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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我在整理老家的物品时，在箱底的一个裹了几层的纸包里，发现了母亲留下的一张选民证。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当看到这件物品，使我又一次想起了我第一次见到此物时，母亲讲给我听的“选民证的故事”。
这并不是母亲的第一张选民证。据母亲讲，1941年春，刚满18岁的母亲，领到了第一张选民证。我的故乡是一个20来户人家的小山村，属于山西武乡县二区关家垴编村管辖。那年春天，抗日政府宣传发动搞民选活动，要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推选出村政委员会和村长，还要选举出席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参议员。
村干部能通过选举产生？当时，村里人可真不敢相信。当然，在八路军来到武乡以后，各地相继组织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抗日组织，后来成立了抗日政府，大部分干部还是穷苦人中的佼佼者，是为农民办事的，是抗日的好干部，但也有一些坏人当了干部。母亲曾突然间问我：“你知道金旺吧？”
母亲所指的“金旺”，是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一个人物。小说中写的“金旺”的背景是这样的，金旺的爹原是刘家一只虎，当过几十年老社首，捆人打人是他的拿手好戏。金旺长到十七八岁，就成了他爹的好帮手；金旺的本家兄弟兴旺，也学会了帮虎谋食，金旺他爹想要捆谁，都是金旺和兴旺代办。抗战初年，汉奸敌探溃兵土匪到处横行，金旺兄弟两个给一支溃兵做了内线，引路绑票，又讲价赎人，两头装好人。八路军来了，打垮了溃兵土匪，他们回到刘家，又混进了民主政权。这样的人当干部，村里人真是又恨又怕。
抗日区政府派人到村里来进行认真的组织和宣传，挨家挨户地动员。可是，许多村民对这个选举都表现得冷淡，怎么可能想选谁就选谁呢？后来，还是有些胆大的人说出了心里话：“说是民选哩，可有些厉害人咱惹不起，选的时候谁敢不选人家？”这话中的“厉害人”，就是指像“金旺”一类的人。
区政府的人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经过研究，又一次广泛宣传，说村民想选谁就选谁，不会让候选人知道你选了谁。可还是有人提出了问题：“大家都不会写字，虽然候选人不知道咱选谁了，可咱得用村里的先生来帮助写选票呀，要是先生告诉咱没选的那位候选人，保不准要被报复的。”区政府的人又解释说：“这个请大家放心吧，抗日政府已经考虑了，村里人大部分不会写字，咱就用从陕甘宁边区传来的办法，豆选。”
啥叫“豆选”？就是让候选人一排坐下，在每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只碗，选民手里拿几颗豆子，你同意选哪一位，就在谁背后的碗里放一颗豆子。最后统计各个候选人背后碗里的豆子数量来决定谁当选。
这种选举方式简单易行，可以避免候选人对选民意志的影响和操纵，可以充分地体现民意。不过，有些村民还是担心，怕别人知道自己将豆子投给了谁，还是说，豆子扔在碗里会有声音，咱走过人家的背后，碗里没声音，就是没投人家，以后报复怎么办？为了让所有选民都能够放心地投下自己那一颗神圣的“豆子”，区政府的人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即选民选举时可以拿一支筷子，走过每个候选人背后都要敲一下碗，想给谁投豆子，就在敲碗的同时，把豆子投进碗里，这样你投不投他的票，碗都有声音。这一招果然灵验，村民们喜笑颜开，有人投豆子时还用长袖子挡着，不让别人看到投到哪个碗里。正是由于采取了适应山村农民特点的民主选举方法，太行区的广大农民群众焕发出极大的参选热情，选举成为一种自觉行动，许多很少出家门的小脚女人，也都来到选举现场，母亲也是这样走了几里地去参加选举的。通过这样的选举，果然让大家信任的人当上了村干部。
老百姓们真没想到，一张小小的选民证，给予了大家这样大的权利，居然能选举出绝大多数群众满意的人来当村干部。于是，这样一首歌谣就在太行山村流传开来：“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
此后，母亲就将那张选民证当作珍宝一样珍藏起来，和姥姥传给她的一副银手镯包裹在一起，可见在母亲的眼里，选民证是多么贵重。她说：“这是咱老百姓的权利。”
可是，1942年年关日寇“扫荡”时，这张选民证却不幸丢失了。那是腊月二十三，日本鬼子突然来“扫荡”了，村里放哨的民兵接到联防村传来的消息，赶紧通知群众转移，父亲是民兵干部，在野外与敌人打游击，母亲把家里的东西都藏起来，当时那叫坚壁清野，把她认为最贵重的手镯和选民证，还有几件衣服包成一个小包袱，挎在胳膊上就往“躲反洞”里跑。可她刚出门，见敌人已经进了村，有的在牵牛，有的在砸门，有的正在抢东西……村里乱成一团。这时，一个伪军过来一把拽住母亲挎的包袱就要抢，母亲死活不松手，那个伪军便用刺刀割断带子抢走了包袱。母亲为了保命，只好跑走了，那张被她视为珍宝的“选民证”也就这样丢失了。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春，太行区再次组织民选，母亲也领到了她的第二张选民证，在选举结束后，她便将这张象征百姓权利的选民证，包了又包裹了又裹，珍藏起来。之后，我家曾搬迁了四五次，许多老物件都不知去向，唯一保存下了这张选民证。
（责编任志）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当看到这件物品，使我又一次想起了我第一次见到此物时，母亲讲给我听的“选民证的故事”。
这并不是母亲的第一张选民证。据母亲讲，1941年春，刚满18岁的母亲，领到了第一张选民证。我的故乡是一个20来户人家的小山村，属于山西武乡县二区关家垴编村管辖。那年春天，抗日政府宣传发动搞民选活动，要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推选出村政委员会和村长，还要选举出席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参议员。
村干部能通过选举产生？当时，村里人可真不敢相信。当然，在八路军来到武乡以后，各地相继组织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抗日组织，后来成立了抗日政府，大部分干部还是穷苦人中的佼佼者，是为农民办事的，是抗日的好干部，但也有一些坏人当了干部。母亲曾突然间问我：“你知道金旺吧？”
母亲所指的“金旺”，是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一个人物。小说中写的“金旺”的背景是这样的，金旺的爹原是刘家一只虎，当过几十年老社首，捆人打人是他的拿手好戏。金旺长到十七八岁，就成了他爹的好帮手；金旺的本家兄弟兴旺，也学会了帮虎谋食，金旺他爹想要捆谁，都是金旺和兴旺代办。抗战初年，汉奸敌探溃兵土匪到处横行，金旺兄弟两个给一支溃兵做了内线，引路绑票，又讲价赎人，两头装好人。八路军来了，打垮了溃兵土匪，他们回到刘家，又混进了民主政权。这样的人当干部，村里人真是又恨又怕。
抗日区政府派人到村里来进行认真的组织和宣传，挨家挨户地动员。可是，许多村民对这个选举都表现得冷淡，怎么可能想选谁就选谁呢？后来，还是有些胆大的人说出了心里话：“说是民选哩，可有些厉害人咱惹不起，选的时候谁敢不选人家？”这话中的“厉害人”，就是指像“金旺”一类的人。
区政府的人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经过研究，又一次广泛宣传，说村民想选谁就选谁，不会让候选人知道你选了谁。可还是有人提出了问题：“大家都不会写字，虽然候选人不知道咱选谁了，可咱得用村里的先生来帮助写选票呀，要是先生告诉咱没选的那位候选人，保不准要被报复的。”区政府的人又解释说：“这个请大家放心吧，抗日政府已经考虑了，村里人大部分不会写字，咱就用从陕甘宁边区传来的办法，豆选。”
啥叫“豆选”？就是让候选人一排坐下，在每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只碗，选民手里拿几颗豆子，你同意选哪一位，就在谁背后的碗里放一颗豆子。最后统计各个候选人背后碗里的豆子数量来决定谁当选。
这种选举方式简单易行，可以避免候选人对选民意志的影响和操纵，可以充分地体现民意。不过，有些村民还是担心，怕别人知道自己将豆子投给了谁，还是说，豆子扔在碗里会有声音，咱走过人家的背后，碗里没声音，就是没投人家，以后报复怎么办？为了让所有选民都能够放心地投下自己那一颗神圣的“豆子”，区政府的人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即选民选举时可以拿一支筷子，走过每个候选人背后都要敲一下碗，想给谁投豆子，就在敲碗的同时，把豆子投进碗里，这样你投不投他的票，碗都有声音。这一招果然灵验，村民们喜笑颜开，有人投豆子时还用长袖子挡着，不让别人看到投到哪个碗里。正是由于采取了适应山村农民特点的民主选举方法，太行区的广大农民群众焕发出极大的参选热情，选举成为一种自觉行动，许多很少出家门的小脚女人，也都来到选举现场，母亲也是这样走了几里地去参加选举的。通过这样的选举，果然让大家信任的人当上了村干部。
老百姓们真没想到，一张小小的选民证，给予了大家这样大的权利，居然能选举出绝大多数群众满意的人来当村干部。于是，这样一首歌谣就在太行山村流传开来：“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
此后，母亲就将那张选民证当作珍宝一样珍藏起来，和姥姥传给她的一副银手镯包裹在一起，可见在母亲的眼里，选民证是多么贵重。她说：“这是咱老百姓的权利。”
可是，1942年年关日寇“扫荡”时，这张选民证却不幸丢失了。那是腊月二十三，日本鬼子突然来“扫荡”了，村里放哨的民兵接到联防村传来的消息，赶紧通知群众转移，父亲是民兵干部，在野外与敌人打游击，母亲把家里的东西都藏起来，当时那叫坚壁清野，把她认为最贵重的手镯和选民证，还有几件衣服包成一个小包袱，挎在胳膊上就往“躲反洞”里跑。可她刚出门，见敌人已经进了村，有的在牵牛，有的在砸门，有的正在抢东西……村里乱成一团。这时，一个伪军过来一把拽住母亲挎的包袱就要抢，母亲死活不松手，那个伪军便用刺刀割断带子抢走了包袱。母亲为了保命，只好跑走了，那张被她视为珍宝的“选民证”也就这样丢失了。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春，太行区再次组织民选，母亲也领到了她的第二张选民证，在选举结束后，她便将这张象征百姓权利的选民证，包了又包裹了又裹，珍藏起来。之后，我家曾搬迁了四五次，许多老物件都不知去向，唯一保存下了这张选民证。
（责编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