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 《政治周报》 国共关系 变化
作者简介：王高朋，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3.289
学术界对于《政治周报》的研究成果虽不能说已经汗牛充栋，可至少可以说是满目琳琅。而以往关注者，似乎都是多对于《政治周报》发行来龙去脉的研究，但这些论文无一不是只将毛泽东同志创办《政治周报》作为一个很小的方面来研究。换句话说，很少有学者在研究《政治周报》的同时关注国共两党上层人物是如何利用《政治周报》来宣传自己政治思想的，而通过研究《政治周报》来寻找国共两党关系变化背后蛛丝马迹的，因此本文拟通过政治周报，来研究当时国共两党的政治思想的变迁历程。
为了方便研究与此文论述，笔者先将《政治周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其中1-5期为初期，6-10期为中期，11-14期为末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政治周报》创刊人是毛泽东同志等共产党员，但是在最初的几期并未主动公开宣传共产主义，这一时期的《政治周报》多是政治报告、主义的争论和对西山会议派的批判，当然也有一些两党高层的个人演讲和私人信函登载。但这一时期，并未见共产党员在《政治周报》上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毛泽东同志将发刊理由归为“为了革命”，而对于这一理由，又显得过于宏大而使人不易明白《政治周报》的主要职能，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解释道“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些毕竟是远大的理想，面对现实的革命需要，毛泽东同志又谈到“相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此时的《政治周报》虽未见有明显的共产主义宣传，但是，毛泽东同志等人还是通过另一种途径在变相宣传共产主义，在第一期里，毛泽东同志发了好多反驳假共产主义和向反共者反攻的文章。在杨坤如说共产主义只是简单地“三三三一”制，并在惠州城外张贴告示，说共产主义“何为共产？财产充公，贫富皆穷，造作好空，名曰重农，三三三一，其实不通。”面对别人对于广东省有没有“三三三一”制，毛泽东同志巧妙地在《政治周报》中回击到“有是有，不过还在杨坤如的告示上”。 在《颂声来于万国》一文里，针对潮梅绅学商联合会响应刘志陆的电报里污蔑共产党的“共产妖党，煽祸粤东”的言论，毛泽东同志讽刺他们，“处处不忘全世界，眼光何等远大”面对刘志陆要铲除赤化的雄心壮志，毛泽东同志接着讽刺到“颂声之来，一定可靠，万国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下面四国：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国”。 简单明了地说明了真正怕中国“赤化”的其实是帝国主义列强，而刘志陆之流，正是成了帝国主义之反共工具，暗指共产主义在中国实行之必要。在《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里针对陈炯明捏造的共产章程，毛泽东同志说他为了获胜无所不用其极，“捏造共产章程，恐吓人民”，不仅针对陈炯明的“共产章程”，还针对“三三三一”制，“四四二”制等一系列假共产，说明这些无非是：“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 几句话简单明了地说出一切假共产主义其实是为了破坏国民革命，破坏各阶级的联合战线而已。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在《政治周报》创办的最初没有明确宣传共产主义，但是从毛泽东同志对于反击假共产主义特别热心这一情况可以看出，他通过另一种途径，不仅让时人明白什么是假共产主义，什么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巧妙地起到了宣传共产主义的作用。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在世时，国民党人自然对此不敢有所疑问，而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就有一些人对此提出了挑战，而此时的国民党高层人物，诸如胡汪和蒋三位，面对这些疑问和挑战，态度均是暧昧不清，但对于联俄，尚不至有太大异议。
在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员以私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共产党又强调其自身独立性，此时，共产党实力尚小，对国民党尚不足产生威胁，国民党上层对于共产党自身强调保留独立性这一做法，也持无所谓之态度，只要能起到联俄，对于共产党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积极拉拢。这其中汪精卫的态度特别值得玩味。
刚开始，汪精卫对于中共跨党加入国民党一事明确表示：“党员跨党一层亦可不必过虑，且从前既已许之，故经过慎重考量，矧共产党又系国际的团体，更何碍于本党乎？” 而显然国民党没想到日后共产党能发展那么快，所以到此时的汪精卫面对革命派之中会不会产生共产和不共产的区别时，暧昧的回答道：“只要承认自己是革命派，承认自己是做实际工作的，绝不会生出共产与非共产的裂痕”。 胡汉民的态度亦然，在此时西山会议派反共分党之后，胡汉民认为他们违反总理遗志：“北京西山会议，实为违反决议之举动。”并认为那些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犹曰尊重中山先生之遗孤，吾未见其可也。” 虽然反对西山会议反共，但态度和汪精卫无异。胡汉民在廖案之后被迫访苏时，在共产国际会议上特提出对于国民革命运动中怎么对待资产阶级和知识阶级的问题，大会主席答道：“知识阶级固含有其危险性质，然以无产阶级之觉悟发展，实可以引导知识阶级於革命而正其趣向”。对此胡汉民表示，“不云知识阶级引导无产阶级以革命，而云无产阶级引导知识阶级，此言大可昧也”。 对此我们不应过于吃惊，1925年5月25日的《民国日报》报道：“国民党自改组以来，主张日益鲜明，……其中占多数者，就是知识阶级之学生。……国民党与学生间之界线，已连成一气！”据王奇生统计，国民党“二大”召开时，全国12个已知党员成分的省份中，学生党员超过半数的有7个省。 对此我们不难理解胡汉民当时听到对方那样回答时的心情，是党員人数大多是知识阶级的国民党领导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共产党，还是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共产党领导知识阶级党员占大多数的国民党，作为国民党元老的胡汉民心里的天平会偏向谁，可想而知。
作者简介：王高朋，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3.289
学术界对于《政治周报》的研究成果虽不能说已经汗牛充栋，可至少可以说是满目琳琅。而以往关注者，似乎都是多对于《政治周报》发行来龙去脉的研究，但这些论文无一不是只将毛泽东同志创办《政治周报》作为一个很小的方面来研究。换句话说，很少有学者在研究《政治周报》的同时关注国共两党上层人物是如何利用《政治周报》来宣传自己政治思想的，而通过研究《政治周报》来寻找国共两党关系变化背后蛛丝马迹的，因此本文拟通过政治周报，来研究当时国共两党的政治思想的变迁历程。
一、共产党员在《政治周报》上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和对反动思想的批判
为了方便研究与此文论述，笔者先将《政治周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其中1-5期为初期，6-10期为中期，11-14期为末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政治周报》创刊人是毛泽东同志等共产党员，但是在最初的几期并未主动公开宣传共产主义，这一时期的《政治周报》多是政治报告、主义的争论和对西山会议派的批判，当然也有一些两党高层的个人演讲和私人信函登载。但这一时期，并未见共产党员在《政治周报》上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毛泽东同志将发刊理由归为“为了革命”，而对于这一理由，又显得过于宏大而使人不易明白《政治周报》的主要职能，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解释道“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些毕竟是远大的理想，面对现实的革命需要，毛泽东同志又谈到“相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此时的《政治周报》虽未见有明显的共产主义宣传，但是，毛泽东同志等人还是通过另一种途径在变相宣传共产主义，在第一期里，毛泽东同志发了好多反驳假共产主义和向反共者反攻的文章。在杨坤如说共产主义只是简单地“三三三一”制，并在惠州城外张贴告示，说共产主义“何为共产？财产充公，贫富皆穷，造作好空，名曰重农，三三三一，其实不通。”面对别人对于广东省有没有“三三三一”制，毛泽东同志巧妙地在《政治周报》中回击到“有是有，不过还在杨坤如的告示上”。 在《颂声来于万国》一文里，针对潮梅绅学商联合会响应刘志陆的电报里污蔑共产党的“共产妖党，煽祸粤东”的言论，毛泽东同志讽刺他们，“处处不忘全世界，眼光何等远大”面对刘志陆要铲除赤化的雄心壮志，毛泽东同志接着讽刺到“颂声之来，一定可靠，万国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下面四国：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国”。 简单明了地说明了真正怕中国“赤化”的其实是帝国主义列强，而刘志陆之流，正是成了帝国主义之反共工具，暗指共产主义在中国实行之必要。在《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里针对陈炯明捏造的共产章程，毛泽东同志说他为了获胜无所不用其极，“捏造共产章程，恐吓人民”，不仅针对陈炯明的“共产章程”，还针对“三三三一”制，“四四二”制等一系列假共产，说明这些无非是：“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 几句话简单明了地说出一切假共产主义其实是为了破坏国民革命，破坏各阶级的联合战线而已。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在《政治周报》创办的最初没有明确宣传共产主义，但是从毛泽东同志对于反击假共产主义特别热心这一情况可以看出，他通过另一种途径，不仅让时人明白什么是假共产主义，什么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巧妙地起到了宣传共产主义的作用。
二、国民党高层对共产主义态度暧昧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在世时，国民党人自然对此不敢有所疑问，而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就有一些人对此提出了挑战，而此时的国民党高层人物，诸如胡汪和蒋三位，面对这些疑问和挑战，态度均是暧昧不清，但对于联俄，尚不至有太大异议。
在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员以私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共产党又强调其自身独立性，此时，共产党实力尚小，对国民党尚不足产生威胁，国民党上层对于共产党自身强调保留独立性这一做法，也持无所谓之态度，只要能起到联俄，对于共产党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积极拉拢。这其中汪精卫的态度特别值得玩味。
刚开始，汪精卫对于中共跨党加入国民党一事明确表示：“党员跨党一层亦可不必过虑，且从前既已许之，故经过慎重考量，矧共产党又系国际的团体，更何碍于本党乎？” 而显然国民党没想到日后共产党能发展那么快，所以到此时的汪精卫面对革命派之中会不会产生共产和不共产的区别时，暧昧的回答道：“只要承认自己是革命派，承认自己是做实际工作的，绝不会生出共产与非共产的裂痕”。 胡汉民的态度亦然，在此时西山会议派反共分党之后，胡汉民认为他们违反总理遗志：“北京西山会议，实为违反决议之举动。”并认为那些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犹曰尊重中山先生之遗孤，吾未见其可也。” 虽然反对西山会议反共，但态度和汪精卫无异。胡汉民在廖案之后被迫访苏时，在共产国际会议上特提出对于国民革命运动中怎么对待资产阶级和知识阶级的问题，大会主席答道：“知识阶级固含有其危险性质，然以无产阶级之觉悟发展，实可以引导知识阶级於革命而正其趣向”。对此胡汉民表示，“不云知识阶级引导无产阶级以革命，而云无产阶级引导知识阶级，此言大可昧也”。 对此我们不应过于吃惊，1925年5月25日的《民国日报》报道：“国民党自改组以来，主张日益鲜明，……其中占多数者，就是知识阶级之学生。……国民党与学生间之界线，已连成一气！”据王奇生统计，国民党“二大”召开时，全国12个已知党员成分的省份中，学生党员超过半数的有7个省。 对此我们不难理解胡汉民当时听到对方那样回答时的心情，是党員人数大多是知识阶级的国民党领导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共产党，还是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共产党领导知识阶级党员占大多数的国民党，作为国民党元老的胡汉民心里的天平会偏向谁，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