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学在异地办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异地办学的冲动不是源于教育自身，而是来自地方政府。不过，中国高等教育大幅扩张的时机已经过去了，目前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
“南有深圳，北有青岛”——这是眼下中国高教发展势头最强劲的两个城市。尽管经济水平与城市综合实力都比深圳低一个层次，但青岛发展高教的雄心与力度并不输于深圳。青岛这样做，是有它的底气的：2016年，青岛GDP排名居山东省第一名、全国第12位，在全国12个生产总值逾万亿元的城市里，是除北京以外唯一的北方城市。
截至目前，青島已经引进了中国科学院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在此设立校区。2016年9月底，复旦大学青岛研究院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揭牌成立，它是复旦大学唯一的位于上海地区之外的校区。目前与青岛正式签订协议的国内高校已达21所，另外还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4所。根据青岛市教育局的官方说法，到2020年，在青岛的高教机构将超过50所以上。
深圳、青岛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态势，是中国最新一轮高校异地办学热潮的体现，而大学在异地办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创建于1984年的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是国内第一所高校与地方政府联合共建的综合性大学异地分校。紧随其后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于1985年同样在威海建立了哈工大威海分校。
到了1990年代，威海曾希望将山大威海分校变为本地的“威海大学”，但此想法与校方意见不统一，山大威海分校因此发展停滞，一度压缩招生规模。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形势变化，威海分校有了新发展，2012年更名为威海校区，实现了毕业证、学位证与山东大学的完全统一。目前，该校区共有本科生1.39万余人，留学生7000余人，硕、博士研究生1000余人。
南开大学邢志杰在《现代大学教育》杂志发表的《中国大学异地办学的发展与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国大学的异地办学兴起主要分两个阶段。
一是1980年代中期，国家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地方行政区划出现变动。这一时期异地办学的典型是山东威海和河北秦皇岛。二是1990年代末期，国家高等教育规模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并瞄准高新科技。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文章指出，虽然异地办学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但这一事物的真正发展是在1999年以后。
地方政府之所以更青睐于引进国内外已有的知名大学而非自己办高校，与中国现行的政策规定有关。深圳大学城的建立，正是由于深圳市发现，靠自身力量办成一所国内一流大学，难度很大且时间较长，而引进知名大学可以直接借助校方的已有品牌和成熟的办学经验与师资，起点高，见效快。
异地办学与各地大学城的兴建往往联系在一起。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马陆亭表示，异地办学的冲动，不是源于教育自身，而是来自地方政府。梳理这些年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地方发展经济首先是建工业园区，后来是建科技园区，如今则是办大学，建大学城。
邢志杰则指出，地方政府之所以引进高校来办学，与城市行政级别提高、希望借助创办高校来提升城市形象和知名度、为本地培养优秀高端人才、发展知识经济有关。大学城对带动周边房地产价格也作用巨大。深圳大学城所在的西丽片区，原先是整个深圳市房价最低的区域。在大学城建成后，周边房价就开始直线上升，如今已是深圳最值得投资的区域之一。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李献策等人2012年发表的《重点高校异地办学的三种模式分析》一文，异地办学的主要形式有：创生型，以珠海独立学院为代表；分割型，即将学校的某些年级或学院放在另一校区，分校区仅是大学校园在物理空间上的扩展，以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为代表；延伸型，以深圳大学城与苏州独墅湖高教园为代表。
21世纪初，珠海先后引进了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与吉林大学等国内高校进驻当地办学，经过一系列演变和调整，最终三家高校在珠校区都成为独立学院，在招生批次、录取分数、办学水平上都与母体高校有质的不同。其中，北师大珠海分校与北理工珠海学院为两校与珠海市政府合办，吉大珠海分校为校方与社会资本合作办学，即所谓的“名校办民校”，这也是国内独立学院的普遍做法。三校在招生批次、录取分数、办学水平上都与母体高校有质的不同。
对此，李献策指出，在创生型异地办学模式中，为分享母体高校的品牌效应，子体机构无一例外都极力自称是母体高校的组成部分或分校区，否认自己的独立身份。比如某名牌大学分校，其学科水平、师资水平等远未达到重点大学的水准，与其母体高校相比更是天差地别，但由于受益于母体高校的品牌效应，其在大多数省份的录取分数竟超出当地重点线数10分，高于很多重点甚至名牌大学的录取分数。这对信息不对称的考生是极为不道义的一种做法。不过，创生型异地办学虽然没有按照期望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原汁原味地扩展到异地，但总归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当地高等教育水平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在明确身份的前提下，子体机构将不断实现本地化，并最终变成一所质量中上、名实相符的本地高校。
分割性异地办学由于办学成本高、管理难度大，且容易受到主校区所在地政府的极力阻挠，因此发展前途不被看好。
文章认为，延伸型异地办学模式将来会得到进一步发展，但也存在两大问题。其一，高校在经济发达城市开展延伸办学，容易受到来自合作方即当地地方政府的干扰和压力，从而影响正常的办学思路。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相对较短，人事调动较为频繁，这使得政府官员基于政绩考量而急于看到合作办学带来的成果。同时，地方政府一般对合作办学报有较重的功利思想，希望能尽快见到经济效益，但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而且是一项长期事业，因此，地方政府的急切心理和功利思想都容易对正常的办学秩序产生负面影响。 其二，异地延伸办学注重应用研究而轻基础科学研究，在延伸机构创办之初，这个问题可能并不凸显，但当其完成师资本地化过程之后，就很难再找到校本部基础研究与延伸机构应用研究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了，这时，延伸机构的应用研究由于缺乏基础研究的支持，会面临发展乏力的困境。因此，对于延伸型异地办学来说，其未来走向就是朝自成体系的方向发展。
马陆亭表示，对于异地办学，传统上教育主管部门是不赞成的。过去，由于一些个别情况、个别案例，教育部批了一些异地办学的学校，这个口子就被慢慢打开了。但从实际操作来看，国内的异地办学，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专家就甚至断言过异地办学很少能真正取得成功。
异地办学所反映出来的本质，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马陆亭说，美国最早只有集中于东北部地区的常春藤8所大学，后来随着“赠地运动”的发展，每个州都办起了大学，高等院校越来越多，布局越来越分散和广泛。
中国也正在经历类似的发展过程。过去，中国的大学都集中在北京、上海、武汉和西安等几个大区的中心城市。后来，随着国内各区域的经济发展，高校布局趋于分散。
具体来说，中国的高教大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高等院校的分布都由中央统一规划，形成了新中国高校的大区布局。
第二阶段是在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以后，全国各地区的高等教育都有了发展，但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发展快，东西部的差距在增大。这是因为，高等院校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财力、物力支持，因此，办大学就成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而经济实力雄厚的地区往往拥有更多影响力、话语权与可实现性。
目前第三阶段正在形成，就是以沿海发达省份的中心城市为代表的有优势的地方在大力发展高教，而且是瞄向高等教育的高端，如浙江的宁波、广东的深圳、江苏的苏州、山东的青岛等。
在第三阶段里，第一个大力发展高教的城市不是深圳而是宁波，而且是一个成功的案例。1990年代末，作为浙江省内可与省会杭州相媲美的经济中心，宁波立志要成为该省的高等教育副中心，从无到有，建立起十来所高校。更值得一提的是，每一所学校的模式都不一样：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是政府投资的独立学院；大红鹰学院是企业投资的民办高校；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独立的中外合作办学。这些高校成立后，与城市的互动取得了成功，对宁波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高校异地办学的另一个成功模式出现在江苏苏州。深圳大学城管委会主任吴惠琼表示，苏州独墅湖高教园起步比深圳晚，并且学习了深圳模式，“但是发展得比我们要好”。
2013年，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杨瑞东等人发表了《“高等教育特区”：以深圳大学城与苏州高教园区典型异地办学高校为例》一文。他们在文中指出，苏州高教园区内的各高校办学各有特色。西交大在苏州的办学主要以产学研为导向，每个实验室同时挂牌一个公司，每一位研究生都配备一位企业导师，做课题的同时就是在做企业的课题，学院以就业为导向，注重应用型人才，尤其是苏州亟需人才的培养。
中科大在苏州的办学则以发展学校工科学科，以软件学院、纳米学院的建设为主导，同时按照苏州对纳米技术的重点需求，加速发展建设纳米学院。
人大在苏州的办学主要依赖校本部法学、金融等王牌学科，在苏州做延伸办学，其中法学院也是在高教园区内第一个招收本科生（与校本部分数线一致）的学校。
相比之下，深圳大学城内清华、北大、哈工大的异地办学特色并不如苏州高教园内人大、中科大、西交大那么明显，表现较为均一，基本上是按照校本部的院系设置在深圳开设各个专业。
至于青岛，马陆亭说，其条件与深圳类似：沿海城市、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地方政府有财力，这些都是发展高等教育的优势。它们都希望通过吸引国内外著名大学来当地办学，助力自身的创新型城市建设，最终还是为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引擎。从城市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无可厚非。但从全国角度来说，高等教育的总量是一定的，中国高等教育大幅扩张的时机已经过去了，目前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2000年时，中国共有各类高等院校1031所，如今已经增加到2900多所。“如果再新办学校，将来这些学校能不能招到学生都要打个问号。这些城市的大学计划能不能如愿发展起来？我对此不做判定。”
马陆亭举例说，我国台湾地区就经历了这样的发展历程。196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起飞。为满足当时经济发展需要，台湾的职业教育得到了充分发展，涌现出大批专科学校。
到了199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台湾的第二产业向大陆转移，地区经济面临转型。原先的职业学校就开始吃不饱。除了撤校，许多专科学校纷纷“专升本”，改制为技术学院或科技大学。
据统计，1995～2012年，台湾地区的本科院校由60所上升至148所，专科学校从74所下降到14所。与此同时，近年来台湾新生儿数量逐渐下降，“少子化”现象十分突出，再加上精英阶层更喜欢让子女留学，导致现在台湾的很多大学都吃不饱。有报道称，就连台湾最好的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等名校都招不满学生，更有人预言，台湾未来将出现大学倒闭潮。
无论如何，在现阶段，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几座明星城市仍在竞相推动知名大学在本地建立分校区。“深圳后来居上，我原来推崇宁波，现在推崇深圳。”馬陆亭表示，浙江和广东两省之所以近年来高教事业高歌猛进，是因为民间资本较多，民众、企业和政府都有钱。而深圳的实力比宁波更强，能把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清华引进来。他说，“深圳通过发展高等教育，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增强了城市发展的活力，从改革开放的前沿、加工业集聚地，转向创新发展，一座创新型城市雏形已经形成。”
“南有深圳，北有青岛”——这是眼下中国高教发展势头最强劲的两个城市。尽管经济水平与城市综合实力都比深圳低一个层次，但青岛发展高教的雄心与力度并不输于深圳。青岛这样做，是有它的底气的：2016年，青岛GDP排名居山东省第一名、全国第12位，在全国12个生产总值逾万亿元的城市里，是除北京以外唯一的北方城市。
截至目前，青島已经引进了中国科学院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在此设立校区。2016年9月底，复旦大学青岛研究院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揭牌成立，它是复旦大学唯一的位于上海地区之外的校区。目前与青岛正式签订协议的国内高校已达21所，另外还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4所。根据青岛市教育局的官方说法，到2020年，在青岛的高教机构将超过50所以上。
深圳、青岛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态势，是中国最新一轮高校异地办学热潮的体现，而大学在异地办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创建于1984年的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是国内第一所高校与地方政府联合共建的综合性大学异地分校。紧随其后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于1985年同样在威海建立了哈工大威海分校。
到了1990年代，威海曾希望将山大威海分校变为本地的“威海大学”，但此想法与校方意见不统一，山大威海分校因此发展停滞，一度压缩招生规模。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形势变化，威海分校有了新发展，2012年更名为威海校区，实现了毕业证、学位证与山东大学的完全统一。目前，该校区共有本科生1.39万余人，留学生7000余人，硕、博士研究生1000余人。
南开大学邢志杰在《现代大学教育》杂志发表的《中国大学异地办学的发展与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国大学的异地办学兴起主要分两个阶段。
一是1980年代中期，国家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地方行政区划出现变动。这一时期异地办学的典型是山东威海和河北秦皇岛。二是1990年代末期，国家高等教育规模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并瞄准高新科技。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文章指出，虽然异地办学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但这一事物的真正发展是在1999年以后。
地方政府之所以更青睐于引进国内外已有的知名大学而非自己办高校，与中国现行的政策规定有关。深圳大学城的建立，正是由于深圳市发现，靠自身力量办成一所国内一流大学，难度很大且时间较长，而引进知名大学可以直接借助校方的已有品牌和成熟的办学经验与师资，起点高，见效快。
异地办学与各地大学城的兴建往往联系在一起。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马陆亭表示，异地办学的冲动，不是源于教育自身，而是来自地方政府。梳理这些年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地方发展经济首先是建工业园区，后来是建科技园区，如今则是办大学，建大学城。
邢志杰则指出，地方政府之所以引进高校来办学，与城市行政级别提高、希望借助创办高校来提升城市形象和知名度、为本地培养优秀高端人才、发展知识经济有关。大学城对带动周边房地产价格也作用巨大。深圳大学城所在的西丽片区，原先是整个深圳市房价最低的区域。在大学城建成后，周边房价就开始直线上升，如今已是深圳最值得投资的区域之一。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李献策等人2012年发表的《重点高校异地办学的三种模式分析》一文，异地办学的主要形式有：创生型，以珠海独立学院为代表；分割型，即将学校的某些年级或学院放在另一校区，分校区仅是大学校园在物理空间上的扩展，以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为代表；延伸型，以深圳大学城与苏州独墅湖高教园为代表。
21世纪初，珠海先后引进了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与吉林大学等国内高校进驻当地办学，经过一系列演变和调整，最终三家高校在珠校区都成为独立学院，在招生批次、录取分数、办学水平上都与母体高校有质的不同。其中，北师大珠海分校与北理工珠海学院为两校与珠海市政府合办，吉大珠海分校为校方与社会资本合作办学，即所谓的“名校办民校”，这也是国内独立学院的普遍做法。三校在招生批次、录取分数、办学水平上都与母体高校有质的不同。
对此，李献策指出，在创生型异地办学模式中，为分享母体高校的品牌效应，子体机构无一例外都极力自称是母体高校的组成部分或分校区，否认自己的独立身份。比如某名牌大学分校，其学科水平、师资水平等远未达到重点大学的水准，与其母体高校相比更是天差地别，但由于受益于母体高校的品牌效应，其在大多数省份的录取分数竟超出当地重点线数10分，高于很多重点甚至名牌大学的录取分数。这对信息不对称的考生是极为不道义的一种做法。不过，创生型异地办学虽然没有按照期望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原汁原味地扩展到异地，但总归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当地高等教育水平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在明确身份的前提下，子体机构将不断实现本地化，并最终变成一所质量中上、名实相符的本地高校。
分割性异地办学由于办学成本高、管理难度大，且容易受到主校区所在地政府的极力阻挠，因此发展前途不被看好。
文章认为，延伸型异地办学模式将来会得到进一步发展，但也存在两大问题。其一，高校在经济发达城市开展延伸办学，容易受到来自合作方即当地地方政府的干扰和压力，从而影响正常的办学思路。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相对较短，人事调动较为频繁，这使得政府官员基于政绩考量而急于看到合作办学带来的成果。同时，地方政府一般对合作办学报有较重的功利思想，希望能尽快见到经济效益，但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而且是一项长期事业，因此，地方政府的急切心理和功利思想都容易对正常的办学秩序产生负面影响。 其二，异地延伸办学注重应用研究而轻基础科学研究，在延伸机构创办之初，这个问题可能并不凸显，但当其完成师资本地化过程之后，就很难再找到校本部基础研究与延伸机构应用研究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了，这时，延伸机构的应用研究由于缺乏基础研究的支持，会面临发展乏力的困境。因此，对于延伸型异地办学来说，其未来走向就是朝自成体系的方向发展。
马陆亭表示，对于异地办学，传统上教育主管部门是不赞成的。过去，由于一些个别情况、个别案例，教育部批了一些异地办学的学校，这个口子就被慢慢打开了。但从实际操作来看，国内的异地办学，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专家就甚至断言过异地办学很少能真正取得成功。
异地办学所反映出来的本质，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马陆亭说，美国最早只有集中于东北部地区的常春藤8所大学，后来随着“赠地运动”的发展，每个州都办起了大学，高等院校越来越多，布局越来越分散和广泛。
中国也正在经历类似的发展过程。过去，中国的大学都集中在北京、上海、武汉和西安等几个大区的中心城市。后来，随着国内各区域的经济发展，高校布局趋于分散。
具体来说，中国的高教大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高等院校的分布都由中央统一规划，形成了新中国高校的大区布局。
第二阶段是在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以后，全国各地区的高等教育都有了发展，但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发展快，东西部的差距在增大。这是因为，高等院校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财力、物力支持，因此，办大学就成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而经济实力雄厚的地区往往拥有更多影响力、话语权与可实现性。
目前第三阶段正在形成，就是以沿海发达省份的中心城市为代表的有优势的地方在大力发展高教，而且是瞄向高等教育的高端，如浙江的宁波、广东的深圳、江苏的苏州、山东的青岛等。
在第三阶段里，第一个大力发展高教的城市不是深圳而是宁波，而且是一个成功的案例。1990年代末，作为浙江省内可与省会杭州相媲美的经济中心，宁波立志要成为该省的高等教育副中心，从无到有，建立起十来所高校。更值得一提的是，每一所学校的模式都不一样：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是政府投资的独立学院；大红鹰学院是企业投资的民办高校；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独立的中外合作办学。这些高校成立后，与城市的互动取得了成功，对宁波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高校异地办学的另一个成功模式出现在江苏苏州。深圳大学城管委会主任吴惠琼表示，苏州独墅湖高教园起步比深圳晚，并且学习了深圳模式，“但是发展得比我们要好”。
2013年，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杨瑞东等人发表了《“高等教育特区”：以深圳大学城与苏州高教园区典型异地办学高校为例》一文。他们在文中指出，苏州高教园区内的各高校办学各有特色。西交大在苏州的办学主要以产学研为导向，每个实验室同时挂牌一个公司，每一位研究生都配备一位企业导师，做课题的同时就是在做企业的课题，学院以就业为导向，注重应用型人才，尤其是苏州亟需人才的培养。
中科大在苏州的办学则以发展学校工科学科，以软件学院、纳米学院的建设为主导，同时按照苏州对纳米技术的重点需求，加速发展建设纳米学院。
人大在苏州的办学主要依赖校本部法学、金融等王牌学科，在苏州做延伸办学，其中法学院也是在高教园区内第一个招收本科生（与校本部分数线一致）的学校。
相比之下，深圳大学城内清华、北大、哈工大的异地办学特色并不如苏州高教园内人大、中科大、西交大那么明显，表现较为均一，基本上是按照校本部的院系设置在深圳开设各个专业。
至于青岛，马陆亭说，其条件与深圳类似：沿海城市、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地方政府有财力，这些都是发展高等教育的优势。它们都希望通过吸引国内外著名大学来当地办学，助力自身的创新型城市建设，最终还是为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引擎。从城市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无可厚非。但从全国角度来说，高等教育的总量是一定的，中国高等教育大幅扩张的时机已经过去了，目前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2000年时，中国共有各类高等院校1031所，如今已经增加到2900多所。“如果再新办学校，将来这些学校能不能招到学生都要打个问号。这些城市的大学计划能不能如愿发展起来？我对此不做判定。”
马陆亭举例说，我国台湾地区就经历了这样的发展历程。196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起飞。为满足当时经济发展需要，台湾的职业教育得到了充分发展，涌现出大批专科学校。
到了199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台湾的第二产业向大陆转移，地区经济面临转型。原先的职业学校就开始吃不饱。除了撤校，许多专科学校纷纷“专升本”，改制为技术学院或科技大学。
据统计，1995～2012年，台湾地区的本科院校由60所上升至148所，专科学校从74所下降到14所。与此同时，近年来台湾新生儿数量逐渐下降，“少子化”现象十分突出，再加上精英阶层更喜欢让子女留学，导致现在台湾的很多大学都吃不饱。有报道称，就连台湾最好的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等名校都招不满学生，更有人预言，台湾未来将出现大学倒闭潮。
无论如何，在现阶段，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几座明星城市仍在竞相推动知名大学在本地建立分校区。“深圳后来居上，我原来推崇宁波，现在推崇深圳。”馬陆亭表示，浙江和广东两省之所以近年来高教事业高歌猛进，是因为民间资本较多，民众、企业和政府都有钱。而深圳的实力比宁波更强，能把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清华引进来。他说，“深圳通过发展高等教育，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增强了城市发展的活力，从改革开放的前沿、加工业集聚地，转向创新发展，一座创新型城市雏形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