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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同共产国际使者、陈独秀来粤有密切的关系。1920年秋，共产国际派米诺尔、别斯林来到广州，在他们的策划并亲自参加之下，广州“组织了共产党”，其成员多数是无政府主义者。1920年12月，陈独秀来粤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指导广州建党工作。由于信仰不同，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广州共产党组织。陈独秀遂以《广东群报》的编者为骨干，于1921年春改组了广州共产党组织。
【关键词】“社会主义者同盟”;陈独秀;《广东群报》;“广州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2-0095-07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从酝酿到建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因资料不足，加上其中有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因素，致使对有关问题的认知还不十分明晰，学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档案书报资料和访谈资料，参考已发表的有关著述，对这个过程试作一番梳理，以溯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之源，并提出若干不成熟的认识，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从“社会主义者同盟”说起
“社会主义者同盟”（简称“同盟”）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其史事关系于苏俄来华使者、陈独秀及早期一批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物。研究中共创建史，总会涉及“同盟”。
述及“同盟”史事的，主要有梁冰弦。梁冰弦是广东番禺人，笔名弹指、狮山，为无政府主义者刘思复（师复）之追随者。1951年11月至次年1月，梁冰弦以“海隅孤客”之名，在香港《自由人报》连载《解放别录》，全文13节，共2.5万多字。作者称此为“茶余饭后，借资谈助”之作，行文飘忽，词多浮泛，但作为师复追随者中的活跃分子，作为那个群体诸多活动的亲历者、知情者，梁冰弦提供的资讯，仍值得重视。该文写了师复和他的追随者的活动、“同盟”的成立、陈独秀与俄人的关系，并对俄人斯脱洛米斯基到沪、V氏（波达波夫，路博）到闽、米诺尔到粤的情况，一一有所阐述。就中共创建史研究而言，梁冰弦的《解放别录》不失为一篇有较多历史信息之作。
谈及“同盟”史事者，还有郑佩刚。郑佩刚是广东中山人，曾用名铁心、P K 。1912年，师复与郑彼岸、莫纪彭等在广州组织“晦鸣学舍”。郑佩刚乃郑彼岸弟，且为师复之妹夫，是“晦鸣学舍”的骨干成员之一，长期以来，随师复辗转于广州、澳门、上海。师复殁（1915年）后，郑佩刚负责留守上海，继续从事无政府主义的宣传。1964年，郑佩刚在对广东党史工作者的多次访谈中，详述师复的思想、活动及其追随者的情况，明确说：1920年夏在上海陈独秀寓所召开的、有俄人Stromisky参加的“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其为参会者之一。
此外，1920年10月6日，袁振英（震瀛）致函罗素，自署“中国无政府——社会主义同盟秘
书”。这说明“同盟”的历史存在，有文字的根据。
梳理“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史料，有几点认识：
第一，“同盟”的成立，是俄人推动的结果。主要节点是：1.1920年初，俄人布鲁威致函无政府主义刊物《民声》编者，要求建立联系。此函被转寄给在北京的黄凌霜，黄遂约同李大钊等与布氏“在津、在京叙话几回”，“结果产生一‘社会主义者同盟’”，推陈独秀为领导者。2.是年4月，在黄凌霜陪同下，俄人V氏（波达波夫，路博）到陈炯明驻军的漳州考察。陈炯明曾为无政府主义者，漳州被称为“社会主义”试验地，陈炯明并打算请陈独秀入闽办教育。此时在漳州参与接待路博的，是国民党人朱执信以及师复的门徒梁冰弦、刘石心（师复弟）等。路博访闽，商定派朱执信访俄。此为后来（粤军回粤后）李章达代替朱执信访问苏俄之由来。3.在此期间，俄人斯脱洛米斯基由杨明斋陪同赴沪。某晚，在陈独秀寓所召开“同盟”成员会议，与会者有陈独秀、沈定一、李汉俊、袁振英、尉克水、俞秀松、金九（韩人）和郑佩刚。4.是年秋，黄凌霜又陪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使者米诺尔和别斯林到广州，与已由闽返粤的梁冰弦、刘石心等建立联系。
以上，黄凌霜被陈独秀称为中国“精研笃信安那其”之第一人，是继师复后出现的一位著名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陪同李大钊“会见露（俄）人于津”的情况，在黄的著述中，已有所涉及;黄并为路博访闽、米诺尔赴粤的陪同者。由此可知，以黄凌霜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与俄人交往早，来往比较多，早期打通中俄关系，他们充当了重要角色。致函《民声》要求建立联系的布鲁威，在访郑佩刚的记录稿中写作Broway;到沪召开“同盟”成员会议的斯脱洛米斯基，郑稿写作Stromisky。郑、梁二人所述，内容虽略有差异，但情节大致吻合。这几点与“同盟”的成立、俄人与陈独秀的接触及共产国际使者之到粤，均有这样那样的关联，值得作一番综合的分析思考。
第二，“同盟”是“社会主义者”的松散联合。在无政府主义传播史上，师复起步时间早，活动范围广，足迹及于广州、澳门、上海，印行《晦鸣录》《民声》等刊物，在上海办“世界语讲习所”，并于1914年7月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简称AKG，区克谨），并在广州等地设立分社。师复信仰坚定，言行一致，在无政府主义者中地位高、影响大。师复死后，他的追随者除在上海、广州活动外，还在北京、漳州、南洋等地开展活动。史料上出现的人物，主要有郑彼岸、林君复、郑佩刚、梁冰弦、黄凌霜、袁振英、区声白、刘石心、黄尊生、赵畸、华林、陈德荣、竟成及日本人山鹿泰治、韩国人金九等。
从现有材料看，“同盟”成员中的一部分人是师复的追随者，他们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另一部分，是围绕在陈独秀周围的、亦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人物，即上述参加“同盟”会议的沈定一、李汉俊等。“同盟”的产生缘于俄人的牵动，亦出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宽泛认同。然而，这些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是一致的;而他们中的一部分，基于“无政府”意识，又是只认观点、不认组织的，正如梁冰弦所说：“只要是倾向同一大目标都先团聚起来。”他们将彼此的关系，比喻为“救火”，有事集合，无事便是“单干户”，各不相干。这就决定了被纳入“同盟”的各色人物，其思想共识是淡薄的，更无组织观念的约束，各人的行动很自由。他们当时分别从事或介入的活动，应当是多方面的和广泛的，然而又是分散的、许多是互不知情的，浮现于史料的资讯很少，亦难于互证。“同盟”的松散性，决定了其面目的模糊性。“同盟”全貌之難于辨识，缘由在此。 第三，“同盟”产生于中共孕育期间，有关人物的活动，与党的早期组织的酝酿与筹建，有或多或少的关联。1.从师复的影响看。师复思想的要点，一曰“无政府”，二曰“共产主义”。主张“无政府”者，反抗强权也;主张“共产主义”者，规划未来也。师复1914年撰《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师复所说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固然是不科学的和有谬误的，但无论如何，在中国，他是首先讲“共产主义”，并率先使用“共产党”这一名称的人。2.师复的追随者较早深入民间，接触工人。他们在上海创办《劳动》月刊，以“曾风行一时”著称;在广东成立“机器工会”，联系了大批现代产业工人。在华开展工人运动，他们先行了一步。3.有的人思想尚处在变化、发展的阶段。如1914年上海“世界语讲习所”的主持者叶纫芳，后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以汕头代表身份，出席1922年5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戴立夫又名戴任，曾任职于广州军政府，梁冰弦称他与吴玉章等在广州“积极谋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发展”。后来，戴立夫亦以来宾的身份，出席团的一大，并于1924年1月参加共产党。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中的“佼佼者”黄凌霜，后来的思想也出现了变化，致信陈独秀，表示“确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这说明在思想上有可塑性者，不乏其人。4.更值得注意的是陈延年（陈独秀长子）的有关信息。郑佩刚说：1918年他在上海与陈延年结识，并接受陈的提议，将各地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合并为《进化》，由陈延年主编，他任社务、印刷和发行。他被捕（1919年5月）后，《进化》事务全由陈延年负责。陈延年后赴法勤工俭学，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5.1920年夏，郑佩刚受上海“同盟”成员会议之委托所办的“又新印刷所”，用的是“晦鸣学舍”的器材。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是这家印刷所第一次印刷的;《新青年》和《共产党》也在此印刷。1921年初《新青年》迁至广州时，郑佩刚随同来广州，并主持过其中的工作。
梁冰弦、郑佩刚以上叙述，信息量颇大，并与中共酝酿、筹创的活动有所关联。研究中共创建史，不应绕开或忽略“同盟”，而应在发掘、研究“同盟”的史事方面，有所进展。
二、关于1920年秋出现于广州的“共产党”
有关史料显示，1920年秋，广州多次出现“共产党”的信息：1.1920年10月10日，《劳动者》第二号发表的《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转录传单——《苦的是平民！怎样才是快乐呢？》，文中说此为“广东共产党”警告粤人之作;2.12月24日，《广州晨报》刊出署名“共产党广州部”的另一份传单;3.《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说，俄人米诺尔等在广州“组织了共产党”。对这时出现于广州的“共产党”的信息，试作分析如下：
第一，“广东共产党”和“共产党广州部”为1914年“无政府共产党”的名称出现后在广州公开出现的以“共产党”命名的组织，不但打出了“共产党”的名称，而且发布了他们的政治主张。“广东共产党”宣扬：“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平民振起，由农夫劳动者的组合，把一切政治机关推翻，把一切金钱组织推倒，实行共产主义去！”“共产党广州部”则宣扬：“我们经过十多年的运动，时机今到了，赞同的、协进的人多了，各行省、各都会乃至各村镇都播满种子了。诸君的迷网见解如果破除了，受现社会的痛苦受够了，想望幸福想得切极了，请研究社会革命的理论，请加入社会革命党。”总的看来，“广东共产党”及“共产党广州部”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其思想与主张同1914年的“无政府共产党”有一脉相通之处。
第二，“广东共产党”“共产党广州部”和米诺尔在广州组织的“共产党”，应当是同一码事，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人来穗组建的组织，其成员为同一拨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是维经斯基。1920年8月，维经斯基在致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民族处的信中说：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现在的任务是在中国各工业城市建立与上海革命局相类似的局，目前还只建立了一个北京局，该局与米诺尔和柏烈伟（布鲁威）合作。“现在我把米诺尔同志从天津派往广州，他要在那里组建一个革命局。”
米诺尔原名K. A. 斯托扬诺维奇，随之来广州的别斯林，又写作佩尔林或波林，两人均为俄共（布）党员。米诺尔在黄凌霜陪同下，于1920年8月下旬或9月间抵达广州，在东山恤孤院路15号建立俄罗斯通讯社。黄凌霜此前陪同李大钊会见布鲁威于天津，陪同路博会见陈炯明于漳州，这时又是米诺尔来粤的陪同者。黄的三次“陪同”值得注意，颇有一脉相连之意。黄凌霜将米诺尔、别斯林“引荐给广州革命界，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与之建立联系的是梁冰弦、区声白、黄尊生、刘石心、谭祖荫等。梁冰弦于粤军回粤之前返回广州，任职于广三铁路;区声白毕业于北京大学，任教于岭南大学;黄尊生、刘石心、谭祖荫三人，均为广东女子师范学校教师，黄授英语，刘授国文，谭授教育心理学。而谭祖荫与黄凌霜和袁振英，此前是香港英文小学的同学。米诺尔、别斯林出资创办《劳动者》，撰稿者为黄凌霜、梁冰弦、黄尊生、刘石心、梁一余等。《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说：米诺尔、别斯林在广州“组织了共产党”。以上，在同一时间段出现于广州的“共产党”，应当是同一个组织，参与者是同一拨人，是步师复后尘的那批无政府主义者。在梁冰弦的叙述中，这就是华南区的“社会主义者同盟”。
此时出现于广州的“共产党”，最应注意之点，在于它并非若干无政府主义者的自发组合。米诺尔、别斯林是共产国际（维经斯基）派出的使者，来粤负有组建“革命局”（建党）的使命。《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说：“党执行委员会的九个委员当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有米诺尔和别斯林同志是共产主义者。” 可见，这个“党”虽然被称为“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但是它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有组织关系，国际使者不但亲自参加了这个“党”，而且担任了“党”的执行委员。这种情况，在各地早期党组织中，似未出现过。有的论者欲将这个“党”与广东早期党组织加以切割，這种观点，值得商榷。 第三，“安”“马”分流出于维经斯基的运作。有的论者认为，斯脱洛米斯基Stromisky就是维经斯基，这应当是误读。梁冰弦说，斯脱洛米斯基早于维经斯基来华，他明确写道：“代表第三国际留在上海的斯脱洛米斯基奉召回去，莫斯科改派倭挺斯基（维经斯基）来沪。”维经斯基到中国后，提出无政府主义者必须放弃他们的主张，才能与之合作，并决定解散“社会主义者同盟”。可见，维经斯基强调思想统一、意识形态至上。维经斯基派米诺尔来穗组建“革命局”，而米诺尔等却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这有悖于维经斯基之意旨。故陈独秀1920年12月底到广州时，维经斯基也从上海来到广州，亲自主持“安”（安那其主义）“马”（马克思主义）分流，1921年1月12日才返回上海。按梁冰弦所说，斯脱洛米斯基是“安”“马”合作的推手，而维经斯基则是“安”“马”分流的操盘手。
当中共早期组织酝酿、筹创期间，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程度不同地介入了有关的活动，然而，这些人多数没有朝前走，故而未能走进共产党的队伍，这主要与他们固执于“无政府”意识有关，亦与“国际”某些使者的指导思想有关。原则地说，与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是必要的、最终彼此必然会“分流”的，但当时的“分流”，却对中共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主要是将一批思想信仰虽不同但热心于工人运动的人“分”了出去，受他们影响的那批工人，跟着也“分”出去了。“广东机器工会”就是这样，参加“广东机器工会”的一批工人，从此与广州共产党组织分道扬镳，并且越走越远。中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广州早期党组织准备成立时，却未能掌握那批现代产业工人（机器工人），其损失是不言而喻的。从实际后果看，维经斯基当时到广州主导的“分流”，应当属于理由正当却脱离实际、操之过急之举。这一点，也值得研究中共创建史的学者们关注。
三、陈独秀在广州的建党活动
陈独秀于1920年12月29日从上海抵达广州，1921年8月中旬返回上海。中共创建时段，陈独秀的许多日子，是在广州度过的。陈独秀当时是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之请，来粤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这事与此前陈炯明请陈独秀入闽办教育有关联，在漳州未能请动，返至广州之后再请，说明陈炯明对陈独秀相当倚重。陈独秀来粤，还负有到广州指导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使命。他在教育委员会任内所做的工作，许多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广州共产党组织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同时，他也是在广州组建共产党组织的指导者和主持者。
陈独秀来广州后，试图争取黄凌霜、梁冰弦、刘石心等，将共产党“党纲”草案交给他们讨论。黄、梁、刘等固执于“无政府”意识，拒绝接受草案中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维经斯基这时在广州，强调必须统一思想，纯洁意识形态，进而加快了“分流”的进程。
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决定改组广州共产党的组织。他工作的重点，放在《广东群报》编辑部。《广东群报》创刊于1920年10月，其编者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毕业于北京大学，是陈独秀的学生。是年8月间，谭平山等按陈独秀的指示，在广州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群报》初创时，热衷于宣传“群性”之说，认为“群性”即互助互济，这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主张“发展群的本能，划除群的障碍，巩固群的壁垒，增进群的乐利”。《广东群报》之命名，来源于此。陈独秀到粤之后，该报的版面发生了重大变化：1921年“元旦增刊”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登出了列宁的照片，随后，大量转载上海《共产党》月刊的文章，这与陈独秀的到来应有一定的关系。《广东群报》编者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遂被吸收入党。
广州党组织提交中共一大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写道：“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维经斯基）。他们经过非常热烈的讨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党员共有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别斯林在内。”这段文字有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一语;党的成员中，有米诺尔、别斯林的名字。这样看来，“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这句话，应当解读为：在陈独秀的指导并主持之下，广东早期党组织进行了改组。因为所谓“退出”者，即意味着原有的组织仍存在，由维经斯基派来广州建党的米诺尔和别斯林，仍在党组织之内，党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结的组织链条，并没有中断。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有一句关键语——“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查广州当时并无以《社会主义者》命名的报纸，此报真正的名称是什么？对此应作分析。《广东群报》的报名，英文作TNE SOCIAL（见《广东群报》报头）。SOCIAL意为社会的、社交的，对应于“群”字。这篇报告由中文译成外文，又从外文回译成中文，在来回翻译的过程中，是否将SOCIAL变成SOCIALIST，又按SOCIALIST的词义回译成“社会主义者”呢，这不是不可能的。故所谓《社会主义者》日报，应当就是《广东群报》。《广东群报》是“党的机关报”的说法，也出现在陈公博此后写的《我与共产党》一文中。中共筹创期间，即中共一大前后，广州共产党组织拥有一份“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这极其难得，也十分罕见。而作为党的机关报，《广东群报》在这一时期所起的作用及其报道的资讯，当然值得关注。
在陈独秀主持下经过改组的广州党组织，可能称作“广州共产党”。因为提交中共一大的报告称为“广州共产党的报告”;陈公博《我与共产党》一文，也有“成立广州共产党”一语。所谓“党员共有九人”，应为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米诺尔、别斯林以及随陈独秀到穗工作的沈玄庐（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袁振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季。首任书记为陈独秀，后由谭平山继任之。1921年7月，广州共产党组织派陈公博，陈独秀指派包惠僧（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受上海党组织所派到广州见陈独秀），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陈独秀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即1921年7月1日，他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发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文中说：“我以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但是天下事‘无证不信，不信民弗从’，舊政党底腐败诚然是信而有证，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呵！”这篇在广州写就的文章，对“新的共产党”寄予殷切的期望，婉转、曲折地向世人放出中国共产党即将诞生的信号。巧合的是，陈独秀发表这篇文章的7月1日，后来被定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此文虽然简短，却与中共一大即将召开这一伟大事件有关，是关于中共创建史的一条重要史料。
陈独秀在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他于1921年8月离开广州，返回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局的工作。当中国共产党筹备、创建时，作为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广州居留的时间近10个月，亲自指导、主持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组建工作，并担任广州共产党组织的第一任书记。这种情况，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中共一大后，广州共产党组织的名称是中共广东支部。1922年2月9日出现于广州街头的宣传单张——《敬告罢工海员》，署名“共产党广东支部”，是中共一大后广东支部从事工人运动的历史见证。
综上所述，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经历了从“广东共产党”（1920年10月）到“广州共产党”（1921年春），再到“中共广东支部”（1921年7月）的进程，一步步从开辟鸿蒙、混沌初开的状态中走来。这个过程显示：第一，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共产国际代表来广州策划并亲自参加之下成立起来的;第二，这个组织是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来广州指导并在其主持之下进行改组而巩固、发展起来的;第三，这个组织拥有党的“正式机关报”。这就是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特点所在。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关键词】“社会主义者同盟”;陈独秀;《广东群报》;“广州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2-0095-07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从酝酿到建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因资料不足，加上其中有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因素，致使对有关问题的认知还不十分明晰，学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档案书报资料和访谈资料，参考已发表的有关著述，对这个过程试作一番梳理，以溯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之源，并提出若干不成熟的认识，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从“社会主义者同盟”说起
“社会主义者同盟”（简称“同盟”）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其史事关系于苏俄来华使者、陈独秀及早期一批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物。研究中共创建史，总会涉及“同盟”。
述及“同盟”史事的，主要有梁冰弦。梁冰弦是广东番禺人，笔名弹指、狮山，为无政府主义者刘思复（师复）之追随者。1951年11月至次年1月，梁冰弦以“海隅孤客”之名，在香港《自由人报》连载《解放别录》，全文13节，共2.5万多字。作者称此为“茶余饭后，借资谈助”之作，行文飘忽，词多浮泛，但作为师复追随者中的活跃分子，作为那个群体诸多活动的亲历者、知情者，梁冰弦提供的资讯，仍值得重视。该文写了师复和他的追随者的活动、“同盟”的成立、陈独秀与俄人的关系，并对俄人斯脱洛米斯基到沪、V氏（波达波夫，路博）到闽、米诺尔到粤的情况，一一有所阐述。就中共创建史研究而言，梁冰弦的《解放别录》不失为一篇有较多历史信息之作。
谈及“同盟”史事者，还有郑佩刚。郑佩刚是广东中山人，曾用名铁心、P K 。1912年，师复与郑彼岸、莫纪彭等在广州组织“晦鸣学舍”。郑佩刚乃郑彼岸弟，且为师复之妹夫，是“晦鸣学舍”的骨干成员之一，长期以来，随师复辗转于广州、澳门、上海。师复殁（1915年）后，郑佩刚负责留守上海，继续从事无政府主义的宣传。1964年，郑佩刚在对广东党史工作者的多次访谈中，详述师复的思想、活动及其追随者的情况，明确说：1920年夏在上海陈独秀寓所召开的、有俄人Stromisky参加的“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其为参会者之一。
此外，1920年10月6日，袁振英（震瀛）致函罗素，自署“中国无政府——社会主义同盟秘
书”。这说明“同盟”的历史存在，有文字的根据。
梳理“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史料，有几点认识：
第一，“同盟”的成立，是俄人推动的结果。主要节点是：1.1920年初，俄人布鲁威致函无政府主义刊物《民声》编者，要求建立联系。此函被转寄给在北京的黄凌霜，黄遂约同李大钊等与布氏“在津、在京叙话几回”，“结果产生一‘社会主义者同盟’”，推陈独秀为领导者。2.是年4月，在黄凌霜陪同下，俄人V氏（波达波夫，路博）到陈炯明驻军的漳州考察。陈炯明曾为无政府主义者，漳州被称为“社会主义”试验地，陈炯明并打算请陈独秀入闽办教育。此时在漳州参与接待路博的，是国民党人朱执信以及师复的门徒梁冰弦、刘石心（师复弟）等。路博访闽，商定派朱执信访俄。此为后来（粤军回粤后）李章达代替朱执信访问苏俄之由来。3.在此期间，俄人斯脱洛米斯基由杨明斋陪同赴沪。某晚，在陈独秀寓所召开“同盟”成员会议，与会者有陈独秀、沈定一、李汉俊、袁振英、尉克水、俞秀松、金九（韩人）和郑佩刚。4.是年秋，黄凌霜又陪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使者米诺尔和别斯林到广州，与已由闽返粤的梁冰弦、刘石心等建立联系。
以上，黄凌霜被陈独秀称为中国“精研笃信安那其”之第一人，是继师复后出现的一位著名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陪同李大钊“会见露（俄）人于津”的情况，在黄的著述中，已有所涉及;黄并为路博访闽、米诺尔赴粤的陪同者。由此可知，以黄凌霜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与俄人交往早，来往比较多，早期打通中俄关系，他们充当了重要角色。致函《民声》要求建立联系的布鲁威，在访郑佩刚的记录稿中写作Broway;到沪召开“同盟”成员会议的斯脱洛米斯基，郑稿写作Stromisky。郑、梁二人所述，内容虽略有差异，但情节大致吻合。这几点与“同盟”的成立、俄人与陈独秀的接触及共产国际使者之到粤，均有这样那样的关联，值得作一番综合的分析思考。
第二，“同盟”是“社会主义者”的松散联合。在无政府主义传播史上，师复起步时间早，活动范围广，足迹及于广州、澳门、上海，印行《晦鸣录》《民声》等刊物，在上海办“世界语讲习所”，并于1914年7月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简称AKG，区克谨），并在广州等地设立分社。师复信仰坚定，言行一致，在无政府主义者中地位高、影响大。师复死后，他的追随者除在上海、广州活动外，还在北京、漳州、南洋等地开展活动。史料上出现的人物，主要有郑彼岸、林君复、郑佩刚、梁冰弦、黄凌霜、袁振英、区声白、刘石心、黄尊生、赵畸、华林、陈德荣、竟成及日本人山鹿泰治、韩国人金九等。
从现有材料看，“同盟”成员中的一部分人是师复的追随者，他们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另一部分，是围绕在陈独秀周围的、亦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人物，即上述参加“同盟”会议的沈定一、李汉俊等。“同盟”的产生缘于俄人的牵动，亦出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宽泛认同。然而，这些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是一致的;而他们中的一部分，基于“无政府”意识，又是只认观点、不认组织的，正如梁冰弦所说：“只要是倾向同一大目标都先团聚起来。”他们将彼此的关系，比喻为“救火”，有事集合，无事便是“单干户”，各不相干。这就决定了被纳入“同盟”的各色人物，其思想共识是淡薄的，更无组织观念的约束，各人的行动很自由。他们当时分别从事或介入的活动，应当是多方面的和广泛的，然而又是分散的、许多是互不知情的，浮现于史料的资讯很少，亦难于互证。“同盟”的松散性，决定了其面目的模糊性。“同盟”全貌之難于辨识，缘由在此。 第三，“同盟”产生于中共孕育期间，有关人物的活动，与党的早期组织的酝酿与筹建，有或多或少的关联。1.从师复的影响看。师复思想的要点，一曰“无政府”，二曰“共产主义”。主张“无政府”者，反抗强权也;主张“共产主义”者，规划未来也。师复1914年撰《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师复所说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固然是不科学的和有谬误的，但无论如何，在中国，他是首先讲“共产主义”，并率先使用“共产党”这一名称的人。2.师复的追随者较早深入民间，接触工人。他们在上海创办《劳动》月刊，以“曾风行一时”著称;在广东成立“机器工会”，联系了大批现代产业工人。在华开展工人运动，他们先行了一步。3.有的人思想尚处在变化、发展的阶段。如1914年上海“世界语讲习所”的主持者叶纫芳，后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以汕头代表身份，出席1922年5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戴立夫又名戴任，曾任职于广州军政府，梁冰弦称他与吴玉章等在广州“积极谋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发展”。后来，戴立夫亦以来宾的身份，出席团的一大，并于1924年1月参加共产党。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中的“佼佼者”黄凌霜，后来的思想也出现了变化，致信陈独秀，表示“确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这说明在思想上有可塑性者，不乏其人。4.更值得注意的是陈延年（陈独秀长子）的有关信息。郑佩刚说：1918年他在上海与陈延年结识，并接受陈的提议，将各地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合并为《进化》，由陈延年主编，他任社务、印刷和发行。他被捕（1919年5月）后，《进化》事务全由陈延年负责。陈延年后赴法勤工俭学，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5.1920年夏，郑佩刚受上海“同盟”成员会议之委托所办的“又新印刷所”，用的是“晦鸣学舍”的器材。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是这家印刷所第一次印刷的;《新青年》和《共产党》也在此印刷。1921年初《新青年》迁至广州时，郑佩刚随同来广州，并主持过其中的工作。
梁冰弦、郑佩刚以上叙述，信息量颇大，并与中共酝酿、筹创的活动有所关联。研究中共创建史，不应绕开或忽略“同盟”，而应在发掘、研究“同盟”的史事方面，有所进展。
二、关于1920年秋出现于广州的“共产党”
有关史料显示，1920年秋，广州多次出现“共产党”的信息：1.1920年10月10日，《劳动者》第二号发表的《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转录传单——《苦的是平民！怎样才是快乐呢？》，文中说此为“广东共产党”警告粤人之作;2.12月24日，《广州晨报》刊出署名“共产党广州部”的另一份传单;3.《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说，俄人米诺尔等在广州“组织了共产党”。对这时出现于广州的“共产党”的信息，试作分析如下：
第一，“广东共产党”和“共产党广州部”为1914年“无政府共产党”的名称出现后在广州公开出现的以“共产党”命名的组织，不但打出了“共产党”的名称，而且发布了他们的政治主张。“广东共产党”宣扬：“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平民振起，由农夫劳动者的组合，把一切政治机关推翻，把一切金钱组织推倒，实行共产主义去！”“共产党广州部”则宣扬：“我们经过十多年的运动，时机今到了，赞同的、协进的人多了，各行省、各都会乃至各村镇都播满种子了。诸君的迷网见解如果破除了，受现社会的痛苦受够了，想望幸福想得切极了，请研究社会革命的理论，请加入社会革命党。”总的看来，“广东共产党”及“共产党广州部”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其思想与主张同1914年的“无政府共产党”有一脉相通之处。
第二，“广东共产党”“共产党广州部”和米诺尔在广州组织的“共产党”，应当是同一码事，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人来穗组建的组织，其成员为同一拨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是维经斯基。1920年8月，维经斯基在致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民族处的信中说：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现在的任务是在中国各工业城市建立与上海革命局相类似的局，目前还只建立了一个北京局，该局与米诺尔和柏烈伟（布鲁威）合作。“现在我把米诺尔同志从天津派往广州，他要在那里组建一个革命局。”
米诺尔原名K. A. 斯托扬诺维奇，随之来广州的别斯林，又写作佩尔林或波林，两人均为俄共（布）党员。米诺尔在黄凌霜陪同下，于1920年8月下旬或9月间抵达广州，在东山恤孤院路15号建立俄罗斯通讯社。黄凌霜此前陪同李大钊会见布鲁威于天津，陪同路博会见陈炯明于漳州，这时又是米诺尔来粤的陪同者。黄的三次“陪同”值得注意，颇有一脉相连之意。黄凌霜将米诺尔、别斯林“引荐给广州革命界，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与之建立联系的是梁冰弦、区声白、黄尊生、刘石心、谭祖荫等。梁冰弦于粤军回粤之前返回广州，任职于广三铁路;区声白毕业于北京大学，任教于岭南大学;黄尊生、刘石心、谭祖荫三人，均为广东女子师范学校教师，黄授英语，刘授国文，谭授教育心理学。而谭祖荫与黄凌霜和袁振英，此前是香港英文小学的同学。米诺尔、别斯林出资创办《劳动者》，撰稿者为黄凌霜、梁冰弦、黄尊生、刘石心、梁一余等。《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说：米诺尔、别斯林在广州“组织了共产党”。以上，在同一时间段出现于广州的“共产党”，应当是同一个组织，参与者是同一拨人，是步师复后尘的那批无政府主义者。在梁冰弦的叙述中，这就是华南区的“社会主义者同盟”。
此时出现于广州的“共产党”，最应注意之点，在于它并非若干无政府主义者的自发组合。米诺尔、别斯林是共产国际（维经斯基）派出的使者，来粤负有组建“革命局”（建党）的使命。《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说：“党执行委员会的九个委员当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有米诺尔和别斯林同志是共产主义者。” 可见，这个“党”虽然被称为“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但是它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有组织关系，国际使者不但亲自参加了这个“党”，而且担任了“党”的执行委员。这种情况，在各地早期党组织中，似未出现过。有的论者欲将这个“党”与广东早期党组织加以切割，這种观点，值得商榷。 第三，“安”“马”分流出于维经斯基的运作。有的论者认为，斯脱洛米斯基Stromisky就是维经斯基，这应当是误读。梁冰弦说，斯脱洛米斯基早于维经斯基来华，他明确写道：“代表第三国际留在上海的斯脱洛米斯基奉召回去，莫斯科改派倭挺斯基（维经斯基）来沪。”维经斯基到中国后，提出无政府主义者必须放弃他们的主张，才能与之合作，并决定解散“社会主义者同盟”。可见，维经斯基强调思想统一、意识形态至上。维经斯基派米诺尔来穗组建“革命局”，而米诺尔等却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这有悖于维经斯基之意旨。故陈独秀1920年12月底到广州时，维经斯基也从上海来到广州，亲自主持“安”（安那其主义）“马”（马克思主义）分流，1921年1月12日才返回上海。按梁冰弦所说，斯脱洛米斯基是“安”“马”合作的推手，而维经斯基则是“安”“马”分流的操盘手。
当中共早期组织酝酿、筹创期间，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程度不同地介入了有关的活动，然而，这些人多数没有朝前走，故而未能走进共产党的队伍，这主要与他们固执于“无政府”意识有关，亦与“国际”某些使者的指导思想有关。原则地说，与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是必要的、最终彼此必然会“分流”的，但当时的“分流”，却对中共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主要是将一批思想信仰虽不同但热心于工人运动的人“分”了出去，受他们影响的那批工人，跟着也“分”出去了。“广东机器工会”就是这样，参加“广东机器工会”的一批工人，从此与广州共产党组织分道扬镳，并且越走越远。中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广州早期党组织准备成立时，却未能掌握那批现代产业工人（机器工人），其损失是不言而喻的。从实际后果看，维经斯基当时到广州主导的“分流”，应当属于理由正当却脱离实际、操之过急之举。这一点，也值得研究中共创建史的学者们关注。
三、陈独秀在广州的建党活动
陈独秀于1920年12月29日从上海抵达广州，1921年8月中旬返回上海。中共创建时段，陈独秀的许多日子，是在广州度过的。陈独秀当时是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之请，来粤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这事与此前陈炯明请陈独秀入闽办教育有关联，在漳州未能请动，返至广州之后再请，说明陈炯明对陈独秀相当倚重。陈独秀来粤，还负有到广州指导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使命。他在教育委员会任内所做的工作，许多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广州共产党组织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同时，他也是在广州组建共产党组织的指导者和主持者。
陈独秀来广州后，试图争取黄凌霜、梁冰弦、刘石心等，将共产党“党纲”草案交给他们讨论。黄、梁、刘等固执于“无政府”意识，拒绝接受草案中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维经斯基这时在广州，强调必须统一思想，纯洁意识形态，进而加快了“分流”的进程。
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决定改组广州共产党的组织。他工作的重点，放在《广东群报》编辑部。《广东群报》创刊于1920年10月，其编者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毕业于北京大学，是陈独秀的学生。是年8月间，谭平山等按陈独秀的指示，在广州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群报》初创时，热衷于宣传“群性”之说，认为“群性”即互助互济，这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主张“发展群的本能，划除群的障碍，巩固群的壁垒，增进群的乐利”。《广东群报》之命名，来源于此。陈独秀到粤之后，该报的版面发生了重大变化：1921年“元旦增刊”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登出了列宁的照片，随后，大量转载上海《共产党》月刊的文章，这与陈独秀的到来应有一定的关系。《广东群报》编者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遂被吸收入党。
广州党组织提交中共一大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写道：“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维经斯基）。他们经过非常热烈的讨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党员共有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别斯林在内。”这段文字有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一语;党的成员中，有米诺尔、别斯林的名字。这样看来，“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这句话，应当解读为：在陈独秀的指导并主持之下，广东早期党组织进行了改组。因为所谓“退出”者，即意味着原有的组织仍存在，由维经斯基派来广州建党的米诺尔和别斯林，仍在党组织之内，党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结的组织链条，并没有中断。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有一句关键语——“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查广州当时并无以《社会主义者》命名的报纸，此报真正的名称是什么？对此应作分析。《广东群报》的报名，英文作TNE SOCIAL（见《广东群报》报头）。SOCIAL意为社会的、社交的，对应于“群”字。这篇报告由中文译成外文，又从外文回译成中文，在来回翻译的过程中，是否将SOCIAL变成SOCIALIST，又按SOCIALIST的词义回译成“社会主义者”呢，这不是不可能的。故所谓《社会主义者》日报，应当就是《广东群报》。《广东群报》是“党的机关报”的说法，也出现在陈公博此后写的《我与共产党》一文中。中共筹创期间，即中共一大前后，广州共产党组织拥有一份“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这极其难得，也十分罕见。而作为党的机关报，《广东群报》在这一时期所起的作用及其报道的资讯，当然值得关注。
在陈独秀主持下经过改组的广州党组织，可能称作“广州共产党”。因为提交中共一大的报告称为“广州共产党的报告”;陈公博《我与共产党》一文，也有“成立广州共产党”一语。所谓“党员共有九人”，应为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米诺尔、别斯林以及随陈独秀到穗工作的沈玄庐（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袁振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季。首任书记为陈独秀，后由谭平山继任之。1921年7月，广州共产党组织派陈公博，陈独秀指派包惠僧（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受上海党组织所派到广州见陈独秀），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陈独秀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即1921年7月1日，他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发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文中说：“我以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但是天下事‘无证不信，不信民弗从’，舊政党底腐败诚然是信而有证，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呵！”这篇在广州写就的文章，对“新的共产党”寄予殷切的期望，婉转、曲折地向世人放出中国共产党即将诞生的信号。巧合的是，陈独秀发表这篇文章的7月1日，后来被定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此文虽然简短，却与中共一大即将召开这一伟大事件有关，是关于中共创建史的一条重要史料。
陈独秀在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他于1921年8月离开广州，返回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局的工作。当中国共产党筹备、创建时，作为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广州居留的时间近10个月，亲自指导、主持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组建工作，并担任广州共产党组织的第一任书记。这种情况，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中共一大后，广州共产党组织的名称是中共广东支部。1922年2月9日出现于广州街头的宣传单张——《敬告罢工海员》，署名“共产党广东支部”，是中共一大后广东支部从事工人运动的历史见证。
综上所述，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经历了从“广东共产党”（1920年10月）到“广州共产党”（1921年春），再到“中共广东支部”（1921年7月）的进程，一步步从开辟鸿蒙、混沌初开的状态中走来。这个过程显示：第一，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共产国际代表来广州策划并亲自参加之下成立起来的;第二，这个组织是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来广州指导并在其主持之下进行改组而巩固、发展起来的;第三，这个组织拥有党的“正式机关报”。这就是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特点所在。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