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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是指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对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领导干部的简称，文革当中毛泽东也曾讲过：简单说，就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派人。
“走资派”形成的根子
毛泽东对当时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形势做了错误估计，并且形成了共产党内也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认识，是形成“走资派”概念的根子。“走资派”这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用语，首次出现于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
“走资派”形成的过程
“走资派”是林彪、江青等野心家，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在实施篡党夺权阴谋计划过程中一步步“推”出来的。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暴风骤雨”，打倒“走资派”就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经历的一次“泥石流”。
林彪、江青一伙借评《海瑞罢官》，大搞罢官，步步陷害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把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派”。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秘密策划下，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一部分人。北京市被批判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随后，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职；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遭软禁；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
毛泽东主张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1967年夏季他在外地视察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阴谋在“乱中夺权”的林彪更是惟恐天下不乱，他和江青一伙勾结起来，到处制造社会动乱。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各地工作组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如何对待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对工作组加以批判，指责其镇压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决定撤销工作组；工作组事件成为刘少奇下台的直接导火线。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1966年8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发表了十分激烈的讲话，指责刘少奇和中央第一线“镇压学生运动”，“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中这样规定：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林彪、江青集团进一步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政治纲领，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央分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被“指定”的。这时候的干部自然也分成了正反两大派，反面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就是“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正副司令，理所当然就成了中国最大的两个“走资派”。
“走资派”概念不清
跟刘少奇的路线走，是“走资派”的一大特征。当时，“走资派”的内涵不清，只要沾一点“权”的边都可以被说成是“当权派”，而“当权派”就可以被打成“走资派”。不仅如此，而且“走资派”这一概念的外延很广，随便可以打出成千上万个“走资派”来。正因为“走资派”是这样一个既不确定又不科学的概念，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便可以利用它来打倒他们想打倒的任何人。划定“走资派”完全凭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同样一个人可以昨天是“走资派”被打倒，今天是革命派又成为结合的对象，明天因不合“造反派”的品味再度被打成“走资派”。这种变幻莫测的政治沉浮，完全要看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的态度如何来判定。“走资派”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上自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下至基层党支部书记，甚至连炊事班长、汽车班长、生产组长也成了打倒对象。造反派红卫兵成了林彪、江青“乱中夺权”的工具。
林彪、江青之流就是利用了这个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走资派”的“左”倾概念，把红卫兵当成阴谋夺权的工具，诬陷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毛泽东认为青年学生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突击力量，并于1966年8月1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表示支持他们起来“造反”。从此红卫兵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走向高潮。这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下，各地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和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侮辱、殴打和迫害。仅北京市的干部和群众，因冤案而死的达9804人之多。
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在北京红卫兵冲击政府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越来越频繁，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当红卫兵像流星般划过中国的政治天空之后，留下的，是对中国文化遗产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对几代中国人（也包括他们自己）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
1966年10月开始，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进一步把红卫兵的造反狂潮引向党内，引向“资产阶级司令部”，“造反派”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操纵下膨胀起来，逐渐取代老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他们激烈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击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随后参与了全面夺权。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举行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走资派”的历史结局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想，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被打成了“走资派”。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不得不对“走资派”的概念进行重新认识，提出了“犯走资派错误”的概念。按照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草稿中写上了这样的话：“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在九大和九大之后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谈话中，他再也没有提到“走资派”一词。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走资派”的概念就成了历史。
“走资派”形成的根子
毛泽东对当时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形势做了错误估计，并且形成了共产党内也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认识，是形成“走资派”概念的根子。“走资派”这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用语，首次出现于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
“走资派”形成的过程
“走资派”是林彪、江青等野心家，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在实施篡党夺权阴谋计划过程中一步步“推”出来的。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暴风骤雨”，打倒“走资派”就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经历的一次“泥石流”。
林彪、江青一伙借评《海瑞罢官》，大搞罢官，步步陷害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把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派”。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秘密策划下，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一部分人。北京市被批判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随后，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职；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遭软禁；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
毛泽东主张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1967年夏季他在外地视察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阴谋在“乱中夺权”的林彪更是惟恐天下不乱，他和江青一伙勾结起来，到处制造社会动乱。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各地工作组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如何对待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对工作组加以批判，指责其镇压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决定撤销工作组；工作组事件成为刘少奇下台的直接导火线。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1966年8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发表了十分激烈的讲话，指责刘少奇和中央第一线“镇压学生运动”，“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中这样规定：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林彪、江青集团进一步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政治纲领，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央分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被“指定”的。这时候的干部自然也分成了正反两大派，反面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就是“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正副司令，理所当然就成了中国最大的两个“走资派”。
“走资派”概念不清
跟刘少奇的路线走，是“走资派”的一大特征。当时，“走资派”的内涵不清，只要沾一点“权”的边都可以被说成是“当权派”，而“当权派”就可以被打成“走资派”。不仅如此，而且“走资派”这一概念的外延很广，随便可以打出成千上万个“走资派”来。正因为“走资派”是这样一个既不确定又不科学的概念，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便可以利用它来打倒他们想打倒的任何人。划定“走资派”完全凭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同样一个人可以昨天是“走资派”被打倒，今天是革命派又成为结合的对象，明天因不合“造反派”的品味再度被打成“走资派”。这种变幻莫测的政治沉浮，完全要看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的态度如何来判定。“走资派”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上自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下至基层党支部书记，甚至连炊事班长、汽车班长、生产组长也成了打倒对象。造反派红卫兵成了林彪、江青“乱中夺权”的工具。
林彪、江青之流就是利用了这个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走资派”的“左”倾概念，把红卫兵当成阴谋夺权的工具，诬陷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毛泽东认为青年学生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突击力量，并于1966年8月1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表示支持他们起来“造反”。从此红卫兵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走向高潮。这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下，各地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和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侮辱、殴打和迫害。仅北京市的干部和群众，因冤案而死的达9804人之多。
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在北京红卫兵冲击政府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越来越频繁，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当红卫兵像流星般划过中国的政治天空之后，留下的，是对中国文化遗产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对几代中国人（也包括他们自己）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
1966年10月开始，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进一步把红卫兵的造反狂潮引向党内，引向“资产阶级司令部”，“造反派”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操纵下膨胀起来，逐渐取代老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他们激烈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击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随后参与了全面夺权。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举行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走资派”的历史结局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想，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被打成了“走资派”。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不得不对“走资派”的概念进行重新认识，提出了“犯走资派错误”的概念。按照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草稿中写上了这样的话：“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在九大和九大之后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谈话中，他再也没有提到“走资派”一词。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走资派”的概念就成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