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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武汉市北京路小学读四年级时，曾写下一篇做“好人好事”体会的作文，被班主任在班上宣读并点评，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在写作上获得的激励。因小时候喜欢读书，而且读得很宽很杂，记得在班主任点评的那篇作文中，我就引用了契诃夫的一句话“一切都会过去，但是一切都不会不留痕迹地过去”，引得老师和同学们刮目相看。
再后来进入到中学，没有上几天课，“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止了我们正常的学业，稀里糊涂地就草草离开了学堂，去了“广阔天地”。我口里喊着“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口号，其实内心里是非常空虚和苦闷的。但从那时候起，我建立了一个好习惯，而且一起坚持到今天，那就是写日记。只是那个时候日记大多是“流水账”，语言也都是些空泛的“豪言壮语”。写得久了，慢慢就有了些思考。特别是参加东风建设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思想的成熟，渐渐地就有些“半成品”的东西跃然纸上了。那时每年探亲假期，我都会将自己的“作品”呈给稍通文墨的父母阅评，其中被他们列为可“推荐发表”的有描写我们东风铁路建设的诗歌《汽笛声声震得山开》，还有描写年轻建设者的记叙文《十九岁的青年突击队员》以及自己对生活观察感悟的散文《大山》等。只是那时的我毫无“发表”的概念，况且也没有发表的窗口，随着时间推移，工作越来越繁忙，写作的热情也就渐渐沉寂下来了。
1984年，我报考并被录取于东风党校的脱产大专班。在两年多学习时间里，除了尽力攻读经济理论和哲学党建课程之外，下得工夫多一些的还是在文学写作方面。由于长期的积累过滤后的沉淀，我在作文方面总能有些闪光的语言引起同学们的共鸣。当时教我们文学的是党校的王载珏老师（后他升任为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他每周都要选几篇“范文”，在阅读时间里亲自朗诵并当堂点评。我的一篇回忆少儿时代读报情景的散文《报栏》，曾被王老师在课堂上大加赞赏，他建议我将此文投到《十堰文艺》刊物去发表。我还真的给投了，结果《十堰文艺》很快给刊登出来。当看见自己的作品被白纸黑字刊登的时候，心中的那种兴奋、喜悦是难以言表的。只是当同学们都为我庆贺并鼓励我继续写下去的时候，我因热火朝天的东风建设的吸引，无法静下心来落笔。其间也曾偶尔有些新闻报道的“小豆腐块”发表于《二汽建设》报。记得还曾获得过报社授予的年度“优秀通讯员”称号，但终于没能将文学创作坚持下去。
2004年5月，我调任东风总医院党委书记。虽仍繁忙，但工作之余，文字写作的时间稍多些了。此时，一次偶然机会，《东风》（后改为《东风文艺》）编辑向我约稿，我作为任务就随手写了一篇记叙我在十堰与一位名叫汉斯的荷兰歌手交往的散文交与《东风》发表了。这之后，可说是“一发而不可收”了。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一些东西，我慢慢地将它们通过散文作品的形式释放出来，一直写到今天。由于“拙作”的原因，我除了担任《东风文艺》的理事外，近期还被纳入东风文联的文学协会任职。在2013年《东风文艺》文学奖评选中，我的散文《运输部纪事》被评为了一等奖。但真正能给我写作激励的并不是这些“官职”和奖励，而是写作本身所带来的欣慰与快乐。
我曾写过一篇描述七十年代东风早期铁路建设者们开山凿洞的创业经历的散文。文章发表后，我接到一位身患绝症躺在病床上的临终患者委托他孩子打来的电话，說是要感谢我记叙了他们当年青春的风采，他因有人还记得他们而觉得死而无憾了。接到这样的电话，除了“代表”组织给予慰问之外，那就是在此后的文章落笔时，增添了几分沉甸甸的责任感。事实上在我笔下的许多人物，如今都成了交情笃厚的“忘年交”朋友，如“白求恩式好医生”戴宗晴，“绿化十堰大山”的杜光保，“活到老，学到老，建言到老”的支德瑜，“活出健康、活出风采”的孙振亚等等。
出于对十堰市生活几十年的感情，我写过许多关于十堰风土人情的文章，如《汉十公路印象》、《十堰的“馆子”》、《十堰散记》等。因文章的交流，我结识了时任十堰作协主席的杨郧生，他将我写的一篇《十堰的“堰”》拿到《十堰作家》杂志上发表了。还有一篇回忆中国文坛长者曾卓的文章，被湖北省《当代老年》杂志选中刊用。这些平台多多少少拓展了一些我的作品的影响力。
在写作过程中我恪守着两个原则，一个是“写东风”，一个是“吹热风”。之所以“写东风”，是因为我从“广阔天地”出来，就一直工作生活在东风公司，我在这里成长，对这里熟悉，对这里“感恩”。而“吹热风”则是在所有的作品中，绝不偏执地去找“阴暗面”，去“无病呻吟”。总是希望通过“正能量”来勉励自己，激励别人。因为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人要想走向成功，实现梦想，除了自身努力，更需要阳光的照耀和雨露的滋润。假如这个社会冷酷和阴暗面宣传得太多了，这样的环境容易造成人们思想的畸形。我在东风的四十多年，感受到许多的苦痛挫折，可我回想起成长之路，还是觉得幸福更多。其中的重要因素就是许多负责任的老前辈始终给我灌输的“热风”引导和正能量激励。所以，我自己也有义务将这“热风”和正能量向晚辈们传承下去。
写作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情，也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其实把一件事情用嘴讲出来和用笔（现在更多人是用电脑）写出来，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特别是我需要在本职工作充分履责的前提下，要用别人休闲喝茶的时间来挑灯奋笔，确是有坚持不下去的念头。但写作又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当思想变成文字，能够在人们手中传阅并为之称道，这时的愉悦之情足以化开创作时的辛劳之结。
所以，临近退休的我，还会在写作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去为我所热爱的东风事业，为那些期待和那份责任，为我所热爱的东风事业继续讴歌！
再后来进入到中学，没有上几天课，“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止了我们正常的学业，稀里糊涂地就草草离开了学堂，去了“广阔天地”。我口里喊着“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口号，其实内心里是非常空虚和苦闷的。但从那时候起，我建立了一个好习惯，而且一起坚持到今天，那就是写日记。只是那个时候日记大多是“流水账”，语言也都是些空泛的“豪言壮语”。写得久了，慢慢就有了些思考。特别是参加东风建设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思想的成熟，渐渐地就有些“半成品”的东西跃然纸上了。那时每年探亲假期，我都会将自己的“作品”呈给稍通文墨的父母阅评，其中被他们列为可“推荐发表”的有描写我们东风铁路建设的诗歌《汽笛声声震得山开》，还有描写年轻建设者的记叙文《十九岁的青年突击队员》以及自己对生活观察感悟的散文《大山》等。只是那时的我毫无“发表”的概念，况且也没有发表的窗口，随着时间推移，工作越来越繁忙，写作的热情也就渐渐沉寂下来了。
1984年，我报考并被录取于东风党校的脱产大专班。在两年多学习时间里，除了尽力攻读经济理论和哲学党建课程之外，下得工夫多一些的还是在文学写作方面。由于长期的积累过滤后的沉淀，我在作文方面总能有些闪光的语言引起同学们的共鸣。当时教我们文学的是党校的王载珏老师（后他升任为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他每周都要选几篇“范文”，在阅读时间里亲自朗诵并当堂点评。我的一篇回忆少儿时代读报情景的散文《报栏》，曾被王老师在课堂上大加赞赏，他建议我将此文投到《十堰文艺》刊物去发表。我还真的给投了，结果《十堰文艺》很快给刊登出来。当看见自己的作品被白纸黑字刊登的时候，心中的那种兴奋、喜悦是难以言表的。只是当同学们都为我庆贺并鼓励我继续写下去的时候，我因热火朝天的东风建设的吸引，无法静下心来落笔。其间也曾偶尔有些新闻报道的“小豆腐块”发表于《二汽建设》报。记得还曾获得过报社授予的年度“优秀通讯员”称号，但终于没能将文学创作坚持下去。
2004年5月，我调任东风总医院党委书记。虽仍繁忙，但工作之余，文字写作的时间稍多些了。此时，一次偶然机会，《东风》（后改为《东风文艺》）编辑向我约稿，我作为任务就随手写了一篇记叙我在十堰与一位名叫汉斯的荷兰歌手交往的散文交与《东风》发表了。这之后，可说是“一发而不可收”了。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一些东西，我慢慢地将它们通过散文作品的形式释放出来，一直写到今天。由于“拙作”的原因，我除了担任《东风文艺》的理事外，近期还被纳入东风文联的文学协会任职。在2013年《东风文艺》文学奖评选中，我的散文《运输部纪事》被评为了一等奖。但真正能给我写作激励的并不是这些“官职”和奖励，而是写作本身所带来的欣慰与快乐。
我曾写过一篇描述七十年代东风早期铁路建设者们开山凿洞的创业经历的散文。文章发表后，我接到一位身患绝症躺在病床上的临终患者委托他孩子打来的电话，說是要感谢我记叙了他们当年青春的风采，他因有人还记得他们而觉得死而无憾了。接到这样的电话，除了“代表”组织给予慰问之外，那就是在此后的文章落笔时，增添了几分沉甸甸的责任感。事实上在我笔下的许多人物，如今都成了交情笃厚的“忘年交”朋友，如“白求恩式好医生”戴宗晴，“绿化十堰大山”的杜光保，“活到老，学到老，建言到老”的支德瑜，“活出健康、活出风采”的孙振亚等等。
出于对十堰市生活几十年的感情，我写过许多关于十堰风土人情的文章，如《汉十公路印象》、《十堰的“馆子”》、《十堰散记》等。因文章的交流，我结识了时任十堰作协主席的杨郧生，他将我写的一篇《十堰的“堰”》拿到《十堰作家》杂志上发表了。还有一篇回忆中国文坛长者曾卓的文章，被湖北省《当代老年》杂志选中刊用。这些平台多多少少拓展了一些我的作品的影响力。
在写作过程中我恪守着两个原则，一个是“写东风”，一个是“吹热风”。之所以“写东风”，是因为我从“广阔天地”出来，就一直工作生活在东风公司，我在这里成长，对这里熟悉，对这里“感恩”。而“吹热风”则是在所有的作品中，绝不偏执地去找“阴暗面”，去“无病呻吟”。总是希望通过“正能量”来勉励自己，激励别人。因为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人要想走向成功，实现梦想，除了自身努力，更需要阳光的照耀和雨露的滋润。假如这个社会冷酷和阴暗面宣传得太多了，这样的环境容易造成人们思想的畸形。我在东风的四十多年，感受到许多的苦痛挫折，可我回想起成长之路，还是觉得幸福更多。其中的重要因素就是许多负责任的老前辈始终给我灌输的“热风”引导和正能量激励。所以，我自己也有义务将这“热风”和正能量向晚辈们传承下去。
写作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情，也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其实把一件事情用嘴讲出来和用笔（现在更多人是用电脑）写出来，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特别是我需要在本职工作充分履责的前提下，要用别人休闲喝茶的时间来挑灯奋笔，确是有坚持不下去的念头。但写作又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当思想变成文字，能够在人们手中传阅并为之称道，这时的愉悦之情足以化开创作时的辛劳之结。
所以，临近退休的我，还会在写作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去为我所热爱的东风事业，为那些期待和那份责任，为我所热爱的东风事业继续讴歌！