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十二岁，被选派到美国去學外语。一到美国的学校我就呆了，这美国人怎么这样！所有学生都穿破破烂烂的蓝色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在膝盖那儿还有两个大窟窿；上身就是一件小衬衫，都印着英文单词（后来才知道这叫T恤衫），不三不四的。老师比学生还糟糕，一点儿没有中国老师的尊严，老跟学生嘻嘻哈哈！开学典礼在一个大礼堂里，所有的学生都席地而坐，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说话、打闹、嘴里还嚼着泡泡糖。
　　在学校里的头三个月一晃就过去了，我们几个孩子的英文一点儿长进都没有，每天老师开始讲课，我们就开始打呼噜。小红房子学校属于那种进步学校，很随便，学生上课可以趴在地上，把脚放在桌子上，还可以吃糖，所以睡觉根本算不了什么。何况老师知道我们听不懂，怪可怜的，睡就睡吧。
　　带我们去的领导们不干了，有人想出了鬼点子，让四个孩子全住到美国人家里去。我是第一个被送出去的。我住的那家，父亲是美国一家医药公司的职员，母亲是自由职业者，专给杂志和图书画插图。家中有三个孩子，两个大的是女孩，最小的是个男孩，才五岁。大女儿吕贝卡是我的同班同学。
　　我进了他们家，头一件事就是学着干家务。这家人喜欢动物，养了一条狗、两只猫、一只鸽子。我在那儿住了三年，每年动物数量都有递增，一直到三条狗、两只猫、一窝子老鼠、一条蛇和一只二尺多长的南美蝎子。
　　孩子们负责管理这些动物的日常生活。遛狗，一日三次，上学前一次，放学后一次，睡觉前一次。换猫粪箱，每日一次。换鸽子笼子，每周一次。还有其他与动物无关的家务：洗碗、倒垃圾、做中午吃的三明治。
　　我本着学雷锋的精神，积极抢干比较脏、累的活儿，比如上学前遛狗和换猫粪箱。吕贝卡和她妹妹拍手叫好，说没想到家里来了个大傻瓜，专干没人愿意干的活儿。
　　过了很久，吕贝卡告诉我，刚开始他们觉得我傻，挺好欺负，后来看见我“不怕脏、不怕臭”，他们觉得我不正常，有病。后来我不干了，天天跟他们下棋，谁输了谁干脏活，他们反倒觉得我正常了。
　　当时，我的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们学校外面有个卖意大利冰的小摊，天热了，孩子们午休时都去排队买意大利冰吃。我只好看着，别人要请我吃，我还要面子，说不喜欢。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去中央公园，大家都在街上买吃的，我实在感到委屈，就在一边掉眼泪。
　　我的班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她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在她怀里痛诉了一番。她笑了，拉着我的手到中央公园里的动物园去了，在那儿我能亲手喂羊、喂马。等我们回来时，同学们都吃完了，我也把事情忘了。回家的时候班主任又过来问我玩得开心吗？我说开心，她笑着说：“明白了吧，开心跟钱没关系，得自己找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