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窝头会馆》是由刘恒编剧、林兆华导演的一部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献礼的话剧，其主演有何冰、宋丹丹、濮存昕、杨立新、徐帆等，一线的专业演员阵容强有力地支撑起了这部既波涛汹涌又温润细腻，既如歌如泣又波澜不惊的历史巨作。通过对1948年一座老北京的大院里几户普通人家水生火热的生活现状、坎坷曲折的人物命运、复杂扭曲的人物关系的描绘，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一个彼时社会世态的缩影。乱世之下，社会动荡，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国民政府的爪牙肖保长的横征暴敛下，会馆里的底层人物苑国钟、田翠兰、金穆蓉等身负苛捐杂税的重担，为求生存而穷形尽相，迫于在沉重的生活压力，小市民们怀揣着求生的欲望一步一步突破尊严、道德、伦理的底线。
　　关键词：《窝头会馆》 群像 困境
　　中图分类号：J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22-0162-02
　　一、知识分子的人物群像
　　剧中的两个代表性的读书人形象，一个是73岁的前房主，清末“举人”古月亭，另一个是现房主苑国钟的儿子，左翼大学生苑江淼。古月亭自卖掉窝头会馆以后，就仗着买卖契约上的文字游戏免费地赖住在会馆里，他是窝头会馆从前清到民国，再到解放前夕进百年历史的见证者。这个读书人在经过中国社会近百年的动荡、混乱、沧海桑田以后，早就变成了一个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当看见田翠兰与金慕容打架、苑国钟与田翠兰奸情暴露、肖鹏达将家底偷出来欲带周子萍私奔时，古月亭所做就只是发出看热闹的笑声，这种不痛不痒、无动于衷的“笑”实则带有极强的悲剧主义色彩。再看苑江淼，当田翠兰主动与苑江淼交谈关于“冲喜”事件其父亲苑国钟的良苦用心时，他以“时间不早了，得回房读书了”为借口来逃避话题。当周子萍告诉他同学们看了他的读书笔记，很受启发时，苑江淼无奈地回复：“我一定继续——好好读书”。其实这就充分体现了所谓读书人的劣根性，苑江淼就是1948年中国社会的所谓读书人、知识分子的缩影。苑江淼的角色设定是一个病痨子，是一个明明在最青春、最应该去闯出一番事业的年纪却饱受病痛折磨、随时可能死亡的人。可当苑江淼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时，他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沉醉于读书，逃避与他人的沟通交流，远离给他带来痛苦而他却没有能力抵抗、改变的现实生活。苑江淼最不屑的就是父亲像乞丐一样讨来的房钱，可是当肖保长以各种各样荒唐的理由来讨要不义之财时，苑江淼在不可能听见的情况下，却选择做一个“聋子”。他能影响的只有疼爱他的父亲，所以他把父亲当做出气筒，他在现实堡垒中所遇到的种种怨气尽数向他可怜的老父亲发泄，甚至剧情的最后父亲为了保护他而丧命。反观其对于横征暴敛的肖保长的态度，苑江淼默许了肖保长对于劳苦大众的压迫，他在强权面前无力地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苑江淼与古月亭虽然只是个体，他们却是在中国近代复杂、混乱、民不聊生的社会中所谓读书人、知识分子的群像，他们“绣口一吐便是半个中华”，可他们在乱世的迫害之下、在残酷的现实之下只能低头，他们的疲软懦弱、不堪一击就像是一种痨病，病毒渐渐腐蚀、侵占人的肉体，使人变成一个软弱无力、濒临死亡的废物。然而，故事的最后，编剧刘恒还是改变了这场原本彻头彻尾的悲剧，他将希望重新赋予在这些读书人身上。苑江淼所谓的读书其实是偷偷在房间里书写关于“革命”标语，通过周子萍作为中间人，以“借书”“还书”的形式默默地参与了革命。其次，在苑国钟的死亡事件中，古月亭与苑江淼都有了本质上的改变，古月亭劝说肖鹏达要毙就毙了自己的父亲，不牵扯无辜的人，苑江淼试图将父亲从肖鹏达的枪下移开。他们不再逃避现实的苦难，重新介入到现实生活之中，主动承担起了解救无辜人的责任，主动承担起了拯救乱世的重担。
　　二、人民的掘墓人其实是人民本身
　　在窩头会馆里生存的贫民本质上老实巴交、安分守己的底层人物，他们本应该安安稳稳、平平淡淡度日，可是他们的现实生活却是怨声载道、苦不堪言，究其根源是这个“吃人”的社会？是风云变幻的社会政权？还是横征暴敛的国民党爪牙？答案都是否定的。当周玉浦向苑国钟解释“信仰马克思”的含义时，苑国钟连忙以一种撇清关系的姿态说：“您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见。”当肖保长将国民党入党申请书拿来给窝头会馆里的人签字时，周玉浦认为如果填完表格后能免捐，那就填，横竖不过一张纸。所谓入党即决定奉某种信仰为自己终身的奋斗事业，而周玉浦无所谓的做法无异于将自己的信仰踩在脚底。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不生不灭、永恒不朽的，而肉体只是短暂虚幻的，并不是人的本质。因此，一个人若是无所信仰、无所追求，则不过是一个半只脚伸进棺材里的活死人罢了，徒留肉体，毫无灵魂。可悲的是，窝头会馆里的大多数人都是精神世界极度空虚的活死人，他们无知、沉默，以为只要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过日子，不惹是非，灾祸就不会无端降临。孰不知正是这种愚昧的状态残害了他们的身心，使得他们毫不作为、逆来顺受。真正摧毁了人民生活的其实并非是政治的变革、社会的动荡或是统治阶层的黑暗腐化，真正应该受到抨击和批判的正是愚昧无知的人民本身，人们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窝头会馆里的每个人都把院子当成“保护伞”，任院子外面如何风云变幻，院里的人自“岿然不动”，表面上这是一种“明哲保身”做法，实际上却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态度。而正是这种不作为的消极态度，才使得窝头会馆“烂透了，里里外外都烂透了”。
　　三、金钱之下变态扭曲的父子关系
　　剧中一共有两对父子，一是肖启山与肖鹏达，二是苑国钟与苑江淼。肖保长与肖鹏达的父子关系以金钱为纽带，不像是父子，倒像是两个做买卖的生意人，所有的仁义道德烟消云散，徒留利益的勾心斗角，儿子最终为了利益向父亲举枪。二肖之间的冷漠无情并不是单向的，父亲对于儿子的态度也直接与利益挂钩。当肖鹏达刑满释放来窝头会馆来找周子萍时，正在收捐的父亲对于儿子的态度是服从的、纵容的，而当儿子将家底全数卷走欲带周子萍私奔时，肖启山丝毫不顾及父子亲情，立马翻脸不认人，与儿子上演了一场违背伦理道德、叛离人性的金钱之役。在金钱与欲望面前，二肖父子双双沦为彻底的失败者，人性的自私、贪婪、冷漠、邪恶喷薄而出。苑国钟与苑江淼的父子关系虽与二肖截然不同，却也是一出和着血的悲剧。两人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源于二十年前那段尘封的往事——原先暂居在窝头会馆的赤党韩先生被抓，临走将320块现大洋托付给苑国钟，苑国钟在大半年寻赤党接头人未果后，将大洋占为己有，买下古月亭甩卖的窝头会馆。这件说不清道不明的陈年旧事成为了横亘在父子之间永久的隔阂，造成了父子关系难解的困境。最终父亲为拯救儿子，倒在了黎明前的枪声之中，临终之前，父亲惦记的依旧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着窝头给儿子治病。苑国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剥削者，他嘴上虽贫而心里厚道，善良软弱而视钱如命。为了钱，他收房租时死乞白赖；为了钱，他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掴一耳光；为了钱，他用牺牲的革命者的钱财买下这个会馆。但他有什么办法呢？没有钱他的生活无法维持，他的儿子就会丧命。可是，拥有着“新思想”的儿子根本无法苟同父亲的做法，自视清高的他轻蔑并疏离了一切为他着想的可怜的老父亲。《窝头会馆》中的两对父子，不管如何竭力反抗，始终无法躲避金钱的暗礁，无法抗拒金钱的考验，无法摆脱生命的纠葛。没有金钱和欲望，人就不成为人，而人从其为人那天起，就无法摆脱金钱和欲望的折磨，任何的抗争都无益于改变这种处境，这就是窝头会馆里的所有人物乃至全人类永恒的困境。
　　《窝头会馆》与《茶馆》在叙事结构、表达方式、主题意蕴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其审美精神存在本质差异。《茶馆》在一个切实的政治框架中展示人生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其“埋葬三个旧时代”的主旨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与社会现实性。而《窝头会馆》所揭示的人类困境是本质的，其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会因时代的变迁和人性的抗争而找到答案，更不是通过世俗政治或道德伦理可以解决的。所以从整体精神上来看，《窝头会馆》更是一部诉说生命悲歌的悲剧，蕴育沉重的生命叩问与强烈的警示意义。话剧的最后，以婴儿出世的啼哭声与开往新中国的火车作为光明的暗示，不管这个困住几代人的窝头会馆现在是多么黑暗，总归会有光明到来的那一天，在这个最暗的夜，那抹最亮的光正在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