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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这个数字跌破了警戒线1.5，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生育率的担忧。有声音认为，中国也跌入了低生育率陷阱。
不愿意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拒绝过渡到父母的身份。其背后的障碍，也许事关经济压力，也许出于个人价值判断，也许是一些更细碎的个人顾虑，听上去似乎无解。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吊诡现象。为什么社会经济越发展，育龄的年轻男女，越不愿意生养小孩了？站在人口转型的宏观角度，也许就能发现藏匿其中的惊人逻辑。
两种个案
今年3月，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验孕棒上出现两条线，都很清晰，加之两个月不来的生理期，忐忑多日的念头得到了应验——“我怀孕了”。
尽管沈梦婷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但那一刻，一阵恐慌还是瞬间淹没了她。脑海浮现一些从未曾想过的画面：变形的身体、半夜哄睡婴儿的苦恼、与丈夫在育儿方面发生日复一日的争吵。还有最重要的，她也从未想过：她可以做出怎样的牺牲。
沈梦婷今年30岁，所谓的生育黄金年龄，“按理来说，我应该坦然甚至欣然面对。但恐慌是实实在在的。”
她在上海有一份设计相关的工作，今年已经把朋友和同学的婚礼、满月酒参加个遍，每到这种场合里，人们会调转枪口，对她发出一句句灵魂拷问：“什么时候才轮到你？”還有贴心的忠告“再不要个小孩就晚了”。母亲见她如此“不思进取”，更是大骂不孝。
沈梦婷此前换过三任男友，都不是奔着结婚去的。婚姻因生活方式和三观的迥异，不了了之。现在，她要审视的是，肚子里的胚胎和眼前这个男人，值得吗？
男友思想简单，只道：“我喜欢孩子，生下来吧。”但对她来说，事情并非如此，她在上海买不起房，孩子教育怎么办？每个月所剩无几的工资怎么养得好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如果去另一个城市，是否意味着她必须放弃她热爱的职业？
更重要的是，眼前这个人，能做好一个合格的父亲吗？是她理想的人生伴侣吗？这些都没有答案。
“我不想为了一枚胚胎将就自己的人生。”
一个星期后，她下定了堕胎的决心。
与沈梦婷不同，长沙的赵新竹作出了她最激烈的反抗。婆婆和母亲双管齐下，给她下最后通牒，她喊出了离婚予以还击。
今年春节期间，婆婆和母亲一如往常，开始试探赵新竹丈夫，问他喜欢不喜欢孩子。大年初二，俩亲家还去求了送子观音。
大年初四，趁着一家人围桌聚餐，她站起来，用响亮的声音说，我今天就明说了，我是不会要小孩的，你们别费劲了。母亲骂她自私，从不为家庭考虑，并放了狠话，如果今年再不生，他们死了遗产一分钱不留给她。赵新竹无所畏惧，当场说出离婚来还击。
赵新竹31岁，丈夫32岁，两人是硕士研究生同学，毕业两年后才谈起了恋爱。4年前两人结婚时，他们就约定，不要小孩，一起过逍遥自在的生活。但丈夫很快倒戈，他不能理解：“大家都生了小孩，你为什么不生。”最近，他又戒起了烟。
越是如此，她越抗拒。婚后她才发现，丈夫并不是那种能跟她感同身受的人，而且经常不着家。“如果生了小孩，我注定是孤军奋战。”
赵新竹恐惧分娩的痛苦，她自认为不是一个母爱泛滥的人，做不到一个贤妻良母的本分。她知道，人的心境可能会变，也许40岁她会想要一个小孩，但她眼下没法克服自己。在母亲看来，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简直有病”。
对沈梦婷和赵新竹来说，生育意味着什么，似乎并不为旁人所理解。而对生育率持续低迷甚至跌破警戒线的中国社会来说，作为个案的沈梦婷和赵新竹，似乎又成了一种综合样本。
那些抗拒生育的男男女女，他们真正恐慌的是什么？这需要被听见。
社会宿命
从任何层面来看，“不愿意生小孩”，都成了一种既定的现实，而且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趋势。
今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平”，这是中国生育率首次跌破1.5的警戒线。这一度引起学界和公众的担忧，中国是否落入了“低生育陷阱”？
这并非一个新的现象。事实上，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走势持续下滑。直到2016年，二孩政策开放，效应是显著的，当年出生人口数猛然回升，为1786万人。
但二孩政策并没有带来长期效应，短暂的刺激后，从2018年开始，迅猛的下跌势态便出现了，出生人口和出生率一度跌破历史水平。最不容乐观的，便是2020年的数据。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和“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要知道，低生育陷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需要持续一段时间。至于是否会持续低于1.5，还需要持续的观察。
不可小觑的是，低生育率如今已经成为全球趋势，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包括大部分欧洲国家、美国、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应了那句话——“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超低生育率，似乎成了社会发展的终极宿命。
需要阐述一个概念，总和生育率，它反映女性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由于婴儿夭折、疾病等因素，一般而言，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否则，后果便是人口快速的老龄化，劳动力规模下降，总人口规模减小。
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引起了人类对自身物种存亡的担忧。牛津大学人口学家曾对韩国做出预警：称其或将成为“全球首个消失国家”。2018年，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只有0.98，属全球最低，意味着平均每位育龄女性生了不到1个孩子。
不愿意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拒绝过渡到父母的身份。其背后的障碍，也许事关经济压力，也许出于个人价值判断，也许是一些更细碎的个人顾虑，听上去似乎无解。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吊诡现象。为什么社会经济越发展，育龄的年轻男女，越不愿意生养小孩了？站在人口转型的宏观角度，也许就能发现藏匿其中的惊人逻辑。
两种个案
今年3月，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验孕棒上出现两条线，都很清晰，加之两个月不来的生理期，忐忑多日的念头得到了应验——“我怀孕了”。
尽管沈梦婷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但那一刻，一阵恐慌还是瞬间淹没了她。脑海浮现一些从未曾想过的画面：变形的身体、半夜哄睡婴儿的苦恼、与丈夫在育儿方面发生日复一日的争吵。还有最重要的，她也从未想过：她可以做出怎样的牺牲。
沈梦婷今年30岁，所谓的生育黄金年龄，“按理来说，我应该坦然甚至欣然面对。但恐慌是实实在在的。”
她在上海有一份设计相关的工作，今年已经把朋友和同学的婚礼、满月酒参加个遍，每到这种场合里，人们会调转枪口，对她发出一句句灵魂拷问：“什么时候才轮到你？”還有贴心的忠告“再不要个小孩就晚了”。母亲见她如此“不思进取”，更是大骂不孝。
沈梦婷此前换过三任男友，都不是奔着结婚去的。婚姻因生活方式和三观的迥异，不了了之。现在，她要审视的是，肚子里的胚胎和眼前这个男人，值得吗？
男友思想简单，只道：“我喜欢孩子，生下来吧。”但对她来说，事情并非如此，她在上海买不起房，孩子教育怎么办？每个月所剩无几的工资怎么养得好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如果去另一个城市，是否意味着她必须放弃她热爱的职业？
更重要的是，眼前这个人，能做好一个合格的父亲吗？是她理想的人生伴侣吗？这些都没有答案。
“我不想为了一枚胚胎将就自己的人生。”
一个星期后，她下定了堕胎的决心。
与沈梦婷不同，长沙的赵新竹作出了她最激烈的反抗。婆婆和母亲双管齐下，给她下最后通牒，她喊出了离婚予以还击。
今年春节期间，婆婆和母亲一如往常，开始试探赵新竹丈夫，问他喜欢不喜欢孩子。大年初二，俩亲家还去求了送子观音。
大年初四，趁着一家人围桌聚餐，她站起来，用响亮的声音说，我今天就明说了，我是不会要小孩的，你们别费劲了。母亲骂她自私，从不为家庭考虑，并放了狠话，如果今年再不生，他们死了遗产一分钱不留给她。赵新竹无所畏惧，当场说出离婚来还击。
赵新竹31岁，丈夫32岁，两人是硕士研究生同学，毕业两年后才谈起了恋爱。4年前两人结婚时，他们就约定，不要小孩，一起过逍遥自在的生活。但丈夫很快倒戈，他不能理解：“大家都生了小孩，你为什么不生。”最近，他又戒起了烟。
越是如此，她越抗拒。婚后她才发现，丈夫并不是那种能跟她感同身受的人，而且经常不着家。“如果生了小孩，我注定是孤军奋战。”
赵新竹恐惧分娩的痛苦，她自认为不是一个母爱泛滥的人，做不到一个贤妻良母的本分。她知道，人的心境可能会变，也许40岁她会想要一个小孩，但她眼下没法克服自己。在母亲看来，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简直有病”。
对沈梦婷和赵新竹来说，生育意味着什么，似乎并不为旁人所理解。而对生育率持续低迷甚至跌破警戒线的中国社会来说，作为个案的沈梦婷和赵新竹，似乎又成了一种综合样本。
那些抗拒生育的男男女女，他们真正恐慌的是什么？这需要被听见。
社会宿命
从任何层面来看，“不愿意生小孩”，都成了一种既定的现实，而且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趋势。
今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平”，这是中国生育率首次跌破1.5的警戒线。这一度引起学界和公众的担忧，中国是否落入了“低生育陷阱”？
这并非一个新的现象。事实上，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走势持续下滑。直到2016年，二孩政策开放，效应是显著的，当年出生人口数猛然回升，为1786万人。
但二孩政策并没有带来长期效应，短暂的刺激后，从2018年开始，迅猛的下跌势态便出现了，出生人口和出生率一度跌破历史水平。最不容乐观的，便是2020年的数据。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和“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要知道，低生育陷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需要持续一段时间。至于是否会持续低于1.5，还需要持续的观察。
不可小觑的是，低生育率如今已经成为全球趋势，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包括大部分欧洲国家、美国、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应了那句话——“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超低生育率，似乎成了社会发展的终极宿命。
需要阐述一个概念，总和生育率，它反映女性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由于婴儿夭折、疾病等因素，一般而言，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否则，后果便是人口快速的老龄化，劳动力规模下降，总人口规模减小。
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引起了人类对自身物种存亡的担忧。牛津大学人口学家曾对韩国做出预警：称其或将成为“全球首个消失国家”。2018年，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只有0.98，属全球最低，意味着平均每位育龄女性生了不到1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