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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全球化时代我国产业竞争力与区域产业布局相关性研究”的中期成果。
少数民族地区在我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区域，如果以民族自治地方作为标准来衡量，那么其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比重高达6375%，如果用接近于民族地区概念的西部作为衡量标准的话，其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还要高一些。在这样一个辽阔的区域内，生活着168亿各族人民，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已经超过了1亿人，约占我国总人口的9%。该区域内，近年来体现出了许多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方面，其中最显著的问题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问题。
一、失衡的危害及建立预警系统的目的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1978年，我国奉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生产力布局上，也是追求的国内均衡发展。在这将近30年的时间里，由于国家大力的投入与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显著，其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这种依靠计划经济体制得来的发展，也为该地区日后的发展失衡埋下了隐患。自1978年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因素因为很少具备与市场机制相协调的特征，开始出现增长缓慢、发展失衡的现象，到世纪之交，这种失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以致国家不得不启动西部开发计划，才部分地缓解了地区发展失衡的问题。我们不否认党中央、国务院做出西部开发决策的正确性，但这一决策并未完全建立在系统科学的决策支持系统之上，大部分是采纳了部分专家学者和地方官员的建议，其决策过程的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针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这一核心问题，找出它的主要原因，并有的放矢地建立一套预警系统，实时监控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通过不断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来修正地区发展的前进方向，使该地区在良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这一研究的成果，也将提供给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为其对民族地区发展问题进行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国内外区域发展失衡问题的研究
早期国外区域发展研究的理论依据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那时的主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只要能保持发展的势头，在普遍繁荣中，在资本与劳动力都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区域间的两极分化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然而，二战以后地区发展的严重两极分化，很快就对上述区域发展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于是研究者们又将目光转向了国家干预。国家干预理论认为：市场的作用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差距，要解决地区发展失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办法就是采用逆市场手段（Hyrdal，1957）。在政府干预理论的推动下，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将理论付诸实施，比如美国，1941年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开始了落后地区的开发工作，1961年又开始对阿巴拉契亚山区进行开发，以扭转该区域经济发展落后的局面。西方发达国家的区域开发计划确实起到了欠发达区域加速发展的作用，但这种开发活动的支持系统不够科学，它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对出现发展失衡的区域进行必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调整，而是建立在政治的基础上，从执政党的政治需要出发，来决定对哪些区域的开发。由于政治决策过程与经济社会决策过程存在较大差异，致使西方的区域开发效果大打折扣，也使许多急待开发的地区至今仍未得到开发，其发展失衡的问题也未得到根本解决。
我国学者所进行的区域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于梯度理论和反梯度理论和争论上。梯度理论认为：创新活动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的高梯地区，使创新活动逐步向低梯度扩散。因此，也就产生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发展水平递减的区域划分。与之截然相反的称之为反梯度理论，该理论认为：现有生产力水平的梯度顺序，不一定就是引进采用先进技术和经济开发的顺序。只要经济发展需要，而又具有条件，就可以引进先进技术，进行大规模开发，而不管这个地区处于哪个梯度。时至今日，在我国学术界内梯度论与反梯度论仍在进行争论，其主要原因就是反梯度论缺乏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与现实的支持。这是因为，我国区域经济的研究者没有把区域发展失衡同整个国民经济、同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同市场机制的形成与完善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此外，研究也缺少定量方法的支持，使得西部开发也缺乏必要的数量指标作为决策支持依据。
三、预警系统的内容
中国经济是一个正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换的巨大经济体，这一过程中，小到个人、大到地方与中央政府，都将从不面对或很少面对风险，转换到时时刻刻都在面对来自方方面面风险的境地。为此，每一个地区为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都应建立起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此举对于经济社会发展都相对滞后的民族地区，就更加具有了重要的意义。本文的研究重点是，民族地区的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的分析与预警，以及该区域预警系统结构和程序。
1．外部风险
外部风险是指风险的起因源自民族地区以外，其风险形成不受该地区控制的风险，主要包括4个方面。
（1）政策风险。是指中央政府出台的全国性政策，对民族地区形成了负面影响，给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沿海开放和经济特区政策，允许人、财、物等生产要素在这些地区内自由流动，而民族地区没有得到这些政策优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民族地区优秀的生产要素外流，给该地区带来了政策风险。
（2）体制风险。体制风险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选择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运转过程中产生的负效应，给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比如民族地区在建国后工业化过程中，其企业体制绝大多数是国有制，而后来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证明国有体制与其他体制相比是缺乏效率的，这就给民族地区带来了体制风险。
（3）市场风险。是指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市场运转给区域、企业或个人带来的风险。比如民族地区的工业构成中，重工业占了较大的比重，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些产品的关税都要大幅下调，力求逐渐形成一种接近于充分竞争的市场，这就给民族地区的工业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4）经济风险。是指全球或全国的经济走势对区域经济社会带来的风险。比如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中国的对外贸易，这其中对民族地区的原材料等天然产品的出口也形成了较大的打击，这就是经济风险。
2．内部风险
内部风险是指诱因源自于民族地区之内，其风险形成受该地区控制的风险，这些风险也会导致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
（1）社会风险。是指由于某些社会发展方面政策选择的失误，给民族地区带来的风险。比如，前苏联奉行大民族沙文主义的民族政策，致使该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矛盾突出，社会发展严重失衡，最终主要由于社会矛盾导致国家分裂。
（2）生态风险。是指政府奉行的生态政策及民众对生态环境所持的态度不利于生态优化，给区域带来的生态灾难。比如我国部分民族地区群众为了经济利益，在承载力有限的草场上大量超载过牧，致使草原沙化、荒漠化，为沙尘暴提供了诱因，酿成了巨大的生态灾难，使得生态环境发展严重失衡。
（3）经济风险。是指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奉行的经济政策会给区域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比如有些民族地区大肆建立开发区，不顾区域经济发展滞后的现实，想大量引进具有先进技术含量的项目，结果原来的工业项目没有做好，农业受到了影响，区域的产业结构不但没有优化，反而出现了失衡的局面。
（4）人力资源风险。是指由于人力资源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给区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民族地区某一优势产业由于采用新技术而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其相关联的人力资源却未同时得到优化，从而制约了民族地区优势资源的利用，这将使人力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失衡的局面。
少数民族地区在我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区域，如果以民族自治地方作为标准来衡量，那么其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比重高达6375%，如果用接近于民族地区概念的西部作为衡量标准的话，其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还要高一些。在这样一个辽阔的区域内，生活着168亿各族人民，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已经超过了1亿人，约占我国总人口的9%。该区域内，近年来体现出了许多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方面，其中最显著的问题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问题。
一、失衡的危害及建立预警系统的目的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1978年，我国奉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生产力布局上，也是追求的国内均衡发展。在这将近30年的时间里，由于国家大力的投入与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显著，其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这种依靠计划经济体制得来的发展，也为该地区日后的发展失衡埋下了隐患。自1978年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因素因为很少具备与市场机制相协调的特征，开始出现增长缓慢、发展失衡的现象，到世纪之交，这种失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以致国家不得不启动西部开发计划，才部分地缓解了地区发展失衡的问题。我们不否认党中央、国务院做出西部开发决策的正确性，但这一决策并未完全建立在系统科学的决策支持系统之上，大部分是采纳了部分专家学者和地方官员的建议，其决策过程的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针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这一核心问题，找出它的主要原因，并有的放矢地建立一套预警系统，实时监控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通过不断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来修正地区发展的前进方向，使该地区在良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这一研究的成果，也将提供给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为其对民族地区发展问题进行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国内外区域发展失衡问题的研究
早期国外区域发展研究的理论依据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那时的主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只要能保持发展的势头，在普遍繁荣中，在资本与劳动力都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区域间的两极分化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然而，二战以后地区发展的严重两极分化，很快就对上述区域发展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于是研究者们又将目光转向了国家干预。国家干预理论认为：市场的作用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差距，要解决地区发展失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办法就是采用逆市场手段（Hyrdal，1957）。在政府干预理论的推动下，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将理论付诸实施，比如美国，1941年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开始了落后地区的开发工作，1961年又开始对阿巴拉契亚山区进行开发，以扭转该区域经济发展落后的局面。西方发达国家的区域开发计划确实起到了欠发达区域加速发展的作用，但这种开发活动的支持系统不够科学，它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对出现发展失衡的区域进行必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调整，而是建立在政治的基础上，从执政党的政治需要出发，来决定对哪些区域的开发。由于政治决策过程与经济社会决策过程存在较大差异，致使西方的区域开发效果大打折扣，也使许多急待开发的地区至今仍未得到开发，其发展失衡的问题也未得到根本解决。
我国学者所进行的区域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于梯度理论和反梯度理论和争论上。梯度理论认为：创新活动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的高梯地区，使创新活动逐步向低梯度扩散。因此，也就产生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发展水平递减的区域划分。与之截然相反的称之为反梯度理论，该理论认为：现有生产力水平的梯度顺序，不一定就是引进采用先进技术和经济开发的顺序。只要经济发展需要，而又具有条件，就可以引进先进技术，进行大规模开发，而不管这个地区处于哪个梯度。时至今日，在我国学术界内梯度论与反梯度论仍在进行争论，其主要原因就是反梯度论缺乏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与现实的支持。这是因为，我国区域经济的研究者没有把区域发展失衡同整个国民经济、同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同市场机制的形成与完善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此外，研究也缺少定量方法的支持，使得西部开发也缺乏必要的数量指标作为决策支持依据。
三、预警系统的内容
中国经济是一个正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换的巨大经济体，这一过程中，小到个人、大到地方与中央政府，都将从不面对或很少面对风险，转换到时时刻刻都在面对来自方方面面风险的境地。为此，每一个地区为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都应建立起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此举对于经济社会发展都相对滞后的民族地区，就更加具有了重要的意义。本文的研究重点是，民族地区的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的分析与预警，以及该区域预警系统结构和程序。
1．外部风险
外部风险是指风险的起因源自民族地区以外，其风险形成不受该地区控制的风险，主要包括4个方面。
（1）政策风险。是指中央政府出台的全国性政策，对民族地区形成了负面影响，给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沿海开放和经济特区政策，允许人、财、物等生产要素在这些地区内自由流动，而民族地区没有得到这些政策优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民族地区优秀的生产要素外流，给该地区带来了政策风险。
（2）体制风险。体制风险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选择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运转过程中产生的负效应，给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比如民族地区在建国后工业化过程中，其企业体制绝大多数是国有制，而后来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证明国有体制与其他体制相比是缺乏效率的，这就给民族地区带来了体制风险。
（3）市场风险。是指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市场运转给区域、企业或个人带来的风险。比如民族地区的工业构成中，重工业占了较大的比重，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些产品的关税都要大幅下调，力求逐渐形成一种接近于充分竞争的市场，这就给民族地区的工业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4）经济风险。是指全球或全国的经济走势对区域经济社会带来的风险。比如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中国的对外贸易，这其中对民族地区的原材料等天然产品的出口也形成了较大的打击，这就是经济风险。
2．内部风险
内部风险是指诱因源自于民族地区之内，其风险形成受该地区控制的风险，这些风险也会导致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
（1）社会风险。是指由于某些社会发展方面政策选择的失误，给民族地区带来的风险。比如，前苏联奉行大民族沙文主义的民族政策，致使该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矛盾突出，社会发展严重失衡，最终主要由于社会矛盾导致国家分裂。
（2）生态风险。是指政府奉行的生态政策及民众对生态环境所持的态度不利于生态优化，给区域带来的生态灾难。比如我国部分民族地区群众为了经济利益，在承载力有限的草场上大量超载过牧，致使草原沙化、荒漠化，为沙尘暴提供了诱因，酿成了巨大的生态灾难，使得生态环境发展严重失衡。
（3）经济风险。是指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奉行的经济政策会给区域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比如有些民族地区大肆建立开发区，不顾区域经济发展滞后的现实，想大量引进具有先进技术含量的项目，结果原来的工业项目没有做好，农业受到了影响，区域的产业结构不但没有优化，反而出现了失衡的局面。
（4）人力资源风险。是指由于人力资源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给区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民族地区某一优势产业由于采用新技术而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其相关联的人力资源却未同时得到优化，从而制约了民族地区优势资源的利用，这将使人力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失衡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