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型男武松是在《水浒传》第二十二回出场。不过第一次亮相的武松不仅一点儿都不潇洒，还出乎意料地狼狈。他害了疟疾，挡不住夜寒，正凄凉冷落地一个人在廊下烤火，被过路找厕所的宋江不小心掀了一身炭。这时宋江因为杀了他的外室阎婆惜，逃难投奔小旋风柴进。柴进礼遇甚厚，忙着为宋江洗尘接风，把盏劝饮，酒席上好不热闹。房子里面宋江之热正衬出外面廊下武松的冷。
　　柴进是大周贵胄，凤子龙孙，受到宋朝统治者的优待，家财万贯，在江湖上广交好汉，却并不真正能和草莽打成一片、识得英雄，比起齐国孟尝君对待冯谖的风度是相去甚远，对先前来投奔的武松并不惜重。宋江是吏，与江湖人士来往颇多，灯下看武松“如同天上降魔主，真是人间太岁神”，认得是天神一般的一等好汉，心中甚喜，给他做新衣服，治酒食。武松离开时，还送了他十两银子做盘缠。
　　这个时候的武松，平日里也是在江湖上混的，“要便吃酒醉了，和人相打，时常吃官司”，哥哥武大郎被他害得常常要随衙听候，没有安心日子过。此番远离家乡投奔柴进，是因喝酒与人相争，动手打人，以为把人打死了，来柴进处躲灾避难的。
　　因闻得先前以为被打死了的人还活着，不用吃人命官司，武松便准备回乡寻兄。接下来的故事广为人知，过阳谷县景阳岗时，他借一身酒胆，乘醉打死了大老虎。这一来，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但打虎英雄怎么能够成为一县都头，进入体制内的呢？并非我们所认为的，因为他打死了老虎，县太爷就让他进入警察队伍，不是这样的。
　　小说中写到，阳谷县的知县召武松问话，然后要将当地人凑的赏赐钱一千贯给予武松。武松应对十分得体，说：“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萌，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赏赐？小人闻知这众猎户，因这个大虫受了相公责罚，何不就把这一千贯给散与众人去用？”
　　人们只看到武松勇猛的一面，而大大忽略了他熟悉人情世故、做人周全的一面。这里武松，第一，不居功自傲。他说老虎是自己侥幸打死的，这让猎户们就不至于没面子。第二，谦逊有德，会官场一套。说是托知县大人的福，为害一方的老虎死了是知县的政绩，这当然也让知县高兴。第三，他不贪财货，不要奖金，而是建议拿猎户们凑的赏金犒劳受到责罚的猎户们。这就既让知县脸上有面子，大家也没有了怨气，是皆大欢喜。
　　因此知县心里给了武松“忠厚仁德”四个字的评价，并有心要抬举他，让他在本县做个都头，这相当于总管一县治安的警察队长。武松当然很高兴能够吃上公家饭。“自此上官见爱，乡里闻名”，算是扬眉吐气，浪子回头。一日他在街上巧遇哥哥武大郎，武大郎不是在清河县吗，怎么也到阳谷县来了呢？原来武大郎讨了美女潘金莲，老婆太漂亮，门前多是非，成天门外有些地痞流氓骚扰不停。无奈，武大郎先生只好将家从清河县搬到阳谷县来了。这一来，两兄弟便住到一起，也就多出了许多是非。
　　却说知县在任上赚了好些金银，欲待要送东京去打点上级，好求升官，怕路上被人劫，须得有本事的心腹人去才放心。他猛地想起了武松。武松确实是个最为合适的人选，有本事，又是他亲自提拔，自然能放心，估计当时选他时就打了这个小算盘。而武松果然不负所望，顺利走了一趟东京，完成了任务。这说明武松确实是个人才。但为什么一个体制内的人，到后来自己哥哥被害死，都不能通过正常渠道来申诉呢？为什么他要亲自杀掉害兄之人，而不通过官府讨要公道呢？

二

　　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能。
　　潘金莲和西门庆通奸之后，被丈夫武大郎知觉，别无选择的潘金莲走上了当淫妇的不归路，干脆与奸夫合谋毒杀了老公。豁出去了的女人确乎是比西门庆还要镇定，待武松回来后也做戏做得很逼真。但武松觉得哥哥死得蹊跷。他在警察队伍这么久，很熟悉衙门里的司法程序。先是去找了团头，负责敛尸的何九叔，然后找到卖梨的郓哥，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收集了人证、物证，他才去告官。可见，他一开始是希望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来报仇的。
　　可是，知县问了何九叔与郓哥的口供后，就和手下的县吏商议。但县吏都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知县自己更不必说。于是官与吏、上与下达成共识——“这件事难以理问”。于是县官便采取了“拖”的策略，先将事情搁起来。而西门庆知道武松告官，当日就让心腹来县里许官吏银两，上下打点。知县贪图西门庆的贿赂，还因为西门庆是地方一霸，是可以“把持官府的人”，因此到第二天武松到厅上告禀，催逼知县拿人的时候，知县就打起了官腔：“武松，你休听外人挑拨你和西门庆做对头。这件事不明白，难以对理。圣人云：‘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后之言，岂能全信？’不可一时造次。”
　　作为犯罪学专家，狱吏也发表了权威意见：“都头，但凡人命之事，须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事全，方可推问得。”
　　面对官方回答，武松的反应很平静，平静得有些可怕。他没有在大堂上怒发冲冠，而是说：“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会。”而他接下来采取的行动可谓有条不紊，步步杀机。
　　他先是让士兵安排饭食留着何九叔和郓哥，然后带着三两个士兵离开县衙，买好笔墨纸砚，又叫两个士兵买了鸡、鹅、猪头并一些果品，放在家里。他接着安住潘金莲，只说是明日是亡兄断七，要答谢各位邻舍街坊，于是去请了王婆，拖了隔壁开银铺的姚二郎、开纸马铺的赵四郎、卖冷酒的胡正卿等四位邻舍到家里，教士兵把着前后门不放他们出去。
　　好戏这才开始铿锵上演。
　　当着众人面，武松怒审潘金莲和王婆，让见证人录下两人口供，然后所有人都点指画押。这才将潘金莲于众人面前开膛破肚：“那妇人见头势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脑揪倒来，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膊，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挖开胸脯，抠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胳察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四家邻舍眼都定了，只掩了脸，看他忒凶，又不敢劝，只得随顺他。”
　　这一场对潘金莲的杀戮十分凶横残酷，武松动用的私刑堪与古代最酷烈之刑罚比肩。古代所谓刑，就是合法的暴力。武松虽是动用私刑，却也具有他的合法性。他符合的是什么法呢？是古代社会的道德伦理价值标准，也就是后来县官都在私下承认武松为“义气烈汉”的道德正义性，即替亡兄报仇，符合古代孝悌之“礼”。 　　这段杀潘金莲的叙事，极富于视觉刺激性，作为行刑者的武松的动作描写——“揪”、“踏”、“扯”、“剜”、“衔”、“挖”、“抠”等等干净利索、一气呵成。而潘金莲作为受刑者则只有伏法受诛的份。它的叙事效果恰如同古代的杀人行刑在闹市一样，具有示众的警示性效果。
　　之后武松又将西门庆给杀了。他提了两人之头，先在亡兄灵前祭奠，然后前往官府自首伏罪。且看他在去衙门前对四家邻舍说的话：“小人因与哥哥报仇雪恨，犯罪正当其理，虽死而不怨，却才甚是惊吓了高邻；小人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灵床子就今烧化了。家中但有些物件，望烦四位高邻与小人变卖些钱来，作随衙用度之资，听候使用。今去县里首告，休要管小人罪犯轻重，只替小人从实证一证。”
　　由此可看出，武松虽然私报兄仇，但他心里有数，自己的复仇虽然犯罪，但有理，罪不至死。因此他主动去县衙自首。
　　武松的盘算有没有问题呢？我们都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武松杀了人，难道还有活命的希望吗？按照今天法治的思路，武松即便事出有因，但故意杀人，一杀就是两个，岂不是死罪。如果不判他死罪，岂不是鼓励人们报私仇了？
　　这其实是一个极有历史渊源，在古代被讨论得很多的法学问题。
　　唐朝大文豪柳宗元就写过一篇著名文章《驳复仇议》。武则天时期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被像武松这样的主管一县治安的官员给杀了。徐元庆杀死了这个官员给父亲报仇，然后自己投案服罪。当时的谏官陈子昂认为，应该处死徐元庆，然后在他的家乡立牌匾，以示表彰。为什么会有这么极端纠结的处理办法呢？因为徐元庆杀死了官员，当死。但他为父报仇，是舍身尽为子的孝道，所以要表彰。
　　柳宗元可不同意前辈的看法，他在此文中强调了徐元庆复仇的正义性。他依据的是对封建社会统治术——刑与礼的根本认识。他说“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意思是说，刑与礼的目的都是为了社会和谐稳定。徐元庆的父亲并没有犯国法，而官员杀了他只是因为个人私怨，是仗着他做官的权势残害无辜之人，徐元庆为父伸冤，地方长官却不为他抓凶治罪惩处，徐元庆于是将和仇人同在世上活着看成极大的耻辱，坚决要为父报仇，即死无憾，那徐元庆的行为是“守礼而行义”的啊。
　　所以，如果以柳宗元的观点来看武松，那么武松为兄报仇，这是孝悌的体现；不顾惜自己的生死，这是义行，所以他的行为是符合传统“礼义”的，这就是武松自己所说的“理”。这样的案子，一般来说，官府会酌情而定，使德礼与政刑不相悖。
　　武松在司法系统呆得久了，非常清楚这一点，即自己犯罪却有“理”，知县也清楚这一点，老百姓们更是能理解这一点。
　　先是这个贪图贿赂的县官，他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又想他上京去了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所以和负责此案的吏商议，将人们的招状重新做过。可见道义虽然斗不过利益，但没有利害关系之后，官吏的良心还是可以发现的。当初不能动西门庆，但如今西门庆已死，在法律上动动手脚放武松一马是可以的，何况这是顺应民心于己名声有利的事情。改成什么呢？他说：“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次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伏，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致斗杀身死。”然后将人犯押解到上一级东平府申请发落。
　　第二是民间的态度。小说写道，这阳谷县虽是个小县份，倒有仗义之人。有那上户之家，都资助武松银两，也有送酒食钱米与武松的。为什么面对一个杀人者，大家还如此惜重呢？因为武松和李逵不一样，李逵的杀人是不分善恶，没有标准。而武松的复仇，实际上对那些侵犯他人者形成一种有效的威慑和警示，这自然对于社会的正义维护有好处。古代无论民间还是官方对于复仇并不是一律否定的。你看《赵氏孤儿》经久不衰，不就是讲一个复仇的故事，歌颂复仇精神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说法如此流行，说明在民间对复仇行为的理解与肯定是由来已久。
　　却说武松的名气早已轰动当地，名声远扬。到东平府时，看的人已经塞满了衙门口。说明人们将之视为英雄，那么对待武松的处理就具有了舆论效应了，官方必须慎重。
　　府尹哀怜武松是个仗义的烈汉，时常派人来牢里看他。这一来，管大牢的节级、牢子就都不要他一文钱。而且府尹还将卷宗进一步改轻，申到省院议罪。杀了人还是很重的罪啊，于是私下里他又使了个心腹，星夜去京城刑部找熟人疏通。刑部官有和他要好的，将这事禀过省院官，打了招呼了。于是最后结案结论如此：“据王婆生情造意，哄诱通奸，唆使本妇下药毒死亲夫；又令本妇赶逐武松，不容祭祀亲兄，以致杀伤人命。”
　　结果自然大快人心。奸夫淫妇已经死了，那中间牵线的王婆便成了一个道德败坏的典型示范品。这婆子下场很惨，但在《水浒传》的叙事伦理里，对她的惩罚太符合天道了，“大牢里取出王婆，当厅听命。读了朝廷明降，写了犯由牌，画了伏状，便把这婆子推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东平府尹判了一个‘剐’字，拥出长街。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犯由前引，混棍后催，两把尖刀举，一朵纸花摇，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武松“虽系报兄之仇，斗杀西门庆奸夫人命，亦则自首，难以释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这里对武松的轻判，理由是情有可原，而且自首。
　　这是个人人都拍手称快的结局。在传统社会，淫妇之罪是极大的。像潘金莲这样的，如果没死也要受剐刑的。而武松复仇，惩罚了奸夫淫妇，在公权力无所作为的情况下，捍卫了社会公义（基本伦理秩序），所以他能进入三十六天罡，而且排名极为靠前，第十四名。
　　由于自古以来，以复仇寻求正义是一种很粗糙的方法，有其嗜血、野性的一面。所以随着集权化的执法制度的出现和发展完善，复仇逐渐被认为是一种过时的、具有破坏性的激情。不但在伦理上，而且在法律上，人们都不赞成复仇，自己亲手执法更成了一种犯罪。但是正如美国著名的大法官波斯纳所说：“如果法律的救济无法实现，那么就会趋向于爆发复仇，比如在作恶者控制了法律机器或者高于法律，或者公共执法非常羸弱的情况下就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