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爷离开人世35年了，想留下点文字纪念这位古板而可敬的老人。
　　八爷在槐荫堂祖父辈排名老八，是祖父赵全玉的三弟。槐荫堂是南秦川道的一个大户，相传明代祖上从山西大槐树下迁徙而来。我的高祖父赵星膝下有两个儿子，曾祖父赵江青和他的弟弟赵江河。赵江青有三个儿子，分别是我的爷爷赵全玉、四爷赵全礼、八爷赵全才。赵江河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赵全宝，小儿子叫赵全珍。在家族分别排名老六、老七，我们叫六爷、七爷。
　　曾祖父兄弟俩一人务农、一人经商。家里有几十亩地，在县城开有盐铺和蜡烛铺。兄弟二人和睦，子嗣兴旺，到了我的父辈家族已子孙满堂，50多人在一个锅里吃饭，直到1946年家族才分家，爷爷们自立门户，分灶吃饭。
　　八爺出生于1910年，是清朝的最后一代臣民，自幼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一肚子之乎者也。爷爷弟兄三人，爷爷务农，他从教，四爷经商。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十年，他到国立的商县第三完小——杨峪河小学担任国文教员，在学校集体加入了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他因国民党员身份回乡务农。在我童年记忆中，无论是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他都是生产队里的好社员。生产队里淘井时没人敢下去，他自告奋勇拽着井绳下去清淤，不料井上轱辘脱落，砸在几十米深井底他的背上，幸好抢救及时，在医院缝了十多针才捡回了一条性命。由此，他被生产队里评为好社员，受人尊敬。
　　八爷形体黑瘦、约一米七的个头、八字须，戴一副石头镜，非常威严。他是传统文化的卫道士，见了晚辈开口就是仁、义、礼、智、信，讲三纲五常。把朱子治家格言抄下来贴在墙上，用“头悬梁，锥刺股”教育子孙勤奋读书。见了村上的孩子就要求背诵学过的课文，孩子们见了他就跑。但家族里的孩子是躲不掉的，若课文背不出来，就让伸出手来，拿一根戒尺抽打，打得孩子手肿得老高。然后让你拿出书来再读三遍，读完再背，背不出来再打。
　　八爷为人厚道、实在，且乐于助人。他唯一的女儿——我的姑和姑父都吃公家饭，常对他有所资助，因此他对乡邻常有接济。这家的孩子交不起学费了，他给五毛一块，那家人有病了，他给一元二元，村上的人大多受过他的恩惠。在那个时期，一个壮劳力一天挣的工分也就值八九分钱，五毛一块就能帮孩子缴一年的学费，一元两元可帮人治病救命，为此他博得了一个好名声：“先生”“善人”。
　　八爷对我家的帮助是很大的。公社化时期土地由生产队集体耕种，但每家按人口都划有自留地和饲料地。我家的自留地由于父亲在外工作，家中只有母亲一个妇女劳动力，农忙时地里活干不完，八爷干完他地里的活就过来帮忙。当时大姐出嫁，我们兄弟姐妹6个年龄尚小不会干活，他就把我们带到田里，手把手地教干农活。为了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他常从家里提来一笼用柿子和包谷面烙的馍，给我们几个定量分配劳动任务，谁保质保量干完活，奖一个馍，活没干完或质量不达标者就吃不上馍馍。我们都说：“八爷你这是搞物质刺激嘛！”他嘿嘿一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八爷非常勤劳。我家的饲料地上面有一片荒坡，他就带着我们几个开荒造田，挖了十多天，开出了一片地，他领着我们在这块地里栽红薯、种北瓜。那是一块土沙地，红薯长得又大又红，结出的北瓜有磨盘大，吃起来又干又面。每当收获季节，我们兄弟姐妹6个每人扛一个大北瓜进村，村里人就喊：“北瓜队来了。”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多了这一块地的出产，家里生活好了许多，村上不少人因饿得了浮肿病，我家的人却没有饿肚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八爷在一夜之间成了历史反革命。因为他是国民党员，又从他家搜出了他旧社会教书时戴过的一顶大礼帽。因此噩运降临，相继被补划为地主成分，没收了他家的四间大瓦房，被赶到一间仅十五平方米的厦房和八奶栖身。接着又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被揪到社员大会上批斗。
　　批斗会上，“造反派”用一把带有红缨子的大刀架到他的脖子上要他交待反党罪行，他说：“新中国成立后耕者有其田，不亦乐乎，善莫大焉。”人家问：你家里藏有一顶大礼帽，是不是要反攻倒算？他说：“师者，传业授道解惑也，得讲究斯文。那时教员戴礼帽是为人师表。”“造反派”歇斯底里：“国民党员就是反革命，你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藏大礼帽就是要反攻倒算，打倒反革命分子赵全才。”台下就有人喊：先生是个教书的，没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不能说家里有礼帽就是反革命。有人喊：先生为集体淘井时，差点把命都送了，咋会反攻倒算呢？还有人说：先生新中国成立前是教书先生，是个职业人，不种地，也没雇过长工，咋能定为地主分子呢？台下一时七嘴八舌地嚷了起来，主持批斗会的人一看台下乱了，就匆匆宣布“散会”。
　　“文革”后期，八爷的历史反革命和地主分子的帽子都被摘掉了，家庭成分恢复为中农。但没收的四间大瓦房已被拆掉建了大队办公室无法归还，所以他和八奶还是栖身在那间低矮的厦子房里。
　　改革开放农村联产承包后，八爷是个庄稼把式，一手的农活手艺，地里的庄稼长得好，打出的粮食比别人多。加之他又精通国学，古文底子深厚。恢复高考后，应试者都请他教学古言文。如此，八爷又戴上了那副又大又厚的石头镜，重新之乎者也了。他给人辅导功课常常到深夜，从不收取分文，求教者门庭若市，应教者孜孜不倦。就这样，八爷在村上又威严起来了。过上了几年舒心的日子。
　　1984年，八爷吃饭时常打嗝吐酸水，到医院检查，竟罹患了食道癌，且到了晚期不宜手术，只好回家保守治疗。从此身体一天天消瘦，时常疼痛难忍。当时我已在地区教育局工作，时常带药回家看望老人。见了我他就浑身有了劲，让我坐在他床前给我絮叨，反复讲：“多亏恢复高考，你才考上了学，端上了公家的碗。吃公家的饭，就要把公家的事干好，切莫懈怠，当天的工作就要当天干完，切莫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1985年盛夏的一天，八爷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户下的子孙们都赶回家奔丧，在那间十多平方米的厦房里，我见了八爷最后一面，由于长期病痛的折磨，他瘦小的遗体安放在灵床上，面容黝黑，寂静安详。
　　安葬入土那天，村上的人都来送别这位古板而又可敬的老人。晚辈们穿着孝衣，举着孝幡，村民们抛撒着纸钱，孝衣、孝幡一片白，纸钱犹如雪花漫天飞舞，遮天蔽日。送灵的唢呐声、苍凉悲壮的《祭灵》秦腔声韵在南秦川道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