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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句闻名全球的话：“不管是否喜欢，我们都将会有一个世界政府。问题只是，我们将是一致同意、还是通过征服而拥有这个世界政府。”
说这句话的人名叫詹姆斯·保尔·韦尔博格（James Paul Warburg），他是美国银行家，曾担任过罗斯福总统的金融顾问；而他的父亲，则是大名鼎鼎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设计者保尔·韦尔博格。上述这句话，是詹姆斯·保尔·韦尔博格在1950年2月1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的。
未来人类将出现一個世界政府，这在西方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在中国，我们对这个话题还相对比较陌生。随着今天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话题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中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中国是否接受一个世界政府？这不仅仅是我们需要回答、而且也是世界在急切地等待着我们做出回答的问题。
12月1日，中美两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已经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G20峰会期间会晤、共进晚餐并达成了共识；中美贸易战似乎划上了一个休止符：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这将是一个永久的、抑或仅仅临时的休止符。不管怎么理解，这个休止符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个休止符很有可能标志着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转折点。我们知道，从今年7月6日中美贸易战爆发后，眼看着形势将要失控之际，“悬念大师”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宣布：习特之间举行了取得“高度成功的会谈”；在白宫的声明中甚至出现这样的句子：
特朗普总统表示：“这是一场精彩的、富有成果的会谈，对美国和中国具有无限可能性。与习主席合作，是我的荣幸。”
我们已经知道，特朗普总统用词相当精确。因此，他的“无限可能性”、他的“与习合作是我的荣幸”，恐怕都是有伏笔的……
在中美峰会前，美国有关方面私底下动作频频，无非是试图对对方施加心理压力。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这已经是西方某些人的惯用手法了。只是，使用一些实在是最卑劣、最肮脏的方法，令人感到某些人物——比如特朗普的前顾问史蒂夫·班农——已经预感到这场中美之间的“掰腕子”已经快要出结果了，已经到了要“跳墙”的地步。
班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明显地将矛头越来越直接地转向中国，是一个不祥的信号。我在此前的系列文章中已经对为什么特朗普“最主要的敌人”很有可能是支持全球化的“跨国金融资本”进行了详细分析。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班农之流是否正在策划着新的阴谋，我们目前尚难以判断。但班农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正在越来越朝着“法西斯方向”在演变，却是无疑的。这令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德国在发动对法战争并大获全胜之后，一度面临着一个战略性抉择：朝东还是朝西？
今天的史料很多认为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是因为觊觎苏联丰富的资源和原材料；然而当时更多的专家却认为“另有原因”。2013年6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参观莫斯科犹太纪念馆时曾说过，苏维埃革命后的第一届政府里，85%的政府成员都是犹太人。确实，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当时认为，希特勒因为将十月革命视为一场“犹太人的革命”，因而最终决定向苏联发动巴巴罗萨行动……今天班农之流的民粹主义者的心态如出一辙：对付不了华尔街，还对付不了北京吗？他们显然忘记了，正是伟大的苏联击垮了纳粹……
我在系列文章的前几篇中谈到，我观察到当今世界分裂成美国产业资本、跨国金融资本、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四大力量板块；形成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以及（崛起中的）中国和（衰落中的）美国之间的三大冲突。
这三大冲突中，我们研究得相对比较透彻的，是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和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无论是对冲突的根源、我们的对策以及冲突的未来走向，我们都大致心中有数。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西方眼中的“反恐”战争已经实质上落下帷幕。大国战略、大国政治、大国间的博弈又重新提上了日程。但我们却忽略了，在西方内部也出现了两大利益相悖、传统对立的力量板块。我们似乎忘记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西方内部打起来的；而且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已经出现共产主义政权苏联的情况下，首先在西方内部打起来的……
今天我们对西方内部的上述两大力量板块的冲突竟依然懵懵懂懂。我们一方面对西方内部是否分裂成美国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两大力量板块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另一方面对西方内部这两大力量板块的冲突历史根源和现状也明显缺乏研究、认识不足。不过，最近有一则新闻似乎在为我的分析做注解：
2018年11月10日，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新华社等大通讯社均报道，美国白宫贸易顾问彼特·纳瓦罗警告华尔街，不要插手美中贸易谈判，试图促使双方尽快达成贸易协议。路透社是这样报道的：
白宫顾问彼特·纳瓦罗警告正在敦促华盛顿尽快解决与中国贸易争端的华尔街金融财团新老总裁们，称他们是试图向总统施压的“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
纳瓦罗向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表示：“当这些外国代理人介入这类所谓的外交行动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削弱总统和他在谈判中的地位。”“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好的结果，如果（中美之间）能够达成一个协议的话，那也将是依据特朗普总统开出的条件，而不是根据华尔街的条件。”
据透露，华尔街部分高管如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投资公司总裁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tzman），美国前财长及高盛投行前总裁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等人约见了中美双方官员，敦促双方结束贸易冲突。保尔森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时曾警告，若美中未能解决分歧，两国之间的“经济铁幕”将导致世界分裂。他当时说：“如果不处理这些既广且深的课题，美中关系将陷入漫长的冬天。” 这股反“全球化”思潮和政治力量在近十年时间内迅速成长，很快在西方形成一股冲向“全球化”和跨国金融资本的浪潮；今天这股浪潮甚至已经成功地在西方内部一些国家开始执政，比如美国商人特朗普的当选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但我们的研究却没有突破西方理论界套在我们思想上的禁锢，我们继续将特朗普的当选视为美国“左右翼斗争”的结果，而当我们用左右翼斗争的理论来硬套特朗普的行动、发现存在着极端自相矛盾的现象时，我们不是追究其原因，而是跟着西方媒体后面硬说“特朗普是疯子”“特朗普不可预测”“特朗普就是不确定因素”……将特朗普自认为是“革命性”的政治措施，说成是“没有理性逻辑支持的疯狂的行为”。
将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政治力量说成是“疯子”“极端派”狂热分子……这种做法绝不罕见；相反，在西方政界，这是一种惯用手法。我在法国四次采访总统大选。其中有一位总统候选人雅克·舍米纳德（Jacques Cheminade），就遭到法国媒体的如此“待遇”。
舍米纳德分别于1995年、2012年和2017年三次成为法国正式总统候选人。在法国，要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有着严格的程序，需要获得五百名民选官员的签名支持、并获得宪法委员会核实批准，才能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对于传统大党的总统候选人来说，这并不困难，因为他们有着很多本党的当选议员、官员。但即使这样，也不是每个传统政党的政治家都能获得五百民选官员签名支持的。舍米纳德能够三次获得五百民选官员签名支持是极其不容易的。
但舍米纳德在三次总统大选中仅仅获得非常低的选票。1995年舍米纳德获得556张民选官员签名支持，但他只获得84959票（占登记选民的0.28%）的普选票。2012年舍米纳德获得538个民选官员签名支持，普选票仅为89545票。2017年法国不再公布签名数，舍米纳德仅获65586张普选票，占登记选民仅0.18%。
为什么舍米纳德获得的选票如此之低呢？因为他是法国总统候选人中旗帜最鲜明的反跨国金融资本的政治家。他的竞选口号就是“建立一个没有华尔街和伦敦城的世界”。正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法国媒体便无一例外地将他形容成一个“疯子”“狂人”“极右翼”……
很显然，舍米纳德虽然在普选票中得票率甚低，但他却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服五百名以上的民选官员将手中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签名给他，这证明，舍米纳德所代表的“反全球化”思潮在法国也已经汹涌澎湃。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舍米纳德以及其他同样反对“全球化”的总统候选人如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 勒庞、左翼“不屈服运动”领导人梅朗雄等一共获得了27470050张的选票。也就是说，在法国反对“全球化”的选民已经超过半数以上。这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今天法国“无人组织”的“黄马甲运动”会得到如此广泛的同意支持。
特朗普与舍米纳德、玛丽娜·勒庞等法国政治家一样，属于西方“反全球化”、反跨国金融资本阵营中的那股政治力量。只是，在西方媒体的强烈反对和诋毁之下，舍米纳德溃不成军、玛丽娜·勒庞被跨国金融资本支持的马克龙击败，但特朗普却通过“推特”这条“华容道”成功突围，不仅当选美国总统，而且继续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围攻下推行着“反全球化”的政策。
特朗普眼中的未来世界其实相对而言是非常单纯、简单的，即美国治下的天下和平。在这个未来世界里，美国利益优先，由美国一家独霸军事、金融与科技高地，以保障美国人理所当然地生活得比其他任何国家、地区和种族的人民都要优越；美国的超级军事力量将保障全球没有任何国家和组织能够威胁到世界的和平；美国的法律将成为评判世界是非的唯一标准……但特朗普的美国不想建立一个世界联邦政府，他也不关心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他甚至不以“民主选举”作为他选择“盟友”时的标准。对他来说，美国利益才是一切，而非跨国金融资本的利益。
经过长期观察、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对中国的敌意实际上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恰恰反映了这两者之间对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分析和研究这两种不同的未来构想，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西方的这两大力量板块都在向中国挑战。
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在全世界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是首要的。因为只有通过民主选举，跨国金融资本才能通过对媒体和选举的控制，使世界“统一”在民主政体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旗号下，这样，才能有朝一日建立一个“世界的中央银行”，将全球货币发行权集中到跨国金融资本手中；这样，跨国金融资本便将成为世界真正的、幕后的主宰。
而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力量板块却坚决地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这一构想。因为这有损美国利益。特别是有损于特朗普所代表的WASP（白人新教教徒）的利益。因为这等于是在美国之上，还有一个跨国的“太上皇”，这是特朗普并不想看到的。这也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所不愿意看到的。
从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对世界未来的构想，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与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是不同的。对于跨国金融资本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其头号大敌。因为它阻碍了其控制全世界金融货币的方略；而对于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而言，中国则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战略对手”，因为中国的崛起阻碍了美国继续称霸世界的长远目标。
从地缘政治角度，很少国人意识到，美国对中国提出自己的全球战略构思是非常忌惮的。众所周知，毛泽东当年提出过“三个世界”理论，打破了冷战时期国际上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惯例，明确指出“美苏”两个超级霸权大国才是全世界的“敌人”，引起了全球实际上的广泛共鸣，大大鼓舞了国际上的不结盟运动……最终导致了两霸主导世界格局的垮台。
而今天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也被视为中国的一个未来战略构思。“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在中国和在国外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中国战略家们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一个合作共赢的计划，顶多承认有一点“私心”也是为了向外转移中国过剩的产能而已……而“中国制造2025”则只是为了将中国落后的科技创新能力尽快赶上去而拟定的一个时间表而已。但美国却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是有史以来一个国家对全球霸权的最野心勃勃的构想。
比如一度对特朗普影响很大的思想智囊史蒂夫·班农就认为，“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是在21世纪里独霸全球制造业，将全球制造业都控制在中国的手中。班农对“一带一路”倡议更是有着一个异乎寻常的解释。他认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扩张设想。他将“一带一路”倡议与19、20世纪西方三个地缘政治战略理论混为一谈。这三大地缘政治战略理论，一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世界岛理论”（即中国提出的“一带”战略）；他提出，“誰控制了中亚腹地就控制了至关重要的世界岛、而控制了世界岛就控制了世界”；二是美国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的“海权论”（即中国提出的“一路”战略），他认为，“谁将从亚洲到欧洲的港口都连接起来的话，谁就将控制整个海洋”；三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提出的边缘扩张理论，就是要“将敌国的势力范围尽可能地远拒于国门之外”（即中国目前在南海采取的“驱离政策”……）。班农异想天开地认为，“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是将这三大地缘政治战略混为一体，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全球性战略扩张计划……
由此可窥，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而跨国金融资本从长远战略来看则是要改变中国的政体。历史已经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当西方内部两大力量板块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世界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而中国目前却在不同程度上与这两大力量板块之间既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因此，中国如何应对西方内部这两大力量板块，是我们今天必须做的一门功课。
说这句话的人名叫詹姆斯·保尔·韦尔博格（James Paul Warburg），他是美国银行家，曾担任过罗斯福总统的金融顾问；而他的父亲，则是大名鼎鼎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设计者保尔·韦尔博格。上述这句话，是詹姆斯·保尔·韦尔博格在1950年2月1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的。
未来人类将出现一個世界政府，这在西方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在中国，我们对这个话题还相对比较陌生。随着今天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话题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中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中国是否接受一个世界政府？这不仅仅是我们需要回答、而且也是世界在急切地等待着我们做出回答的问题。
12月1日，中美两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已经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G20峰会期间会晤、共进晚餐并达成了共识；中美贸易战似乎划上了一个休止符：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这将是一个永久的、抑或仅仅临时的休止符。不管怎么理解，这个休止符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个休止符很有可能标志着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转折点。我们知道，从今年7月6日中美贸易战爆发后，眼看着形势将要失控之际，“悬念大师”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宣布：习特之间举行了取得“高度成功的会谈”；在白宫的声明中甚至出现这样的句子：
特朗普总统表示：“这是一场精彩的、富有成果的会谈，对美国和中国具有无限可能性。与习主席合作，是我的荣幸。”
我们已经知道，特朗普总统用词相当精确。因此，他的“无限可能性”、他的“与习合作是我的荣幸”，恐怕都是有伏笔的……
纳瓦罗的“坦率”
在中美峰会前，美国有关方面私底下动作频频，无非是试图对对方施加心理压力。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这已经是西方某些人的惯用手法了。只是，使用一些实在是最卑劣、最肮脏的方法，令人感到某些人物——比如特朗普的前顾问史蒂夫·班农——已经预感到这场中美之间的“掰腕子”已经快要出结果了，已经到了要“跳墙”的地步。
班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明显地将矛头越来越直接地转向中国，是一个不祥的信号。我在此前的系列文章中已经对为什么特朗普“最主要的敌人”很有可能是支持全球化的“跨国金融资本”进行了详细分析。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班农之流是否正在策划着新的阴谋，我们目前尚难以判断。但班农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正在越来越朝着“法西斯方向”在演变，却是无疑的。这令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德国在发动对法战争并大获全胜之后，一度面临着一个战略性抉择：朝东还是朝西？
今天的史料很多认为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是因为觊觎苏联丰富的资源和原材料；然而当时更多的专家却认为“另有原因”。2013年6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参观莫斯科犹太纪念馆时曾说过，苏维埃革命后的第一届政府里，85%的政府成员都是犹太人。确实，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当时认为，希特勒因为将十月革命视为一场“犹太人的革命”，因而最终决定向苏联发动巴巴罗萨行动……今天班农之流的民粹主义者的心态如出一辙：对付不了华尔街，还对付不了北京吗？他们显然忘记了，正是伟大的苏联击垮了纳粹……
我在系列文章的前几篇中谈到，我观察到当今世界分裂成美国产业资本、跨国金融资本、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四大力量板块；形成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以及（崛起中的）中国和（衰落中的）美国之间的三大冲突。
这三大冲突中，我们研究得相对比较透彻的，是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和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无论是对冲突的根源、我们的对策以及冲突的未来走向，我们都大致心中有数。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西方眼中的“反恐”战争已经实质上落下帷幕。大国战略、大国政治、大国间的博弈又重新提上了日程。但我们却忽略了，在西方内部也出现了两大利益相悖、传统对立的力量板块。我们似乎忘记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西方内部打起来的；而且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已经出现共产主义政权苏联的情况下，首先在西方内部打起来的……
今天我们对西方内部的上述两大力量板块的冲突竟依然懵懵懂懂。我们一方面对西方内部是否分裂成美国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两大力量板块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另一方面对西方内部这两大力量板块的冲突历史根源和现状也明显缺乏研究、认识不足。不过，最近有一则新闻似乎在为我的分析做注解：
2018年11月10日，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新华社等大通讯社均报道，美国白宫贸易顾问彼特·纳瓦罗警告华尔街，不要插手美中贸易谈判，试图促使双方尽快达成贸易协议。路透社是这样报道的：
白宫顾问彼特·纳瓦罗警告正在敦促华盛顿尽快解决与中国贸易争端的华尔街金融财团新老总裁们，称他们是试图向总统施压的“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
纳瓦罗向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表示：“当这些外国代理人介入这类所谓的外交行动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削弱总统和他在谈判中的地位。”“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好的结果，如果（中美之间）能够达成一个协议的话，那也将是依据特朗普总统开出的条件，而不是根据华尔街的条件。”
据透露，华尔街部分高管如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投资公司总裁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tzman），美国前财长及高盛投行前总裁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等人约见了中美双方官员，敦促双方结束贸易冲突。保尔森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时曾警告，若美中未能解决分歧，两国之间的“经济铁幕”将导致世界分裂。他当时说：“如果不处理这些既广且深的课题，美中关系将陷入漫长的冬天。” 这股反“全球化”思潮和政治力量在近十年时间内迅速成长，很快在西方形成一股冲向“全球化”和跨国金融资本的浪潮；今天这股浪潮甚至已经成功地在西方内部一些国家开始执政，比如美国商人特朗普的当选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但我们的研究却没有突破西方理论界套在我们思想上的禁锢，我们继续将特朗普的当选视为美国“左右翼斗争”的结果，而当我们用左右翼斗争的理论来硬套特朗普的行动、发现存在着极端自相矛盾的现象时，我们不是追究其原因，而是跟着西方媒体后面硬说“特朗普是疯子”“特朗普不可预测”“特朗普就是不确定因素”……将特朗普自认为是“革命性”的政治措施，说成是“没有理性逻辑支持的疯狂的行为”。
将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政治力量说成是“疯子”“极端派”狂热分子……这种做法绝不罕见；相反，在西方政界，这是一种惯用手法。我在法国四次采访总统大选。其中有一位总统候选人雅克·舍米纳德（Jacques Cheminade），就遭到法国媒体的如此“待遇”。
舍米纳德分别于1995年、2012年和2017年三次成为法国正式总统候选人。在法国，要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有着严格的程序，需要获得五百名民选官员的签名支持、并获得宪法委员会核实批准，才能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对于传统大党的总统候选人来说，这并不困难，因为他们有着很多本党的当选议员、官员。但即使这样，也不是每个传统政党的政治家都能获得五百民选官员签名支持的。舍米纳德能够三次获得五百民选官员签名支持是极其不容易的。
但舍米纳德在三次总统大选中仅仅获得非常低的选票。1995年舍米纳德获得556张民选官员签名支持，但他只获得84959票（占登记选民的0.28%）的普选票。2012年舍米纳德获得538个民选官员签名支持，普选票仅为89545票。2017年法国不再公布签名数，舍米纳德仅获65586张普选票，占登记选民仅0.18%。
为什么舍米纳德获得的选票如此之低呢？因为他是法国总统候选人中旗帜最鲜明的反跨国金融资本的政治家。他的竞选口号就是“建立一个没有华尔街和伦敦城的世界”。正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法国媒体便无一例外地将他形容成一个“疯子”“狂人”“极右翼”……
很显然，舍米纳德虽然在普选票中得票率甚低，但他却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服五百名以上的民选官员将手中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签名给他，这证明，舍米纳德所代表的“反全球化”思潮在法国也已经汹涌澎湃。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舍米纳德以及其他同样反对“全球化”的总统候选人如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 勒庞、左翼“不屈服运动”领导人梅朗雄等一共获得了27470050张的选票。也就是说，在法国反对“全球化”的选民已经超过半数以上。这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今天法国“无人组织”的“黄马甲运动”会得到如此广泛的同意支持。
特朗普与舍米纳德、玛丽娜·勒庞等法国政治家一样，属于西方“反全球化”、反跨国金融资本阵营中的那股政治力量。只是，在西方媒体的强烈反对和诋毁之下，舍米纳德溃不成军、玛丽娜·勒庞被跨国金融资本支持的马克龙击败，但特朗普却通过“推特”这条“华容道”成功突围，不仅当选美国总统，而且继续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围攻下推行着“反全球化”的政策。
金融资本与特朗普：不同性质的“反华”
特朗普眼中的未来世界其实相对而言是非常单纯、简单的，即美国治下的天下和平。在这个未来世界里，美国利益优先，由美国一家独霸军事、金融与科技高地，以保障美国人理所当然地生活得比其他任何国家、地区和种族的人民都要优越；美国的超级军事力量将保障全球没有任何国家和组织能够威胁到世界的和平；美国的法律将成为评判世界是非的唯一标准……但特朗普的美国不想建立一个世界联邦政府，他也不关心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他甚至不以“民主选举”作为他选择“盟友”时的标准。对他来说，美国利益才是一切，而非跨国金融资本的利益。
经过长期观察、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对中国的敌意实际上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恰恰反映了这两者之间对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分析和研究这两种不同的未来构想，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西方的这两大力量板块都在向中国挑战。
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在全世界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是首要的。因为只有通过民主选举，跨国金融资本才能通过对媒体和选举的控制，使世界“统一”在民主政体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旗号下，这样，才能有朝一日建立一个“世界的中央银行”，将全球货币发行权集中到跨国金融资本手中；这样，跨国金融资本便将成为世界真正的、幕后的主宰。
而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力量板块却坚决地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这一构想。因为这有损美国利益。特别是有损于特朗普所代表的WASP（白人新教教徒）的利益。因为这等于是在美国之上，还有一个跨国的“太上皇”，这是特朗普并不想看到的。这也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所不愿意看到的。
从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对世界未来的构想，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与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是不同的。对于跨国金融资本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其头号大敌。因为它阻碍了其控制全世界金融货币的方略；而对于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而言，中国则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战略对手”，因为中国的崛起阻碍了美国继续称霸世界的长远目标。
从地缘政治角度，很少国人意识到，美国对中国提出自己的全球战略构思是非常忌惮的。众所周知，毛泽东当年提出过“三个世界”理论，打破了冷战时期国际上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惯例，明确指出“美苏”两个超级霸权大国才是全世界的“敌人”，引起了全球实际上的广泛共鸣，大大鼓舞了国际上的不结盟运动……最终导致了两霸主导世界格局的垮台。
而今天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也被视为中国的一个未来战略构思。“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在中国和在国外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中国战略家们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一个合作共赢的计划，顶多承认有一点“私心”也是为了向外转移中国过剩的产能而已……而“中国制造2025”则只是为了将中国落后的科技创新能力尽快赶上去而拟定的一个时间表而已。但美国却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是有史以来一个国家对全球霸权的最野心勃勃的构想。
比如一度对特朗普影响很大的思想智囊史蒂夫·班农就认为，“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是在21世纪里独霸全球制造业，将全球制造业都控制在中国的手中。班农对“一带一路”倡议更是有着一个异乎寻常的解释。他认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扩张设想。他将“一带一路”倡议与19、20世纪西方三个地缘政治战略理论混为一谈。这三大地缘政治战略理论，一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世界岛理论”（即中国提出的“一带”战略）；他提出，“誰控制了中亚腹地就控制了至关重要的世界岛、而控制了世界岛就控制了世界”；二是美国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的“海权论”（即中国提出的“一路”战略），他认为，“谁将从亚洲到欧洲的港口都连接起来的话，谁就将控制整个海洋”；三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提出的边缘扩张理论，就是要“将敌国的势力范围尽可能地远拒于国门之外”（即中国目前在南海采取的“驱离政策”……）。班农异想天开地认为，“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是将这三大地缘政治战略混为一体，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全球性战略扩张计划……
由此可窥，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而跨国金融资本从长远战略来看则是要改变中国的政体。历史已经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当西方内部两大力量板块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世界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而中国目前却在不同程度上与这两大力量板块之间既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因此，中国如何应对西方内部这两大力量板块，是我们今天必须做的一门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