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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杨慎的卒年卒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有过激烈的争论，但因为可据材料的有限和材料本身的真假难辨，一直悬而未决。本世纪初，随着董运来、丰家骅先生对《明文海》中游居敬《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的发现，此讨论终告一段落。然仍存在个别疑问，如李元阳《升庵七十行戍稿序》记杨慎嘉靖三十八年冬由泸至滇，这就导致杨慎卒于昆明而非永昌、卒于嘉靖三十八年七月之说的可疑。本文在指出旧说不合理的同时，试补充三则材料，用以强化杨慎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于昆明高峣寓所的可信性和毋庸置疑。
关键词：杨慎卒年卒地补证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正德六年（1511年）状元，是明代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明史》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共有著作近三百种，囊括经学、史学、方志、风俗、地理、民族、金石、音韵、文学等方面，在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皆有很大的影响。杨慎因两上议大礼疏，又聚众跪门哭谏，被“永远充军烟瘴”，流寓云南近四十年。杨慎后半生的事迹，不少事实真相扑朔迷离，甚至他的卒年卒地也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争论回眸
杨慎的卒年，简绍芳、程封、李调元各自撰的《杨慎年谱》记载他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逝于云南戍所。谈迁《国榷》卷六十二、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都说他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六日病殁于永昌佛寺。《明史·杨慎传》也记载：“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
然而，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昆明呈贡县王家营一块杨慎撰写的《故明威将军九华沐公墓志铭》碑的出土，原说受到了动摇和挑战，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讨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观点：
一、张增祺先生《有关杨慎生平年代的订正》一文，对杨慎的生平卒年做了详细的考证。其根据《明史·王元正传》、《明实录》的有关记载和上述1965年在昆明呈贡县王家营龙山原上发掘出土的杨慎《故明威将军九华沐公墓志铭》等资料，推断“杨慎至少在隆庆元年还活着”，认定杨慎的卒年在隆庆二年（1568年），卒地在由云南返回四川途中的泸州。
二、针对张文，穆药先生撰有《也谈杨慎生平年代的订正》和《杨慎卒年新证》两文来批驳，他也认同杨慎并非卒于嘉靖三十八年，但不赞成杨慎至少在隆庆元年（1567）还活着的说法，其根据李元阳《游石宝山记》及《兴教寺海棠感旧》，认为“杨慎卒年应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或四十年（1561），至于具体卒于哪一年，则尚待研究。”针对杨慎《故明威将军九华沐公墓志铭》里令人费解的撰文时间，穆药先生认为《墓志铭》乃由杨慎先行写就墓志，日期留下空白，然后在沐绍勤归葬日期定下之后，再由他人补填写进去的。而张先生之所以失误，原因之一是所据《王元正传》乃是将“竟以争‘大礼’，谪戍茂州卒。隆庆初，赠修撰”误读为“竟以争‘大礼’，谪戍茂州，卒隆庆初，赠修撰”，纯粹是标点错误所致。
在第二文中，穆药先生仍旧根据李元阳《七十行戍稿序》和《游石宝山记》以及杨慎受李元阳之请所撰《重修弘圣寺记》等考订“杨慎卒年当在嘉靖四十年。”
三、八十年代末期，陆复初先生积极响应张增祺的观点，并根据张含《读毛氏家史论》和万历《云南府志》所载杨慎《重修弘圣寺记》关于记载李元阳出资修建寺庙的记载，提出杨慎嘉靖四十二年依然在世，卒于隆庆元年以后，进而分析说：“我的猜测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之后，他又悄悄回到泸州，实现了‘为报衰翁二月还’的誓言，但从此销声匿迹，杜门不出……卒于隆庆元年（1567年），活了八十岁。”“可能他是为了回乡，而以死为烟幕，而实尚伏居泸州，故又说‘颐老于蜀’。”
四、就张先生所据《明史·王元正传》及《明实录》的失误，二十世纪初丰家骅先生《杨慎评传》第五章《寄寓江阳，老死云南》已有详细辩驳，可从，此不赘。丰先生也认为卒于隆庆元年或隆庆以后不可信，他从杨慎的妹夫刘大昌《杨子卮言序》“握节云中三十六年”推断杨慎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仲春卒于云南。
上述几种说法虽然都有史料作为证据，但大都是间接资料，并非第一手材料，而且猜测的成分比较大，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无法让人信服。根据现有的材料，尚难遽然论定。
二、旧说不合理。难以服众
文献不足征，是学术考辩中第一要紧问题。然而，即使文献足，若所据材料本身存在问题，终将导致说法难成立。争辩杨慎卒年卒地的几种旧说所据材料经不起推敲，难以令人信服。
一、关于李元阳为杨慎写的《升庵七十行戍稿序》。杨慎从泸州押回云南，沿途写了不少诗。他至滇后把这些诗题名《七十行戍稿》，寄嘱李元阳作序。元阳在《序》中说：“嘉靖三十八年冬，升庵先生由泸至滇，涉路三千，历日四十，滰淅夜衣，成诗百余篇，题日《七十行戍稿》，寄某命序之。”丰家骅先生正是据此，说：“可以肯定，他在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后仍然活着。”殊不知，此材料本身有问题，乃李元阳误记。当时，李元阳与杨慎，一在大理，一在昆明，距离遥远。“相去千余里，讣至一星周”（李元阳《李中溪家传汇稿》卷二《哭杨修撰升庵》），对于好友的讣告他也是道听途说的，其诗句如实说：“闻说临终日，白光终夜浮。”（《哭杨修撰升庵》）杨慎自泸返滇的时间为嘉靖三十七年冬，从他自己的诗文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对此也没有异议。故李元阳此处是误记，笔者揣测：三十八年乃三十七年之讹，时间延后了一年。
二、关于杨慎为李元阳所撰《重修弘圣寺记》。杨慎在《记》中说：“（中溪）归田以来，尽捐己赀，重修四浮屠。……赀已罄而施不已，老将至而心不懈，予见其自壬寅至今二十年间曾无一日辍也。”丰家骅先生据此断定“杨慎的卒年，从有具体年代的文字记载来推算，当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左右。”丰先生分析说：“壬寅是嘉靖二十一年，下推二十年，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这证明至少在嘉靖四十一年杨慎仍然活着，且从永昌到了大理，应李元阳之请写了《重修弘圣寺记》，写记之后自然不可能就死去，有可能还活了一段时间。”此结论不可靠，因为“至今二十年间”是约举整数，其实不足二十年，经考，实为十七年。 三、关于李元阳《游石宝山记》。此是丰家骅认定杨慎卒于嘉靖四十一年的第二个证据。《记》云：“至壬戌（嘉靖四十一年）孟春，予偕弟元和、姊丈张斗、友人杨和泛舟西洱，逾象岭，观鹤林寺，历鸟吊山，遂乘兴复至石宝。”至旧游之地，中溪见海棠依旧，而人事已非，“追忆升庵、垠溪未尝见此，今已下世，凄惶挥涕，因赋一诗，书之壁间，以寄吾思焉”。所赋《兴教寺海棠感旧》诗云：“太史成都杨谪仙，昔游同赋海棠篇。今日重来花树老，回首春风三十年。三十年中人事改，升庵垠溪皆不在。纵然拈笔更题诗，山水萧条失光彩。”
丰家骅先生据此说：“嘉靖十年（1531年）春，杨慎与李元阳曾同游石宝山，在山下兴教寺共赋海棠诗，互相唱和。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孟春，恰为三十年，时间正相合。据《游石宝山记》‘壬戌（嘉靖四十一年）孟春’，升庵、垠溪‘今已下世’，以及感旧诗‘三十年中人事改，升庵垠溪皆不在’，杨慎似逝于四十一年仲春，亦即写了《重修弘圣寺记》后不久就去世了。”嘉靖十年至嘉靖四十一年，时间相隔三十一年，而非“恰为三十年”。谬哉。
另，丰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古人爱在诗文中用整数，然不可当真，《古书疑义举例补》一书专辟《虚数不可实指之例》对此加以辨析。它只是虚指，用概数、约数代称，而不是实际数字。诗人所谓的二十、三十，多指代约数，凡已过或将至均可称之。杨慎自己在诗中即如此写过：“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我们知道《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作于嘉靖三十八年诗人老病交加之中，时其年七十二，而非“七十”。另一首《病中永诀李张唐三公》曰：“魑魅御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按：此诗原注：己未六月）杨慎说他自己被遣戍云南后，过了四十年羲皇上人般的避世生活，这里的“四十年”就是虚数，因为从嘉靖三年他被流放永昌到嘉靖三十八年写就此诗时，实际上是三十六年，还不够四十年呢。
直至董运来《杨慎卒年卒地新考》、丰家骅时隔八年后修订增补的《杨慎卒年卒地新证》，平地一声雷，发现黄宗羲《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四游居敬《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这一第一手材料，争论出现转机。原文明确记载：“无何，先生走仆告余以病，余数遣医诊视之，医复日：病不可为也。乃七月六日乙亥丑时，先生卒于昆明高蛲之寓舍，为嘉靖己未岁也。距生弘治戊申十一月六日乙丑年七十有二。”有了这一直接而确凿的资料，杨慎卒年卒地的争议始告一段落。
三、卒年新证
除游居敬《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还有证据可以证明杨慎确切的卒年卒地，下面试举三例：
一是陈表为唐錡撰的《明故奉政大夫河南按察司兵备佥事前湖广道监察御史唐公行状》。唐錡乃“杨门六学士”，从杨慎游，与杨慎往来甚密、酬唱甚多，可谓杨慎同时代的好友兼弟子，关于其材料信实可据。摘录原文如下：
公寿六十七时，升庵自泸趋永昌配所，复自永昌返高晓，盛夏暑厉所侵，疾剧，寄诗永诀，
末云：“遁野荒民池南叟，此意非公谁与传？”盖托张愈光及公纪其在滇三十余年之行实，将以为
志铭也。公诵其诗心痛，即扁舟泛白浪，夜抵高晓，相对欷歔，感慨往昔，各泣下沾襟。时升庵疾
革，六月晦日，公自高晓返棹，仍升碧鸡、南岩两庵，各自题咏，山麓冒雨，舟中已得疾，抵家未
数日而升庵讣至，公伤感疾剧。
唐錡，号池南，晋宁人，生于弘治癸丑（1493年）六月庚申二十九日。下推六十七年，正好是嘉靖三十八年，即1559年。由此则材料，可以确定杨慎卒于1559年，尽管未具明详细日期，但由“六月晦日……抵家未数日而升庵讣至”可以推知卒于此年的七月初，卒地为昆明高蛲。此正好与简绍芳《年谱》、《明史》所记相吻合。
董运来、丰家骅两先生所申引杨慎卒年卒地最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云南巡抚游居敬所撰《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墓志铭》曰：“乃七月六日乙亥丑时，先生卒于昆明高蛲之寓舍，为嘉靖己未岁也。九月，先生之门生安宁庠士丘生文举述先生素履之概，就正于池南唐君，谒余而请。”杨慎临终前嘱门生丘文举述素履之概（即行状），并请唐錡为之校正。足以说明唐錡是杨慎临终前的见证人，亲历了杨慎的最后岁月。而陈表是唐錡同时代好友，所记唐錡的材料切实可信。
再看另一则材料。嘉靖刻本杨慎《杨子卮言》中有杨慎妹夫刘大昌的《杨子卮言序》。里面说升庵“握节滇云三十六，闭门著述数十种”，在云南呆了三十六年。杨慎于嘉靖三年（1524）流放永昌，下推三十六年，正好是嘉靖三十八年。
还有一则材料。杨慎回滇后不久逝世，好友周复俊再次入滇任布政使。时升庵《七十行戍稿》初成，杨慎弟子丘文举往见周，求其为诗集作序。周复俊《升庵先生七十行戍稿序》云：“顷议礼不协，恩谴滇云，由嘉靖甲申（嘉靖三年），迦己未（嘉靖三十八年），盖已三十六祀。”明白清楚地交代杨慎在滇云生活的起止时间：嘉靖三年戍滇，嘉靖三十八年卒。周《序》落款恰是：“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这也正好与刘大昌《杨子卮言序》说法惊人的一致。
四、卒地新证
关于杨慎的卒地，原就有持卒于永昌、泸州、四川、昆明高蛲四说，其实前三说都缺乏确凿的依据，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
程封《明修撰杨升庵先生年谱》记嘉靖三十八年谱主在临死前的“六月二十日永昌卧病”。谈迁《国榷》卷六十二“世宗嘉靖三十八年七月乙亥”条说“故翰林修撰杨慎卒于永昌”。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称“杨用修自滇中暂归泸，已七十余，而滇士有谗之抚臣昺者……用修不得已，至滇则昺已墨败。然用修遂不得归，病寓禅寺以没”。禅寺所在何地未明说，可能是永昌也可能是昆明。朱明震《玉笥诗谈》卷上云：“简（绍芳）归数年卒，其子谒先生泸阳。时先生以疾卧床，呼拜床下，问‘西凿安否？’其子日：‘死矣！’先生长吁数回，以袖拭泪，向壁卧，不复言，数日卒。”记其卒于泸州。
当代学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提出了异议。历史学家谢国桢先生认为“卒于禅寺”，他说：“杨慎到云南四十年之中，或居住永昌戍所，或住在昆明附近的安宁州，或已回到四川……见忌于云南有的权贵，被迫仍回到戍所，于嘉靖三十八年七月，死在一破庙里。”揆其情理，谢国桢先生所说的戍所当为永昌无疑。杨慎研究用力最勤的王文才先生认为用修“竟以疾殁永昌禅寺”。其《杨慎学谱》称：“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六月卒于永昌”，并引李元阳《哭杨修撰升庵》诗“螳川在何处，恸哭傍沧州。欲寄千行泪，澜津不北流。相去千余里，讣至一星周。”加以分析说：“意谓安宁人去，旧馆凄迷；澜江不返，长逝于永昌。” 张增祺据简绍芳《年谱》“公卒之年，黄夫人至泸奔丧”句，认为“卒地不在云南，而是在云南返回四川途中的泸阳”、“回四川新都，于途中卒于泸州”。而陆复初认为“可能他是为了回乡，以死为烟幕，而实尚伏居泸州，……终老于蜀”。其据张含《读毛氏家史论》推测杨慎假托死于保山，用来迷惑世宗，而后偷偷潜回四川了。
新说的根据多不够充足，尚不能服人。卒于泸州和新都之说更经不起推敲。巡抚王昺遣四指挥于蜀逮杨慎还戍永昌，升庵途中所作《七十行戍稿》中有《冬过水峡驿观瀑布泉》：“一从流戍辞巴蜀，几回于役行荒服。”和《十一月十三日至高蛲，耆老二十余人烹豚煮酒慰予》清楚记载自己的被械押回滇。杨慎是议礼诸臣中极少数永不赦免的重犯，心胸狭隘的世宗嘉靖帝怀恨在心，随时注意他的言行。既然为人暴戾的巡抚王昺奉朝廷旨意把杨慎逮回云南，继任者怎敢私自放其归泸州或成都。李元阳《哭杨修撰升庵》云：“故园无一信，旅榇有孤舟。妻儿占梦寐，道路隔松楸。”既然“故园无一信，妻儿占梦寐”，那就可以肯定杨慎不是逝于泸州，更不是逝于新都。另外卒于永昌说也不可靠。嘉靖三十八年五月，杨慎有写给最为相知相契的朋友张含的《与张禺山书四则》，信中谈到自己：“慎自长至前后，衰病忽作。”张含世居永昌，长至日，即五月初四。此信前有“使来，得手书数纸”。据此可知，杨慎逝世前的五月并不在永昌。至六月，杨慎病情越发沉重，有《七十行戍稿》中《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病中永诀李张唐三公，己未六月》诸诗可证。故丰家骅先生推断“五、六月间杨慎身体已极度虚弱，势难再回永昌，故‘卒于永昌’是不可能的。”
有鉴于此，丰家骅对此很保守，笼统地说：“在没有发现新材料前，目前只能确定杨慎于嘉靖四十一年仲春逝于云南。”
文献记载，杨慎卒后，巡抚游居敬命殡归新都，夫人黄峨“徒步奔丧，至泸州遇柩。仿刘令娴《祭夫文》自作哀章，哀礼备至”。黄峨既然是半路遇升庵灵柩于泸州，何谈死于泸州？显而易见，卒于泸州说不可靠。致误的原因是对简绍芳《年谱》“夫人黄至泸迎归”的断章取义。原文如下：“次子宁仁时寓泸州，公卒年，夫人黄至泸迎归，抚教则夫人任之也”。可见夫人黄峨至泸州迎归的是杨慎次子杨宁仁，怎能遽断杨慎卒于泸州。
除游居敬《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先生卒于昆明高蛲之寓舍”之记载，陈表《明故奉政大夫河南按察司兵备佥事前湖广道监察御史唐公行状》，就透露杨慎卒于滇池西岸的高蛲水庄，前已述。好友周复俊《升庵七十行戍稿叙》云：“今兹来游，忽睹丹旐飘扬于昆池之上，而文举（字鸿夫，安宁人）所辑《戍稿》适携而至。慨叹畴昔，不觉雪涕之无从，爰命梓之，流布海宇……”这是卒地的最好证据。有了此两则材料，杨慎卒于高蛲就十分可信、确切无疑了，也解决了孤证无据的困境了。
关键词：杨慎卒年卒地补证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正德六年（1511年）状元，是明代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明史》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共有著作近三百种，囊括经学、史学、方志、风俗、地理、民族、金石、音韵、文学等方面，在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皆有很大的影响。杨慎因两上议大礼疏，又聚众跪门哭谏，被“永远充军烟瘴”，流寓云南近四十年。杨慎后半生的事迹，不少事实真相扑朔迷离，甚至他的卒年卒地也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争论回眸
杨慎的卒年，简绍芳、程封、李调元各自撰的《杨慎年谱》记载他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逝于云南戍所。谈迁《国榷》卷六十二、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都说他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六日病殁于永昌佛寺。《明史·杨慎传》也记载：“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
然而，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昆明呈贡县王家营一块杨慎撰写的《故明威将军九华沐公墓志铭》碑的出土，原说受到了动摇和挑战，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讨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观点：
一、张增祺先生《有关杨慎生平年代的订正》一文，对杨慎的生平卒年做了详细的考证。其根据《明史·王元正传》、《明实录》的有关记载和上述1965年在昆明呈贡县王家营龙山原上发掘出土的杨慎《故明威将军九华沐公墓志铭》等资料，推断“杨慎至少在隆庆元年还活着”，认定杨慎的卒年在隆庆二年（1568年），卒地在由云南返回四川途中的泸州。
二、针对张文，穆药先生撰有《也谈杨慎生平年代的订正》和《杨慎卒年新证》两文来批驳，他也认同杨慎并非卒于嘉靖三十八年，但不赞成杨慎至少在隆庆元年（1567）还活着的说法，其根据李元阳《游石宝山记》及《兴教寺海棠感旧》，认为“杨慎卒年应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或四十年（1561），至于具体卒于哪一年，则尚待研究。”针对杨慎《故明威将军九华沐公墓志铭》里令人费解的撰文时间，穆药先生认为《墓志铭》乃由杨慎先行写就墓志，日期留下空白，然后在沐绍勤归葬日期定下之后，再由他人补填写进去的。而张先生之所以失误，原因之一是所据《王元正传》乃是将“竟以争‘大礼’，谪戍茂州卒。隆庆初，赠修撰”误读为“竟以争‘大礼’，谪戍茂州，卒隆庆初，赠修撰”，纯粹是标点错误所致。
在第二文中，穆药先生仍旧根据李元阳《七十行戍稿序》和《游石宝山记》以及杨慎受李元阳之请所撰《重修弘圣寺记》等考订“杨慎卒年当在嘉靖四十年。”
三、八十年代末期，陆复初先生积极响应张增祺的观点，并根据张含《读毛氏家史论》和万历《云南府志》所载杨慎《重修弘圣寺记》关于记载李元阳出资修建寺庙的记载，提出杨慎嘉靖四十二年依然在世，卒于隆庆元年以后，进而分析说：“我的猜测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之后，他又悄悄回到泸州，实现了‘为报衰翁二月还’的誓言，但从此销声匿迹，杜门不出……卒于隆庆元年（1567年），活了八十岁。”“可能他是为了回乡，而以死为烟幕，而实尚伏居泸州，故又说‘颐老于蜀’。”
四、就张先生所据《明史·王元正传》及《明实录》的失误，二十世纪初丰家骅先生《杨慎评传》第五章《寄寓江阳，老死云南》已有详细辩驳，可从，此不赘。丰先生也认为卒于隆庆元年或隆庆以后不可信，他从杨慎的妹夫刘大昌《杨子卮言序》“握节云中三十六年”推断杨慎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仲春卒于云南。
上述几种说法虽然都有史料作为证据，但大都是间接资料，并非第一手材料，而且猜测的成分比较大，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无法让人信服。根据现有的材料，尚难遽然论定。
二、旧说不合理。难以服众
文献不足征，是学术考辩中第一要紧问题。然而，即使文献足，若所据材料本身存在问题，终将导致说法难成立。争辩杨慎卒年卒地的几种旧说所据材料经不起推敲，难以令人信服。
一、关于李元阳为杨慎写的《升庵七十行戍稿序》。杨慎从泸州押回云南，沿途写了不少诗。他至滇后把这些诗题名《七十行戍稿》，寄嘱李元阳作序。元阳在《序》中说：“嘉靖三十八年冬，升庵先生由泸至滇，涉路三千，历日四十，滰淅夜衣，成诗百余篇，题日《七十行戍稿》，寄某命序之。”丰家骅先生正是据此，说：“可以肯定，他在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后仍然活着。”殊不知，此材料本身有问题，乃李元阳误记。当时，李元阳与杨慎，一在大理，一在昆明，距离遥远。“相去千余里，讣至一星周”（李元阳《李中溪家传汇稿》卷二《哭杨修撰升庵》），对于好友的讣告他也是道听途说的，其诗句如实说：“闻说临终日，白光终夜浮。”（《哭杨修撰升庵》）杨慎自泸返滇的时间为嘉靖三十七年冬，从他自己的诗文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对此也没有异议。故李元阳此处是误记，笔者揣测：三十八年乃三十七年之讹，时间延后了一年。
二、关于杨慎为李元阳所撰《重修弘圣寺记》。杨慎在《记》中说：“（中溪）归田以来，尽捐己赀，重修四浮屠。……赀已罄而施不已，老将至而心不懈，予见其自壬寅至今二十年间曾无一日辍也。”丰家骅先生据此断定“杨慎的卒年，从有具体年代的文字记载来推算，当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左右。”丰先生分析说：“壬寅是嘉靖二十一年，下推二十年，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这证明至少在嘉靖四十一年杨慎仍然活着，且从永昌到了大理，应李元阳之请写了《重修弘圣寺记》，写记之后自然不可能就死去，有可能还活了一段时间。”此结论不可靠，因为“至今二十年间”是约举整数，其实不足二十年，经考，实为十七年。 三、关于李元阳《游石宝山记》。此是丰家骅认定杨慎卒于嘉靖四十一年的第二个证据。《记》云：“至壬戌（嘉靖四十一年）孟春，予偕弟元和、姊丈张斗、友人杨和泛舟西洱，逾象岭，观鹤林寺，历鸟吊山，遂乘兴复至石宝。”至旧游之地，中溪见海棠依旧，而人事已非，“追忆升庵、垠溪未尝见此，今已下世，凄惶挥涕，因赋一诗，书之壁间，以寄吾思焉”。所赋《兴教寺海棠感旧》诗云：“太史成都杨谪仙，昔游同赋海棠篇。今日重来花树老，回首春风三十年。三十年中人事改，升庵垠溪皆不在。纵然拈笔更题诗，山水萧条失光彩。”
丰家骅先生据此说：“嘉靖十年（1531年）春，杨慎与李元阳曾同游石宝山，在山下兴教寺共赋海棠诗，互相唱和。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孟春，恰为三十年，时间正相合。据《游石宝山记》‘壬戌（嘉靖四十一年）孟春’，升庵、垠溪‘今已下世’，以及感旧诗‘三十年中人事改，升庵垠溪皆不在’，杨慎似逝于四十一年仲春，亦即写了《重修弘圣寺记》后不久就去世了。”嘉靖十年至嘉靖四十一年，时间相隔三十一年，而非“恰为三十年”。谬哉。
另，丰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古人爱在诗文中用整数，然不可当真，《古书疑义举例补》一书专辟《虚数不可实指之例》对此加以辨析。它只是虚指，用概数、约数代称，而不是实际数字。诗人所谓的二十、三十，多指代约数，凡已过或将至均可称之。杨慎自己在诗中即如此写过：“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我们知道《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作于嘉靖三十八年诗人老病交加之中，时其年七十二，而非“七十”。另一首《病中永诀李张唐三公》曰：“魑魅御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按：此诗原注：己未六月）杨慎说他自己被遣戍云南后，过了四十年羲皇上人般的避世生活，这里的“四十年”就是虚数，因为从嘉靖三年他被流放永昌到嘉靖三十八年写就此诗时，实际上是三十六年，还不够四十年呢。
直至董运来《杨慎卒年卒地新考》、丰家骅时隔八年后修订增补的《杨慎卒年卒地新证》，平地一声雷，发现黄宗羲《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四游居敬《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这一第一手材料，争论出现转机。原文明确记载：“无何，先生走仆告余以病，余数遣医诊视之，医复日：病不可为也。乃七月六日乙亥丑时，先生卒于昆明高蛲之寓舍，为嘉靖己未岁也。距生弘治戊申十一月六日乙丑年七十有二。”有了这一直接而确凿的资料，杨慎卒年卒地的争议始告一段落。
三、卒年新证
除游居敬《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还有证据可以证明杨慎确切的卒年卒地，下面试举三例：
一是陈表为唐錡撰的《明故奉政大夫河南按察司兵备佥事前湖广道监察御史唐公行状》。唐錡乃“杨门六学士”，从杨慎游，与杨慎往来甚密、酬唱甚多，可谓杨慎同时代的好友兼弟子，关于其材料信实可据。摘录原文如下：
公寿六十七时，升庵自泸趋永昌配所，复自永昌返高晓，盛夏暑厉所侵，疾剧，寄诗永诀，
末云：“遁野荒民池南叟，此意非公谁与传？”盖托张愈光及公纪其在滇三十余年之行实，将以为
志铭也。公诵其诗心痛，即扁舟泛白浪，夜抵高晓，相对欷歔，感慨往昔，各泣下沾襟。时升庵疾
革，六月晦日，公自高晓返棹，仍升碧鸡、南岩两庵，各自题咏，山麓冒雨，舟中已得疾，抵家未
数日而升庵讣至，公伤感疾剧。
唐錡，号池南，晋宁人，生于弘治癸丑（1493年）六月庚申二十九日。下推六十七年，正好是嘉靖三十八年，即1559年。由此则材料，可以确定杨慎卒于1559年，尽管未具明详细日期，但由“六月晦日……抵家未数日而升庵讣至”可以推知卒于此年的七月初，卒地为昆明高蛲。此正好与简绍芳《年谱》、《明史》所记相吻合。
董运来、丰家骅两先生所申引杨慎卒年卒地最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云南巡抚游居敬所撰《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墓志铭》曰：“乃七月六日乙亥丑时，先生卒于昆明高蛲之寓舍，为嘉靖己未岁也。九月，先生之门生安宁庠士丘生文举述先生素履之概，就正于池南唐君，谒余而请。”杨慎临终前嘱门生丘文举述素履之概（即行状），并请唐錡为之校正。足以说明唐錡是杨慎临终前的见证人，亲历了杨慎的最后岁月。而陈表是唐錡同时代好友，所记唐錡的材料切实可信。
再看另一则材料。嘉靖刻本杨慎《杨子卮言》中有杨慎妹夫刘大昌的《杨子卮言序》。里面说升庵“握节滇云三十六，闭门著述数十种”，在云南呆了三十六年。杨慎于嘉靖三年（1524）流放永昌，下推三十六年，正好是嘉靖三十八年。
还有一则材料。杨慎回滇后不久逝世，好友周复俊再次入滇任布政使。时升庵《七十行戍稿》初成，杨慎弟子丘文举往见周，求其为诗集作序。周复俊《升庵先生七十行戍稿序》云：“顷议礼不协，恩谴滇云，由嘉靖甲申（嘉靖三年），迦己未（嘉靖三十八年），盖已三十六祀。”明白清楚地交代杨慎在滇云生活的起止时间：嘉靖三年戍滇，嘉靖三十八年卒。周《序》落款恰是：“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这也正好与刘大昌《杨子卮言序》说法惊人的一致。
四、卒地新证
关于杨慎的卒地，原就有持卒于永昌、泸州、四川、昆明高蛲四说，其实前三说都缺乏确凿的依据，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
程封《明修撰杨升庵先生年谱》记嘉靖三十八年谱主在临死前的“六月二十日永昌卧病”。谈迁《国榷》卷六十二“世宗嘉靖三十八年七月乙亥”条说“故翰林修撰杨慎卒于永昌”。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称“杨用修自滇中暂归泸，已七十余，而滇士有谗之抚臣昺者……用修不得已，至滇则昺已墨败。然用修遂不得归，病寓禅寺以没”。禅寺所在何地未明说，可能是永昌也可能是昆明。朱明震《玉笥诗谈》卷上云：“简（绍芳）归数年卒，其子谒先生泸阳。时先生以疾卧床，呼拜床下，问‘西凿安否？’其子日：‘死矣！’先生长吁数回，以袖拭泪，向壁卧，不复言，数日卒。”记其卒于泸州。
当代学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提出了异议。历史学家谢国桢先生认为“卒于禅寺”，他说：“杨慎到云南四十年之中，或居住永昌戍所，或住在昆明附近的安宁州，或已回到四川……见忌于云南有的权贵，被迫仍回到戍所，于嘉靖三十八年七月，死在一破庙里。”揆其情理，谢国桢先生所说的戍所当为永昌无疑。杨慎研究用力最勤的王文才先生认为用修“竟以疾殁永昌禅寺”。其《杨慎学谱》称：“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六月卒于永昌”，并引李元阳《哭杨修撰升庵》诗“螳川在何处，恸哭傍沧州。欲寄千行泪，澜津不北流。相去千余里，讣至一星周。”加以分析说：“意谓安宁人去，旧馆凄迷；澜江不返，长逝于永昌。” 张增祺据简绍芳《年谱》“公卒之年，黄夫人至泸奔丧”句，认为“卒地不在云南，而是在云南返回四川途中的泸阳”、“回四川新都，于途中卒于泸州”。而陆复初认为“可能他是为了回乡，以死为烟幕，而实尚伏居泸州，……终老于蜀”。其据张含《读毛氏家史论》推测杨慎假托死于保山，用来迷惑世宗，而后偷偷潜回四川了。
新说的根据多不够充足，尚不能服人。卒于泸州和新都之说更经不起推敲。巡抚王昺遣四指挥于蜀逮杨慎还戍永昌，升庵途中所作《七十行戍稿》中有《冬过水峡驿观瀑布泉》：“一从流戍辞巴蜀，几回于役行荒服。”和《十一月十三日至高蛲，耆老二十余人烹豚煮酒慰予》清楚记载自己的被械押回滇。杨慎是议礼诸臣中极少数永不赦免的重犯，心胸狭隘的世宗嘉靖帝怀恨在心，随时注意他的言行。既然为人暴戾的巡抚王昺奉朝廷旨意把杨慎逮回云南，继任者怎敢私自放其归泸州或成都。李元阳《哭杨修撰升庵》云：“故园无一信，旅榇有孤舟。妻儿占梦寐，道路隔松楸。”既然“故园无一信，妻儿占梦寐”，那就可以肯定杨慎不是逝于泸州，更不是逝于新都。另外卒于永昌说也不可靠。嘉靖三十八年五月，杨慎有写给最为相知相契的朋友张含的《与张禺山书四则》，信中谈到自己：“慎自长至前后，衰病忽作。”张含世居永昌，长至日，即五月初四。此信前有“使来，得手书数纸”。据此可知，杨慎逝世前的五月并不在永昌。至六月，杨慎病情越发沉重，有《七十行戍稿》中《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病中永诀李张唐三公，己未六月》诸诗可证。故丰家骅先生推断“五、六月间杨慎身体已极度虚弱，势难再回永昌，故‘卒于永昌’是不可能的。”
有鉴于此，丰家骅对此很保守，笼统地说：“在没有发现新材料前，目前只能确定杨慎于嘉靖四十一年仲春逝于云南。”
文献记载，杨慎卒后，巡抚游居敬命殡归新都，夫人黄峨“徒步奔丧，至泸州遇柩。仿刘令娴《祭夫文》自作哀章，哀礼备至”。黄峨既然是半路遇升庵灵柩于泸州，何谈死于泸州？显而易见，卒于泸州说不可靠。致误的原因是对简绍芳《年谱》“夫人黄至泸迎归”的断章取义。原文如下：“次子宁仁时寓泸州，公卒年，夫人黄至泸迎归，抚教则夫人任之也”。可见夫人黄峨至泸州迎归的是杨慎次子杨宁仁，怎能遽断杨慎卒于泸州。
除游居敬《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先生卒于昆明高蛲之寓舍”之记载，陈表《明故奉政大夫河南按察司兵备佥事前湖广道监察御史唐公行状》，就透露杨慎卒于滇池西岸的高蛲水庄，前已述。好友周复俊《升庵七十行戍稿叙》云：“今兹来游，忽睹丹旐飘扬于昆池之上，而文举（字鸿夫，安宁人）所辑《戍稿》适携而至。慨叹畴昔，不觉雪涕之无从，爰命梓之，流布海宇……”这是卒地的最好证据。有了此两则材料，杨慎卒于高蛲就十分可信、确切无疑了，也解决了孤证无据的困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