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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历史回顾
中国科学社成立于1915年10月25日。由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学生发起，前身是1914年为创办《科学》杂志而成立的科学社。
在创办《科学》的“缘起”上签名的九位留学生是：胡达（后改名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任鸿隽。他们也正是科学社的发起人。
中国科学社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在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中贡献颇大、影响深远。历史将永远铭记科学社的九位发起人的名字。
1915年1月，首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发行，发刊词中申明“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据任鸿隽先生统计：“《科学》至1950年为止，出了三十二卷，以每卷十二期，每期六万字计算，应有三千余万字。”他估计，有一千多位作者通过《科学》发表了学术观点。这一时期的《科学》在传播科学理念、介绍科学知识与科学原理、及时传达西方最新科技动态、发掘整理中国古代科学成就、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5年，《科学》杂志复刊，由周光召先生任主编，并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了纪念《科学》杂志创刊七十周年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中国科学社老社员、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发问：中国科学社为什么能把《科学》办得这么好呢？接着，他自己给出了回答。一是《科学》杂志介绍基础科学到中国来，也就是引进了基础科学。二是参加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于五四运动前提出了赛先生、德先生问题，《科学》参加了赛先生运动，提倡科学的运动；也较早地从事白话文运动、标点符号的运动，这也算一个重要的贡献。……还有一个重要工作是介绍科学名词、专用名词。直到现在我们通用的名词里头还有不少是从《科学》杂志开始的。三是提倡科普。这些都很好地总结了《科学》成功的原因。
从1915年创刊，到1985年复刊，再到2015年的今天，《科学》杂志在中国近代科学和文化发展史上，做出了众多历史性贡献。它们都是值得回顾、值得纪念、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其中不少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值得借鉴和发扬光大。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科学》对“科学精神”的百年弘扬。
对“科学精神”的百年弘扬
“科学”和“民主”是新文化运动高举的两面大旗。陈独秀先生曾经指出：政治之有共和，学术之有科学。蔡元培先生也认为：并世各国之富强，正与科学之发达以骈进。胡适先生更生动形象地谈道：在那个时代，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无论守旧和维新，人们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追根溯源，国人“科学”观的发展演进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众所周知，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长期处于领先水平。因此，当近代科学在西方诞生并东渐中国以后，中国社会起初对它是俯视的，或言“西学中源”，或斥为“奇技淫巧”。等到近代科学发展成熟，西方列强用其物化成果——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时，国人才认识到中西强弱差距，开始仰视西学，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对科学的理解大多仍持“中体西用”立场，仍停留在“技”和“器”的层面。后来“洋务运动”失败，维新继起，科举废除，新学伊始，国人才逐渐开始关注科学的理论成果——知识，然而一般只将科学看作是“分科之学”。
直到民国初年，国人对科学的理解还相当肤浅和混乱，大多分不清科学与技术，甚至分不清科学与魔术，更谈不上对科学的本质和功能有清楚的认识。直至《科学》创刊，系统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广泛传播科学思想，才开始使国人把近代科学看作一个整体，当作一种思维方法、一种现代文化、一种精神文明，来认识、来传播、来建设、来发展。
1916年1月，《科学》2卷1期刊出了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的《科学精神论》，首次在中文文献中创用“科学精神”一词，并作系统论述：“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自此，“科学精神”这个词在中国逐渐流传，到今天已成为一个常用词汇，并被赋予丰富的含义。
1922年，中国科学社举行第7次年会，梁启超与会发表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演讲。梁启超在演讲中说：“有系统之真知识，叫作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作科学精神。”
“求真”是“科学”和“科学精神”必须遵循的铁律；而在中国，对这一真谛的认知和昭示，始于《科学》创刊号。《发刊词》首先指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发出对“科学”与“民主”的深长呼唤。继而，从科学之有造于物质、有造于人生、有造于智识，及有助于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四方面论述了其社会功能。最后，更直抒要“激扬求是之心，引发致用之理”，表达了传播科学、求真致善的“科学救国”理想。在创刊号《例言》中，更郑重申明“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宣示《科学》要奉行“求真致用”的办刊之道。
在一百年前的沉沉中国中，对科学的本质和功能有如此清醒、深刻的认识，的确十分难能可贵。这些文字，不啻在当时擂响了思想解放的时代战鼓，如黄钟大吕，启振国人；即使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也依然觉得那么直达本真、切中肯綮，那么澎湃慷慨、激动人心！
至此，《科学》在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不仅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而主要是指与封建迷信、蒙昧无知相对应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人们开始强调要用“科学”的尺度衡量世界一切事物，崇尚理性，反对迷信和愚昧，认为只有具备“科学精神”的“一尊理性”，国人才能摆脱“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的束缚，成为新鲜活泼的一代新人。
综上所述，从“奇技淫巧”到“师夷长技”，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从“知识”层面的“分科之学”到“思维”层面的“精神文化”，正是有了这些认识上的不断飞跃，近代科学作为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文明，才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些新的价值观已远远超越纯“科学”概念的范畴，不仅引发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广泛深刻变革，而且成为百年来始终熠熠生辉、光芒四射的灯塔，激发和引导着无数先进国人乃至全民族不懈的精神追求与奋斗，在时至今日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发挥着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这一历史变革，虽不能说全是《科学》之功，但确可以说端赖《科学》开山发轫之力。 一百年前，《科学》致力于引进近代科学技术，传播现代科学观念，使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不仅从“器”和“技”的层面拓展至知识和理论层面，更使科学思想深入人心，新的思维方法和理性精神开始确立，科学的内涵拓展至意识领域和精神层面。
一百年来，《科学》始终坚持“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在自己传播科学的旗帜上不断注入“弘扬科学精神”的灵魂，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提供科学精神和动力源泉。
一百年后的今天，透过历史的漫漫风尘，我们回顾《科学》在中国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的开山发轫之功，以及百年来在这方面持续努力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不得不对《科学》的历史肃然起敬，对创办和带领《科学》与时俱进的诸位先贤们肃然起敬！
面向未来继续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缅怀先贤，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纪念历史，是为了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回顾过去，《科学》始终高举着“弘扬科学精神”的大旗，风雨百年，一路走来。面向未来，我们要继续高举“弘扬科学精神”的大旗，与时俱进，坚定前行。
今天的中国，与百年前相比，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前所未有的进步。但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需要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继续高举着科学的大旗，继续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引领国家科学发展、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幸福安康。在这方面，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科技界尤其责无旁贷。
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大力倡导和弘扬以下八个方面的科学精神。
一是对科学真知的不懈追求。
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是科学的本质，也是科学价值、科学精神、科学文化的核心。理性质疑、自由探索、不盲从权威、对真理不懈追求等，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是科学家的崇高使命和责任。科学家要通过不断的科学探索和创新活动，重观察、重实验、重分析，以“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并进而“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不仅是科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新时代国民应当具备的思维能力。
二是对经世致用的责任担当。
科学从来就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和增进人类福祉的巨大引擎，需求牵引一直是科技发展的两大主动力之一。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类，应当成为我们共同的科技价值观。当前，我国正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决胜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创新驱动发展既是大势所趋，更是形势所迫，创新发展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首要基本理念。科技界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既要“激扬求是之心”，更要“引发致用之理”，自觉肩负起创新驱动发展的神圣使命。
三是对勇攀高峰的创新自信。
创新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我国古代有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辉煌科学技术成就；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和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取得了“两弹一星”、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今年正值该成果诞生50周年）、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刚刚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等世界领先水平的重大原创成果。近年来，我国在铁基超导、中微子、干细胞、量子通信、高性能计算、载人航天、高速铁路、移动通信、清洁能源等领域，取得了一大批重要原创成果。今天，我国科学技术正在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转向面的提升，实现以跟踪模仿为主向以并行领跑为主的根本转变。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决心、有条件、有能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科学家要牢固树立追求卓越的创新自信、勇攀高峰的雄心壮志，努力为国家科技创新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四是对协同创新的积极践行。
就自身规律而言。随着科学技术深入发展，学科领域日益交叉融合，基础研究、应用研发和产业创新界限日益模糊，跨学科、跨领域、跨创新链环节的协同创新，正成为科学发展的新增长点，也是创新突破的重点领域。从人类社会发展要求来看，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短缺、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生态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传染性疾病和贫困等重要问题，事关人类共同安危，加强科技合作和协同创新，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更是全球科技界的必然选择。合作和协同，成为科技创新和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必须践行的重要价值观。
五是对科学文化的价值传承。
科学文化深度渗透和影响着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工作，影响着创新活动的质量和绩效。包括《科学》创办者在内的老一辈科学家，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筚路蓝缕、呕心沥血，奠定了良好基础和丰富的优秀传统。珍视和继承这些优秀传统，并注入新时代的科学与人文内涵，使其不断丰富发展和发扬光大，从而构建起符合科学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科学文化，并加以传承。是当代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六是对科学伦理的严遵恪守。
科学伦理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科研工作的高压线，得到包括科学界在内的全球、全社会的共识和关注。科学的价值观和合理性标准，也日益成为更多国人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判据。值得警惕的是，受社会大环境影响，以学术诚信为基本规范的科学道德正面临严峻挑战，各种形式的学术不端屡屡触碰科学伦理的底线，科技界必须从严格制度规范和强化自律约束两个方面入手，加强科学道德建设，净化、优化学术环境和风气。
七是对社会风尚的正确引领。
科学文化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国社会风尚的风向标和压舱石。科技界要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创新生态，引领民族文化和社会风尚健康发展。我们要有家国天下、创新为民的情怀；上下求索、追求真理的精神；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作风：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治学态度；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品格：奖掖后学、甘为人梯的风范。今天的科学家，特别是中青年科学家要学习和继承中外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修身养性，严格自律，戒急戒骄，去浮去躁，秉持求实致用初心，坚守学术道德底线，成为良好社会风尚的楷模。
八是对科学普及的倾力投入。
面向社会公众的科学传播与普及工作，有利于构建公民基本的科学知识结构和科学思维能力。从根本上说，是培育民族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启发公民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崇高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参与科普工作既是社会和时代的要求，也是科学家自身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在这项工作中，百年的《科学》应该再接再厉，继续有所作为；我们每一位科学家都应当身体力行，主动热情投入。
当前，党和政府正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新活动日益社会化、大众化、网络化，这一时代热潮已经引发创新活动组织方式和创新生态的显著改变。不仅如此，我们更应当看到，这将对全社会科学精神、科学文化带来巨大变革，极大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无穷的创造力，极大提升民族创新能力，影响重大，广泛而深远，中华民族将迎来新的“科学的春天”。我们科技工作者在为这一时代潮流振臂欢呼的同时，更要积极行动起来，致力于促进科技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度融合，为全社会、全民族创新创业当好先锋、多做贡献。
一百年，是纪念，更是新的起点；一百年，是传承，更期待新的创造！祝愿《科学》越办越好，祝愿中国的科学越来越好！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科学社和《科学》一百周年纪念会暨上海市科协第十三届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整理而成。）
中国科学社成立于1915年10月25日。由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学生发起，前身是1914年为创办《科学》杂志而成立的科学社。
在创办《科学》的“缘起”上签名的九位留学生是：胡达（后改名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任鸿隽。他们也正是科学社的发起人。
中国科学社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在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中贡献颇大、影响深远。历史将永远铭记科学社的九位发起人的名字。
1915年1月，首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发行，发刊词中申明“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据任鸿隽先生统计：“《科学》至1950年为止，出了三十二卷，以每卷十二期，每期六万字计算，应有三千余万字。”他估计，有一千多位作者通过《科学》发表了学术观点。这一时期的《科学》在传播科学理念、介绍科学知识与科学原理、及时传达西方最新科技动态、发掘整理中国古代科学成就、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5年，《科学》杂志复刊，由周光召先生任主编，并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了纪念《科学》杂志创刊七十周年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中国科学社老社员、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发问：中国科学社为什么能把《科学》办得这么好呢？接着，他自己给出了回答。一是《科学》杂志介绍基础科学到中国来，也就是引进了基础科学。二是参加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于五四运动前提出了赛先生、德先生问题，《科学》参加了赛先生运动，提倡科学的运动；也较早地从事白话文运动、标点符号的运动，这也算一个重要的贡献。……还有一个重要工作是介绍科学名词、专用名词。直到现在我们通用的名词里头还有不少是从《科学》杂志开始的。三是提倡科普。这些都很好地总结了《科学》成功的原因。
从1915年创刊，到1985年复刊，再到2015年的今天，《科学》杂志在中国近代科学和文化发展史上，做出了众多历史性贡献。它们都是值得回顾、值得纪念、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其中不少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值得借鉴和发扬光大。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科学》对“科学精神”的百年弘扬。
对“科学精神”的百年弘扬
“科学”和“民主”是新文化运动高举的两面大旗。陈独秀先生曾经指出：政治之有共和，学术之有科学。蔡元培先生也认为：并世各国之富强，正与科学之发达以骈进。胡适先生更生动形象地谈道：在那个时代，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无论守旧和维新，人们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追根溯源，国人“科学”观的发展演进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众所周知，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长期处于领先水平。因此，当近代科学在西方诞生并东渐中国以后，中国社会起初对它是俯视的，或言“西学中源”，或斥为“奇技淫巧”。等到近代科学发展成熟，西方列强用其物化成果——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时，国人才认识到中西强弱差距，开始仰视西学，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对科学的理解大多仍持“中体西用”立场，仍停留在“技”和“器”的层面。后来“洋务运动”失败，维新继起，科举废除，新学伊始，国人才逐渐开始关注科学的理论成果——知识，然而一般只将科学看作是“分科之学”。
直到民国初年，国人对科学的理解还相当肤浅和混乱，大多分不清科学与技术，甚至分不清科学与魔术，更谈不上对科学的本质和功能有清楚的认识。直至《科学》创刊，系统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广泛传播科学思想，才开始使国人把近代科学看作一个整体，当作一种思维方法、一种现代文化、一种精神文明，来认识、来传播、来建设、来发展。
1916年1月，《科学》2卷1期刊出了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的《科学精神论》，首次在中文文献中创用“科学精神”一词，并作系统论述：“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自此，“科学精神”这个词在中国逐渐流传，到今天已成为一个常用词汇，并被赋予丰富的含义。
1922年，中国科学社举行第7次年会，梁启超与会发表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演讲。梁启超在演讲中说：“有系统之真知识，叫作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作科学精神。”
“求真”是“科学”和“科学精神”必须遵循的铁律；而在中国，对这一真谛的认知和昭示，始于《科学》创刊号。《发刊词》首先指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发出对“科学”与“民主”的深长呼唤。继而，从科学之有造于物质、有造于人生、有造于智识，及有助于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四方面论述了其社会功能。最后，更直抒要“激扬求是之心，引发致用之理”，表达了传播科学、求真致善的“科学救国”理想。在创刊号《例言》中，更郑重申明“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宣示《科学》要奉行“求真致用”的办刊之道。
在一百年前的沉沉中国中，对科学的本质和功能有如此清醒、深刻的认识，的确十分难能可贵。这些文字，不啻在当时擂响了思想解放的时代战鼓，如黄钟大吕，启振国人；即使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也依然觉得那么直达本真、切中肯綮，那么澎湃慷慨、激动人心！
至此，《科学》在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不仅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而主要是指与封建迷信、蒙昧无知相对应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人们开始强调要用“科学”的尺度衡量世界一切事物，崇尚理性，反对迷信和愚昧，认为只有具备“科学精神”的“一尊理性”，国人才能摆脱“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的束缚，成为新鲜活泼的一代新人。
综上所述，从“奇技淫巧”到“师夷长技”，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从“知识”层面的“分科之学”到“思维”层面的“精神文化”，正是有了这些认识上的不断飞跃，近代科学作为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文明，才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些新的价值观已远远超越纯“科学”概念的范畴，不仅引发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广泛深刻变革，而且成为百年来始终熠熠生辉、光芒四射的灯塔，激发和引导着无数先进国人乃至全民族不懈的精神追求与奋斗，在时至今日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发挥着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这一历史变革，虽不能说全是《科学》之功，但确可以说端赖《科学》开山发轫之力。 一百年前，《科学》致力于引进近代科学技术，传播现代科学观念，使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不仅从“器”和“技”的层面拓展至知识和理论层面，更使科学思想深入人心，新的思维方法和理性精神开始确立，科学的内涵拓展至意识领域和精神层面。
一百年来，《科学》始终坚持“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在自己传播科学的旗帜上不断注入“弘扬科学精神”的灵魂，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提供科学精神和动力源泉。
一百年后的今天，透过历史的漫漫风尘，我们回顾《科学》在中国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的开山发轫之功，以及百年来在这方面持续努力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不得不对《科学》的历史肃然起敬，对创办和带领《科学》与时俱进的诸位先贤们肃然起敬！
面向未来继续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缅怀先贤，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纪念历史，是为了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回顾过去，《科学》始终高举着“弘扬科学精神”的大旗，风雨百年，一路走来。面向未来，我们要继续高举“弘扬科学精神”的大旗，与时俱进，坚定前行。
今天的中国，与百年前相比，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前所未有的进步。但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需要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继续高举着科学的大旗，继续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引领国家科学发展、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幸福安康。在这方面，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科技界尤其责无旁贷。
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大力倡导和弘扬以下八个方面的科学精神。
一是对科学真知的不懈追求。
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是科学的本质，也是科学价值、科学精神、科学文化的核心。理性质疑、自由探索、不盲从权威、对真理不懈追求等，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是科学家的崇高使命和责任。科学家要通过不断的科学探索和创新活动，重观察、重实验、重分析，以“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并进而“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不仅是科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新时代国民应当具备的思维能力。
二是对经世致用的责任担当。
科学从来就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和增进人类福祉的巨大引擎，需求牵引一直是科技发展的两大主动力之一。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类，应当成为我们共同的科技价值观。当前，我国正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决胜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创新驱动发展既是大势所趋，更是形势所迫，创新发展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首要基本理念。科技界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既要“激扬求是之心”，更要“引发致用之理”，自觉肩负起创新驱动发展的神圣使命。
三是对勇攀高峰的创新自信。
创新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我国古代有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辉煌科学技术成就；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和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取得了“两弹一星”、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今年正值该成果诞生50周年）、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刚刚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等世界领先水平的重大原创成果。近年来，我国在铁基超导、中微子、干细胞、量子通信、高性能计算、载人航天、高速铁路、移动通信、清洁能源等领域，取得了一大批重要原创成果。今天，我国科学技术正在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转向面的提升，实现以跟踪模仿为主向以并行领跑为主的根本转变。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决心、有条件、有能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科学家要牢固树立追求卓越的创新自信、勇攀高峰的雄心壮志，努力为国家科技创新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四是对协同创新的积极践行。
就自身规律而言。随着科学技术深入发展，学科领域日益交叉融合，基础研究、应用研发和产业创新界限日益模糊，跨学科、跨领域、跨创新链环节的协同创新，正成为科学发展的新增长点，也是创新突破的重点领域。从人类社会发展要求来看，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短缺、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生态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传染性疾病和贫困等重要问题，事关人类共同安危，加强科技合作和协同创新，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更是全球科技界的必然选择。合作和协同，成为科技创新和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必须践行的重要价值观。
五是对科学文化的价值传承。
科学文化深度渗透和影响着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工作，影响着创新活动的质量和绩效。包括《科学》创办者在内的老一辈科学家，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筚路蓝缕、呕心沥血，奠定了良好基础和丰富的优秀传统。珍视和继承这些优秀传统，并注入新时代的科学与人文内涵，使其不断丰富发展和发扬光大，从而构建起符合科学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科学文化，并加以传承。是当代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六是对科学伦理的严遵恪守。
科学伦理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科研工作的高压线，得到包括科学界在内的全球、全社会的共识和关注。科学的价值观和合理性标准，也日益成为更多国人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判据。值得警惕的是，受社会大环境影响，以学术诚信为基本规范的科学道德正面临严峻挑战，各种形式的学术不端屡屡触碰科学伦理的底线，科技界必须从严格制度规范和强化自律约束两个方面入手，加强科学道德建设，净化、优化学术环境和风气。
七是对社会风尚的正确引领。
科学文化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国社会风尚的风向标和压舱石。科技界要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创新生态，引领民族文化和社会风尚健康发展。我们要有家国天下、创新为民的情怀；上下求索、追求真理的精神；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作风：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治学态度；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品格：奖掖后学、甘为人梯的风范。今天的科学家，特别是中青年科学家要学习和继承中外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修身养性，严格自律，戒急戒骄，去浮去躁，秉持求实致用初心，坚守学术道德底线，成为良好社会风尚的楷模。
八是对科学普及的倾力投入。
面向社会公众的科学传播与普及工作，有利于构建公民基本的科学知识结构和科学思维能力。从根本上说，是培育民族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启发公民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崇高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参与科普工作既是社会和时代的要求，也是科学家自身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在这项工作中，百年的《科学》应该再接再厉，继续有所作为；我们每一位科学家都应当身体力行，主动热情投入。
当前，党和政府正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新活动日益社会化、大众化、网络化，这一时代热潮已经引发创新活动组织方式和创新生态的显著改变。不仅如此，我们更应当看到，这将对全社会科学精神、科学文化带来巨大变革，极大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无穷的创造力，极大提升民族创新能力，影响重大，广泛而深远，中华民族将迎来新的“科学的春天”。我们科技工作者在为这一时代潮流振臂欢呼的同时，更要积极行动起来，致力于促进科技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度融合，为全社会、全民族创新创业当好先锋、多做贡献。
一百年，是纪念，更是新的起点；一百年，是传承，更期待新的创造！祝愿《科学》越办越好，祝愿中国的科学越来越好！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科学社和《科学》一百周年纪念会暨上海市科协第十三届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