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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遗书是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文字，是殷殷嘱托，更是高亢宣言，赤胆和柔情迸发于笔端，书写了党性与人性相统一的感人篇章。
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致我深爱的中国——烈士遗书的故事》，共收录了35位革命烈士的遗书。这些遗书大多写于黑暗潮湿的牢房和英勇就义的前夕，也有的写于枪林弹雨的战场或被捕的押解途中;遗书的传出及流转又有不同的途径和血泪故事，令人读之动容，闻之落泪。
1
一封封生死离别、催人泪下的遗书，是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宣言书。
面对敌人的劝降、诱降，很多人是可以苟活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者，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纵然刀斧相加，也不改其本色。
烈士何功伟1915年出生在湖北咸宁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936年8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6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随即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开辟鄂南抗日根据地，任鄂南特委书记。后又到湘鄂西区工作，任湘西区党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等职。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20日，何功伟在恩施不幸被捕。敌人对他封官许愿，拉拢诱惑：“只要你脱离共产党就可以当省府委员，全省青年领袖，还可以出国留学。”何功伟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决不会同你们这帮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同流合污！”万般无奈之下，国民党六战区司令兼湖北省主席陈诚下令特务找来何父，妄图利用骨肉亲情动摇何功伟的信念。何功伟得知后，给父亲写下了第一封诀别信：
“微闻当局已电召大人来施，意在挟大人以屈儿。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项颈，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不可动，此志万不可移……惟恳大人移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庶儿之冤死，或正足以显示大人之慈祥伟大。”
但这封信没有能够寄出，被特务们截获转交到陈诚手里。陈诚看后，大为感慨地说：“这么难得的人才为什么我们国民党里没有？”并亲笔批示：“至情至性，大节大义，此人伟大！”
父亲先后探视劝说何功伟十多次，均没有结果，离别前写了一封“一字一泪”的信再次进行劝说，何功伟又给父亲写了第二封信，表明赴死的决心：
“而儿之所以始终背弃大人养育之恩，断绝妻子之爱，每顾而不悔者，实不愿背弃绝大多数人之永久利益以换取吾一家之幸福也。谁无妻儿？儿安忍出卖大众，牺牲他人，苟全一己之私爱？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
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在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刑场慷慨就义，时年26岁。
在忠诚还是背叛之间怎样选择，对任何人都是一个终极考验。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够做到信念至上，死而后已。
2
一封封生死離别、催人泪下的遗书，表达着共产党人深沉的家国情怀。
1935年3月4日，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部队遭到敌人重重围攻。在一次突围战斗中，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不幸身中数弹落入敌手。他自知定死无疑，于狱中连续写下数封家书安排后事。
他在写给凤笙大嫂等诸兄嫂的信中做了两项安排：一是请家人务必不要设法营救他;二是对分别寄养在别人家的两个儿子的去处做了交待。之后，他不无惭愧地写道：
“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
可以想见，当一位父亲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抚养儿女长大时，会有怎样痛苦的心情？而将儿女托付给别人抚养自己却拿不出一文钱时，又是何等煎熬和愧疚？
然而，共产党人为挽救民族于危亡，就必须忍痛舍弃儿女情长。在这封信的开头，刘伯坚写道：“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向死而生，是革命者留给后人最悲壮的背影。
烈士熊亨瀚在写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
“虽然人生自古谁无死，余之死，非匪非盗，非淫非拐，非杀人放火，非贪赃枉法，实系为国家社会，为工农群众……”
烈士史砚芬在给弟弟妹妹的遗书中写道：
“我今与你们永诀了。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
这就是先烈们面对白色恐怖，在亲情和民族大义之间毅然做出的人生抉择！
3
一封封生死离别、催人泪下的遗书，闪烁着共产党人的人性光辉。
烈士们在战场上是勇往直前的战士，在生活中则是儿子/女儿、丈夫/妻子、父亲/母亲。他们的遗书纸短情长，充满着对亲人深深的牵挂和不舍。
“灿英吾爱：
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此嘱。
临死日郭亮”
这是郭亮写于1928年的遗书，只有短短33个字。
郭亮被捕后，审讯者问：“你是郭亮吗？”
“我承认是总工会的委员长郭亮，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
审讯者追问党的地下组织情况，郭亮回答说：“开眼尽是共产党人，闭眼没有一个。”
回答激怒了审讯者：“你不说，我会严刑拷问！”
“家常便饭。”
“我要砍你的头！”
“告老还乡。”
这就是郭亮在国民党审讯时的全部“供词”。
1928年3月29日夜，国民党反动派将年仅27岁的郭亮秘密杀害于长沙“湖南铲共法院”前坪。在慷慨赴死之前，郭亮把对妻子和儿子的爱，全部凝聚在这33个字中。
“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本是一腔豪迈，一副了无牵挂的样子。但谁能没有不舍之人？“灿英吾爱”，一句简单的称呼，既是彻骨的痛也是至深的爱，既要做锥心的告别，又要做不忍的托付——“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共产党人在就义前的义无反顾和对妻儿的万分留恋在短短两句话中重叠，既重若泰山，又悱恻绵长。
在本书所收录的烈士遗书中，最特别的一封是来自陈毅安寄给妻子李志强的信。
1931年3月的一天，李志强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是陈毅安的手书，她小心翼翼地抽出信纸——竟然是空白的！她把信纸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没有字，真的没有字！不禁失声恸哭……
原来，陈毅安曾和李志强相约：“如果我哪天不在人世了，我就会托人给你寄一封不写任何字的信去，你见了这封信，就不要再等我了。”
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无言的爱更刻骨铭心？
烈士遗书是写给亲人的，也是写给我们的，更是写给未来中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致我深爱的中国——烈士遗书的故事》，无疑是当前在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优秀学习读本。
（责任编辑：王锦慧）
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致我深爱的中国——烈士遗书的故事》，共收录了35位革命烈士的遗书。这些遗书大多写于黑暗潮湿的牢房和英勇就义的前夕，也有的写于枪林弹雨的战场或被捕的押解途中;遗书的传出及流转又有不同的途径和血泪故事，令人读之动容，闻之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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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封生死离别、催人泪下的遗书，是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宣言书。
面对敌人的劝降、诱降，很多人是可以苟活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者，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纵然刀斧相加，也不改其本色。
烈士何功伟1915年出生在湖北咸宁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936年8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6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随即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开辟鄂南抗日根据地，任鄂南特委书记。后又到湘鄂西区工作，任湘西区党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等职。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20日，何功伟在恩施不幸被捕。敌人对他封官许愿，拉拢诱惑：“只要你脱离共产党就可以当省府委员，全省青年领袖，还可以出国留学。”何功伟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决不会同你们这帮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同流合污！”万般无奈之下，国民党六战区司令兼湖北省主席陈诚下令特务找来何父，妄图利用骨肉亲情动摇何功伟的信念。何功伟得知后，给父亲写下了第一封诀别信：
“微闻当局已电召大人来施，意在挟大人以屈儿。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项颈，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不可动，此志万不可移……惟恳大人移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庶儿之冤死，或正足以显示大人之慈祥伟大。”
但这封信没有能够寄出，被特务们截获转交到陈诚手里。陈诚看后，大为感慨地说：“这么难得的人才为什么我们国民党里没有？”并亲笔批示：“至情至性，大节大义，此人伟大！”
父亲先后探视劝说何功伟十多次，均没有结果，离别前写了一封“一字一泪”的信再次进行劝说，何功伟又给父亲写了第二封信，表明赴死的决心：
“而儿之所以始终背弃大人养育之恩，断绝妻子之爱，每顾而不悔者，实不愿背弃绝大多数人之永久利益以换取吾一家之幸福也。谁无妻儿？儿安忍出卖大众，牺牲他人，苟全一己之私爱？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
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在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刑场慷慨就义，时年26岁。
在忠诚还是背叛之间怎样选择，对任何人都是一个终极考验。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够做到信念至上，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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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封生死離别、催人泪下的遗书，表达着共产党人深沉的家国情怀。
1935年3月4日，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部队遭到敌人重重围攻。在一次突围战斗中，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不幸身中数弹落入敌手。他自知定死无疑，于狱中连续写下数封家书安排后事。
他在写给凤笙大嫂等诸兄嫂的信中做了两项安排：一是请家人务必不要设法营救他;二是对分别寄养在别人家的两个儿子的去处做了交待。之后，他不无惭愧地写道：
“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
可以想见，当一位父亲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抚养儿女长大时，会有怎样痛苦的心情？而将儿女托付给别人抚养自己却拿不出一文钱时，又是何等煎熬和愧疚？
然而，共产党人为挽救民族于危亡，就必须忍痛舍弃儿女情长。在这封信的开头，刘伯坚写道：“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向死而生，是革命者留给后人最悲壮的背影。
烈士熊亨瀚在写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
“虽然人生自古谁无死，余之死，非匪非盗，非淫非拐，非杀人放火，非贪赃枉法，实系为国家社会，为工农群众……”
烈士史砚芬在给弟弟妹妹的遗书中写道：
“我今与你们永诀了。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
这就是先烈们面对白色恐怖，在亲情和民族大义之间毅然做出的人生抉择！
3
一封封生死离别、催人泪下的遗书，闪烁着共产党人的人性光辉。
烈士们在战场上是勇往直前的战士，在生活中则是儿子/女儿、丈夫/妻子、父亲/母亲。他们的遗书纸短情长，充满着对亲人深深的牵挂和不舍。
“灿英吾爱：
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此嘱。
临死日郭亮”
这是郭亮写于1928年的遗书，只有短短33个字。
郭亮被捕后，审讯者问：“你是郭亮吗？”
“我承认是总工会的委员长郭亮，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
审讯者追问党的地下组织情况，郭亮回答说：“开眼尽是共产党人，闭眼没有一个。”
回答激怒了审讯者：“你不说，我会严刑拷问！”
“家常便饭。”
“我要砍你的头！”
“告老还乡。”
这就是郭亮在国民党审讯时的全部“供词”。
1928年3月29日夜，国民党反动派将年仅27岁的郭亮秘密杀害于长沙“湖南铲共法院”前坪。在慷慨赴死之前，郭亮把对妻子和儿子的爱，全部凝聚在这33个字中。
“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本是一腔豪迈，一副了无牵挂的样子。但谁能没有不舍之人？“灿英吾爱”，一句简单的称呼，既是彻骨的痛也是至深的爱，既要做锥心的告别，又要做不忍的托付——“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共产党人在就义前的义无反顾和对妻儿的万分留恋在短短两句话中重叠，既重若泰山，又悱恻绵长。
在本书所收录的烈士遗书中，最特别的一封是来自陈毅安寄给妻子李志强的信。
1931年3月的一天，李志强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是陈毅安的手书，她小心翼翼地抽出信纸——竟然是空白的！她把信纸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没有字，真的没有字！不禁失声恸哭……
原来，陈毅安曾和李志强相约：“如果我哪天不在人世了，我就会托人给你寄一封不写任何字的信去，你见了这封信，就不要再等我了。”
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无言的爱更刻骨铭心？
烈士遗书是写给亲人的，也是写给我们的，更是写给未来中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致我深爱的中国——烈士遗书的故事》，无疑是当前在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优秀学习读本。
（责任编辑：王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