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寻求相对于工业化时代以前，将全球升温幅度限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的水平，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则在2018年提出了将温度变化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建議。相比之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德豪斯的模型则提出，到2100年将全球变暖限制在3.5摄氏度以内。
　　某些类型的气候变化影响，是可以尝试进行定量估算的。随着气候不断变暖，世界某些较冷地区的作物产量会增加，同时较热的地区则会减少。任何对经济影响的净估算都可能产生较大的误差，凭空认为一个地区的收益将会弥补其他地区所受的伤害是荒谬的想法，但建立这方面的计算模型，至少可以帮助人们估测上述影响可能涉及的规模。
　　不过，要对不同的重大风险建立太多模型，是不大可能的。全球变暖将导致水文循环发生重大变化，极端降雨和更长时间的严重干旱也会随之增多。这将对特定区域的农业和生产状况造成严重不利影响，但气候相关的模型并不能让人准确地预知哪些区域所受的影响将最为严重。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包括一些诺贝尔奖得主在内，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复杂的“风险价值法”（VaR）模型已经有效增强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性。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是其中一人，2005年，他欣慰地观察到“运用更为复杂的方法来衡量并管理风险”是支撑最主要金融机构加强适应性的“关键因素”之一。
　　不过，上述模型并未就即将发生的灾难提供任何警告。恰恰相反，它们还让银行经理、央行行长和监管机构产生了一个危险的认识：相信风险是可以被准确预见、衡量和管理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声称能识别全球变暖最佳水平的所谓复杂模型。
　　截至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性的经济成本同样不确定。但与评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成本相比，我们却可以在估算其最大数量级时更有信心。
　　实现零碳经济需要大规模加大全球用电量，会从今天的23000千瓦时增加到本世纪中叶的高达90000千瓦时之多。在零碳前提下实现这一目标将需要巨额投资，但正如能源转型委员会已经表明的那样，这在技术、物理和经济领域全部可行。哪怕上述90000千瓦时完全由太阳能提供，所要占据的空间总量也仅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而在现实世界的竞争性能源交易中，太阳能及风能发电商已经在力求以接近甚至是低于化石燃料发电成本的价格来提供电能。
　　这种方式的总成本估算，还必须考虑到不出太阳和不刮风期间所需预留的能源存储或备用成本，以及钢铁、水泥和石化等重工业企业脱碳化所可能面临的复杂挑战。
　　显然，即使将所有经济因素都考虑在内，全球经济脱碳化的总成本也不大可能超出全球GDP的1%至2%的范畴。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实际成本将低得多，因为绝大多数此类估算都过于谨慎，没有去考虑基础技术突破的可能性，并同时保守地估计了关键技术成本下降所需要的时间和速度。2010年，国际能源署曾预测，截至2030年光伏设备成本下降70%，但实际上，在2017年就实现了。
　　而且，如果人们减少排放的坚定程度能够催生技术的进步和学习曲线效应，那么上述成本还将下降。因此，到2050年实现零净排放是一个在经济层面甚为合理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