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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汉吴楚七国之乱后，随着皇权的加权，藩王和士人的心理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他们对中央政府都怀着恐惧妥协的心理；一些士大夫不愿受中央政府的管制，有过短期的隐居心理；但追求平安富贵和建功立业的心理又使他们不得不与皇权相妥协。
关键词：七国之乱 藩王与士人 心理
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汉景帝挟平叛之余威，颁布了贬抑藩国地位的新规定，自此，藩国势力已很难构成对中央政府的威胁。在朝廷内部，随着汉初军人受益阶层的没落，使得景帝的皇权急剧膨胀。正如李开元所说的：“汉初以来的皇权、诸侯王国王权和以丞相为中心的政府所形成的三权并立的政治结构，也随之出现了重大的本质性的变化”[1]。武帝时，继续采取以削弱藩国和丞相势力为目的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制定，对士人的心理造成了极度的不安，许多士人再也不敢锋芒毕露地效忠于诸侯王和政府官员了，养客之风气也随着官员的畏惧心理而逐渐停止。
一、诸侯王、士人的恐惧妥协心理
余英时先生认为：“汉初环绕在君权左右的至少还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股势力，宗室的分子最足以构成君权的威胁，所以首先遭到迫害的便是他们。君权的独占性排斥了一切家人骨肉之情”。[2]七国之乱后，随着皇权的加强，诸侯王和朝中大臣的权力丧失得很快。“至景帝中元年间，白马之盟被废弃，诸侯王国已经等同于汉朝之郡县，以丞相为中心的汉朝政府也已经从属于宫廷，汉初以来的有限皇权已经不复存在。”[1]229西汉政府对诸侯国不再加以重视，对藩王实行严厉的控制政策，使得许多诸侯国的王子对皇帝产生了恐惧心理。他们成为诸侯王之后，担心自己如果有作为的话会受到中央政府的猜疑。“强者必反”，使得他们裹足不前。他们时常担心吴王刘濞的命运终会有一天降临到自己头上。加之中央政权利用其优势，公开与他们夺取人才，千方百计地禁绝有能力的士人与他们所可能有的往来沟通。分封到吴楚国的失宠王子处境更是十分艰难，为了自保，他们必须依附于中央政权并听任其摆布，他们的一切权力均属于中央和皇帝，再也不敢锋芒毕露、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了。汉武帝时，又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在“推恩”这样温情脉脉的面纱之下，把本属于王国的领土继续瓜分，建立侯国，并且改变其原来的隶属关系，使之归属于附近汉郡。之后，还有阿党法、左官律、附益法等相关立法适时出现。阿党法迫使诸侯王国的高级官吏为了自身的安危，必须把监视诸侯王的动静作为第一要义。诸侯王不仅丧失了治国理民的事权，还必须承受来自傅、相的就近监督。诸侯反而受制于名义上的属官，其政治地位的削弱程度可见一斑。另外，创立“左官律”以阻止有进取心的士大夫仕宦与诸侯王国，从人力资源上防止诸侯国势力再度膨胀。再就是附益法的制定，用于防范朝廷大臣与诸侯勾结，为诸侯谋取利益。这几个法律制度不但使王国受到根本的抑制，进一步打击了诸侯王招贤纳士的积极性，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也一去不复返。
随着诸侯领地的日渐缩小，权势日弱，他们已无力为士人提供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和保障，对有能力的士人渐渐失去了吸引力。到了西汉末，“诸侯大者乃食数县，汉吏制其权柄，不得有为，亡吴、楚、燕、梁之势”。[3]士人们自然不再对诸侯抱丝毫幻想了，诸侯王和朝中军人阶层势力的一落千丈，许多士人对于诸侯王和军功阶层不再有积极性、主动性。政策的改变，使他们再也不敢无所畏惧地跑到诸侯王那里实现他们的理想和抱负，这样的心理对诸侯国经济及文艺繁荣是非常不利的。
随着诸侯王和朝中军功阶层权力的下降，凌驾于王国之上的专制皇权得以成立。而统治者认为，士人比其他任何社会群体都适合担任各级政府行政管理职务。士人们认识到了个体力量的脆弱和渺小，他们不得不学会面对失败，化解不如意。“当士人被规范化地纳入集权政治的官僚系统之内，除了向专制君主负责，别无它仕可能的时候，恪守道德人格与用仕进取之前的矛盾和考验，对于他们将变得愈来愈严峻，并且别无选择，不可回避”。[4]在诸侯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生气勃勃的士阶层，在进入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时代，又经文化乃至肉体上的摧折之后，士人们不得不效忠于皇帝，接受专政中央政权对他们的压制。武帝时，儒家学说成了官方学说，入仕完全是由皇帝的用人政策所决定。士人们做官后，就成了皇帝的工具，皇帝的臣仆，伴君如伴虎的恐惧心理在悄然无声中形成，他们对于皇权妥协退让，服从于皇帝的权威，听命于皇帝的安排。一些士人由于在当时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内心准备来保护自己，他们表现出来的极富郡国并行制时的风采，以及追求功名的直率，行事的慷慨，处世的疏略，自由无拘的任意作风与专制皇权有所出入，所以其命运非常悲惨。严助是因为与淮南王府中的江南游士有所交结，武帝听信张汤的谗言，将严助处死。后来买臣怨恨张汤，相互斗争激烈，武帝处死张汤之后，也诛杀了买臣。汉武帝在位时共有十二相，先后有李蔡、严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鹜等五位丞相被杀。这些士大夫之死说明了皇权下士人的命运，这些人的下场表明时势已非，他们已非时代的宠儿，他们的悲剧加剧了士人的恐惧心理，加重了士大夫的服从心态。他们认为自己的才与不才，是全由主上评定，高官厚禄是皇帝赐予的，连带生命与尊严也是皇帝赐予的，生杀予夺悉操于皇帝一人。
二、士人的隐居心理
汉初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掌有藩国中政治、经济大权，以才智事人的士人纷纷投奔他们，与他们互相依存。士人和诸侯王那种散漫无拘束而又颇得礼敬尊宠的生涯，吸引了不少士人，各诸侯国的士人一般是和王侯之间保持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士人进入中央政府后，他和皇帝自然只能是君臣关系。而深受黄老之学影响的士人与逐渐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是不相适应的，这对于享受黄老无为思想自由惯了的士人的心态来说，这种为皇权服务的思想是不堪忍受的。这也就是邹阳、枚乘为什么一遍遍地向吴王上书，请求他不要出兵的原因之所在。他们深深地知道在吴王刘濞手下他们所受到的待遇，他们不会无端受到杀害。一旦吴王失败，时势逆转，就再也没有和中央政府相抗衡之力量。他们的归宿要么就是隐蔽，要么就是接受皇权的安排，成为附属于他们的工具，再也没有什么自由可言了。后来吴楚之乱被中央政府平定，正如枚乘所料，诸侯的势力一落千丈，游于诸侯之间的士人们也不得不由地方而转向中央。枚乘因谏吴王濞，令勿反而知名，景帝于是召拜为弘农都尉。但是过惯了自由生活的枚乘却不愿在皇帝朝中为官，据《汉书·枚乘传》记载：“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枚乘的心理正是那些生活在诸侯王国自由惯了的游士的普遍心理，他们在短时期内很难习惯那种为具体职事束缚，受制于明确固定的职责、体制的国家官吏，他们习惯的是那种恣其所好的游士、宾客生涯，习惯的是那种姿意任性的为诸侯之师友、宾客的无拘无束的生活。这些士人明白，做官并不是一件太容易而没有风险的事情，皇上是难侍候的，这时，退隐山林的思想成了士人所具有的心态。 三、士人求富及渴望建功立业的心理
尽管士人短时间内不能适应受朝廷约束，但是做官是得到安全和保障的必要手段。士人的心理大都是渴望改善自己的境遇，追求功名的现实性是士人的普遍心理，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是最强有力的诱惑。“尊官厚禄，世之所高也，贤才处之”[5]，可见经济利益是功名追求背后不能忽视的动因。贫穷难耐，人情自不免于对穷贱之士的冷眼，很少有人能忍受贫穷的凄苦和寂寞。以客游诸侯而转向为天子征召，游士以向诸侯尽忠竭诚转向为天子守职。汉代的士大夫，从吴楚七国之乱后，游士变得越来越少了，他们已经有了固定的资产，开始在乡土生根。尽管枚乘习惯了不为具体职事束缚、恣其所好的游士、宾客生涯，但是士人终将由较为恣肆任性的为诸侯之师友、宾客，变为受制于明确、固定的职责、体制的国家官吏。新时势下，士人们必须学会消除他们身上那些致命的散漫天性。《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衔鬻者以千数。”在士人渴求富贵和建功立业的心理驱使之下，士人源源不断地涌现于中央政府。建元初，武帝对枚乘文才很仰慕，以安车蒲轮征乘，武帝的“以师礼敬之”之举动使枚乘深受感动，加之对现实政治的清醒认识，枚乘最终还是以年老的姿态接受武帝的应召，后因年老死于道中。但其子枚皋出于追求功名和富贵的心理，主动向天子求仕，此后数十年随侍武帝左右。司马相如开始时，也不愿受朝廷管制，不愿在景帝时为官，曾为梁孝王游客。后来应武帝征召，不但为武帝写了歌功颂德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又出使西南夷，实现了其建功立业和追求富贵的理想。
参考文献：
[1]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228.
[2]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119.
[3]班固.汉书·谷永杜邺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451.
[4]于迎春.秦汉士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9.
[5]司马迁.史记·日者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216.
（作者简介：张正线，女，硕士，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阮崇友，男，硕士，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关键词：七国之乱 藩王与士人 心理
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汉景帝挟平叛之余威，颁布了贬抑藩国地位的新规定，自此，藩国势力已很难构成对中央政府的威胁。在朝廷内部，随着汉初军人受益阶层的没落，使得景帝的皇权急剧膨胀。正如李开元所说的：“汉初以来的皇权、诸侯王国王权和以丞相为中心的政府所形成的三权并立的政治结构，也随之出现了重大的本质性的变化”[1]。武帝时，继续采取以削弱藩国和丞相势力为目的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制定，对士人的心理造成了极度的不安，许多士人再也不敢锋芒毕露地效忠于诸侯王和政府官员了，养客之风气也随着官员的畏惧心理而逐渐停止。
一、诸侯王、士人的恐惧妥协心理
余英时先生认为：“汉初环绕在君权左右的至少还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股势力，宗室的分子最足以构成君权的威胁，所以首先遭到迫害的便是他们。君权的独占性排斥了一切家人骨肉之情”。[2]七国之乱后，随着皇权的加强，诸侯王和朝中大臣的权力丧失得很快。“至景帝中元年间，白马之盟被废弃，诸侯王国已经等同于汉朝之郡县，以丞相为中心的汉朝政府也已经从属于宫廷，汉初以来的有限皇权已经不复存在。”[1]229西汉政府对诸侯国不再加以重视，对藩王实行严厉的控制政策，使得许多诸侯国的王子对皇帝产生了恐惧心理。他们成为诸侯王之后，担心自己如果有作为的话会受到中央政府的猜疑。“强者必反”，使得他们裹足不前。他们时常担心吴王刘濞的命运终会有一天降临到自己头上。加之中央政权利用其优势，公开与他们夺取人才，千方百计地禁绝有能力的士人与他们所可能有的往来沟通。分封到吴楚国的失宠王子处境更是十分艰难，为了自保，他们必须依附于中央政权并听任其摆布，他们的一切权力均属于中央和皇帝，再也不敢锋芒毕露、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了。汉武帝时，又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在“推恩”这样温情脉脉的面纱之下，把本属于王国的领土继续瓜分，建立侯国，并且改变其原来的隶属关系，使之归属于附近汉郡。之后，还有阿党法、左官律、附益法等相关立法适时出现。阿党法迫使诸侯王国的高级官吏为了自身的安危，必须把监视诸侯王的动静作为第一要义。诸侯王不仅丧失了治国理民的事权，还必须承受来自傅、相的就近监督。诸侯反而受制于名义上的属官，其政治地位的削弱程度可见一斑。另外，创立“左官律”以阻止有进取心的士大夫仕宦与诸侯王国，从人力资源上防止诸侯国势力再度膨胀。再就是附益法的制定，用于防范朝廷大臣与诸侯勾结，为诸侯谋取利益。这几个法律制度不但使王国受到根本的抑制，进一步打击了诸侯王招贤纳士的积极性，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也一去不复返。
随着诸侯领地的日渐缩小，权势日弱，他们已无力为士人提供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和保障，对有能力的士人渐渐失去了吸引力。到了西汉末，“诸侯大者乃食数县，汉吏制其权柄，不得有为，亡吴、楚、燕、梁之势”。[3]士人们自然不再对诸侯抱丝毫幻想了，诸侯王和朝中军人阶层势力的一落千丈，许多士人对于诸侯王和军功阶层不再有积极性、主动性。政策的改变，使他们再也不敢无所畏惧地跑到诸侯王那里实现他们的理想和抱负，这样的心理对诸侯国经济及文艺繁荣是非常不利的。
随着诸侯王和朝中军功阶层权力的下降，凌驾于王国之上的专制皇权得以成立。而统治者认为，士人比其他任何社会群体都适合担任各级政府行政管理职务。士人们认识到了个体力量的脆弱和渺小，他们不得不学会面对失败，化解不如意。“当士人被规范化地纳入集权政治的官僚系统之内，除了向专制君主负责，别无它仕可能的时候，恪守道德人格与用仕进取之前的矛盾和考验，对于他们将变得愈来愈严峻，并且别无选择，不可回避”。[4]在诸侯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生气勃勃的士阶层，在进入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时代，又经文化乃至肉体上的摧折之后，士人们不得不效忠于皇帝，接受专政中央政权对他们的压制。武帝时，儒家学说成了官方学说，入仕完全是由皇帝的用人政策所决定。士人们做官后，就成了皇帝的工具，皇帝的臣仆，伴君如伴虎的恐惧心理在悄然无声中形成，他们对于皇权妥协退让，服从于皇帝的权威，听命于皇帝的安排。一些士人由于在当时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内心准备来保护自己，他们表现出来的极富郡国并行制时的风采，以及追求功名的直率，行事的慷慨，处世的疏略，自由无拘的任意作风与专制皇权有所出入，所以其命运非常悲惨。严助是因为与淮南王府中的江南游士有所交结，武帝听信张汤的谗言，将严助处死。后来买臣怨恨张汤，相互斗争激烈，武帝处死张汤之后，也诛杀了买臣。汉武帝在位时共有十二相，先后有李蔡、严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鹜等五位丞相被杀。这些士大夫之死说明了皇权下士人的命运，这些人的下场表明时势已非，他们已非时代的宠儿，他们的悲剧加剧了士人的恐惧心理，加重了士大夫的服从心态。他们认为自己的才与不才，是全由主上评定，高官厚禄是皇帝赐予的，连带生命与尊严也是皇帝赐予的，生杀予夺悉操于皇帝一人。
二、士人的隐居心理
汉初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掌有藩国中政治、经济大权，以才智事人的士人纷纷投奔他们，与他们互相依存。士人和诸侯王那种散漫无拘束而又颇得礼敬尊宠的生涯，吸引了不少士人，各诸侯国的士人一般是和王侯之间保持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士人进入中央政府后，他和皇帝自然只能是君臣关系。而深受黄老之学影响的士人与逐渐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是不相适应的，这对于享受黄老无为思想自由惯了的士人的心态来说，这种为皇权服务的思想是不堪忍受的。这也就是邹阳、枚乘为什么一遍遍地向吴王上书，请求他不要出兵的原因之所在。他们深深地知道在吴王刘濞手下他们所受到的待遇，他们不会无端受到杀害。一旦吴王失败，时势逆转，就再也没有和中央政府相抗衡之力量。他们的归宿要么就是隐蔽，要么就是接受皇权的安排，成为附属于他们的工具，再也没有什么自由可言了。后来吴楚之乱被中央政府平定，正如枚乘所料，诸侯的势力一落千丈，游于诸侯之间的士人们也不得不由地方而转向中央。枚乘因谏吴王濞，令勿反而知名，景帝于是召拜为弘农都尉。但是过惯了自由生活的枚乘却不愿在皇帝朝中为官，据《汉书·枚乘传》记载：“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枚乘的心理正是那些生活在诸侯王国自由惯了的游士的普遍心理，他们在短时期内很难习惯那种为具体职事束缚，受制于明确固定的职责、体制的国家官吏，他们习惯的是那种恣其所好的游士、宾客生涯，习惯的是那种姿意任性的为诸侯之师友、宾客的无拘无束的生活。这些士人明白，做官并不是一件太容易而没有风险的事情，皇上是难侍候的，这时，退隐山林的思想成了士人所具有的心态。 三、士人求富及渴望建功立业的心理
尽管士人短时间内不能适应受朝廷约束，但是做官是得到安全和保障的必要手段。士人的心理大都是渴望改善自己的境遇，追求功名的现实性是士人的普遍心理，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是最强有力的诱惑。“尊官厚禄，世之所高也，贤才处之”[5]，可见经济利益是功名追求背后不能忽视的动因。贫穷难耐，人情自不免于对穷贱之士的冷眼，很少有人能忍受贫穷的凄苦和寂寞。以客游诸侯而转向为天子征召，游士以向诸侯尽忠竭诚转向为天子守职。汉代的士大夫，从吴楚七国之乱后，游士变得越来越少了，他们已经有了固定的资产，开始在乡土生根。尽管枚乘习惯了不为具体职事束缚、恣其所好的游士、宾客生涯，但是士人终将由较为恣肆任性的为诸侯之师友、宾客，变为受制于明确、固定的职责、体制的国家官吏。新时势下，士人们必须学会消除他们身上那些致命的散漫天性。《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衔鬻者以千数。”在士人渴求富贵和建功立业的心理驱使之下，士人源源不断地涌现于中央政府。建元初，武帝对枚乘文才很仰慕，以安车蒲轮征乘，武帝的“以师礼敬之”之举动使枚乘深受感动，加之对现实政治的清醒认识，枚乘最终还是以年老的姿态接受武帝的应召，后因年老死于道中。但其子枚皋出于追求功名和富贵的心理，主动向天子求仕，此后数十年随侍武帝左右。司马相如开始时，也不愿受朝廷管制，不愿在景帝时为官，曾为梁孝王游客。后来应武帝征召，不但为武帝写了歌功颂德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又出使西南夷，实现了其建功立业和追求富贵的理想。
参考文献：
[1]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228.
[2]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119.
[3]班固.汉书·谷永杜邺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451.
[4]于迎春.秦汉士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9.
[5]司马迁.史记·日者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216.
（作者简介：张正线，女，硕士，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阮崇友，男，硕士，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