”用到了极致。与此同时,充分调动题跋、署款、印章在整体布局中的均衡作用,使整幅作品在协调中统一,在统一中协调。在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他所作的《一只雏鸡图》作品中,小鸡置于画面中右偏下,这一位置的重心将画面分割成四大块空间,而每块空间的大小都不一样。由于小鸡头部方向朝左,故题诗在右第二大块空间中,使空荡的背景顿时活跃起来,视觉上起到了平衡而丰富的作用。
朱耷花鸟画第二个显著的特点是夸张、变态、畸形。比如画的鱼一般不在水中游,而在岸上跑、空中飞,仿佛都长了翅膀;而画的鸟又不在空中飞,多在地面或树枝上歇着,是安静的,蜷缩的。不仅如此,他画的鱼、鸟的眼睛,也不是我们寻常生活中所看到的鱼、鸟的眼睛,寻常生活中的鱼、鸟的眼睛都是圆圆的,眼珠子在中间也不会转动,而他所画的鱼、鸟的眼睛大多是椭圆形或方形,眼珠子不仅能转动,而且还会翻白眼、瞪人。这些形象塑造,无疑是画家自身形情的写照,以及内心的晦涩、苦楚与隐痛,即“遗世独立,无可奈何”。透过这些夸张、变态、畸形的绘画作品,我们仿佛触到了一个高贵的灵魂,看到了一颗无比坚硬的心在哀怨、呻吟。
在朱耷笔下,鱼,可以上天入地,在空中飞;鸟,可以单足行走,或势不两立;树,可以裸露躯干,枝叶全无;荷,可以离根漂浮,自生自灭……在朱耷眼中,枯枝、剩叶、衰荷、残草,万物被赋予了人性,都有着生命的痛感、孤傲、冷寂与顽强。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朱耷画了一幅《古梅图》,梅的主干已空心,虬根外露,光秃的杈椰,点缀着几朵小花,如饱经风霜、劫后余生……
朱耷的山水画同样夸张、怪异,他画的山一般都是光秃秃的,石也不像平常画家画的那个样子,或方或圆,有棱有角,棱角分明。而是上大下小,头重脚轻,浑浑圆圆。他画的树,老干枯枝,一般只有几个杈椰、几片叶子,在大千世界中是找不到的。山、石、树、草,以及茅亭、房舍等,他都是逸笔草草、不求工细,看似漫不经心,随手涂抹,实则干湿浓淡、疏密虚实、远近高低,笔笔无出法度之外。一笔一画是朱耷有力的抗争,一点一线是八大无声的悲歌。不管是枯枝还是剩叶,不论是衰荷还是残草,都是他生命倔强与傲岸的象征。这,或许就是他的特色与高明之处,是他集繪画之大成的根本之所在。
朱耷晚年住在南昌城内的北竺寺、普贤寺等地,时常外出云游,题诗作画,这一时期画作颇多,是他创作的旺盛期。后来他又在南昌城郊潮王州上盖起了一所草房,名为“寤歌草”。在这所“寤歌草”中,他度过了孤寂、贫困、潦倒不堪的末岁,结束了自己沉郁、黯然、幽怨、悲伤的一生。
朱耷以大写意的笔墨,将自己的满腔悲愤发泄于作品之中,让自己的灵魂在作品里安驻、解脱与永生。他的最大贡献即在于使延续了数百年的文人画更加拟人化,形象、立体、鲜活,赋予了更多的生命色彩。因此,他是开创性的,具有伟大的里程碑意义的。
朱耷自幼聪颖,祖辈、父辈都是有名的书画家。他8岁能诗,11岁能画山水画,还能悬腕写行书。由于从小读的是圣贤书,受儒家教育较深,儿时的朱耷就萌生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一心想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但是,明朝的《国典》却明确规定,宗室子孙一律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为了能够参加科举考试,朱耷自动放弃了爵位,以布衣身份进行应试,15岁那年就考取了秀才。正当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地参加下一轮考试,矢志为朝廷效力时,明王朝却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给推翻了。不久他的父亲病逝,妻子、儿子又相继离世……噩耗一个接着一个,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给他带来了深重的创伤。而更为严重的是,他这个没落的皇族后裔随时都有被通缉捕杀的危险。为了躲避灾祸,年轻的朱耷不得不隐姓埋名,远走他乡,逃到江西奉新县山中的一座寺庙里藏了起来。
清顺治五年,朱耷在庙里削发为僧,做了一名和尚。后来他又来到南昌,在南昌城郊创建了青云谱道院,并于此隐居,专心从事书画创作,过着亦僧亦道的清教徒般的生活。他的这种举措,主要不是在于宗教信仰,而是借以隐蔽和保护自己。由此可见,他当时的处境是多么尴尬、艰难与危险了。因此,他的心情是冰冷的、阴郁的、寂寞的与痛苦的。
朱耷的明王室后裔的特殊身份,不愿为清王朝效力的倔强个性,以及长期压抑郁郁寡欢的心情,使得他的画作被赋予了更多的寓意和更深的思想内涵。他有一首题画诗曰:“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摩。”从中不难看出他绘画艺术的特色和所寄寓的情感。所以,他的画受他的身世、性格、情感影响很大,或者说,是与他的身世、性格、情感紧密相连的。
朱耷的绘画作品分花鸟、山水两部分,而以花鸟为主,且最为突出。
其花鸟画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少”,也即他所说的“廉”。这“少”指两方面,一是描绘的对象少;二是塑造对象时用笔少。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他所作的《涉事》之画,只画了朵花瓣,总共不过八笔,便成一幅画。在朱耷眼里,一只鸟,一条鱼,一朵花,一株树,一棵草,一个果,都是一幅完整的画,无需其他点缀、陪衬。甚至有时一笔不画,只盖一方印章,也是一个完整的画面。“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真乃“惜墨如金”矣。
当然,“少”不是朱耷绘画风格的全部,少而不单薄,少而不贫瘠,少而有味,少而有趣,才是朱耷绘画的精华。透过少而表现多,而给读者以无穷的想象,而给观众以无限的回味,才是朱耷的追求和真实意图。那么,这种少,朱耷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首先,用笔上,他由方硬变圆润,以书入画,给人以浑厚丰富之感;用墨上,饱蘸浓墨,大胆地在生宣纸上挥洒。生宣纸吸水性能强,容易使墨汁扩散(洇),不易把控,本来是缺点,但经朱耷那么一调和,妙手回春,缺点竟变成了优点,为水墨写意画开辟了一个新的广阔的领域。
朱耷的花鸟画造型,是形与意、与趣、与巧紧密结合的产物。他特别讲究物象在二维空间中摆放的位置,即“计白当黑”“知白守黑”,喜欢留白,善于留白,把“留白”用到了极致。与此同时,充分调动题跋、署款、印章在整体布局中的均衡作用,使整幅作品在协调中统一,在统一中协调。在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他所作的《一只雏鸡图》作品中,小鸡置于画面中右偏下,这一位置的重心将画面分割成四大块空间,而每块空间的大小都不一样。由于小鸡头部方向朝左,故题诗在右第二大块空间中,使空荡的背景顿时活跃起来,视觉上起到了平衡而丰富的作用。
朱耷花鸟画第二个显著的特点是夸张、变态、畸形。比如画的鱼一般不在水中游,而在岸上跑、空中飞,仿佛都长了翅膀;而画的鸟又不在空中飞,多在地面或树枝上歇着,是安静的,蜷缩的。不仅如此,他画的鱼、鸟的眼睛,也不是我们寻常生活中所看到的鱼、鸟的眼睛,寻常生活中的鱼、鸟的眼睛都是圆圆的,眼珠子在中间也不会转动,而他所画的鱼、鸟的眼睛大多是椭圆形或方形,眼珠子不仅能转动,而且还会翻白眼、瞪人。这些形象塑造,无疑是画家自身形情的写照,以及内心的晦涩、苦楚与隐痛,即“遗世独立,无可奈何”。透过这些夸张、变态、畸形的绘画作品,我们仿佛触到了一个高贵的灵魂,看到了一颗无比坚硬的心在哀怨、呻吟。
在朱耷笔下,鱼,可以上天入地,在空中飞;鸟,可以单足行走,或势不两立;树,可以裸露躯干,枝叶全无;荷,可以离根漂浮,自生自灭……在朱耷眼中,枯枝、剩叶、衰荷、残草,万物被赋予了人性,都有着生命的痛感、孤傲、冷寂与顽强。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朱耷画了一幅《古梅图》,梅的主干已空心,虬根外露,光秃的杈椰,点缀着几朵小花,如饱经风霜、劫后余生……
朱耷的山水画同样夸张、怪异,他画的山一般都是光秃秃的,石也不像平常画家画的那个样子,或方或圆,有棱有角,棱角分明。而是上大下小,头重脚轻,浑浑圆圆。他画的树,老干枯枝,一般只有几个杈椰、几片叶子,在大千世界中是找不到的。山、石、树、草,以及茅亭、房舍等,他都是逸笔草草、不求工细,看似漫不经心,随手涂抹,实则干湿浓淡、疏密虚实、远近高低,笔笔无出法度之外。一笔一画是朱耷有力的抗争,一点一线是八大无声的悲歌。不管是枯枝还是剩叶,不论是衰荷还是残草,都是他生命倔强与傲岸的象征。这,或许就是他的特色与高明之处,是他集繪画之大成的根本之所在。
朱耷晚年住在南昌城内的北竺寺、普贤寺等地,时常外出云游,题诗作画,这一时期画作颇多,是他创作的旺盛期。后来他又在南昌城郊潮王州上盖起了一所草房,名为“寤歌草”。在这所“寤歌草”中,他度过了孤寂、贫困、潦倒不堪的末岁,结束了自己沉郁、黯然、幽怨、悲伤的一生。
朱耷以大写意的笔墨,将自己的满腔悲愤发泄于作品之中,让自己的灵魂在作品里安驻、解脱与永生。他的最大贡献即在于使延续了数百年的文人画更加拟人化,形象、立体、鲜活,赋予了更多的生命色彩。因此,他是开创性的,具有伟大的里程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